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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选定问题更重要的是从读物中吸取什么的问题

  文言与现代汉语差别相当大,在大家日常都用现代汉语的时候,给别人讲文言或自己读文言,因为生疏,会感到很多困难。困难中最大的一种是文言作品常常用典(也称“用事”“隶事”)。典故的出处成千上万,如果不知道出处,有很多就不能理解或不能确切地理解。人所知有限而典故无涯,因而通晓典故的困难就比较难于解决。本文自然也不能提供什么灵丹妙药,只是想谈谈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粗略情况,希望对于初学的人能够有些帮助。

  5.4.2整齐句式多
  韵文要求句式整齐是当然的,这里是专就散体说。在先秦的典籍里,行文求句式整齐,《老子》是突出的代表。如:
  (1)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以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二十二章)
  《老子》的文章是格言式的,自然不能不这样表达。其实也不尽然,如《荀子》总是长篇大论,句式也求整齐。如:
  (2)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忒,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背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妖怪未生而凶。(《天论》)
  句式求整齐不只少数人,可见不是出于某些人的癖好。这由正面说是,整齐比不整齐会有比较好的表达作用。这作用包括两个方面,是由语句的积累和对称,意思可以更明朗,声音可以更悦耳。因为有这样的好处,所以到汉魏以后,它的势力就越来越大。如南北朝时期写散体文章,也是:
  (3)夫两仪即位,帝王参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阴阳分,地以刚柔用,人以仁义立。……归仁与能,是为君长。抚养黎元,助天宣德。日月淑清,四灵来格。祥风协律,玉烛扬辉。九谷刍豢,陆产水育,酸咸百品,备其膳羞。栋宇舟车,销金合土,丝纻玄黄,供其器服。文以礼度,娱以八音,庇物殖生,罔不备设。(僧祐《弘明集》卷四何承天《达性论》)
  (4)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波斯国胡人也,起自荒裔,来游中土,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歌咏赞叹,实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杨衒之《洛阳假蓝记·永宁寺》)
  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这是有意凑四字句。这种风气向下发展,精益求精,就不只求句式整齐,而且求相邻的句在意义和声音方面都对称(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之类;平对仄,仄对平),并且长短有变化(四六或六四等)。这就成为骈体,留待下面介绍。

  三、文字表达方面
  文字表达,过去习惯称为“辞章”,取舍的问题比较难于说清楚,因为同一篇文章,专从写作技巧方面考虑,常常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概括的原则容易说,比如自然比造作好,简练比拖沓好,流利比艰涩好,古朴比轻浮好,生动比板滞好,典雅比粗俗好,优美比鄙陋好,等等,大家都会同意。问题是这些原则都很抽象,难于像用天平衡物那样,半斤就是半斤,三两就是三两。抽象的原则难于实用,原因不只一种:一、各人眼光不同,好恶不同,甲说流利好,乙甚至可以说,艰涩有一种暗藏的美,更好;二、同一种写法,甲看着不很自然,乙也许觉得很自然;三、有些作品,辞章方面属于中流,于是好之者可以誉为质朴,恶之者可以毁为笨拙,好之者可以誉为灵活,恶之者可以毁为轻浮,因为质朴与笨拙,灵活与轻浮,本来就是近邻。总之,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于避免主观片面性。但是我们又必须承认,就是辞章方面,作品,或说有些作品,终归有高下之分,而我们也应该细心地、尽量避免偏见地分辨高下,然后取其精而舍其粗。以下举例说说这方面的情况,因为终是一己之见,所以只能供参考。
