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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期的十六国时期,庾信留北

  [北朝·周]庾信

西魏拓地与侯景防线之关系-李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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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ron发表于4041天 2小时 43分钟前来源:www.z9ls.com 标签:侯景

 

西魏乘侯景乱梁之机收剑北、定蜀地、及平江陵取雍荆,都与学界从未有人措意的侯景在江北之地建立的防线有关系。这主要是由于此防线牵制了北齐,西魏所受到的来自北齐的压力不大,从而有力量、有必要伺机取梁地所致。 我在本文第二部分引《资治通鉴》、《北齐书·王琳传》后说“洪氏《补梁疆域志》以武宁为荆州之郡,以《北齐书·王琳传》核之,殊未是”。这说法是错误的。此错误及由之导致的其他一些错误,在我即将出版的小书《南北朝史拾遗》中已改正,请参阅。本文是此小书中的第三章。一 引言 《周书》卷二《文帝纪下》“史臣”之语曰[1]:“取威定霸,以弱为强。绍元宗之衰绪,创隆周之景命。南清江汉,西举巴蜀,北控沙漠,东据伊瀍。……”“南清江汉,西举巴蜀”为西魏极为重要的拓地之事。此事在西魏的“取威定霸,以弱为强”的发展中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西魏由此获得了与北齐抗衡的坚实的基础,改变了立国以来的贫弱局面,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都开始以大国、强国的姿态展现于当时的东亚世界。但这两个事件得以顺利完成,不全是因为宇文泰的英武所致,在较大程度上是得力于侯景江北防线的帮助。这层意思为以往的学界未道及。 我这样看重侯景这条防线的作用,是因为该防线阻御着东魏北齐势力向江北的推进,使之在较长时间内不能取得江北之地。梁大宝三年三月至五月,北齐乘梁平侯景之机全力向江北拓地,收效很大,但并未将江北之地全部取得。江北的谯、秦二州仍然在梁人手中。江北之地全部落入北齐之手是北齐天保六年亦即梁绍泰元年十月的事。在此以前,江北的谯、秦二州一直对北齐造成牵制。东魏北齐在武定七年十二月到天保六年十月之间,不能取得江北,自然不能全力向西出军拓地即不能对西魏施加强大压力,从而使西魏可以伺机取梁之土。另一方面,由于北齐压缩侯景防线,使北齐在义阳——安陆——长江之滨一线与西魏势力相邻,从而使西魏、定都江陵的梁元帝、北齐三方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西魏平江陵、取雍荆与此种情况大有关系。这样,自然地,我可以把西魏拓地亦即收剑北、定蜀地以及平江陵取雍荆之事都与侯景防线联系起来。 下面,我特分别就西魏取此三地的情况进行考察。二 西魏收剑北 《周书.文帝纪》史臣之语说“西举巴蜀”,未说剑北,这不仅因为“巴蜀”为习称,而且因为巴蜀为益州刺史武陵王萧纪所辖之地,而剑北属萧绎。何以知剑北属萧绎呢?因为《梁书》卷五《元帝纪》载[2]:“太清元年,徙为使持节、都督荆雍湘司郢宁梁南北秦九州诸军事、镇西将军、荆州刺史。”剑北即为梁、南北秦三州之地。因此,《周书.文帝纪》说“西举巴蜀”,实是说到了剑北的。理由很简单:宇文氏不先得剑北,就不可能取巴蜀。因此,先说剑北。 《周书·文帝纪下》[3]:“遣大将军王雄出子午,伐上津、魏兴;大将军达奚武出散关,伐南郑。魏废帝元年春,王雄平上津、魏兴,……。夏四月,达奚武围南郑,月余,梁州刺史、宜丰侯萧循以州降。”大统十七年为梁大宝二年,废帝元年为梁大宝三年及承圣元年。大宝三年十一月方改元承圣。故西魏取南郑之时仍是大宝三年。上津、魏兴、南郑三地入西魏,《资治通鉴》[4]即云“剑北皆入于魏”。看来,所谓“剑北皆入于魏”,主要指此三地入魏,亦兼指梁、南北秦三州其余之地的随之降魏。 这里需说明的是: 《资治通鉴》卷一六四梁大宝二年十月记萧循为梁、秦二州刺史。《周书·文帝纪下》记循为梁州刺史。我认为萧循应为梁、南北秦三州刺史。这是因为上文已言《梁书》卷五《元帝纪》载太清元年萧绎“都督”的“九州诸军事”的九州中有“梁南北秦”三州,此三州即为剑北之地。《资治通鉴》记循为梁、秦二州刺史,是据旧籍所记循之官,而此官非大宝二年之时循所任者。我这样说,是因为《南史》卷五二《萧修为梁、秦二州刺史”,“在汉中七年”。循力屈降魏在大宝三年五月。可知,循为梁、秦二州刺史是在大同十一年。其始任此职之时,有秦州,但秦未分南北。至太清元年乃有秦州分南北之事[5]。至于《周书·文帝纪》载循为梁州刺史,应是举循所任职中最重要者的原故。 大宝二年十月至大宝三年三月之间,萧绎主要要对付的是侯景,自然就无暇顾及西部剑北的局势。而在此期间,北齐虽在原东魏“尽有淮南之地”的基础上得有不少梁地,将侯景的西部防线作了很大幅度的压缩,几乎使之达到长江之边,但是北齐对侯景的东部防线,未能有所压缩,合肥之南、秦郡、泾州、阳平都在侯景手中。突破侯景的东部防线以有效影响建康政权,是北齐的主要目标。在未突破侯景东部防线的情况下,北齐也不能大力对西魏进行攻击。因此,西魏取剑北之时,是西魏可攻,而剑北完全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故西魏取地容易。 关于西魏取剑北的出兵经过,《资治通鉴》卷一六四梁简文帝大宝二年十月又载[6]: 侯景之逼江陵也,湘东王魏,命梁、秦二州刺史宜丰侯循以南郑与魏[7],召循还江陵。循以无故输城,非忠臣之节,报曰:“请待改命”。魏太师泰遣大将军达奚武将兵三万取汉中,又遣大将军王雄出子午谷,攻上津。……《南史》卷五二《萧恢传》附有《萧修传》。修与此中循为一人。循,《梁书》中无传,唯《南史》有之。但《资治通鉴》中此段文字为《南史》所无,当别有所据。可知,西魏出兵乃因萧绎以南郑输魏。而萧绎以南郑输魏,又是侯景进逼的结果。侯景能够进逼萧绎,又是北齐对侯景防线压力不大的结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侯景防线与西魏取地有关系。 这里,我有必要对上录《资治通鉴》材料中的有关的时间加以说明。《资治通鉴》于大宝二年十月叙西魏出兵,《周书·文帝纪下》记王雄、达奚武出兵都在大统十七年十月。西魏大统十七年即梁大宝二年。可见,《资治通鉴》、《周书》所记时间一致。由此可知,“侯景之逼江陵”、“湘东王循以南郑与魏,召循还江陵”都在大宝二年十月之前。实际上,据《资治通鉴》,侯景逼江陵在大宝二年四月。此月侯景使丁和守夏首,宋子仙将兵趣巴陵,遣任约直指江陵,景帅大兵水步继进[8]。但“侯景之逼江陵”云云,似乎也可能指大宝元年九月任约进攻西阳、武昌时的事[9],因为任约进攻这二郡,也反映侯景逼江陵的意图。但如果是这样,西魏出兵当要早些。今西魏出兵既然在大宝二年十月,那么所谓侯景逼江陵,应是四月的事了。 值得注意的是,西魏取剑北,是在西魏掌握雍荆一年又数月之后。由于史书对此事的记载有不明确之处,故有需要说明者。 西魏在大统十五年十二月拔随郡,次年正月取司州安陆和新州竟陵,二月萧绎与西魏为盟,绎求为西魏附庸。至此,西魏强有力地影响着荆州,因为随郡、安陆三郡都与荆州相邻。按:《资治通鉴》太清三年十一月载西魏为应萧詧的求援之请及实现“经略江、汉”的目的而遣杨忠出兵;忠将至义阳,义阳太守马伯符以下溠城降之,忠以伯符为乡导[10]。义阳属司州。西魏未取义阳,仅是过军而已,看来是由于西魏要利用萧绎,同时又不愿深涉于梁的内乱的缘故。一月后即梁太清三年十二月,义阳为东魏所取。 西魏在拔随郡后一年又数月方取剑北,是因为它要考虑到萧绎的态度所致。 大宝元年二月,萧绎附西魏。萧绎附西魏,即是西魏的藩属。西魏看中萧绎,是因为萧绎代表着梁宗室中最强大的势力,控制萧绎对未来局势影响极大。萧绎又担负着与侯景作战的主要任务。这样,西魏在一时间不仅不能消灭萧绎,而且还不能过甚地攻击他,因为过甚地攻击他,可能会使西魏卷入梁的内乱而不能自拔。在此种情况下,如果西魏不得萧绎请求而向剑北用兵,势必使萧绎自疑不安,以为魏人违背了“永敦邻睦”的盟约[11]。而萧绎不安,即不利于西魏在雍荆之地保持其势力及影响,邻近汉东之地的齐人就可能乘机取利。而当萧绎因侯景所逼,请求西魏出兵,并以南郑输魏为条件后,西魏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取地了。 史料所示,萧绎以南郑输魏,是要对付侯景的。可是西魏并没有出兵帮助萧绎。事实上,西魏势力虽然达到石城、安陆,但隔着萧绎地盘,也不便于越过石城、安陆而到江南与侯景作战。那么,萧绎为什么仍然要以南郑输于西魏呢?关于此点,史籍没有记载,也未见到史家论及。我认为,这是萧绎对以下情况的估计而作出的选择:西魏对雍荆的态度,剑北可能发生的变化。兹分别言之。 侯景来攻,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雍荆已经发生了矛盾。侯景估计此时进攻萧绎,萧詧会利用机会报复萧绎。这样,萧绎将腹背受敌,就有可能打垮萧绎,而打垮萧绎,就可以控制整个梁朝,在江南获得稳定,从而可以移梁祚。 西魏对雍荆的态度,区别是明显的。西魏对雍比较放心,而对荆不免存有疑虑。这是因为,萧詧是倾心附魏的。而萧绎则摇摆于西魏北齐之间。更大的问题是,雍、荆不睦。这样,西魏对能否保持对雍荆的影响,从而完全的拥有山南之地,都不免心存疑虑。因此,必然地,西魏实际是虽重萧绎,但又不放心萧绎。这一来,西魏必然地就要用雍制荆,即用詧制绎。这种情况,萧绎必定非常清楚,因此他估计,西魏对他不会有太大的帮助。 剑北可能发生的变化,萧绎也必是有估计的。这是因为,萧循、萧詧二人辖地相邻,萧绎担心二人结合。虽然在名义上萧循所辖梁、南北秦三州都在萧绎“都督”之下,但由于雍荆不睦,雍就隔断了荆与梁、南北秦三州即剑北的联系,从而萧循实际并不受萧绎直接控制,是处于一种游离的状态。从现有史料看来,虽然在雍荆冲突中萧循是中立的,但萧绎对萧循能否长期保持此种中立状态,必然会心存疑虑。事实上,从种种迹象看来,萧循与萧绎之间已经有嫌隙了。《南史》卷五二《萧恢传》附《萧修传》载循不从萧绎以南郑输魏之命,是力屈降魏的。这既是嫌隙的原因,又是嫌隙的结果。