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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晓声创作了小说《李顺大造屋》,不知道该不

简介:写了一个漏斗户陈奂生准备上城里卖油绳,卖的钱准备买一顶帽子,当他到城里感觉时间还早时,就去供销社里看帽子,看中了2.5的帽子,他准备到火车站卖油绳。他知道十点多有趟车要进站,那个时候的商铺大多关门了,旅客又饿,他的油绳是很好的选择,果然油绳很快卖光了,于是他感觉到头晕无力,后来就在火车站找个地方睡着了,恰好碰到第二天要去省城开会的县委书记,陈奂生和书记算不上有交情,只是认识。起书记看他病了就带他去了卫生所,又让司机带他去招待所。他第二天醒来发现不对劲就去交钱。五块钱让他的心里很不平静,回家的途中他在想着如何应对,由于这次的经历,回到村里后很多人对他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

摘要: 高晓声是专注于当代农民生活的一个作家。他在1979年发表了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后,又以陈奂生为主人公连续写了《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2 、《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和《陈奂生出国》五篇小说,人称“ ...高晓声是专注于当代农民生活的一个作家。他在1979年发表了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后,又以陈奂生为主人公连续写了《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2 、《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和《陈奂生出国》五篇小说,人称“陈奂生系列”,后被结集出版为《陈奂生上城出国记》。作者的用意是在历史发展的纵向上,对中国农民的命运历程作系统剖析。作者积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和观察,对中国农民的性格有着深刻而清醒的认识:,“他们善良而正直,无锋无芒,无所专长,平平淡淡,默默无闻,似乎无有足以称道者。他们是一些善于动手而不善于动口的人,勇于劳动而不善思索的人;他们老实得受了损失不知道查究,单纯得受到了欺骗会无所察觉;他们甘于付出高额的代价换取极低的生活条件,能够忍受超人的苦难,去争得少有的欢乐;他们很少幻想,他们最善务实。他们活着,始终抱着两个信念:一是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相信能依靠自己的劳动活下去;二是坚信共产党能够使他们的生活逐渐好起来。……但是,他们的弱点确实是很可怕的,他们的弱点不改变,中国还会出皇帝的。”这种认识,体现了他描写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现状,刻画农民性格时所特有的眼光,而刻画富于典型意义的中国农民形象,正是高晓声的一个重要特点。要说明陈奂生的性格,最好是把“陈奂生系列”作为一个整体。陈奂生是一个勤劳、憨实、质朴的农民,在《漏斗户主》中,他长期被饥饿所纠缠着,并不懒惰却无法摆脱困境,对现实失望却又并不放弃努力,到了《陈奂生上城》中,陈奂生这个形象获得了特殊的艺术生命。《陈奂生上城》发表于1980年,是这一“系列”中最为精彩的一篇。这里的陈奂生已不再为饥饿所累了,小说通过主人公上城卖油绳、买帽子、住招待所的经历,及其微妙的心理变化,写出了背负历史重荷的农民,在跨入新时期变革门槛时的精神状态。尤其精彩的是在招待所的一幕,他在病中被路过的县委书记送来,第二天结帐时听了大吃一惊。 对刚刚摆脱饥饿的他来说,五元钱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作者对陈奂生付出房钱前后的心理变化作了细致的开掘。在付出五元钱之前,陈奂生是那么自卑、纯朴,他发现自己住在那么好的房间里,感到了父母官的关怀,心里暖洋洋的,眼泪热辣辣的,盖着里外三层新的绸被子,不自觉地缩成一团,怕自己的脚弄脏了被子,下了床把鞋子拎在手里怕把地板弄脏,连沙发椅子也不敢坐,惟恐瘪下去起不来。而在付出五元钱之后,他心中完全相反的一些因素,一种破坏欲,一种损人不利己的心理便发作起来,他用脚踏沙发,不脱鞋就钻进被窝,并算计着要睡足时间。