  先说书。古籍传到现代的,绝大多数是名著,因而辞章好的就用不着举例。书与书相比,有的,即使是极少数,显然差一些。例如王充的《论衡》,在东汉阴阳五行迷信盛行的时期,大声疾呼地提倡科学精神,毫不留情地揭露、反驳各种流行谬说,其思想的高超真是难以笔墨形容。可是说到文字表达,却琐碎拖沓(明朝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曾指出这一点),既不流利,又不生动。如果我们是刚读过《孟子》,这种印象就会更加明显。又如南北朝有一部新奇而价值很高的书,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它与也是北朝著作的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相比,就显得过于板滞无华了。
  再说人。同是作家,有人文笔造诣高,有人低,这也用不着举例。就是同一个人,写不同体裁的作品,也会有高下之分。例如杜甫是了不起的大诗人,其实他也写文,可是(还是从写作技巧方面看)远不如诗。明朝的大作家归有光正好相反,是诗不如文。
  缩小到一篇,文字表达方面有时也有高下之分。例如“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文章为后代古文家推为登峰造极,《原毁》一篇尤为人所乐道,可是那种故意多重叠、多对称以制造声势的写法,今天看来未免造作气味太重,实在没有什么好。又如明朝马中锡的《中山狼传》也是一篇流行的名文,内容当然是好的;至于全篇生硬地拼凑典故的那种写法,使人不能不想到冬烘先生在篱下诌文,摇头晃脑的那种神气,可以说是不能与内容相配了。
  再缩小,一篇之内也会大醇而小疵。例如:
  (1)庭坚顿首,几仲司户足下:……天难于生才,而才者须学问琢磨,以就晚成之器;其不能者,则不得归怨于天也。世实须才,而才者未必用,君子未尝以世不用而废学问;其自废惰欤,则不得归怨于世也。(黄庭坚《答李几仲书》)
  (2)右《金石录》三十卷者何?赵侯德父所著书也。……呜呼!余自少陆机作赋之二年,至过蘧瑗知非之两岁,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李清照《金石录后序》)
  例(1),“天难于生才”以下是经义文写法,放在后代八股文里是稍解放的两股,至少我们今天看来,有迂腐气,不如前后散行的文字那样平顺自然。例(2),《金石录后序》是一篇内容充实、感情深挚、可歌可泣的名文,叙事朴实恳切;只是上面引的“呜呼”以下,交代自己经历的时间,忽然谜语式地用了两个典故,显得纡而拙,这不得不算作金玉堆中一颗小小的砂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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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先说说什么是用典。用定义的形式说是:用较少的词语拈举特指的古事或古语以表达较多的今意。看下面的例:
  (1)(赵明诚)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履之意。(李清照《金石录后序》)
  (2)弟则虑多口之不在彼也,如履如临,曷能已已。(林则徐《答龚定庵书》)
  (3)吹竽已滥,汲绠不修。(马端临《文献通考序》)例(1),“分香卖履”是引用陆机《吊魏武帝文》引魏武帝遗令的古事,以表达挂心身后的私事。例(2),“如履如临”是引用《诗经·小雅·小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古语,以表达环境特别艰险。例(3),“吹竽已滥”是引用《韩非子·内储说上》南郭处士吹竽的古事,以表达无才而勉强充数;“汲绠不修”是引用《庄子·至乐》“绠短者不可以汲深”的古语,以表达学识浅陋,难当大任。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知道,所谓用典要具备三个条件:一、引古以说今;二、古事或古语是特指的;三、言简而意多。按照第一个条件,历史性的叙述,本意就在介绍古事,不是用典。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第二个条件,古事或古语是特指的,因为这牵涉到用典和非用典的分界问题。这个问题很难处理,因为明确的界限是没有的。俗语说,千古文章一大抄,我们说话,写文章,小至一字一词都是过去就有的,这不也是用古吗?关键就在于所谓古是不是特指。