该《传》所载另一史事也说明萧循与萧绎之间这种嫌隙或关系的不融洽,《传》曰[12]: ……,未几还江陵,厚遣之,以文武千家为纲纪之仆。元帝虑其为变,中使觇伺,不绝于道。至之夕,命劫窃之。当然,萧循不服从萧绎命令,还应有更为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南郑为萧循所任梁、南北秦三州刺史治所所在之地,以南郑输西魏,等于是放弃梁、南北秦三州刺史之权,此为萧循所不愿。而萧循能够不从萧绎之命,也显示萧绎对萧循已经没有实际的控制能力。此种情况在萧绎命萧循以南郑输魏之前的一段时间已经存在了。故萧绎借侯景侵逼之机,命萧循交出所任三州刺史之权,以解除萧循这个潜在的威胁;同时又可以实际限制萧詧可能向西的发展。因为,如果萧詧向西发展,或者兼并了梁、南北秦三州之地,或者与萧循联手,这对萧绎都是巨大威胁。萧绎当然不愿有这样的威胁。实际上,萧詧倾心附魏,若再得西魏暗助而取梁、南北秦三州之地,是有很大可能的。这样,对萧绎说来,与其此三州为萧詧所有,还不如以人情输于西魏。因为以三州输于西魏,对限制萧詧及加强萧绎自己与西魏的关系都是大有好处的。 萧绎以南郑输魏是对西魏对雍荆的态度及剑北可能发生的变化三方面情况综合考虑的结果。西魏出兵取剑北,则显然是出于对加强对雍荆的影响力及取剑南,乃至控驭整个梁朝的考虑所致。在梁诸藩中萧绎最为重要,西魏要想强烈地影响雍荆局势,不能不考虑萧绎的意向。西魏要对萧绎加以利用。要利用,就要尊重他,并考虑他的意向。在东魏北齐已经在义阳——安陆——长江之滨一线与西魏对垒从而又与萧绎所辖之地相邻的情况下,西魏如果不善待萧绎,就可能使萧绎改图而投齐人。萧绎与齐人联合,就必然对西魏构成巨大威胁。虽然当时齐人未尽取江北,受侯景防线的牵制,并不能全力从义阳——安陆——长江之滨一线之地进攻西魏,但西魏不敢冒险,这是自然的事。 总之,所有情况已经决定着:西魏要谨慎地与萧绎相处,萧绎也要小心地与西魏周旋。这就是为什么西魏愿与萧绎有“魏以石城为封,梁以安陆为界”的盟约的原因。 《补梁疆域志》:石城属新州竟陵郡苌寿县[13],安陆属司州[14]。太清元年,萧绎被任为“使持节、都督荆雍湘司郢宁南北秦九州诸军事、镇西将军、荆州刺史。[15]”可知石城尚不在萧绎“都督”“诸军事”的范围之内,安陆虽在萧绎“都督”“诸军事”的范围之内,但却不属萧绎荆州所辖之地盘。西魏同意“魏以石城为封,梁以安陆为界”,即是表示尊重萧绎,不侵犯其荆州辖地。不仅如此,西魏出兵是先至义阳,表明是绕过雍州,不侵荆州,也有不侵犯亦即尊重萧绎的事先考虑。与此相一致的,杨忠军队之停于湕水北,也有此用意。《资治通鉴》卷一六三梁大宝元年二月载[16]: 魏杨忠乘胜至石城,欲进逼江陵,湘东王绎遣舍人庾恪说忠曰:“詧来伐叔而魏助之,何以使天下归心!”忠遂停湕北。绎遣舍人王孝祀等送子方略为质以求和,魏人许之。绎与忠盟曰:“魏以石城为封,梁以安陆为界,请同附庸,并送质子,贸迁有无,永敦邻睦。”忠乃还。《周书》卷十九《杨忠传》载梁元帝与魏为盟事,但其原委远不如《资治通鉴》所道之详。可知《资治通鉴》别有切实依据。据《资治通鉴》此段材料,可知所谓杨忠 “欲进逼江陵”,其实只是威逼江陵。为威逼江陵而将军队停于湕水之北,就有既尊重萧绎又威逼萧绎的用意。为了说明此点,让我再引二条材料以作说明。《资治通鉴》卷一六四梁简文帝大宝二年四月[17]: 岳阳王詧闻侯景克郢州,遣蔡大宝将兵一万进据武宁,遣使至江陵,诈称赴援。众议欲答以侯景已破,令其退军。湘东王绎曰:“今语以退军,是趣之令进也。”乃使谓大宝曰:“岳阳累启连和,不相侵犯,卿那忽据武宁?今当遣天门太守胡僧祐精甲二万、铁马五千顿湕水,待时进军。”詧闻之,召其军还。《北齐书》卷三二《王琳传》[18]: 梁元性多忌,以琳所部甚众,又得众心,故出之岭外,又受都督、广州刺史。其友主书李膺,帝所任遇,琳告之曰:“琳蒙拔擢,常欲毕命以报国恩。今天下未平,迁琳岭外,如有万一不虞,安得琳力。忖官正疑琳耳。琳分望有限,可得与官争为帝乎?何不以琳为雍州刺史,使镇武宁,琳自放兵作田,为国御捍。若警急,动静相知。孰若远弃岭南,相去万里,一旦有变,将欲如何?琳非愿长坐荆南,正以国计如此耳。”膺然其言,不敢启,故遂率其众镇岭南。洪氏《补梁疆域志》以武宁为荆州之郡[19],以《北齐书·王琳传》核之,殊未是。武宁必为雍州之郡。王琳之所以言元帝可以他为雍州刺史,就因为元帝“都督”“九州诸军事”的“九州”中有雍州。王琳之意,以他自己为雍州刺史镇武宁,可以防岳阳王萧詧及其支持者西魏。所谓“为国御捍。若警急,动静相知”即指此。味王琳之语可知,武宁为雍州邻近荆州的一郡。正因为如此,岳阳王萧詧遣蔡大宝出兵以“进据武宁”为限。这是既不侵犯萧绎,又威胁着萧绎。元帝所遣之使谓蔡大宝以“胡僧祐精甲二万,铁马五千顿湕水,待时进军”,据此亦可知,湕水乃在荆州界内,但与雍州地界相邻。因此,杨忠以军队停湕水之北,亦必因此地为雍州地界,而湕水之南为荆州之境的原故。萧詧为西魏附庸,故杨忠可顿于萧詧所辖之地——湕水之北。“湕水”,胡三省注《资治通鉴》[20]曰: “丁度曰:湕,……水名,出南郡[21]。今荆门军北百里有建水,盖即此水也。”由于西魏势力与萧绎所辖荆州之境相邻,这使我可以想到大宝元年十一月萧绎通使北齐的意义[22]。显然,萧绎是在感到西魏的强大压力下才通使于齐,以求从齐人那里得到支持以限制西魏的。 为了比较详细地显示萧绎与齐人的关系,现特将《北齐书》卷四《文宣纪》和《资治通鉴》所载相关史事陈之于下: 甲寅,梁湘东王萧绎遣使朝贡。”二年正月丁未,梁湘东王萧绎遣使朝贡。”天保二年二月:“齐遣散骑常侍曹文皎使于江陵,湘东王绎使兼散骑常侍王子敏报之。”“绎为梁使持节、假黄钺、相国,建梁台,总百揆,承制“夏四月壬辰,梁王萧绎遣使朝贡。”“庚申,萧绎遣使朝贡。” “癸巳,诏进梁王萧绎为梁主。”天保三年五月:“齐主使其散骑常侍曹文皎等来聘,湘东王使散骑常侍柳晖等报之,且告平侯景;……”。天保三年六月:“齐遣散骑常侍谢季卿来贺平侯景。”“十一月辛巳,梁王萧绎即帝位于江陵,是为元帝,遣使朝贡。”“月壬寅,梁帝遣使来聘。”天保五年三月:“己酉,魏侍中宇文仁恕来聘。会齐使者亦至江陵,帝接仁恕不及齐使,……。”“冬十月,西魏伐梁元帝于江陵。诏清河王岳、河东王潘相乐、平原王段韶等率众救之,未至而江陵陷,梁元帝为西魏将于谨所杀。”据《北齐书·高岳传》,西魏出兵来攻江陵,梁元帝是向北齐遣使请救的。可知,从大宝元年此将近四年的时间中,梁元帝与北齐之间有十三次往还。我再据《周书·文帝纪下》及《资治通鉴》看梁元帝与西魏的往还情形: ……先是,梁雍州刺史、岳阳王绎不睦,乃称蕃来附,遣其世子嶚为质。及杨忠擒绎惧,复遣其子方平来朝。”“……景,擒之,遣其舍人魏彦来告,仍嗣位于江陵,是为元帝。”魏废帝二年丙寅,上使侍中王琛使于魏。”魏恭帝元年三月:“己酉,魏侍中宇文仁恕来聘。”魏恭帝元年四月:“丙寅,上使散骑常侍庾信等聘于魏。”“梁元帝遣使请据旧图以定疆界,……言辞悖慢。……冬十月壬戌,遣柱国于谨、中山公护、大将军杨忠、韦孝宽等步骑五万讨之。”据《资治通鉴》梁大宝二年十月所载[41]知,侯景逼江陵,梁元帝是求援于西魏的。由此可知,从大宝元年到承圣三年此近五年的时间中,梁元帝与西魏之间有六次往还[42]。将梁元帝在同一时间内与北齐、西魏往还的次数进行比较,便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梁元帝是更亲近于齐人的。实际上,梁元帝首次与齐人通使是在大宝元年十一月,而梁元帝首次与西魏通使在此前八个月,是在大宝元年三月。也就是说,虽然梁元帝与齐人通使前后将近有四年时间,与西魏通使前后将近有五年时间,但是通计往还的次数,梁元帝与西魏的往还次数尚不及其与北齐往还次数的一半。正是由于这原故,我说梁元帝明显地是更亲近齐人的。对此,只能认为,梁元帝显然是要挟齐人以自重,从而实现他以利益挟诱西魏,以确保他在江陵的地位稳固的目的。这样,梁元帝就是一方面给西魏以利益,一方面又限制西魏。剑北就是在他这种给利益予西魏以求在江陵地位稳固的考虑下为西魏所取。三 西魏定剑南 剑南即《周书·文帝纪》“史臣”语“西举巴蜀”中的“巴蜀”,亦即武陵王萧纪所统的益州[43]。西魏取蜀郡在废帝二年五月至八月。这是在取剑北一年又数月之后。侯景在江北的防线在大宝三年五月即大部崩溃。那么,如何理解侯景防线对西魏取剑南中的蜀郡的意义呢? 江北大部分之地虽然在大宝三年五月为北齐所取,但其中的谯、秦二州都仍在梁人手中。这二州虽然是侯景防线的退缩或残留的状态,但与江南建康相呼应,坚强有力[44],对北齐造成牵制[45]。从大宝三年五月至承圣三年十一月即西魏平江陵前,北齐并未从汉东之地攻击西魏,这绝非偶然,而是受到来自谯、秦二州以及与之相呼应、支持二州的江南建康的梁人牵制所致。正是由于齐人受梁人的牵制,西魏在萧绎平侯景后的一年时间里未见齐人有从汉东之地出兵的迹象,因而敢于并且能够出兵取剑南。 齐人对西魏的牵制,可以从以下材料看出。 《周书》卷十五《于谨传》载[46]:“初,梁元帝平侯景之后,于江陵嗣位,密与齐氏通使,将谋侵轶。”所谓“将谋侵轶”当非实情,而是宇文氏为其不义出兵的托词。但梁元帝“密与齐氏通使”,乃是实有之事。只是,梁元帝与齐人“通使”不是始于其“于江陵嗣位”之后,而是在其“嗣位”前两年的大宝元年就开始了。我在上文中已经考知从大宝元年至承圣三年梁元帝与北齐之间共有九次往还。梁元帝的本意,不过是挟齐人以自重,以便使宇文氏不轻易加兵于自己而已。但这又引来西魏之兵,乃是因为西魏已据有安陆以北之地,而齐人也邻近此地,不仅西魏的南进之势受到阻遏,而且江陵政权与齐人的往来使西魏感到其亟欲得到的山南地区有可能失手,从而为西魏所不能忍耐所致。 同上《于谨传》[47]: 其兄子岳阳王詧时为雍州刺史,以梁元帝杀〔其〕兄誉,遂结仇隙。据襄阳来附,仍请王师。乃令谨率众出讨。……长孙俭问谨曰:“为萧绎之计,将欲如何?”谨曰:“耀兵汉、沔,席卷渡江,直据丹阳,是其上策;移郭内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难于移动,据守罗郭,是其下策。”俭曰:“揣绎定出何策?”谨曰:“必用下策。”俭曰:“彼弃上而用下,何也?”对曰:“萧氏保据江南,绵历数纪。属中原多故,未遑远略。又以我有齐氏之患,必谓力不能分。且绎愞而无谋,多疑少断。愚民难与虑始,皆恋邑居,既恶迁移,当保罗郭。所以用下策也。”萧绎与齐人通使开始于齐天保元年十一月,至天保五年十月西魏伐江陵的近四年中,共有十二次[48],可谓关系密切[49],故此《传》中所言萧绎所待之“援”中不仅指王僧辩、陈霸先之兵,还当有齐人之援。