但作者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对人物心理作进一步的挖掘,写尽了这个农民的各个心理侧面。陈奂生的心理又从破坏欲的发泄转变成自我安慰:既然一夜就住了五元钱,那么索性就去买个新帽子戴戴,在五元钱的刺激下,他长期养成的俭节被轻易放弃了。但当他想到,如此那五元的住宿费还是无法向老婆交帐时,便只好用“精神胜利法”来达到心理上的平衡和满足,认为由县书记送去花五元钱住一晚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荣耀,于是他“仅仅用五元钱就买到了精神上的满足”。 在通常只有一个层次的激发点上,作者发掘出了好几倍的心理内涵,充分的喜剧风格使陈奂生的形象达到了作者从未达到的高度。每一个层次的挖掘,都体现了规定人物,规定情景中的规定心理,都体现了现实主义典型塑造的独特性,但同时都是以其独特性展示了七八十年代之交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民所共有的心理倾向,即作为小农生产者性格心理的两个侧面的并存交错:善良与软弱、纯朴与无知、憨直与愚昧、诚实与轻信、追求生活的韧性和容易满足的浅薄、讲究实际和狭隘自私等等。陈奂生的精神,典型的表现了中国广大的农民阶层身上存在的复杂的精神现象。他的形象是一幅处于软弱地位的没有自主权的小生产者的画像,包容着丰富的内容,具有现实感和历史感,是历史传统和现实变革相交融的社会现象的文学典型。作者陈奂生既抱有同情,又对他的精神重荷予以善意的嘲讽,发出沉重的慨叹,这种对农民性格心理的辨证态度,颇具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的精神传统。《陈奂生上城》体现了典型的高晓声式的叙事风格。他惯于运用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以叙述为主,尤其擅长概括性叙述,很少采用直接呈现的方式,让人物直接说话和行动,作品的语言基本上都出自叙述人之口。其语言简练明快,幽默犀利,意蕴含蓄,富有情绪感和节奏感。所以,他虽然采用传统的讲故事的语气,但又不是讲故事,既不围绕一个具体的事件结构故事,也不组织矛盾冲突步步发展的戏剧情节,而是将人物几十年的普通生活压缩进某一个生活焦点上反映出来,通过人物心理深入开掘,揭示人物性格和作品的题蕴,这又很有点现代小说的味道,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小说叙述方式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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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小萍把每串项链都拿起来看了一阵,说:“算了,遇到这种人,自认倒霉。吃一堑,长一智,今后不请他帮忙买东西就是了。” 石燕还是不服气:“你那串可能是很久以前买的吧?那时的五块钱可能跟现在的五块钱不同,值钱多了,再说也可能是在不同的地方买的——” 姚小萍没再说什么,只把项链都收起来,随手扔进抽屉里,又拿出钱包,掏出二十五块钱,递给石燕,嘴里说着“你把钱转交给他,替我谢谢他——”,但那表情却象是“你替我杀了他”。 石燕很尴尬,仿佛是自己做坏了什么事一样,提议说:“这样吧,既然你不喜欢这些项链,就干脆给我吧,我来付钱,项链我拿去送人——” “你拿去送人?这么难看的项链,你拿得出手?”姚小萍很感兴趣地问,“他给你买的项链什么样?他不是说要给你带串便宜项链回来的吗?是不是跟我这个一样的?” 石燕很为难,不知道该不该把卓越买的项链拿出来给姚小萍看,给她看,又怕她吃醋,越发觉得卓越对她不好;不给她看,又怕她觉得卓越小气,出趟门连便宜项链都没给女友买。 姚小萍见她没反应,又问:“他给你捡海螺了吗?” 石燕真是后悔把这些都告诉了姚,不然就一文事都没有。她吞吞吐吐地说:“海螺没捡到,但是他——” “给你买项链了?总不能说一样都没有吧?而且他给他妈妈和妹妹都带了礼物,怎么刚刚没你的份?他把你放什么位置?不过看你这个样子,我就知道他给你买礼物了,快拿出来看看——” “不是我不给你看,我是怕你看了又有话说——” 姚小萍很委屈地说:“我说什么了?难道我说错了吗?你自己也看见那些项链了,难道你不觉得那不值五块钱吗?你拿出来我看看,说不定我可以帮你鉴别他是不是也在糊弄你——” 石燕对她自己那串项链还是很有信心的,那绝对不是姚小萍的那些便宜货。她犹豫了一下,就把她那串拿出来了。 这回姚小萍也没话说了,啧啧赞叹道:“真的好漂亮啊,可能要几百块钱吧——,真是人不识货钱识货——” 石燕又惊又喜,喜的是项链终于通过了姚小萍的产品质量验收,惊的是姚小萍这个珠宝鉴赏家说项链价值几百块。