例如我们说“驽马”,心中只想到“才能平常”,这不是特指,所以不算用典;说“驽马十驾”,心中想到《荀子·劝学》,这是特指,所以算用典。这样,从理论方面说,界限像是清楚了;不过碰到具体语句,那就未必没有麻烦。常见的麻烦有两种:一、古事或古语凝缩为常用词语(包括成语),如行李、赌东道、一鼓作气,就来源说是典故,可是用的人几乎都不会想到它们的老家《左传》,这算不算用典呢?不好说。二、语句相似或相同,如王羲之《兰亭集序》“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与刘琨《答卢谌书》“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句法相似,是不是引用呢?也难说;再如郑板桥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中说“吾其长为农夫以没世乎”,话很平常,用在这里很顺适,这是不是引用杨恽《报孙会宗书》中的“长为农夫以没世矣”呢?自然只有问郑板桥才知道。总之,用典与非用典的界限并不是处处都清楚;对于这类交界地方的不清楚,除了安于不求甚解以外,恐怕没有什么好办法。

  5.1.4通假字多
  通假是用音同或音近的字代替,如把不准“带”孩子写为不准“代”孩子,把交“代”任务写为交“待”任务,我们现在说是写别字。自然,别字如果年龄增加,渐渐变为老牌子,得到多数少壮派认可,也就可以算正确了,如“交待”就是这样。有人说,古人用通假字等于我们现在写别字,这不完全对,因为情况有别。所谓别字,是有正牌以后,对冒牌的称呼。推想较早时期(比如春秋战国及其前),总有一些字,正牌未定,那就不管是南北对峙还是三国鼎立,都得算正统。这局面渐渐变化,一方势力相对增长,其他相对削弱,于是用势力大的那个字才有正确的意味,但用势力削弱的那一个也未必可以算错,比如不写“早起”而写“蚤起”,你说不对,他可以引《史记·项羽本纪》“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为自己辩护。因此,在这种地方,我们读文言典籍,最好是多注意事实,少管对错。事实是古人惯于用通假字,我们现在看(自然是戴着现在的眼镜)会成为理解的障碍;但破除障碍并不难,是熟悉通假的情况,知道在这里,此字等于彼字就可以了。

讲读文言,文言典籍浩如烟海,内容五花八门,有如何选择、如何吸取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用比较简明的话表示,是要什么,不要什么。这似乎不难解决。当然是要好的或说有用的。可是哪些是有用的呢?分辨有用无用要有个标准,标准因需求、因人而可以不同。比如我们是研究文化史,那就连谶纬、堪舆的书也很有用;如果是一般的学习文言,当然就不必在这类迷信的书里兜圈子。这里还是缩小范围,专说学文言,选定读物也是个麻烦问题。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浩如烟海的作品中选取什么,二是作品选定,在不同的版本中选用什么。
  选书的问题,旧时代属于目录学范围,内容很繁,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例如清朝光绪初年,张之洞作了一部《书目答问》(有人说是缪荃孙代作的),就是想指导初学,解决读什么(过去自然指中国古籍)和选用什么版本的问题的(1929年范希曾作成《书目答问补正》,较原书详确)。《书目答问》收书两千多种,现在仍然有参考价值,但是对我们目前学习文言来说却不合用。因为:一、那时候视为重要的,现在也许用处很小;二、那时候视为上好的,现在看来却未必佳;三、近百年来整理诠释古籍的成绩那时候自然无法收入;四、对现在的初学说,内容嫌过多过繁。现在需要新的、解说较详的、供一般学习文言的人参考的《书目答问》。暂时没有,我们只好自己积累一些这方面的知识。
  怎么积累呢?先要具备一些历史知识,尤其文学史知识,也就是要知道历代有哪些名作家和名作品。这是基本的。此外,还要注意现时的出版阅读情况,就是大致了解多数学文言的人目前在读什么,哪些书容易找到。读文学史,参考别人的阅读经验,这虽然近于随波逐流,却常常能够得其要领,费力不多而解决了选读的问题。