又此《传》中“齐氏之患”、“力不能分”二者,这均是言西魏情形,“齐氏之患”所在之处,当然主要指在北方的魏齐边境,但衡以西魏在大统十六年正月已取汉东之地,二月虽与萧绎定“魏以石城为封,梁以安陆为界”的盟约,但整个汉东及相邻之地都在西魏强烈影响之下,而高氏更在武定七年十二月已取得包括梁司州在内的“淮南”天保三年又取得除谯、秦二州以外的梁江北之地,从而高氏自天保三年后即一直与西魏在义阳——安陆——长江之滨一线之地成对峙状态诸情形,可知,所谓“齐氏之患”,部分就是指齐人在义阳——安陆——长江之滨一线之地对西魏的威胁了。 此外,我还要进一步说明西魏何以在其取剑北后的一年又四月之后方取剑南的原因。我认为原因有二。其一,西魏取剑北后,益州刺史萧纪在益州北部即益州与剑北相邻地带必然加强防守,而益州又无可乘之衅,不便进兵。其二,当时荆益未公开相争,西魏未经萧绎请求,不便出兵。因为,如果西魏未经萧绎请求而出兵,必然使萧绎自疑不安,从而不仅不利于西魏保持其对江陵政权的影响,而且还不利于西魏保持其在山南即雍荆二地乃至剑北之地的利益。虽然萧绎并不是一心附魏的,还与齐人交好,但萧绎既然未公开与西魏为敌,西魏对萧绎保持面子上的尊重,还是十分必要的。事实上,正是由于萧绎在附西魏的同时又与齐人密切往来,西魏更是只有小心翼翼地与萧绎打交道,才是良策。因此,没有萧绎首肯,西魏不便向益州用兵,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在传统上,益州十分重要。可是,在当时,雍荆比益州更为重要,这不仅因为雍荆是梁的两个强藩,西魏控制这两个强藩即可影响全局,而且因为西魏保持影响雍荆这两个强藩,即可强有力地阻止高氏从淮南江北向西即义阳——安陆——长江之滨一线之地推进,也可限制高氏从江淮之地向江南的发展。这对西魏与北齐在未来的争衡及其胜负是十分重要的。四 西魏取雍荆 西魏最后取得雍荆,乃是因其在取剑北剑南后,形势已发生了变化。首先,西魏对雍荆的仰重程度已大为下降。其次,雍荆不睦,而荆对西魏又不是很顺从,既附西魏,又与齐人往来。西魏明白,萧绎敢于对自己不很顺从,就是因为有齐人为之撑腰。齐人临义阳——安陆——长江之滨一线与西魏相对峙,若齐人得萧绎之助而向西进击,那么,势必出现萧绎联合齐人而攻雍州的局面。如果北齐得雍州,那么西魏对雍荆二州的影响及其在二州已经发展的势力,必然消失。果真如此,西魏在雍荆二地所作的种种努力,等于都归失败,而此种失败会影响其已得的剑北及剑南二地的稳定;最终可能导致西魏因侯景乱梁而所作的拓地以发展势力的所有工作,都以失败告终。因而,失去雍荆二州之事对西魏的损失可能是致命的,因此,适时地出兵取荆州,从而保持西魏在雍荆二州已取得的成果及未来的发展,就显得十分必要。取荆州后,雍州自然就全然的归属于西魏。这样一来,西魏就可以无后顾之忧地与齐人展开更具远景意义的竞争了。为了说明此点,特就西魏平江陵与侯景防线的关系一事,略引史料以论之。 《周书·文帝纪下》魏恭帝元年[50]: 秋七月,太祖西狩至于原州。 梁元帝遣使请据旧图以定疆界,又连结于齐,言辞悖慢。太祖曰:“古人有言‘天之所弃,谁能兴之’,其萧绎之谓乎。” 冬十月壬戌,遣柱国于谨、中山公步骑五万讨之。 《梁书·元帝纪》承圣三年[51]: 九月辛卯,世祖于龙光殿述《老子》义,尚书左仆射王褒为执经。乙巳,魏遣其柱国万纽于谨率大众来寇。 冬十月丙寅,魏军至于襄阳,……。 《南史·元帝纪》承圣三年[52]: 秋九月辛卯,帝于龙光殿述《老子》义。先是,魏使宇文仁恕来聘,齐使又至江陵,帝接仁恕有阙,魏相安定公憾焉。乙巳,使柱国万纽于谨来攻。 冬十月丙寅,魏军至襄阳,……。 《资治通鉴》梁承圣三年三月[53]: 己酉,魏侍中宇文仁恕来聘。会齐使者亦至江陵,帝接仁恕不及齐使,仁恕归,以告太师帝又请据旧图定疆境,辞颇不逊,泰曰:“古人有言,‘天之所弃,谁能兴之,’其萧绎之谓乎!”荆州刺史长孙俭屡陈攻取之策,泰征俭入朝,问以经略,复命还镇,密为之备。马伯符密使告帝,帝弗之信。以上四条材料言及西魏平江陵之事。依《南史·元帝纪》及《资治通鉴》,宇文仁恕在江陵被怠慢,是直接促使宇文泰决定出兵平江陵的原因。后世论史者,也多以江陵之陷为元帝言辞不逊所招之。但我觉得其中有未被人察觉的事实。上录史料所言,颇有不尽情理之处。元帝“请据旧图定疆境”,又“辞颇不逊”,魏人反应激烈,元帝必能料之。而最激烈的反应就是西魏出兵来攻。可是,为什么当马伯符以西魏欲攻江陵之事告知元帝后,元帝却不相信呢?由此看来,元帝不相信马伯符的话,就是因为元帝自忖自己待魏人没有不尽意之处,因而认为西魏不会出兵来攻。所以,宇文仁恕至江陵,元帝接待不及北齐使者,及元帝请据旧图定疆界,都是子虚乌有之事[54]。大概宇文仁恕知道宇文泰有图江陵之心,为了邀功,就虚造元帝如何“言辞悖慢”及如何怠慢他的所谓事实。而宇文泰为求平江陵有借口,自然不必核实宇文仁恕所言是否为事实,甚至可能暗示宇文仁恕虚造所谓事实。在有宇文仁恕所造所谓事实后,宇文泰就命于谨等出兵江陵了。我之所以说宇文仁恕虚造所谓事实,是因为我特别注意到《周书·长孙俭传》中言元帝“外敦邻睦,内怀异计”的话。“外敦邻睦”,就不会有“言辞悖慢”之事。这显示,元帝是没有任何冒犯西魏之处的。 有人可能会问:宇文仁恕被元帝怠慢是见于《南史·元帝纪》的。《资治通鉴》并详细记载宇文仁恕出使江陵在承圣三年三月,是别有依据。就此看来,元帝怠慢宇文仁恕是事实。何以说元帝请求定疆界等事是子虚乌有的呢?我的回答是:《南史·元帝纪》所载宇文仁恕被怠慢之事,不见于《梁书·元帝纪》,显然是李延寿编书时所加,或采自说部野史性质之书,未必是实情。就算是实情,也只是反映着西魏北周人的说法。《资治通鉴》所据者与《南史·元帝纪》所载应有相同的材料来源。所以不能说明问题的真实。 另外,宇文泰“天之所弃”云云之语,亦仅为平江陵造舆论而已。为了说明此点,让我再录有关史料,以作论述。 《周书》卷二《文帝纪下》魏废帝二年:“三月,太祖遣大将军、魏安公尉迟迥率众伐梁武陵王萧纪于蜀。……八月,克成都,剑南平。”《北史》卷六二《尉迟迥传》[55]云:“侯景之渡江也,梁元帝时镇江陵,请修邻好。其弟武陵纪在蜀称帝,率众东下,将攻之。梁元帝大惧,移书请救。周文曰:‘蜀可图矣!取蜀制梁,在兹一举。’”《资治通鉴》卷一六五元帝承圣二年圆照时镇巴东,执留使者,启纪云:‘侯景未平,宜急进讨;已闻荆镇景所破。’纪信之,趣兵东下。上甚惧,与魏书曰:‘子纠,亲也,请君讨之。’太师泰曰:“取蜀制梁,在兹一举。’……泰乃遣迥……自散关伐蜀。”同书同卷同年十一月[57]:“丙寅,上泰阴有图江陵之志,梁王詧闻之,益重其贡献。”我知道,西魏在梁太清三年十一月就是怀着“经略江、汉”的目的而出兵救萧詧的[58]。由此可知,宇文泰在魏废帝二年三月下“取蜀制梁”的决心,八月平成都,蜀地入魏,是西魏“经略江、汉”的战略的逻辑发展;而同年十一月宇文泰有“图江陵之志”,次年平江陵,最终完成了“经略江、汉”的战略任务。显然,可以认为,早在梁 太清三年十一月宇文泰就有“图江陵之志”了。从西魏有“经略江、汉”的目的而出兵到最终平江陵,前后有五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前后有五年时间西魏都在做“图江陵”的工作。因此,宇文泰有“图江陵之志”,应是早为他的文臣武将所知的。《周书》卷二六《长孙俭传》[59]: 除行台仆射、荆州刺史。……及梁元帝嗣位于江陵,外敦邻睦,内怀异计。俭密启太祖,陈攻取之谋。于是征俭入朝,问其经略。俭对曰:“今江陵既在江北,去我不远。湘东即位,已涉三年。观其形势,不欲东下。……国家既有蜀土,若更平江汉,抚而安之,收其贡赋,以供军国,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深然之,乃谓俭曰:“如公之言,吾取之晚矣。”令俭还州,密为之备。寻令柱国、燕公于谨总戎众伐江陵。平,以俭元谋,赏奴婢三百口。太祖与俭书曰:“本图江陵,由公画计,今果如所言。智者见未萌,何其妙也。……”长孙俭最终促成宇文泰平江陵之事。他与宇文仁恕一样,都不过是视宇文泰的行为而为罢了。而宇文泰之所以要图江陵,是因为他担心江陵落入北齐之手。因此,他要先行一步,赶在齐人之前取江陵。而齐人之所以能影响局势,是因为齐人将原侯景防线的绝大部分即谯秦二州以外的部分由司州的义阳、合州的合肥诸地全力压缩到了长江的北岸,从而与西魏于义阳——安陆——长江之滨一线之地直接接触所致。由此说来,可以说齐人清除侯景的大部分防线,才使西魏感到北起义阳经安陆南至长江之滨一线来自齐人的巨大压力。定都于江陵的梁元帝不完全倾心服从于宇文氏,就使宇文氏感到平江陵乃是保持雍荆的重要措施。平江陵后,纳雍荆二地入西魏版图,就是必然之事了。 我就是这样理解西魏平江陵取雍荆与侯景防线的关系的。这为以往的学者未论及,特略发如此。五 小 结 西魏能够顺利地取剑北、剑南,与侯景防线有一定关系。这是因为,西魏取剑北,乃是由于侯景进逼江陵,萧绎向西魏求救的结果;而侯景能够进逼江陵,又是由于侯景防线所受北齐军事压力小的结果。具体地说,西魏取剑北在大宝二年十月至大宝三年三月之间。在此期间,北齐因侯景防线的抵御,尚未将阳平取得,合肥之南、秦郡、泾州亦在侯景手中;而萧绎主要要对付的是侯景,他欲得到西魏的助力,将自己已经鞭长莫及的剑北输与西魏。在此期间,北齐也无力对西魏进行攻击。因此,西魏取剑北之时是西魏可攻,梁剑北完全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故西魏取地容易。 西魏取得剑北,为其取剑南提供了可能。大宝三年四月侯景败亡,至大宝三年五月江北大部分之地为北齐所取,但其中的谯、秦二州都仍在梁人手中。这二州虽然是侯景防线的退缩或残留的状态,但与江南建康相呼应,坚强有力,对北齐造成牵制。从大宝三年五月至承圣三年十一月即西魏平江陵前,北齐并未从义阳——安陆——长江之滨一线之地攻击西魏,就是受到来自谯、秦二州以及与之相呼应、支持二州的江南建康的梁人牵制所致。正是由于齐人受梁人的牵制,西魏在萧绎平侯景后的一年时间里,未见齐人有从义阳——安陆——长江之滨一线之地出兵的迹象,因而西魏敢于并且能够出兵取剑南。 西魏平江陵,取雍荆,也与侯景防线有关系:由于侯景的败亡,使北齐掌握江夏以东的长江以北的绝大部分的梁土,从而得以有较多的力量觊觎江淮以西之土。这是梁元帝未能保持侯景原有防线的结果。特别是北齐与西魏在义阳—一安陆——长江之滨一线之地直接相邻,能够有力地影响江陵事态。又由于雍荆不睦,这使西魏担心失去对江陵朝廷的控制能力,而江陵朝廷一旦完全投向北齐,那么西魏在山南即雍荆二地所作的种种努力都可能以毫无所获而告终,西魏已经取得的剑北剑南之地的稳定也可能受到影响。对西魏说来,这是一种可怕的后果。