她惊赫地问:“真的要几百块?不太可能吧?他一下买了三串,那不就花了——一千多块?他哪来那么多钱?” 姚小萍又有话说了:“就是呀,他也就是一个讲师,一个月能有多少钱?出手这么大方,我看他有鬼——” “也许他有稿费?他不是经常发表文章吗?” “学术文章还想赚稿费?不倒贴就不错了。” 石燕没再说什么,因为她也不知道卓越哪来这么多钱。姚小萍到底不是纪委的,对卓越经济问题没什么兴趣,只对珠宝感兴趣,马上叫石燕戴上试试,石燕推辞说:“还没洗澡,又没配套的衣服,今天就算了吧。” 姚小萍也不再勉强,说声“你不试,那让我来试试”,就拿过去了,边试边说,“我戴着正好,完全象是为我买的一样——以后可以借给我戴戴——” 第二天,石燕理直气壮地给卓越打了个电话,说要把姚小萍的二十五块珍珠项链钱送给他,但她没说她还准备了三百块钱,是付自己那串的。她那项链盒里没发票,但她觉得三百块肯定够了。只是花三百块钱买串项链实在太奢侈了,光靠她的师范生伙食补贴,存一年都存不了这么多,因为她总得吃饭吧?幸好她父母经常给点钱她,不然只好把这项链退给卓越了。 他说:“这事不急,我也不等着这点钱维持生活,等我有空了再说——” 她很失望,以为他听见她打电话,会很急切地跟她见面的,哪知道他这么不急切。她怏怏地说:“那好吧”,就挂了电话。 接下来的那些天,姚小萍白天忙着去附中上课,晚上忙着跟严谨约会,没什么时间陪她。卓越也不来找她,她打了那次电话,象被高压电打伤过一次一样,再也不敢打电话给他了。 她一个人很孤寂无聊,又不想学习,就找了些小说来看,也无济于事,可说是越看越糟糕,看到不幸福的爱情了,就觉得跟自己的情况很相象,或者很怕自己的爱情会发展成那样;看到幸福的爱情了,又觉得很惆怅,为什么别人的爱情那么美好,就我的不行呢?到底是我不值得人爱,还是别人幸运? 她忍不住一日无数遍地揣摩卓越为什么不来找她,难道是他不爱她吗?但他又那么老夫老妻地打电话问她要不要他带东西给他,买了那么贵重的项链给她,回到D市的第一件事就是叫她去接站,他还那么急切地吻了她。说他爱她吧,他又老是不理她,不陪她,好像根本不在乎见不见她一样。 她现在甚至希望他也象班上那些女生的男朋友一样,老是想着干那事,那他就会跑来找她,当然她不会那么傻唧唧地让他得逞,但他有求于她的时候,她就可以牵住他的鼻子,让他做她想他做的事。而她想他做的,无非就是爱她,跟她在一起,陪着她。难道这很难吗?为什么他想不到做不到呢? 她其实没什么把握,不知道如果他真的为那种事跑来找她,她有没有能力牵着他的鼻子走,因为他好像不怎么容易被人牵鼻子,大多数时间是他在牵她的鼻子。说“鼻子”有点贬低她,好像她是动物似的,那就这样说吧,大多数时间是他在占主动。他想吻就吻了,强吻了也有办法让你不生他的气。如果他想做那事,恐怕也是想做就做了,强做了也有办法让你不生他的气。 想到这些,她就不由自主地想象跟他做那事的情景,具体过程和细节不是很清楚,但觉得应该是很激动人心的,因为他吻她的时候,她有一种很激动的感觉,头晕脑胀,身体很有反应。但他好像反而不如她那么激动,因为他可以随时停下来,一会说“初吻?”,一会又说“你真可爱”,说明他知道她很投入,而他自己不是很投入。 她实在忍受不了这种被打入冷宫一样的生活,好几次都躲到树林里去哭,哭了也没用,心里还是很难受,便给黄海打电话,但没说她跟卓越的事,只聊了聊考研的事。她发现她现在对考研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总拿“至少工作两年才能报名”为理由,掩饰自己的不感兴趣。 黄海似乎看出了这一点,总是说:“千万不要放弃考研,你是个有才华的人,一定要让自己的才华得到施展。现在呆在科研办公室,只是不得已而求其次,最终的目标还是考研究生——” 有次黄海见她考研的士气越来越低,甚至把卓越抬出来激将她:“不管怎么说,至少卓越也读过研究生吧?你怎么能——比他还不如呢?” 她抵赖说:“他读没读过研究生,关我什么事?” 黄海诧异地问:“你不是——跟他在——那个吗?” “哪个?你听谁说的?” “听谁说的不重要,你跟他是什么关系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不能放弃考研究生——” “谁说我放弃了?我现在就开始准备,你帮我搞几本书寄来吧。” 黄海一口答应,问她想考什么专业的研究生,她也没想好,她对自己的专业也不是很有兴趣,换个专业又怕考不上,犹豫了半天,才决定还是先考自己的专业再说,别太好高骛远。 她希望姚小萍的“以黄制卓”战略能起点作用,希望她一旦跟黄海热络起来了,对卓越就会不那么太上心,而一旦她对卓越不上心了,她就会不为他的冷漠而生气难受了。但她发现每次跟黄海讲电话的时候,她眼前浮现的都是卓越的形像,而每次门房来叫她接电话的时候,她的心里都在希望这次是卓越打来的。 