  读物选定之后,还要具备一些选用版本的知识。这方面的知识,有概括的,譬如一般说:一、一种古籍,经过后人校勘的比古本合用,如《淮南子》,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比汉朝高诱注的合用;二、现代人标点注解的比旧时断句加注的合用,如《孟子》,杨伯峻的《孟子译注》比宋朝朱熹的《孟子集注》合用;三、尤其对于初学,选注的比全书合用,如王伯祥的《史记选》比旧本《史记》合用;四、注解详的比注解略的合用,如同是《左传》选本,王伯祥的《左传读本》比秦同培的《左传精华》合用(有例外,如王先谦《庄子集解》后出,注解简明扼要,不如郭庆藩《庄子集释》详尽,却更便于用);五、深于此学的人评选注解的比一般人选注的合用,如钱钟书的《宋诗选法》比其他宋诗选本合用。概括的知识之外,还要具备一些关于某某书、某某篇的版本知识。例如《史记》,我们想全读,就要知道,中华书局新标点本比旧版没标点的合用,日本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注较详,应找来参考;如果不想全读,就要知道,现在常见的有王伯祥、郑权中、张友鸾等几种选注本,王伯祥的注解较详尽,宜于深入钻研;甚至只想读一篇,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也最好知道都有哪些选本选了这一篇,以便有疑问的时候参考酌定。
  以上谈的是如何选定读物的问题。为初学讲文言或初学读文言,比选定问题更重要的是从读物中吸取什么的问题。文言典籍是古人写的,古人生在旧时代,思想感情自然是旧的,或者退一步说,不能不受旧时代的影响。因而其作品就不能不同现在的要求有距离,就是说,兼有精华和糟粕。有些著作,尤其从思想方面看,是精华很少,糟粕很多。就说很少吧,糟粕总有毒素,会起毒害人的消极作用。如果因为有糟粕而就不肯读,甚至不敢读,其结果就会无书可读。这当然不是办法。可行的办法是能够分辨是非好坏,取其精华而舍其糟粕。
  讲读文言,初期选用的读物,绝大多数是名作家的名作。名作,其中当然有不少精华,但也不能保证天衣无缝,毫无糟粕。这糟粕,因性质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思想感情方面的,二是科学性方面的,三是文字表达方面的。以下举例说说这三方面的情况。

五代王定保所著《唐摭言》记载:“王勃著《滕王阁序》,时年十四,都督阎公不之信,勃虽在座,而阎公意属子婿孟学士者为之,已宿构矣。及以纸笔巡座上宾客,勃不辞让,公大怒,拂衣而起,专令人伺其下笔。第一报云:‘豫章故郡,洪都新府。’公曰:‘亦是老先生常谈。’又报云:‘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公闻之,沉吟不语。又云:‘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公矍然而起曰:‘真天才,当垂不朽矣!’遂请宴所,极欢而罢。”

  三
  用典,即使不是僻典,也总是与歇后语甚至谜语有相似之处,肚子里古董不多的人读了,难免要问:“此话怎讲?”《南史》记一件事就正好说明这种情况,卷十三《彭城王义康传》说义康浅陋,有一次问袁淑多大岁数,袁淑说“陆机入洛之年”。义康不解,说:“身不读书,君无为作才语见向。”可以直说而曲说,劳人发问,这应该说是用典的致命伤。这样评论,昔人听了会以为太过分;那就算说给今人听也好。今人接触古籍的机会不多,读文言,直说的语句尚且感到隔膜,何况看到语句,要暂且放下,先到自己没有去过的地方查寻出处,然后回来领会意义呢?说话,写文章,是为了人家了解,用典的结果是难了解,这就成为作茧自缚。解救自缚的一个好办法是自解,如顾亭林作诗,典故的出处常常用自注的形式说明,这很好,可惜这样自解的人太少了。关于用典难解的弊病,昔人也不是没有同感。因为有同感,所以旧时代有成千上万的人把毕生精力耗在注释工作上(旧注主要是引古证今)。注释是个苦事,要博;可是不管怎样博,总难免漏,或者踏破铁鞋无觅处;甚至注错(顾亭林《日知录》卷二十七指出不少)。这是用典弊病的发展,殃及池鱼。用典的弊病如此之大,所以有的人就持反对态度。其轻者是说用典未必好,如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今人解杜诗,但寻出处,不知少陵之意初不如是。……如《西昆酬唱集》中诗,何曾有一字无出处者,便以为追配少陵,可乎?”进一步是说不用典反而好,如《人间词话》卷上:“以《长恨歌》之壮采,而所隶之事只小玉双成四字,才有余也。梅村歌行则非隶事不办。白吴优劣即于此见。”更甚者是形诸嘲骂,如《苕溪渔隐丛话》卷四十八引《类苑》:“填塞故实,旧谓之点鬼簿,今谓之堆垛死尸。”
  以上说了些用典的坏话。但这只是一面,还有另一面的优点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这可以分作五项来谈。
  1.文化是连续的,人生在任何时代都要继承,传授。古事古语是文化的一部分,我们既要继承,又要传授。在继承传授中提到、利用,不只是自然的,也是当然的,或说是合法的。如果我们因其是古典而就不用,那么近典呢?例如鲁迅著作及其他经典,难道可以反对引用吗?容忍近而不能容忍古是不公道的,积极一点说是扔掉文化遗产,不合算的。