西魏只有消灭萧绎,才能彻底解决雍荆不睦问题;西魏也只有彻底解决了雍荆不睦问题,才能集中力量在山南之地与北齐对峙,从而为更具远景意义的目标进行努力。这就是西魏要制造借口,出兵江陵,消灭梁元帝的真正原因。而消灭了梁元帝,纳雍荆之地入西魏版图,就是一个必然的步骤。--------------------------------------------------------------------------------﹡此所谓“侯景防线”乃指侯景在江北建立的防线。本人有《侯景江北防线的研究》一文,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二辑发表。[1]见《周书》第38页。《北史》卷九《周本纪上·文帝纪》“论”之语与此全同。按:本文所用正史皆为中华书局平装标点本。[2]见《梁书》第113页。[3]见《周书》第33页。又参《北史》卷九《周本纪上·文帝纪》大统十七年十月,废帝元年春、四月。按:“萧循”,《南史》卷五二《萧恢传》之附传名作“修”,《北史》卷九《周本纪上·周文帝纪》魏废帝元年四月、卷二九《萧泰传》、卷六四《柳虬传附柳带韦传》、卷六五《达奚武传》、同卷《赫连达传》、卷七十《刘璠传》、卷八三《樊逊传》、卷八五《杜叔毗传》均同。而《梁书》卷五《元帝纪》大宝三年十月;卷六《敬帝纪》承圣四年二月、太平元年正月、卷四十五《王僧辩传》;《陈书》卷十七《王通传附王劢传》、卷三十《傅縡传》、卷三一《樊毅传》;及《周书》卷四二《刘璠传》等等并作“循”。《北史·周文帝纪》虽亦作“修”,可支持《南史》卷五二等的记载,但信《周书·文帝纪》的记载,从文献学上说,是更适当的。另外,《南史》卷五二《萧恢传附修传》云“修”,“字世和。”以名、字相配原则审之,“循”与“世和”较之“修”与“世和”似更相配。因此,我认为应以作“循”为是。《北史》卷九《校勘记二〇》云“修”“循”“二字易混,未知孰是。”。未免过于谨慎。[4]见卷一六四梁元帝承圣元年五月。[5]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梁图》乃根据中大同元年的情形所绘制。其中梁州有北、南、东三州,而无秦州,恐未是。[6]见《资治通鉴》第十一册,第5073—5074页。[7]按:“梁、秦二州刺史”,应是“梁、南·北秦三州刺史”。[8]见《资治通鉴》第5065页。[9]见《资治通鉴》卷一六三梁大宝元年九月。[10]见《资治通鉴》第5031页。《周书》卷四八《萧詧传》及《北史》卷九三《萧詧传》亦载大统十五年萧詧求援及杨忠出兵事,但未具月份,不及《资治通鉴》所载之详。[11]西魏在大统十六年二月与绎有此盟约。[12]见《南史》第四册,第1300页。[13]见中华书局《二十五史补编》第四册,第4410页。[14]见中华书局《二十五史补编》第四册,第4413页。[15]见《梁书》卷五《元帝纪》。[16]见《资治通鉴》第十一册,第5036页。[17]见《资治通鉴》第5066页。[18]见《北齐书》第二册,第432—433页。《南史》卷六四《王琳传》略同[19]见中华书局《二十五史补编》第四册,第4406页。[20]参卷一六二梁武帝太清三年九月乙丑条。[21]见《集韵》卷五上声上阮韵。[22]《北齐书》卷四《文宣纪》天保元年十一月甲寅:“梁湘东王萧绎遣使朝贡。”齐天保元年即梁大宝元年。[23]见《北齐书》第一册,第54页。[24]见《北齐书》第一册,第54页。《北史》卷七《齐本纪中·文宣皇帝纪》天保二年正月丁未所记与此全同。[25]见《资治通鉴》卷164梁大宝二年二月,第5062页。[26]见《北齐书》第55页。《北史·齐本纪中·文宣皇帝纪》天保二年三月己未记作“诏梁承制湘东王绎为梁使持节、假黄钺、相国,建梁台,总百揆,承制梁王。”即“承制”后多 “梁王”二字 。《北齐书》之《校勘记六》谓“梁王”二字不宜省,“当是脱文”。[27]见《北齐书》第55页。《北史·齐本纪中·文宣皇帝纪》天保二年四月壬辰所记与此全同。[28]见《北齐书》第55页。《北史·齐本纪中·文宣皇帝纪》天保二年十月庚申所记与此全同。[29]见《北齐书》第56页。《北史·齐本纪中·文宣皇帝纪》天保三年三月癸巳所记与此全同。[30]见《资治通鉴》卷164梁大宝二年二月,第5089页。[31]同上,第5091页。[32]js333金沙线路真人平台,见《北齐书》第56页。《北史·齐本纪中·文宣皇帝纪》天保三年十一月辛巳所记与此全同。(“梁王”《北史》此纪作“梁主”,“主”为“王”之讹。)[33]见《北齐书》第一册,第58页。《北史·齐本纪中·文宣皇帝纪》天保四年闰十一月壬寅作“梁人来聘”。[34]见《北齐书》第59页。又参《北史·齐本纪中·文宣皇帝纪》天保五年冬十月。[35]见《周书》第一册,第32页。[36]见《周书》第33页。[37]见《资治通鉴》卷一六五梁元帝承圣二年,第5107页。[38]见《资治通鉴》卷一六五梁元帝承圣三年,第5111页[39]见《资治通鉴》卷一六五梁元帝承圣三年,第5113页。[40]见《周书》第35页。《北史》卷九《周本纪上·文帝纪》魏恭帝元年与此同。见《北史》第二册,第329页。[41]见《资治通鉴》卷一六四,第十一册,第5073—5074页。[42]承圣三年十月西魏已出平江陵之兵后,元帝有遣王琛使魏之事,当未至长安,可不记入往还次数之内。[43]“巴蜀”包括巴郡、蜀郡。中华书局《二十五史补编》第四册《补梁疆域志》益州有蜀郡无巴郡,巴郡属楚州。按:《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上》巴郡下注云:“梁置楚州。”《通典》卷一七五《州郡五》南平郡渝州条:“梁于此置楚州。”《太平寰宇记》卷一三六《山南西道四》渝州条:“……后主以巴郡属益州。梁太清四年,武陵王萧纪于巴郡置楚州。”可知,楚州乃萧纪分其所刺益州而置。故我说《周书·文帝纪下》史臣语所云的“巴蜀”指武陵王萧纪所辖益州,是有根据的。[44]承圣元年五月齐将潘乐、郭元建攻秦郡,未能成功(见《资治通鉴》梁承圣元年五月,第5089—5090页),承圣元年六月齐以步大汗萨将兵四万趣泾州,其目的显然也在拔除梁的江北谯、秦二州,也以失败告终。这都可以看出此二州坚强有力的情况。[45]此二州的坚强有力,对北齐造成牵制,除了二州的坚守及来自建康的支持外,重要原因在“江北之民不乐属齐”。[46]见《周书》第一册,第247页。[47]见《周书》第一册,第247页。[48]上文统计梁元帝与齐人往还十三次,其中梁元帝使齐十二次,齐使梁元帝六次。梁元帝使齐十二次,是计算了上文所列第二次的情形。这二次都应是双方互有使者往还的。梁元帝使齐的十二次中有五次都是以“朝贡”书之、一次是以“来聘”书之的。[49]据上文统计,梁元帝与西魏往还六次,其中萧绎通使于西魏有五次,西魏使梁元帝一次。比较萧绎与齐人通使情况,可知萧绎与齐人的关系明显比其与西魏的关系要密切得多。而且,萧绎与西魏通使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的,而其与齐人的通使却不是这样。因此,萧绎与齐人的关系要友好得多。实际上,萧绎与齐人通使,是梁武帝自东魏初年与高氏通使的历史的逻辑发展。联系这一点,我更可以看到萧绎与齐人通使所含的友好性质。[50]见《周书》卷二,第一册,第35页。《北史》卷九《周本纪上·文帝纪》恭帝元年略同。[51]见《梁书》卷五,第一册,第134页。[52]见《南史》》卷八《梁本纪》,第一册,第241页。按:“万纽于谨”即于谨。[53]见《资治通鉴》卷一六五《梁纪二一》,第十一册,第5111—5112页。[54]王仲荦先生在其所着《魏晋南北朝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一版,1990年第六次印刷本)第六章第四节《江陵的陷落》小节中说:“萧绎在侯景未平前,曾称臣于西魏,既即帝位便不再称臣。西魏派遣使臣宇文仁恕到江陵聘问,梁元帝接待宇文仁恕不像接待北齐使臣那样热烈。梁元帝并向宇文仁恕表示,梁已统一,西魏所侵梁之梁、益等州和襄阳等地应归还给梁国。宇文仁恕回去报告西魏执政宇文泰。宇文泰认为既已取得梁、益,倘若再把江汉地区拿到手,形势于己更为有利。而萧詧又在此时入朝西魏,请求出兵。公元五五四年九月,宇文泰乃命于谨、宇文护等率步骑五万,南侵江陵。”王先生所言颇有可加斟酌之处,如云梁元帝“既即帝位便不再称臣”、梁元帝请求定疆界就是要求西魏将“所侵梁之梁、益等州和襄阳等地”“归还给梁国”,并且此要求是向“宇文仁恕表示”,即是可加斟酌者。因为言梁元帝“既即帝位便不再称臣”,没有史料根据;梁元帝请求定疆界未必就是要西魏将“所侵梁之梁、益等州和襄阳等地”“归还给梁国”;梁元帝请求定疆界未必是向“宇文仁恕表示”。兹就第三事言之,《周书·文帝纪下》在魏恭帝元年七月“太祖西狩至于原州”后记“梁元帝遣使请据旧图以定疆界”之事,而《资治通鉴》在承圣三年三月记宇文仁恕使江陵之事;《资治通鉴》同年同月虽亦记“帝又请据旧图定疆境”事,但应看作是“史终言之”的叙事安排,而不是该事亦发生在该年该月。为免枝蔓,兹不拟一一置辩。不论怎样,由王先生之言,我可知他是相信梁元帝怠慢宇文仁恕等事的。但我不这样看。吕思勉先生在《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本)第十三章第四节《江陵之变》中说:“承圣三年九月,魏遣于谨、宇文护、杨忠、韦孝宽等步骑五万入寇。其启衅之因:《周书·于谨传》云:帝密与齐氏通使,将谋侵轶。《文帝纪》则云:梁元帝遣使请据旧图,以定疆界;又连结于齐,言辞悖慢。此皆所谓强为之辞。《长孙俭传》:俭除荆州刺史,密陈攻取之谋,于是征俭入朝,问其经略。俭对曰:‘湘东即位,已涉三年,观其形势,不欲东下。国家既有蜀土,若更平江、汉,抚而安之,收其贡赋,以供军国,天下不足定也。’此当是启衅之实情。”所言甚为通达。王先生可能未注意到吕先生的意见。[55]见《北史》第七册,第2210页。又参《周书》卷二一《尉迟迥传》。《周书·尉迟迥传》主要补自《北史》此传,故用《北史》之文。按:《周书·尉迟迥传》“请修邻好”前有“既以内难方殷”之语,“ 移书请救”下有“又请伐蜀”之语。[56]见《资治通鉴》第十一册,第5098页。以行文之故,未遵点校者所分段落。[57]见《资治通鉴》第十一册,第5107页。[58]见《资治通鉴》第十一册,第5031页。[59]见《周书》第二册,第428——429页。又参《北史》卷二三《于栗磾传附于谨传》及卷二二《长孙嵩传附长孙俭传》。“平”上“事”字,乃据《周书》之《校勘记六》(见第434——435页)及《北史·长孙俭传》所补。