好不容易熬到放暑假了,她看看离正式上班时间还有十天左右,就想回“洞洞拐”去看看父母,因为她平时到这个时候都是回家去过暑假的,但这次不行了,她留在了学校科研办公室,不是教师编制,没暑假,不能回家去呆几个月,只能抽这个时间回去一趟。 她临时决定回家,所以没来得及通知父母帮她找便车,只能去坐火车或者坐长途汽车。她很怕坐长途汽车,因为车上没厕所,而她一坐车就特别想上厕所,长途汽车又不是你叫它停它就停的,坐得很难受。坐火车时间虽然长一点,但有厕所可上,脏是有点脏,但总比憋在肚子里好。 她没事先买票,因为心里还有点犹豫,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回去,她怕这几天卓越会跑来找她,如果她回去了,那就错过了。但如果呆在学校,而卓越又没来找她,那就真不是人过的日子了。前段时间还可以说他在忙,现在学期结束了,他还有什么可忙的?他不来找她就说明他不爱她。 一直到了临走的那天,卓越都没来找她,她只好收拾了一点东西,装进一个旅行袋里,坐出租到火车站去买票,准备听天由命,买到票了就走,买不到就算了。 等她排队排到窗口的时候,中午的票已经没有了,只剩下晚上的票,她就买了一张。离开车开有四五个小时,她不想打的跑回师院去,就把旅行袋存在火车站的临时寄存处,空着手到市里去玩。 她在市里的百货大楼逛了逛,提不起兴趣来,老想到卓越说过的,D市人消费观念陈旧,小农意识浓厚,D市没什么好东西卖。她越看就越觉得他说得对,的确是没什么好东西卖,以前觉得还可以的东西,现在看上去都很老土,质量差得不得了。她意识到她将要在这个小农意识浓厚的城市里至少呆两年,而卓越又这么难以接近,就觉得心情很沉重。 她懒得逛百货公司了,干脆跑到公园里,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哭了一场,一直哭到一个来公园打拳的人起了疑心,跑过来问她怎么回事,她才慌忙擦干眼泪逃离了公园。 然后她买了一些点心,准备在车上吃,因为车上没餐车,只有提蓝叫卖的,他们卖的东西太脏了,没法吃,列车上不让他们卖,他们都是从各个小站偷跑上来的。 她打的回到火车站时,已经快到上车时间了,她取行李的时候,又出了点问题,耽误了时间,等她检了票跑到车跟前时,车都在动了,她慌忙抢上车去,总算没误点。但车是慢车,短途的多,没谁按座位号坐的,都是乱坐,谁抢得到位置谁是大爷。她来得晚,座位都被大爷们抢光了,她只好拣个比较干净的车箱,站在过道里,想等近处的人下车了再找位置坐。 她的旅行袋没地方放,行李架上都放满了,她也很怕放行李架上会被别人拿走,就一直放在脚边。她站了一会,觉得很累,穿高跟鞋的脚好像跳芭蕾舞一样竖立在那里,一下就肿了。也不知道车箱里哪来那么游击队员,不停地在车箱过道里穿来穿去,穿来穿去。她不让开的话,那些人就从她身上擦过去,象故意揩她油一样;她让开的话,就得擦那些坐着的人,有的很不耐烦地推开她,好像怕她揩了他们的油一样。 她又气又饿又累,恨不得哭,还没等她有机会哭,一个卖煮鸡蛋的又踩了她的旅行袋。她忍不住嚷起来:“你走路看着点,怎么往我旅行袋上踩?” 那个卖鸡蛋的也不示弱:“你站地看着点,怎么往我脚下站——” 她反驳说:“这是你的地?” “好狗不挡道,恶狗挡大道,你挡道上我就要踩——”卖鸡蛋的说着就在她旅行袋上踩了两脚。 她气得嗓子冒烟,只“你,你”的说不成句子。 旁边的人都看戏不怕台高,有的怂恿说:“打,打他个狗日卖鸡蛋的!五毛钱一个鸡蛋,你以为卖的是你的卵蛋哪?” 还有的说:“姑娘,站过道里是不好,挡人家道。来,坐我这里来,我把腿让你坐,不收你钱——” 她真的要哭了,抓起旅行袋就想逃跑,但那些坐着的人还没看够热闹,有的叫她“莫跑,莫跑,谁跑谁就输了”,还有的伸出脚来档她,差点把她绊倒。正在她狼狈不堪之际,她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说:“卖鸡蛋的,列车长查车来了——” 那个卖鸡蛋的一声不吭地溜了,其它人哈哈大笑起来。 她不敢看那说话的人,生怕他看见她此刻的尴尬样,恨不得跳车下躲起来。她使劲往相反方向挤,也不敢回头望,只希望他没跟来。但她才挤了半个车箱,就被他追上了。他一手抓住了她的旅行袋,另一手抓住了她的胳膊,说:“还往那里跑?” 她头也不回地问:“你也——坐这趟车?到哪里去?” “不到哪里去,来抓你的——” “抓我干什么?我犯法了?” “嗯,你犯大法了——” “我犯什么法?” “你犯了不告而别的法——”’ 她恨恨地说:“谁叫你老不理我的?” 他解释说:“我在忙啊,我又不是在玩——” “那你今天怎么不去忙你的?” “刚忙完,打电话给你的时候,姚小萍说你今天回老家去——我还以为她在骗我呢——抱着撞大运的想法来车上看看——你是真的要回去?” 她气还没消:“你没见我在车上吗?” “在车上不要紧,可以下去的嘛,我们可以在下站下车——” 她固执地说:“我要回家——看我父母——” “那我跟你一起去吧——”