  2.从用典的人方面说,他肚子里有,随手拈来,恰好能够完成表意的任务,是既方便,又经济。周密的一段话可以说明这种情况,《浩然斋雅谈》卷上:“东坡《赤壁赋》多用《史记》语,如杯盘狼藉,归而谋诸妇,皆《滑稽传》;正襟危坐,《日者传》;举网得鱼,《龟策传》。”
  3.用典的一个大优点是能够以简驭繁。看下面的例:
  (1)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资治通鉴》卷一○五)
  (2)公随手挥洒应之,皆《正气歌》也。(姜宸英《奇零草序》)
  (3)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苏轼《答谢民师书》)
  例(1),“左衽”是引用《论语·宪问》“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以表达有亡国于异族的危险。例(2),“《正气歌》”是引用文天祥的事迹,以表达决不背故国的坚贞。例(3),“升堂”是引用《论语·先进》“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以表达造诣相当高。我们无妨试一试,如果不用典,那就要多费一些话。有些典故凝缩为成语,如削足适履、守株待兔、杯弓蛇影等更足以说明这种情况。
  4.能够唤起联想,因而意思可以表达得更丰富、更深刻、更生动。如上面举的“皆《正气歌》也”就是这样,知道出处的人读了,除了领会不忘故国的意思以外,还会想到文天祥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因而感受就深沉多了。又如贺铸《青玉案》词,“凌波不过横塘路”,知道出处的人读了,会想到曹植《洛神赋》的“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也就联想到洛神,因而形象就更美丽、更生动。
  5.还有一种优点,用旧话说是雅驯,用新话说是委婉。看下面的例:
  (4)载舟覆舟,所宜深慎。(魏征《谏太宗十思疏》)
  (5)三省捧手对曰:“愿学焉!”(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
  (6)虽素不识面者,听入平视。(袁牧《随园诗话》卷十二)
  例(4),“载舟覆舟”引用《荀子·王制》“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以表达君主切不可胡来。例(5),“愿学焉”引用《论语·先进》“非曰能之,愿学焉”,以表达敢于承担任务。例(6),“平视”引用《三国志·刘桢传》注引《典略》所记刘桢细看甄氏因而得罪的故事,以表达可以随意看妇女(这在旧时代是违反礼俗的)。像这类情况,如果不用典,话就容易说得太率直,使听者不愉快。
  6.可以表难言之隐,抒难写之情。有些事牵涉到政治或权贵,触犯了会丧生、受难,有些事牵涉到礼俗或情面,触犯了会失礼、丢脸,都难于明说。但又想说,怎么办?用典是个好办法,至少是个可行的办法。这方面的情况过于复杂,可举的例子很多,这里只举两个突出的,各代表一个类型。一个是陶渊明的一首怪诗《述酒》,博雅如黄山谷,也说“其中多不可解”,到南宋汤汉才详细注出来,原来是为哀悼晋恭帝被刘裕杀害而作。试想,当时正是刘裕的天下,如果不大量用典而直说,那还不送了命吗?另一个是据传清初陈子龙嘲笑钱谦益的一首诗,题目是《题虎丘石上》,诗云:“入洛纷纷兴太浓,莼鲈此日又相逢。黑头早已羞江总,青史何曾用蔡邕。昔去幸宽沉白马,今归应愧卖卢龙。最怜攀折章台柳,憔悴西风问阿侬。”全诗八句都用典,一用《晋书·陆机传》(北上往洛阳求官),二用《晋书·张翰传》(辞官回江南),三用杜甫《晚行口号》“远愧梁江总,还家尚黑头”(意思是还故土时尚不很老),四用《后汉书·蔡邕传》(邕被王允投入狱,求修史不得),五用《新唐书·裴枢传》(枢被朱全忠遣人杀于白马驿,投尸于河),六用《三国志·田畴传》(畴向曹操献计,兵出卢龙塞,攻入畴的乡土),七、八用唐人小说许尧佐《柳氏传》中韩翊(应作“翃”)与柳氏赠答诗(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以写钱谦益于明亡前后应死不死,投降清朝奔赴北京,不如意又回到江南,老了,多年想修史终于落了空,而在他离开家的时候,夫人柳如是却另有所欢种种事。像这样的内容,不用典写出来就太难堪了。

  5.7.2早期的对偶