01北朝文学概况

  【作者小传】庾信(51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县)人。少聪敏好学,有才名。初仕梁,为昭明太子伴读,曾任尚书度支郎中、东宫领直等官。后奉命由江陵出使西魏,值西魏灭梁,被留。历仕西魏、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故世又称庾开府。在梁时出入宫禁,为文绮艳,与徐陵并为宫廷文学代表,时称“徐庾体”。《北史》本传谓其“每有一文,都下莫不传诵。”留北后虽居高位,却常怀故国之思,作品风格亦由早期的轻靡华丽变为苍劲沉郁。他的《哀江南赋》和《拟咏怀》诗可为代表。虽有堆砌典故、用意曲深之弊,但总的成就集六朝诗、赋、文创作之大成,对唐代文学影响甚巨。杜甫称“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谓其“北迁以后,阅历既久,学问弥深。所作皆华实相扶,情文兼至,抽黄对白之中,灏气舒卷,变化自如”。有《庾子山集》。  

北方十六国时期,战乱频仍,文化典籍损失殆尽,文人惨遭流离与杀戮,几乎出现了文化的荒漠。

  【题解】据《北史》本传载,庾信留北,“虽位望显通,常作乡关之思,乃作《哀江南赋》以致其意”。“哀江南”三字语出《楚辞·招魂》“魂兮归来哀江南”句。作品概括了梁朝由盛至衰的历史,凝聚着对故国和人民遭受劫乱的哀伤,具有史诗般的规模和气魄,在辞、赋和整个文学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又其叙家世,抒哀思,感情深挚动人,是研究庾信生平的极好资料。本文即《哀江南赋》的序文,概述了全赋的主题,并阐明了“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的创作动机。全篇以骈文写成,多用典故来暗喻时世和表达自己悲苦欲绝的隐衷,体现了庾信在辞赋和骈文创作中的特色。  

公元386年,鲜卑人拓拔珪重建代国,同年改国号为魏,399年,珪称帝,即魏道武帝。北方至此稍定。423年,北魏太武帝拓拔焘(佛貌)即位,相继灭夏燕,北掠诸国,统一了北方。至495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实行汉代政策,为北朝文学的第一阶段。

  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日[1],大盗移国,金陵瓦解[2]。余乃窜身荒谷,公私涂炭[3]。华阳奔命,有去无归[4]。中兴道销,穷于甲戌[5]。三日哭于都亭[6],三年囚于别馆[7]。天道周星,物极不反[8]。傅燮之但悲身世,无处求生[9];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10]。昔桓君山之志事[11],杜元凯之平生[12],並有著书,咸能自序[13]。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14];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15]。信年始二毛,即逢丧乱[16],藐是流离,至于暮齿[17]。《燕歌》远别,悲不自胜[18];楚老相逢,泣将何及[19]!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20];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21]。下亭漂泊,高桥羁旅[22]。楚歌非取乐之方[23],鲁酒无忘忧之用[24]。追为此赋,聊以记言[25],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26]。

此期的十六国时期,社会极不安定,无暇文治。北魏建立后,其文化远远落后中原地区,又因此产生了出于自卑而对汉文化的排斥、猜忌。

  日幕途远,人间何世[27]!将军一去,大树飘零[28]。壮士不还,寒风萧瑟[29]。荆璧睨柱,受连城而见欺[30];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31]。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32];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33]。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34];蔡威公之泪尽,加之以血[35]。钓台移柳,非玉关之可望[36];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37]!