感想:小农意识的存在,他总是觉得没有帽子给他带来了很多的不便。生病也是因为没有帽子

一九八○年高晓声在故乡写作 唐锡勇摄

劣根性,在他醒来看到住所的一切的时候,他怕衣服不干净会把被子弄脏,鞋子不干净,脱掉鞋子。沙发不敢坐怕坏了,看到收钱的姑娘不是很理他的时候心里不自在,交了五块钱后觉得即使变成猪窝也没事,我是交了钱的。

“把他们的苦处说一说”

姑娘一开始对他的爱答不理,后面听他说是左边那间房的,就很客气的问他是是书记的战友吗?看到觉得五块钱贵的时候以为他不是什么领导,就对他态度不好。

1957年,高晓声因为和陆文夫、叶至诚、陈椿年等人倡议创办《探求者》月刊,被错划为右派,遭遣返回家乡江苏武进农村劳动改造。改造期间,高晓声做过农民,当过短期的中学教师、学校勤杂工,后又任职菌肥厂技术员,薅秧、种稻、编筐、捉鱼,培植银耳、培育蘑菇,做小买卖……即便如此,生活仍然一度穷困潦倒,粮食不够吃之际,高晓声曾捞鱼摸虾,破帽遮颜售于闹市,“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的境遇更是常见。如此,高晓声在农村一待就是21年。1979年4月,高晓声的历史问题得到平反,于11月调回江苏省作家协会工作,重新开始了写作生涯。《陈奂生上城》等最初的几篇小说便是他回归之后给文坛献出的一份“厚礼”。

从1957年下放农村,到1978年下半年重新开始创作,高晓声的文学生命整整中断了21年。重新开始创作之初,高晓声的写作并不顺利,甚至连许多常用字都不能熟练运用,为此他将一本《词源》从头到尾翻阅了一遍,还把许多精彩的词汇抄在专用的小本子上,以备写作不时之需,他抓紧一切时间重新补课。时逢新时期之初,国家鼓励农村发展个体经济,鼓励致富增收,高晓声深受感动,就想“把他们的苦处说一说”,“农民有些什么苦?我认为受苦最深的就是吃和住”。

在此形势下,高晓声创作了小说《李顺大造屋》,精炼的笔法、流畅的叙述、沉重的主题写出了农民李顺大造屋不得的痛苦,“他们恶啊!我的屋啊!”这篇小说发表于《雨花》1979年第7期,打动了无数读者,成为高晓声发表的第一篇有影响力的小说,受到公刘、冯牧等文坛前辈的关注和赞赏,并获得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次获奖给高晓声带来了一定的声名,阔别文坛多年的他由此成为文坛的一颗新星。正是在这次颁奖典礼上,《人民文学》编辑崔道怡第一次见到高晓声,并向他约稿。

在《陈奂生上城》之前,高晓声还写过一篇《“漏斗户”主》。《李顺大造屋》写农民盖不了房的问题,《“漏斗户”主》则写农民吃不饱的问题。《“漏斗户”主》情节很简单,主要写农民陈奂生从缺粮、借粮到有粮的经历,有着高晓声本人艰辛生活的投射。高晓声对《“漏斗户”主》倾注了极大的心血。这是他尚未返城之际在农村老家写的,写作条件十分艰苦,但创作的热情却又是十二分高涨。据高晓声的朋友丁保林回忆:“有一天高晓声突然到我厂里来,说想要写东西了,可家里一张纸也没有,问我手上有没有稿纸。我说没有,就找了几本厂里开发票用的旧三联单递给他。过了些日子,我去他家看他,一见面,他就把一叠写满字的三联单递给我,说:‘你来得正好,我一夜未睡,刚刚写完这篇小说,你坐在这里慢慢看吧,我要去困觉了。’啊呀,我一口气把《“漏斗户”主》读完,觉得写得好得不得了,真的是拍案叫绝啊!等老高醒来之后,我就对他说:‘我从来也没有看到过这么好的写农民的小说,你赶快投给《人民文学》吧,发表后保证会在全国引起轰动!’”

后来,《“漏斗户”主》并未投给《人民文学》,而是刊发于《钟山》1979年第2期。此文也受到编辑部的大力称赞,编辑海笑回忆说,当年很期待这篇小说和《李顺大造屋》一起获奖。高晓声本人也对《“漏斗户”主》情有独钟,曾告诉海笑,如要他自己在两篇中挑选一篇去得奖,他会毫不犹豫地推选《“漏斗户”主》。然而,可能受《钟山》初创销量较少及小说本身艺术手法较为陈旧等因素的影响,《“漏斗户”主》并没有获得期待中的反响。

位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郑桥镇董墅村的高晓声故居,《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等作品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写续篇救活《“漏斗户”主》

崔道怡的约稿触发了高晓声原本就有的写作计划——救活《“漏斗户”主》。怎么救呢?写续篇。高晓声用他苏南人特有的精明做了一番盘算,在《谈谈有关陈奂生的几篇小说》中,他如此剖白:“……想通过《陈奂生上城》这篇小说,引起读者对《“漏斗户”主》的注意,叫作‘救活’《“漏斗户”主》。这两篇小说,主人公都用陈奂生一个名字,性格也统一,所以《陈奂生上城》名正言顺成了《“漏斗户”主》的续篇。读者如果对《陈奂生上城》感兴趣,就一定会去看一看《“漏斗户”主》,这样,《“漏斗户”主》就被救活了。”