  语句形成对偶,要满足一些条件。对偶有粗有精,粗,需要满足的条件少;精,需要满足的条件多。这里先说粗的或说低的要求,条件是两个。一个属于意义方面,是对偶的两个字(或说两个词)的意义要是同一类中的不同个体。如“山”和“树”,“飞”和“看”,“贫”和“富”,都可以归入同一类,用语法术语表示,它们分别属于名词、动词和形容词。所谓不同个体,是“山”不能对“山”,“富”不能对“富”;但“之”“而”“以”之类的虚字例外,相对的两方可以同用一个(律诗和对联又是例外,虚字也不许同用一个)。另一个条件属于声音方面,是对偶的西部分要字数相等,也就是音节的数目相等。如“渊”可以对“泽”,“芙蓉”不能对“柳”。这个要求之所以能够提出来,而且不难满足,是因为汉语有一个字表示一个音节的特点,而且文言词的绝大多数是单音节;如果字的音节不是匀称如贯珠,满足这个要求就难于做到。意义同类、音节数目相等是低的要求。早期,大致是先秦、两汉或稍后,因为这样写一般不是用意的,所以形成的对偶多数还不能满足这低的要求。如:
  (1)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孙丑下》)
  (2)君子游道,乐以忘忧;小人全躯,说(悦)以忘罪。(杨恽《报孙会宗书》)
  (3)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僮。(李密《陈情表》)
  例(1)和例(2),两部分都用了相同的字。例(3)不只用了相同的字,“期功强近”和“应门五尺”也只是总的意义相对,而不是字字的意义相对。有时候还可以更差。如:
  (4)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荀子·劝学》)
  (5)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董仲舒《贤良对策》三)
  这是只求总的意义相对,而放弃了字数相等。这个时期,间或有对得比较好的,那也只是偶合。如:
  (6)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旧是仄声)。(《韩非子·五蠹》)
  (7)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贾谊《过秦论》)
  早期的对偶,除粗而不精以外,还有个特点,是夹用在散体中,处于附属地位。如:
  (8)臣闻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无立锥之地以有天下,禹无十户之聚以王诸侯,汤武之土不过百里,上不绝三光之明,下不伤百姓之心者,有王术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功臣不避重诛以直谏,则事无遗策,功流万世。臣乘愿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恻怛之心于臣乘言。(枚乘《上书谏吴王》)
  这段文章对偶用了不少,可是我们读了总会感到,这些都是随手拈来,让它们为叙说的散体服务,与后来的字斟句酌作骈体是有很大距离的。

  一、思想感情方面(为简明,只举单篇为例)
  (1)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广尝与望气王朔燕语,曰:“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朔曰:“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史记·李将军列传》)(2)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典论·论文》)
  (3)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李白《与韩荆州书》)
  (4)古之学者必有师。……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韩愈《师说》)
  (5)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王羲之《兰亭集序》)(6)项脊轩,旧南阁子也。……语未毕,余泣,妪亦泣。……瞻顾遗迹,如在昨日,令人长号不自禁。……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归有光《项脊轩志》)
  (7)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陶渊明《归去来辞》)
  (8)黄冈之地多竹,大者如椽。……公退之暇,披鹤氅,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虑。(王禹偁《黄冈竹楼记》)