贺狄干出使后秦,在长安学习汉文化,“举止风流,有似儒者”,回魏后道武帝不悦,借故杀之。

  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38];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惟八千[39]。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40]。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芟夷斩伐,如草木焉[41]?江淮无涯岸之阻[42],亭壁无藩篱之固[43]。头会箕敛者,合从缔交[44];锄耰棘矜者,因利乘便[45]。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46]!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轵道之灾[47];混一车书,无救平阳之祸[48]。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49];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50]。天意人事,可以悽怆伤心者矣[51]!况复舟楫路穷,星汉非乘槎可上[52];风飙道阻,蓬莱无可到之期[53]。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54]。陆士衡闻而抚掌,是所甘心[55];张平子见而陋之,固其宜矣[56]。

在这种情况下,汉人对北魏政权的议论,被认为是看不起北魏,继而被当权者认为是说他们没有文化,所以很多文人被杀。

  ——选自中华书局排印本《庾子山集注》  

十六国时,较有名的作家有前秦王嘉(《拾遗记》)、前后秦的苏惠、符融等。

  梁太清二年十月,大盗篡国,金陵沦陷。我于是逃入荒谷,这时公室私家均受其害,如同陷入泥途炭火。不想后来奉命由江陵出使西魏,却有去无归。可叹梁朝的中兴之道,竟消亡于承圣三年。我的心情遭遇,正如率部在都城亭内痛哭三日的罗宪,又如被囚于别馆三年的叔孙婼。按照天理,岁星循环事情当能好转,而梁的灭亡却物极不反了。傅燮临危只悲叹身世,无处求生;袁安居安常念及王室,自然落泪。以往桓君山的有志于事业,杜元凯的生平意趣,都有著作自叙流传至今。以潘岳的文彩而始述家风,陆机的辞赋而先陈世德。我庾信刚到头发斑白之岁,即遭遇国家丧乱,流亡远方异域,直到如今暮年。想起《燕歌》所咏的远别,悲伤难忍;与故国遗老相会,哭都嫌晚。想当初自己原想象南山玄豹畏雨那样藏而远害,却忽然被任命出使西魏,如同申包胥到了秦庭。以后又想象伯夷、叔齐那样逃至海滨躲避做官,结果却不得不失节仕周,终于食了周粟。如同孔嵩道宿下亭的旅途漂泊,梁鸿寄寓高桥的羁旅孤独。美妙的楚歌不是取乐的良方,清薄的鲁酒也失去了忘忧的作用。我只能追述往事,作成此赋,聊以记录肺腑之言。其中不乏有关自身的危苦之辞,但以悲哀国事为主。

02第二阶段,从孝文帝迁都洛阳(495)开始,至分裂为东、西魏(534)以后。

  我年已高而归途遥远,这是什么人间世道啊!冯异将军一去,大树即见飘零。荆轲壮士不回,寒风倍感萧瑟。我怀着蔺相如持璧睨柱之志,却不料为不守信义之徒所欺;又想象毛遂横阶逼迫楚国签约合纵那样,却手捧珠盘而未能促其定盟。我只能象君子钟仪那样,做一个戴着南冠的楚囚;象行人季孙那样,留住在西河的别馆了。其悲痛惨烈,不藏于申包胥求秦出兵时的叩头于地,头破脑碎;也不减于蔡威公国亡时的痛哭泪尽,继之以血。那故国钓台的移柳,自非困居玉门关的人可以望见;那华亭的鹤唳,难道是魂断河桥的人再能听到的吗!

孝文帝喜爱汉文化,迁都后,大力推行汉化,提倡创作,这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北朝君臣聚会,已有各赋七言诗的记载,此期的前期,以模拟南朝为主,至后期,一代作家已成长起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代表人物即“北地三才”。

  孙策在天下分裂为三之时,军队不过五百人;项藉率领江东子弟起兵,人只有三千。于是就剖分山河,割据天下。哪里有号称百万的义师,竟一朝卷甲溃败,让作乱者肆意戮杀,如割草摧木一般?长江淮河失去了水岸的阻挡,军营壁垒缺少了藩篱的坚固,使得那些得逞一时的作乱者得以暗中勾结,那些持锄耰和棘矜的人得到乘虚而入的机会。莫不是江南一带的帝王之气,已经在三百年间终止了吗!于此可知并吞天下,最终不免于秦王子婴在轵道旁投降的灾难;统一车轨和文字,最终也救不了晋怀、愍二帝被害于平阳的祸患。呜呼!山岳崩塌,既已经历国家危亡的厄运;春秋更替,必然会有背井离乡的悲哀。天意人事,真可以令人凄怆伤心的啊!何况又舟船无路,银河不是乘筏驾船所能上达;风狂道阻,海中的蓬莱仙山也无可以到达的希望。因踬者欲表达自己的肺腑之言,操劳者须歌咏自己所经历的事。我写此赋,为陆机听了拍掌而矣,也心甘情愿;张衡见了将轻视它,本是理所当然的。

所谓北地三才,是温子昇、邢邵、魏收。

  (曹明纲)

温子昇(495—546),字鹏举,自言太原人,以文著名。北魏济阴王元晖业称:“江左文人,宋有颜延之、谢灵运、梁有沈约、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颜轹谢,含任吐沈。”