这便有了《陈奂生上城》。《陈奂生上城》主要讲衣食无忧后的“漏斗户”主陈奂生进城卖油绳、买帽子、偶遇吴书记、住高级宾馆的一番际遇。其核心情节是宾馆一夜,也是小说最精彩的部分:

陈奂生出了大价钱,不曾讨得大姑娘欢喜,心里也有点忿忿然。本想一走了之,想到旅行包还丢在房间里,就又回过来。推开房间,看看照出人影的地板,又站住犹豫:‘脱不脱鞋?’一转念,忿忿想到:‘出了五块钱呢!’再也不怕弄脏,大摇大摆走了进去,往弹簧太师椅上一坐:‘管它,坐瘪了不关我事,出了五元钱呢’……回头看刚才坐的皮凳,竟没有瘪,便故意立直身子,扑通坐下去……试了三次,也没有坏,才相信果然是好家伙……刚才出了汗,吃了东西,脸上嘴上,都不惬意,想找块毛巾洗脸,却没有。心一横,便把提花枕巾捞起来干擦了一阵,然后衣服也不脱,就盖上被头困了,这一次再也不怕弄脏了什么,因为他出了五元钱!

这个情节和高晓声个人的城市生活经历有关。写作《陈奂生上城》的前一年,也就是1979年,高晓声和陆文夫等几位作家一起到重庆参观,接待单位安排了一个高级宾馆,两个人一间房,一夜24元钱。高晓声一夜没睡好。“一块钱的骨头困在十二块钱的床上。”在那样的时刻,高晓声想起了在乡下的陈奂生们的生活,也触发了他对20世纪80年代初期城乡经济发展、消费水平、生活方式差异的深入思考。反思后的结论是农民太苦,他想写一出“戏”,让《“漏斗户”主》里的陈奂生也住一夜高级宾馆试试。

然而陈奂生为什么要住这么昂贵的招待所呢?按照常理,一个节俭甚至有点抠门的农民自己肯定是舍不得住的。高晓声由此引出介绍人吴书记来,是巧遇的吴书记送陈奂生到招待所去的,那吴书记为什么要带陈奂生去住招待所呢?陈奂生生病了,怎么生的病呢?着凉了,没有戴帽子。陈奂生去买帽子因时间太晚没买到。可是,陈奂生哪来的钱买帽子呢?最后高晓声引出了陈奂生进城做生意卖油绳的事。一环扣一环,层层推演出了整个故事的情节走向。“宾馆一夜”这一情节后来成了小说中最吸引人、最精彩的部分。高晓声用幽默风趣的笔触详尽叙写了陈奂生入住宾馆醒来后的复杂心路历程,将一个勤劳朴实、过了一辈子穷日子、经济刚有一些好转的农民,在城市“高消费”面前花钱花到“肉痛”的纠结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把陈奂生写活了!

高晓声很快给《人民文学》寄去了《陈奂生上城》,收到稿件后,编辑部十分满意,崔道怡对其叙述技巧之成熟、人物性格刻画之生动赞赏有加,几乎没怎么改动,便于1980年第2期《人民文学》刊出。《陈奂生上城》的发表不仅成功地引起了读者对《“漏斗户”主》一文的关注,更将陈奂生的形象进一步推进发展,超越了之前广为人知的李顺大,成为更能包蕴时代内涵、更能呈现新时期农民复杂心理的人物典型,成为中国小说人物画廊中又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新人”。

常州市滑稽剧团演出的滑稽戏《陈奂生的吃饭问题》

“我对陈奂生们的感情,绝不是什么同情,而是一种敬仰,一种感激”

对于反复书写农民的日常生活,高晓声曾有如下自白:“其实,我写这样的小说是很自然的。眼睛一眨,我在农村里不知不觉过了二十二年,别无所得,交了几个患难朋友。我同造屋的李顺大,‘漏斗户’陈奂生,命运相同,呼吸与共;我写他们,是写我的心。与其说我为他俩讲话,倒不如说我在表现自己。”“想起他们,有时使我彻夜难眠。我同他们生活在一起几十年,休戚相关,患难与共,有着一致的情感。我写《“漏斗户”主》,是流着眼泪写的,既流了痛苦的眼泪,也流了欢慰的眼泪。”

在农村生活期间,高晓声充分接触了农民,甚至最后自己也成了农民的一分子。高晓声写农村和农民的小说都是以自己扎实的生活阅历作基础的。《陈奂生上城》发表后之所以受到广泛认可,除了小说迎合了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的时代需求外,主要的原因在于高晓声选择了自己最擅长、最熟悉的题材和人物,农民的吃住大事,写来得心应手,笔下人物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在农村生活的20多年间,高晓声不光看到过李顺大们造屋的困难,自己也有着焦头烂额的造房经历。他不光看到“漏斗户”主们揭不开锅,自己也同他们一道饿着肚子拼命劳动,才勉力维持温饱。高晓声和当地所有的农民一样,要下田参加生产活动,家里的陈设,家里的牲畜家禽,都和当地农民别无二致。正如他自白的那样,“二十多年来我从未有意识去体验他们的生活,而是无意识地使他们的生活变成了我的生活。我不在上,不在下,不在旁,而是在其中。”“我写的那些小说,如《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既是客观的反映,也都有我自己的影子。”