  例(1),《李将军列传》出于太史公司马迁的大手笔,又是《史记》传记中的名文,无论材料、布局以及写人写事,当然都非常精采,用不着我们再赞一辞。但是专就上面引的这部分看,李广因未得封侯而向望气的王朔请教,在相貌、命运方面找不到原因,最后归结为“报应”,这当作历史事实叙述一下自然也未可厚非,问题是体会行文的口气,作者也是倾向于相信的。(可与《陈涉世家》比较,在那篇里,卜者教陈胜、吴广装神弄鬼,作者明白表示那是假的。)相信真有所谓报应,现在看来当然是可笑的迷信,因而是大精华中的小糟粕,我们讲读时显然应该舍弃它。例(2),《典论·论文》是一篇名文,见解和辞章都是出类拔萃的;只是这里引的几句话,强调个人的成名、传名,在当时纵使是不可不有的思想,现在看来总是不合适的,所以讲读时也应该舍弃它。例(3),《与韩荆州书》也是一篇名文,因为有名,所以还从其中生出“识荆”这个典故。在唐朝,为出头而求名人提拔是很多人走的路,李白当然也可以这样做。不过像这里引的一些话,放在韩朝宗身上就未免太夸大,因为他的地位不过是荆州刺史之下的一个“长史”,怎么就能“侔神明”“动天地”呢?为求助而把对方吹上天,这苛刻一些说是“诌”,与“谪仙人”的雅号是不相称的,所以也应该算作糟粕。例(4),大家都承认《师说》是一篇思想好的文章,所以几乎到处都选它。“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的话,在当时这样说似乎也没有什么,因为社会情况就是如此。只是现在看来,总不能不算美中不足,所以讲读时应该认识,这是旧时代士大夫的偏见,不足为训。例(5),《兰亭集序》也是一篇名义,篇幅不长,可是记事、写景、言情都富有诗意,所以一直为人们所爱读。只是就思想感情说,终嫌过于突出士大夫的闲适。上面引的几句更退后一步,变为消沉,由好的作品有移情作用这个角度看,我们是不应该吸取的。例(6),归有光的文章长于以琐事抒深情,《项脊轩志》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内容很琐细,可是写人写景都描画入微,并能于委曲的情节中显示人的心境,所以感染人的力量很强。缺点(由现在看)是情调太低沉,仿佛总是在说,完了,什么都过去了!自然,我们应该承认,人人有感伤的权利;不过作为选来的读物,尤其对于年轻人,过于感情低沉、性情脆弱,如果还有影响的力量,那是不合适的。例(7),在文学史上,《归去来辞》更加有名,欧阳修甚至说,晋朝只此一篇可以算作文章。内容也好,乱世弃官不作,回家务农,确是值得赞扬。从辞章方面看也是上好的,写情写景都很真切,并且协韵,有浓厚的音乐性。只是上面引的几句,道家的任其自然、一切无所谓的气味太重,作为现在的读物是不宜于吸取的。例(8),《黄冈竹楼记》写得很精炼,素材,安排,写景,言情,都很讲究,确是值得一读。只是上面引的几句,写的完全是士大夫自鸣清高的形象,现在看来是应该唾弃的。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王勃的《滕王阁序》声韵铿锵,文气畅达,文以阁名,阁以文传,历千载沧桑而盛誉不衰。

  五
  用典,由明显的程度方面看,可以分作两大类:一是明用,二是暗用。明用、暗用之间也有分界问题,幸而关系不大,可以不管。
  先说明用的各种情况。看下面的例:
  (1)《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论语·学而》)
  (2)《书》不云乎?“好问则裕。”(刘开《问说》)(3)孟子曰:“术不可不慎。”信夫!(方苞《狱中杂记》)
  (4)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刘勰《文心雕龙·情采》)
  例(1),引文见《诗经·卫风·淇奥》;例(2)见,《尚书·仲虺之诰》;例(3)见《孟子·公孙丑上》;例(4)见《老子》第八十一章。这些都是指出具体出处,虽然便于读者,但在用典的事例中,尤其后代,比较少见。
  (5)传曰:“天不为人之恶寒而辍其冬,……”(东方朔《答客难》)
  (6)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兰亭集序》)(7)殷因夏,周因殷,继周之损益,百世可知,圣人盖已预言之矣。(《文献通考序》)
  (8)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云者,……(王安石《上人书》)
  例(5),引文见《荀子·天论》,文字不尽同(以下这类情况常见,不一一注出);例(6)见《庄子·德充符》;例(7)见《论语·为政》;例(8)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这些是泛泛地指出有出处,在后代用典的事例中也比较少见。