  【注释】

梁武帝见其文,称:“再植、陆机受生于北土。”(《北史·文苑传》),擅骈文。

  [1]粤:发语辞。戊辰:梁武帝太清二年(548)岁在戊辰。建亥之月:阴历十月。[2]大盗:窃国篡位者,此指侯景。移国:篡国。《后汉书·光武帝纪》赞曰:“炎正中微,大盗移国。”金陵:即建邺,今南京市,梁国都。《南史·梁武帝纪》:“太清二年八月戊戌,侯景举兵反。十月,……至建邺。”[3]窜:逃匿。荒谷:《左传》杜预注:“荒谷,楚地。”此指江陵(今湖北江陵县,古楚地)。《北史·庾信传》:“侯景作乱,梁简文帝命信率宫中文武千余人营于朱雀航。及景至,信以众先退。台城陷后,信奔于江陵。”公私:公室和私家。涂炭:谓陷于泥涂炭火。《尚书》:“有夏昏德,民坠涂炭。”[4]华阳:华山之南。阳,山南。此指江陵。奔命:奉命奔走。梁元帝承圣三年(554),庾信奉命由江陵出使西魏,十一月,江陵被西魏攻陷,信遂留长安未归。[5]中兴:指梁元帝于承圣元年(552)平侯景之乱,即位江陵。道销:中兴之道销亡。甲戌:承圣三年岁在甲戌。《南史·元帝纪》:“承圣三年,魏使于谨来攻。……十一月,魏军至栅下,帝见执。魏人戕帝。”[6]“三日”句:《晋书·罗宪传》:“魏之伐蜀,宪守永安城。及成都败,知刘禅降,乃率所部临于都亭三日。”临,《左传》杜注:“哭也。”都亭,都城亭阁。[7]“三年”句:《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晋人来讨,叔孙婼如晋,晋人执之,……乃馆诸于箕。”按“三年”不知所指,或信为此赋时被羁已三年?俟考。[8]天道:天理。周星:即岁星,也称太岁,木星,因其一十二年绕天一周,故名。物极不反:指梁朝就此一蹶不振、再难恢复。[9]傅燮:字南容,东汉末年人。无处求生:据《后汉书·傅燮传》载,燮为汉阳太守,王国、韩遂等攻城,城中兵少粮乏,其子劝燮弃城归乡,燮慨叹:“汝知吾必死耶!……世乱不能养浩然之志,食禄又欲避其难乎?吾行何之,必死于此!”遂令左右进兵,临阵战死。[10]袁安:字邵公,后汉时人。自然流涕:《后汉书·袁安传》:“安为司徒,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权,每朝会进见及与公卿言国家事,未尝不噫呜流涕。”[11]桓君山:即桓谭,字君山,后汉时人。著《新论》二十九篇。志事:一作“志士”。[12]杜元凯:即杜预,字元凯,晋代人,有《春秋经传集解》。其序云:“少而好学,在官则观于吏治,在家则滋味典籍。”[13]自序:古人著书往往有自序记述身世和写作旨意。桓谭《新论》自序今佚。[14]潘岳:字安仁,晋代诗人。始述家风:潘岳有《家风诗》,自述家族风尚。[15]陆机:字士衡,晋代诗人。先陈世德:陆机有《祖德赋》、《述先赋》,又《文赋》:“咏世德之骏烈。”[16]二毛:指头发有黑白二色。丧乱:指侯景之乱和江陵沦陷被留西魏。时信年四十左右。[17]藐:远。“藐是”一作“狼狈”。暮齿:暮年。[18]《燕歌》:指乐府《燕歌行》。《乐府诗集》引《广题》曰:“燕,地名也,言良人从役于燕而为此曲。”《北史·王褒传》:“褒作《燕歌》,妙尽塞北苦寒之言。元帝及诸文士和之,而竞为悽切。”今《庾子山集》中亦有此作。[19]楚老:代指故国父老。旧说引《汉书·龚舍传》,谓楚人龚胜于王莽时不愿“一身事二姓”,“遂不复开口饮食,积十四日死”,庾信世居楚地,故引此事深惭自己身事二姓。泣将何及:《后汉书·逸民传》:“桓帝世党锢事起,守外黄令陈留张升去官归乡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因相抱而泣。老父趋而过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二大夫何泣之悲也,夫龙不隐鳞,凤不藏羽,网罗高悬,去将安所?虽泣何及乎!’”[20]南山之雨:《列女传·贤明传》:“妾闻南山有玄豹,雾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故藏而远害。”一说以山高在阳喻君主,谓迫于君命不敢不使魏。践秦庭:《左传·定公四年》:“申包胥如秦乞师,……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七日,……秦师乃出。”此喻己出使求和救急。[21]“让东海”二句:据《史记·伯夷列传》载,孤竹君之子伯夷、叔齐因相互推让君位,先后逃至海滨。武王灭纣,二人以为不义,遂不食周栗,饿死于首阳山。二句言己本以谦让为怀,却不能如夷、齐那样殉义。一说让东海句用《史记·齐太公世家》载齐康公十九年“田常曾孙田和始为诸侯,迁康公海滨”事,指魏、周换代。[22]下亭:《后汉书·范式传》载孔嵩应召入京,道宿下亭,马匹被盗。高桥:一作“皋桥”。《后汉书·梁鸿传》:梁鸿“至吴,依大家臯伯通,居庑下。”臯家傍桥,在今江苏苏州阊门内。二句言其旅途劳顿。[23]楚歌:楚地民歌。《汉书·高帝纪》:“帝谓戚夫人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24]鲁酒:鲁地之酒。许慎《淮南子注》:“楚会诸侯,鲁、赵俱献酒于楚王,鲁酒薄而赵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于赵,赵弗与。吏怒,乃以赵厚酒易鲁薄酒。奏之楚王,以赵酒薄,故围邯郸也。”[25]记言:《汉书·艺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据此可知庾信为此赋,非惟慨叹身世,亦兼记史也。[26]“不无”二句:本嵇康《琴赋》序:“称其材干,则以危苦为上: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27]日暮途远:谓年岁已老而离乡路远。《吴越春秋》:“子胥谢申包胥曰:‘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远一作“穷”。人间何世:《庄子》有《人间世》篇,王先谦《集解》:“人间世,谓当世也。”二句感慨年老世变。[28]“将军”二句:《后汉书·冯异传》:“每所止舍,诸将并坐论功,异常独屏树下,军中号曰‘大树将军’。”此以冯异自喻,言己去国,梁朝沦亡。[29]壮士:指荆轲。《战国策·燕策》记太子丹送荆轲易水上,“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二句言己出使西魏,一去不归。[30]荆璧:即和氏璧,因楚人和氏得之楚山而名。睨:斜视。连城:相连之城。二句典出《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惠文王时,得楚和氏璧。秦昭王闻之,使之遗赵书,愿以十五城请易璧。……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相如视秦王无意偿赵城,……因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谓秦王曰:‘……大王必欲急臣,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秦王恐其破璧,乃辞谢固请,召有司案图,指从此以往十五都予赵。……相如度秦王虽斋,决负约不偿城,乃使其从者衣褐,怀其璧,从径道亡,归璧于赵。”此指自己使魏被欺。[31]载书:盟书。珠盘:诸侯盟誓所用器皿。《周礼·天官·冢宰》“若合诸侯,则共珠盘玉敦”郑注:“合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盘以盛牛耳。”二句用毛遂事。《史记·平原君列传》:“平原君与楚合纵,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决。毛遂按剑历阶而上,……谓楚王之左右曰:‘取鸡狗马之血来!’毛遂奉铜盘而进之,……于是定纵。”此言己出使西魏,未能缔约,梁朝反遭攻打。[32]“钟仪”二句:《左传·成公七年》:“楚子重伐郑。……囚郧公钟仪,献诸晋。……晋人以钟仪归,囚诸军府。”九年,“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絷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使与之琴,操南音,……文子曰:‘楚囚,君子也。’”此以钟仪自比,谓己本楚人而羁留魏、周,有类南冠之囚。[33]季孙:春秋时鲁国大夫。行人:掌朝觐聘问之官。西河:今陕西省东部。《左传·昭公十三年》载诸侯盟于平丘,邾、莒告鲁朝夕伐之,因无力向晋进贡。晋遂执季孙。后欲释之,季孙不肯归。叔鱼遂威胁说:“……鲋也闻诸吏将为子除馆于西河,其若之何?“季孙惧,乃归鲁。二句自比季孙而稍变其意,言己被留难归。[34]申包胥:春秋时楚国大夫。顿地:叩头至地。事见《左传·定公四年》:吴伐楚,申包胥至秦求兵,“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二句谓己曾为救梁竭尽心力。[35]“蔡威公”二句:刘向《说苑》:蔡威公闭门而泣,三日三夜,泣尽而继之以血,曰:“吾国且亡。”此言己对梁亡深感悲痛。[36]钓台:在武昌。此代指南方故土。移柳:据《晋书·陶侃传》,陶侃镇武昌时,曾令诸营种植柳树。玉关:玉门关,在今甘肃敦煌县西。此代指北地。二句谓滞留北地的人是再也见不到南方故土的柳树了。[37]华亭:在今上海市松江县,晋陆机兄弟曾共游于此十余年。河桥:在今河南孟县,陆机在此兵败被诛。《世说新语·尤悔》:“陆平原河桥败,为卢志所谗,被诛。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二句谓故乡鸟鸣已非身处异地者所能闻。[38]孙策:字伯符,三国时吴郡富春(即今浙江富阳)人。先以数百人依袁术,后平定江东,建立吴国。三分:指魏、蜀、吴三分天下。一旅:五百人。《吴志·陆逊传》:“逊上疏曰,昔桓王(孙策谥号长沙桓王)创基,兵不一旅,而开大业。”[39]项籍:字羽,下相(今江苏宿迁西南)人。江东:长江南岸南京一带地区。《史记·项羽本纪》记项羽兵败乌江,笑谓亭长曰:“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40]“遂乃”二句:本贾谊《过秦论》:“宰割天下,分裂山河。”[41]百万义师:指平定侯景之乱的梁朝大军。卷甲:卷敛衣甲而逃。芟夷:删削除灭。据《南史·侯景传》载,侯景反,梁将王质率兵三千无故自退,谢禧弃白下城走,援兵至北岸,号称百万,后皆败走。又景曾戒诸将曰:“破城邑净杀却,使天下知吾威名。”[42]江淮:指长江、淮河。涯岸:水边河岸。[43]亭壁:指军中壁垒。藩篱:竹木所编屏障。[44]头会箕敛:《汉书·陈余传》:“头会箕敛以供军费”服虔注:“吏到其家,以人头数出谷,以箕敛之。”合从缔交:贾谊《过秦论》:“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原为战国时六国联合抗秦的一种谋略,此指起事者们彼此串联,相互勾结。[45]锄耰(yōu优):简陋的农具。棘矜:低劣的兵器。贾谊《过秦论》:“锄耰棘矜,不敌于钩戟长铩也。”因利乘便:“贾谊《过秦论》:“因利乘便,以宰割天下。此指陈霸先乘梁朝衰乱,取而代之。[46]江表:江外,长江以南。王气:古以为天子所在地有祥云王气笼罩。三百年:指从孙权称帝江南,历东晋、宋、齐、梁四代,前后约三百年的时间。[47]六合:指天地四方。贾谊《过秦论》:“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轵道之灾:《史记·高祖本纪》记高祖入关,“秦王子婴素车白马,……降轵道旁。”轵道,在今陕西咸阳市西北。[48]混一车书:指统一天下。《礼记·中庸》:“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平阳之祸:据《晋书·孝怀帝本纪》,永嘉五年刘聪攻陷洛阳,迁怀帝于平阳。七年,怀帝被害。又《孝愍帝本纪》记建兴四年刘曜陷长安,迁愍帝于平阳。五年,愍帝遇害。平阳,在今山西临汾县。[49]“山岳”二句:《国语·周语》:“山崩川竭,亡之征也。”[50]春秋迭代:喻梁、陈更替。去故:离别故国。[51]凄怆伤心:阮籍《咏怀诗》其九:“素质游商声,凄怆伤我心。”[52]楫:船桨。星汉:银河。槎:竹筏木排。张华《博物志》:“旧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53]飙:暴风。蓬莱:传说中的三座神山之一。无可到之期:《汉书·郊祀志》:“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患且至,则风辄引船而去,终莫能至云。”[54]穷者:指仕途困踬的人。达:表达。《晋书·王隐传》:“隐曰:盖古人遭时则以功达其道,不遇则以言达其才。”何休《公羊传解诂》:“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二句说明自己作赋是有感而发。[55]陆士衡:陆机字士衡。抚掌:拍手。《晋书·左思传》:左思作《三都赋》,“初陆机入洛,欲为此赋。闻思作之,抚掌而笑,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复酒甕耳。’及思赋出,机绝叹伏,以为不能加也,遂辍笔焉。”二句谓己作此赋即受人嘲笑,也心甘情愿。[56]张平子:张衡字平子。陋:轻视。《艺文类聚》:“昔班固观世祖迁都于洛邑,惧将必踰溢制度,不能遵先圣之正法也。故假西都宾,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邑之议,而为东都主人折礼衷以答之。张平子薄而陋之,故更造焉。”二句谓己赋为人轻视,也是理所当然的。

他的作品,《韩陵山寺碑》广受称道。诗融南北风格,清婉而开朗。如《捣衣》、《敦煌乐歌》、《浮州乐调》等。

敦煌乐

客从远方来,相随歌且笑。自有敦煌乐,不减安陵调。

凉州乐歌二首

远游武威郡,遥望姑臧城。车马相交错,歌吹日纵横。

路出玉门关,城接龙城坂。但事弦歌乐,谁道山川远。

春日临池

光风动春树,丹霞起暮阴。嵯峨映连璧,飘颻下散金。

徙自临濠渚,空复抚鸣琴。莫知流水曲,谁辩游鱼心。

咏花蝶

素蝶向林飞,红花逐风散。花蝶俱不息,红素还相乱。

芬芬共袭予,葳蕤从可玩。不慰行客心,遽动离居欢。

……

邢劭(496—?)字子才。河间(今河北雄县州镇人)。魏收(506—572)字伯起,前者以诗见长,学沈约,后者擅文,学任昉。二人曾互相贬讥。

邢邵《思公子》:

绮罗日减带,桃李无颜色。

思君君未归,归来岂相识。

魏收《后园宴乐》:

束马轻燕外,猎雉陋秦中。朝四转夜毂,仁旗指旦风。
式宴临平圃,展卫写屠穹。积崖疑造花,导水逼神功。
树静归烟合,帘疎返照通。一逢尧舜日,未假北山丛。

03第三阶段为东魏西魏被北齐、北周取代前后至隋灭陈,此期南方由于侯景之乱,萧琛、诸葛颖、颜之堆等文人至北齐。

此后,庾信、王褒至西魏,带来南方的文学技巧,北方文人纷纷效仿,而他们也改变文风,提升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创作水平。同时,卢思道、曹道衡等隋代著名文人也崭露头角。北朝文学此时已融南北之风,在成就上超过北方。后来这些人进入隋朝,成了隋朝时代的文化名人。

南北朝之文风差异很大。这是因为,北方重儒学,尚实用理性,北朝由于分裂,这种差异就更大了。南方耽于声色享乐。北方接近少数民族,在北朝又由少数民族统治,养成豪迈尚武的性格。

北方自然条件与南方的不同,故文风质朴,粗犷豪放,而不似南方的清丽、细腻、纤小。北方实用文体较发达,散文成就突出;重实用、尚儒学,强调复古。

苏绰、魏收等都要求改革文风。斥华靡、雕琢、宫体诗不被北方人接受与学习。南方情歌也不被北人欣赏。据《郑文公碑》载:郑羲刘宋末使南朝,回答孔道均“哀楚有余而雅正不足,其细已甚,其能久乎?”