高晓声不仅是陈奂生的原型,他甚至常常被编辑或者同行认为就是陈奂生本人,与他打过交道的编辑和学者们对他和农民无异的性情、行为、处事方式无不印象深刻。《钟山》编辑海笑说:“初见高晓声同志时,我简直以为他就是他笔下的‘陈奂生’,朴实、憨厚。”《人民文学》编辑崔道怡说高晓声“土头土脑,真正的农民模样”,“长相、神态、衣着都‘土’,语言也‘土’”。作家叶兆言说:“农民什么样,他就是什么样”。评论家许觉民说:“我刚见到他时,他的形象与举止,不知为什么使我不期然地联想起陈奂生这个人物来。”“可是他的满不在乎的性情,独来独往的落拓不羁,总是不断使我想起他笔下的陈奂生进城时的神态。”对此,好友陆文夫看得透彻,他说:“当人们在高晓声的作品中读到那些幽默生动的描述时,谁也不会想到他的‘生活’竟是这样积累起来的。有一种幽默是含着眼泪的微笑,读者看到了微笑,作者强忍着泪水。”

可以说,高晓声将自己的心血和生命融在了他笔下的人物形象里。“我写《陈奂生上城》,不是预先有了概念,不是为了证实这个概念,而是在生活中接触了一些人和事,有所触发,有所感动,并且认为这些人和事对读者也有触发、感动作用,于是才写了它。在写的时候,我就竭力抓住最能感动人的东西来写,也就是竭力发挥艺术的功能。”这就让他笔下的农民更接地气,没有斧凿的痕迹,更具“不隔”之美。这一点,也为当年文坛所瞩目。据石湾回忆,在一次“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颁奖会上,周扬曾对高晓声作出极高的评价,称其是中国当代小说家中写中国农民写得最好的作家。

这样的生活经历和对农民生活性格的充分了解,让高晓声在写作《陈奂生上城》之际,状态非常自由,几乎到了一种“迷恋、狂热”的地步——情绪激荡,吃不香,睡不着,日夜不安,一直到小说完成,他才收神放心。小说因而写得气韵畅达,笔触轻松活泼,充满幽默感,毫无沉滞之气。同时,在这篇小说中,高晓声在艺术手法上有了进一步突破,他不再像写《李顺大造屋》和《“漏斗户”主》时那样痛陈人物的苦难史,而是在情绪和情节上都着力营造一种喜剧效果,通过层层推进揭示陈奂生“宾馆一夜”中丰富的心理活动层次,塑造出了一个以往文坛不多见的农民的精神世界。

“我对陈奂生们的感情,绝不是什么同情,而是一种敬仰,一种感激。这倒并非受过他们特殊的恩惠,也不是出于过分的钟情,而是我确确实实认识到,我能够正常地度过那么艰难困苦的二十多年岁月,主要是从他们身上得到的力量。正是他们在困难中表现出来的坚韧性和积极性成了我的精神支柱。”正是这个精神支柱,让农民高晓声在21年的乡土生涯里,始终没有放弃对文学理想的追求,在艰辛的生活里坚持以作家的素养和习惯观察和思考经历的一切磨难,并在境遇得到改善的第一时间,以一匹黑马的姿态重新成为“作家高晓声”。

电影《陈奂生上城》海报

“继鲁迅、赵树理以后,又一个为中国农民揭示灵魂的高手”

《陈奂生上城》发表后,虽然评论界对其主题不明确有过争论,但更多的还是好评。陆文夫称:“一篇《陈奂生上城》写出了继《阿Q正传》之后江南农民的典型,一时间成了中国文坛上的亮点。”阎纲对这篇小说尤其赞不绝口,称“《陈奂生上城》出现,文坛为之倾倒。《陈奂生上城》全面地显出高晓声的才气,使他在天才地描绘农村面貌和成功地塑造农民典型方面占有新时期文学史上第一流的位子”,具体而言,“比起《“漏斗户”主》来,高晓声在《陈奂生上城》里充分地施展了他造诣极深的艺术典型化的才能,信手拈来,涉笔成趣;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技巧的活用和语言的妙选,达到游刃有余的程度;幽默深沉的笔法,喜剧气氛的烘托,让人拍案叫绝。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典型化情节的精选和性格化细节的妙用。高晓声真绝,他把陈奂生从乡下‘联系’到城里,居然弄得一块钱的骨头困在五块钱的床上!”更多的赞赏给予了“宾馆一夜”的情节,称赞“什么叫才气,这就是才气”!小说也引起了社会上广大普通读者包括农民的热烈关注,据《半月谈》记者沈成嵩回忆,有一次,常州市一个乡党委书记把《陈奂生上城》拿来给农民党员上党课,读完小说后,一个生产队长当场说:“这位作家没到我们村里来过啊,农民中这些活灵活现的事怎么给他‘探’去的呢?”