郑羲出使南朝,人家问他南方的音乐好不好,他说太柔弱,是亡国之音。

又《颜氏家训》载,北人不喜王籍“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和萧绎“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认为过于婉柔小巧。

04庾信的简单生平

庾信(513—581),字子山,祖籍南阳新野(今属河南)。庾信是南朝最有名的文学家。

父庾肩吾,南朝著名作家。庾信十五岁时,为太子萧统东宫讲读,后随父赴荆州于萧绎幕下任湘东国常侍。后肩吾回建康为太子中庶子,信父子与徐摛父子常出入禁中,为东宫抄撰学士,受萧纲宠信,其诗文号“徐庾体”。

大同十一年(545),庾信任通直散骑常侍,出使东魏,后又任正员郞兼东宫学士,领建康令。

梁武帝太清二年(547)十月,侯景攻至建康,萧纲命庾信举宫中文武三千余人守朱雀门。侯景后到,庾信弃军逃入城中,次年,台城被攻陷,庾信冒充使者逃奔江陵,二子一女死于乱中。

552年秋,萧绎于江陵称帝,以庾信为右卫将军,袭父爵武康县侯。十二月,西魏攻陷江陵,杀萧绎。庾信从此被留在北方,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后,北周代西魏,庾信仍任高官。明帝、武帝及赵王宇文招、腾王宇文逌均赏识庾信才华,过从甚密。庾信多为当时贵族作碑志,并奉使北齐。后陈、周交好,请求放庾信、王褒归江南,北周不允。直至隋文帝开皇元年,庾信病卒,终年69岁。

庾信早年是侍从文人,与江南其他氏族成员无异,“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廊庙之下,不知有战阵之急。”(《颜氏家训·涉务》),这时他的思想境界狭隘,不堪一能。

后历经丧乱,思想有所变化,他体验了人生的忧患,经常沉迷于思乡之情,对南朝君臣的行径有所反思。

庾信由南入北,其所为在南朝氏族中是普遍的现象。他们不忠于一姓,无特操,不能与汉、宋时士大夫相提并论。后人对其行为不必苛责,但也不必为之避护、辩解。因为那时的,时代风尚如此而已。

历史上很多人批评他(这类的人)没有气节,这是没有必要的。结合当时的时代来看,那个时候,个人保命要紧。在南北朝那时候,朝代变换频繁,一个人一生当中可能经历过好几个朝代,他们没有终于一家一姓的感情,没有什么理想,不讲操守。

于是,庾信也是这样。他后期感情沉痛,主要是出于乡关之思,和思想中的华夷之辩。

他的后期作品,对北方风土及文化不习惯及对南朝士族及自己早年行为的反思、痛悔,主要不是出于“失节”的道德忏悔,而更多的一种社会人生感悟的结果。

05庾信在文学中上的地位

庾信早年是个宫体诗人,他当时的作品内容空洞,风格华靡,但技巧已相当成熟。流落北方后,由于个人生遭的变化,还有对早年生活的追悔,他的创作风格一变而沉郁、苍凉。

作品的内容除了乡关之思,还有乱离的现实以及对早年生活的追悔。“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

“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这些话概括了庾信后期创作的特点。

在体裁方面,他诗、赋、文皆工;在风格和技巧方面,他融南北文学之长,至后期而臻于老成,他的作品代表了当时同类创作的最高成就。庾信把南方的文学技巧带到了北方,促进了南北文风的融和,推动了北方的文学创作。庾信的作品也为唐代作家树立了典范,受到他们的推崇与模仿。

所以说,庾信是南北朝集大成的作家。李白的诗,杜甫的诗,很受庾信的影响。

06庾信的诗

庾信在南朝的诗以宫体为主,但也一些清新之作。他善于描摹景物,锤炼辞藻,谐调声色,代表作有《奉和山池》、《寻周处士弘让》等。后期的诗以《拟咏怀》二十七首为代表,这组作品形式上学习阮籍的《咏怀》,主要抒发庾信羁留北方后思念故园的感情。

《奉和山池》:

乐宫多暇豫,望苑暂回舆。
鸣笳陵绝浪,飞盖历通渠。
桂亭花未落,桐门叶半疏。
荷风惊浴鸟,桥影聚行鱼。
日落含山气,云归带雨余。

《寻周处士弘让》:

试逐赤松游,披林对一丘。
黎红大谷晚,桂白小山秋。
石镜菱花发,桐门琴曲愁。
泉飞疑度雨,云积似重楼。
王孙若不去,山中定可留。

它们以庾信早期形成的纯熟技巧,融入深沉的人生感受,风格浓郁苍凉,清新老成。

《拟咏怀》其七:

榆关断音信,汉使绝经过。
胡笳落泪曲,羗笛断肠歌。
纤腰减束素,别泪损横波。
恨心终不歇,红颜无复多。
枯木期填海,青山望断河。

这首诗把身处异国的孤独、苦闷渲染得淋漓尽致,实际上是写的自己的感觉。黄河向东流,流到华山,就被它挡到了去路。明知返乡已经不可能,但心愿始终不能放下,表达了复杂而沉痛的心情。

这种诗对偶工整,音韵和谐,辞彩华丽。诗中巧用典故,蕴藉而深沉。但也时露宫体诗的痕迹。

《拟咏怀》其十七:

日晚荒城上,苍茫余落晖。

都护楼兰返,将军疎勒归。

马有风尘气,人多关塞衣。

阵云平不动,秋蓬卷欲飞。

闻道楼船战,今年不解围。

这首诗对北方的风光景物和军事活动描写十分生动,具有浓厚的边塞诗的特点。诗中运用典故,以汉朝的故事来表现当时北方的情况,非常贴切。

庾信对诗体的发展也有贡献。他有《寄王琳》等五十余首五言四句小诗,对五言绝句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又有《秋夜望单于雁飞》等诗,已是唐人七绝的雏形。

《寄王琳》:

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

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

《秋夜望单于雁飞》:

失群寒雁声可怜,夜半单飞在月边。

无奈人心复有忆,今暝将渠俱不眠。

07庾信的赋和文

诗以咏怀为代表,庾信在南朝时就以赋见称。他的《春赋》融入较多的七言诗句,风格清新绮丽。到北方后,环境的变化,思想感情也发生了变化,有《小园赋》、《枯树赋》、《哀江南赋》等名篇。今存八篇,都是骈赋。

《小园赋》:

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壶之中,壶公有容身之地。

况乎管宁藜床,虽穿而可座;嵇康锻灶,既暖而堪眠。

岂必连闼洞房,南阳樊重之第;赤墀青锁,西汉王根之宅。

余有数亩敝庐,寂寞人外,聊以拟伏腊,聊以避风霜。

虽复晏婴近市,不求朝夕之利;潘岳面城,且适闲居之乐。

况乃黄鹤戒露,非有意于轮轩;爰居避风,本无情于钟鼓。

陆机则兄弟同居,韩康则舅甥不别,蜗角蚊睫,又足相容者也。

尔乃窟室徘徊,聊同凿坯。桐间露落,柳下风来。

琴号珠柱,书名玉杯。有棠梨而无馆,足酸枣而非台。

犹得敧侧八九丈,纵横数十步,榆柳两三行,梨桃百余树。

拔蒙密兮见窗,行敧斜兮得路。蝉有翳兮不惊,雉无罗兮何惧!

……

《小园赋》是抒情小赋,赋中先写长安住宅小园的简陋、荒芜,以衬托内心的孤独、悲凉;然后又写小园也有休闲养性之妙,但一切都无法使枯木死灰般的心灵重现生机,连花草鱼鸟也无法常乐忘忧。由此更回顾家庭历史,抒写乡关之思。

全赋虽用骈偶,但语句又自然流利,赋中多用白描手法,用典也自然贴切,使人不觉,尤精于炼字炼句,清新而隽永。

《枯树赋》:

殷仲文风流儒雅,海内知名;世异时移,出为东阳太守;常忽忽不乐,顾庭槐而叹曰:此树婆娑,生意尽矣。

至如白鹿贞松,青牛文梓;根抵盘魄,山崖表里。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昔之三河徙植,九畹移根;开花建始之殿,落实睢阳之园。声含嶰谷,曲抱《云门》;将雏集凤,比翼巢鸳。临风亭而唳鹤,对月峡而吟猿。

乃有拳曲拥肿,盘坳反覆;熊彪顾盼,鱼龙起伏;节竖山连,文横水蹙。匠石惊视,公输眩目。雕镌始就,剞劂仍加;平鳞铲甲,落角摧牙;重重碎锦,片片真花;纷披草树,散乱烟霞。

……

《枯树赋》假托殷仲文对庭中枯树发表感慨,写出了国破家亡、羁旅异乡的悲痛和愁思,感情跌宕起伏,风格沉郁顿挫。

《哀江南赋》:

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盗移国,金陵瓦解。余乃窜身荒谷,公私涂炭。华阳奔命,有去无归。中兴道销,穷于甲戌。三日哭于都亭,三年囚于别馆。天道周星,物极不反。傅燮之但悲身世,无处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凯之平生,并有著书,咸能自序。

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信年始二毛,即逢丧乱,藐是流离,至于暮齿。燕歌远别,悲不自胜;楚老相逢,泣将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下亭漂泊,高桥羁旅。楚歌非取乐之方,鲁酒无忘忧之用。追为此赋,聊以记言,不无危苦之辞,唯以悲哀为主。

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荆璧睨柱,受连城而见欺;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泪尽,加之以血。钓台移柳,非玉关之可望;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

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芟夷斩伐,如草木焉!江淮无涯岸之阻,亭壁无藩篱之固。头会箕敛者,合纵缔交;锄耨棘矜都,因利乘便。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轵道之灾;混一车书,无救平阳之祸。

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况复舟楫路穷,星汉非乘槎可上;风飙道阻,蓬莱无可到之期。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陆士衡闻而抚掌,是所甘心;张平子见而陋之,固其宜矣!

《哀江南赋》是一篇史诗性的作品。作者在赋中先自叙家世,写自己的祖先的家世和生平。接着写侯景之乱发生前梁朝的承平状况、统治者的享乐生活以及自己所受到的荣宠;然后,写侯景之乱中梁朝君臣的表现,揭露了他们的腐朽、昏聩与阴险、贪残,描写了社会各阶层所遭受的苦难,特别是北方军队大肆掳掠,驱赶梁朝臣民北归的情景。

整个作品规模宏大,展示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再现了梁朝的兴衰史,特别是对历史做了沉痛的反思,内容极其浓厚。赋中将叙事与抒情融为一体,对偶工整,多用典故,但由于其纪实性的内容和真实的情感体验,使人并无雕琢造作之感,反而在纷披的文采和浏亮的音节中显示出沉郁苍凉的骨气。

这篇赋在赋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庾信骈文的成就以《哀江南赋序》为代表。这篇序抒写亡国破家之痛,交代作赋的原因。文中层层用典,句句对偶,带有很多语气词,造成感慨淋漓,一唱三叹的效果,与赋文有珠联璧合之妙。庾信又有《拟连珠》四十四首,内容与《哀江南赋》相似。

另外,庾信在北朝写了大量应用文字,有碑、铭、书、赞之类,都是骈体文,但其中一些作品颇具文采。南朝人本来对碑铭不重视,庾信的这些作品,也是对此类文体的发展。

特别是他在原来是辞藻华丽、对偶工整、典故繁复、文风老成的特点之上,又增加了北方的清刚遒劲之气,体现了融合南北文风的特点。

08另一个同期的作家王褒

北朝另一个有所成就的作家是由南入北的王褒。王褒字子渊,祖籍琅琊临沂(今属山东省),梁元帝时官至吏部尚书,后随梁元帝降西魏,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北周时官至内史中大夫。

王褒的诗风接近谢朓和何逊,较为浅显清新,用典不多。他入北朝后安于当地的生活,“忘其羁诱焉”(《周书·王褒传》)。其诗虽有乡关之思,但缺少庾信的沉痛与遒劲。

王褒较后人称道的诗是《渡河北》。

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

常山临代郡,亭障绕黄河。

心悲异方乐,肠断陇头歌。

薄暮临征马,失道北山阿。

诗中写北方的景色和旅途中的哀愁,开头化用《楚辞·湘夫人》成句,但又浑成无迹。全诗境界开阔,风格苍劲,在富于北方的景物中融入了浓郁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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