继《李顺大造屋》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之后,《陈奂生上城》顺利地荣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连续两年获全国短篇小说奖,而且排名很靠前,高晓声在文坛“一举成名天下知”,迅速“走红”起来。红到什么程度呢?高晓声好友叶至诚的儿子叶兆言回忆:“高晓声很快红了,红得发紫,红得保姆也不相信,一个如此灰头土脸的人,这么突然成了人物。”《陈奂生上城》获奖之后,高晓声的约稿、邀约纷至沓来,《人民文学》《半月谈》等文艺杂志、报纸和出版社纷纷向高晓声约稿。1980年8月,应《半月谈》记者沈成嵩采写了一篇报道:《扎根于锦绣江南的沃土中——访农民作家高晓声》,这篇访谈被新华社评为年度好稿。报道刊发后,“在两三个月内,他就收到了三四百封读者来信,有向他取经的,有向他要书的,有写了文章要请他修改的,有请他题字的,还有许多‘红领巾’给老高寄来了‘蝴蝶’‘贝壳’等生物标本……1981年春天,当我去南京给他送新茶时,老高苦笑着说:‘老沈啊,我可给你害苦啦,省作协专门帮我找了两位小青年看信,装信!’”直至90年代,当高晓声完成了长篇小说《青天在上》,去参加笔会,组织者居然不喊他名字,而是称他“陈奂生”。

社会的关注,进一步触发了高晓声的创作热情,他开始像“井喷”一样创作,从1980年到1986年,高晓声出了六本年度小说集。分别是《七九小说集》《高晓声一九八〇年小说集》《高晓声一九八一年小说集》《高晓声1982小说集》《高晓声1983年小说集》《高晓声1984年小说集》。高晓声曾有连续十年每年出一个新小说集的宏伟计划,虽然最后没有完成,但仍然在中国当代小说史上创造了一个纪录——单从小说集题名的“简单粗暴”中,我们就可以一窥当年高晓声红火的程度和极度自信、创造力爆棚的状态。学术界亦对《陈奂生上城》给予了很多关注,带动了对高晓声的研究热。短短几年间,评论文章、学术论文多至上百篇。高晓声被誉为“南方赵树理”“继鲁迅、赵树理以后,又一个为中国农民揭示灵魂的高手”。

“一辈子写好农民”与“一辈子要演好农民”

小说的广泛影响也引起了电影圈的关注,当北京电影学院教师王心语读到陈奂生系列小说时,立即被陈奂生这个人物浓郁的泥土味和强烈的性格色彩深深吸引了。王心语特地赶到南京和高晓声商定了改编事宜,并邀请擅演农民的知名演员村里来演陈奂生。

改编时,导演根据电影的特点,以小说《陈奂生转业》为基本内容,同时吸收《陈奂生上城》和《陈奂生包产》两篇小说的主干内容。以陈奂生走马上任,为村办工厂购买材料的经历为主线,而将《陈奂生上城》一文的情节放置在村办厂长与陈奂生的交谈过程中,并适当做了其他改动和补充处理。虽然高晓声向来不主张对自己的作品提炼主题思想,但王心语在指导影片时还是落在两个“主题”上:一是揭露和批判“关系学”,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二是歌颂干群关系。与此同时,电影紧抓人物刻画,用众多丰满的细节,呈现了陈奂生忠厚老实、淳朴正直、为人善良的一面,也对他的小农习气有所反映,但显然更为侧重前者,将陈奂生处理成一个变革时期的“社会主义农村新人”的形象。

1982年,由潇湘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投拍制作,王心语导演,王心语、高晓声合作编剧,著名演员村里主演的《陈奂生上城》正式上映,受到社会广泛好评。生动立体的人物形象,幽默风趣的角色对白,浓郁的乡土色彩,精彩的角色演绎,尤其是以“一辈子要演好农民”为追求的村里与“一辈子写好农民”的高晓声的合作,让电影《陈奂生上城》获得了极大成功,与《高山下的花环》《人到中年》等一起,成为20世纪80年代的经典影片。除高晓声之外,村里也成为陈奂生的另一位现实中的形象代言人。由此,农民陈奂生一步步走进了城市的大街小巷,成为80年代最为经典的人物典型。

高晓声用一生的心血去书写他所热爱的农民,留给我们一个个鲜活生动的农民形象,也因此被称为“农民作家”,其创作的“李顺大”“陈奂生”“江坤大”“老清阿叔”等一系列农民形象是新时期文学人物画廊里的重要成员。“陈奂生系列”小说享誉文坛,其中《陈奂生上城》一篇最为知名。虽然高晓声不无遗憾地声称只是写出了一个陈奂生,但在新时期文学所塑造的人物群像中,陈奂生这个大变革时代的农民形象,却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高晓声对中国农民于变革之际内心精神世界的呈现,对农民所拥有的朴素、勤劳、坚韧品格的书写,及对他们灵魂深处所因袭的历史重担的揭示,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当下,依然能启发我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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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奂生上城》的传播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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