  (9)所谓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文心雕龙·物色》)
  (10)臣闻五音令人耳不聪,五色令人目不明。(陆凯《谏吴主皓疏》)
  (11)如优孟摇头而歌。(黄宗羲《柳敬亭传》)例(9),引文见扬雄《法言·吾子》;例(10)见《老子》第十二章;例(11)见《史记·滑稽列传》。这些虽然没有明白表示有出处,可是由“所谓”“闻”“如”的口气中也能看出是用典。
  (12)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实存也。(《文心雕龙·情采》)
  (13)盖儒者所重,尤在于名实。(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
  (14)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金石录后序》)
  例(12),引文见《史记·李将军列传》:“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例(13)见《孟子·告子下》:“先名实者,为人也。”例(14)见《孔子家语·好生》:“人遗弓,人得之。”这些比上一类更隐晦,但由口气中也可以推断十之八九是用典。
  再说暗用。暗用是不表示是用典而用典,也有各种情况。看下面的例:
  (15)鬼之为言归也。(《汉书·杨王孙传》)(16)人生几何?离阔如此!(白居易《与元微之书》)
  (17)既睹其人,则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后汉书·黄宪传》)
  (18)阳平公融谏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资治通鉴》卷一○四)
  这些都是整体引用:例(15)见《尔雅·释训》;例(16),“人生几何”见曹操《短歌行》;例(17),“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见《论语·子罕》;例(18),“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见《老子》第四十四章。
  (19)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苏轼《赤壁赋》)(20)寻一牛田,营五亩之宅。(元好问《送秦中诸人引》)
  (21)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师说》)(22)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陆游《沈园》)
  这些都是部分引用:例(19)是引用《论语·子罕》“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例(20)是引用《孟子·梁惠王上》“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例(21)是引用《论语·季氏》“生而知之者,上也”;例(22)是引用《洛神赋》“翩若惊鸿,婉若游龙”。
  (23)言隐荣华,殆谓此也。(《文心雕龙·情采》)(24)有二军将……号虎冠。(高启《南宫生传》)
  (25)盖尝慨然有江湖之思。(陆游《烟艇记》)(26)室唯四壁。(孟棨《本事诗·情感》)
  这些是略改字引用:例(23),《庄子·齐物论》作“言隐于荣华”;例(24),《史记·酷吏列传》作“其爪牙吏,虎而冠”;例(25),潘岳《秋兴赋》作“有江湖山泽之思”;例(26),《汉书·司马相如传上》作“家徒四壁立”。
  (27)知君侯推赤心于诸贤腹中。(李白《与韩荆州书》)
  (28)外人颇有公孙布被之讥。(司马光《训俭示康》)
  (29)他日趋庭,叨陪鲤对。(《滕王阁序》)
  (30)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答谢民师书》)这些是随意组织引用:例(27),《后汉书·光武帝纪》作“推赤心置人腹中”;例(28),《汉书·公孙弘传》作“弘位在三公,奉(俸)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例(29),《论语·季氏》作“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例(30),《法言·吾子》作“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从数量方面看,典故明用,先秦时期不少;时代越靠后,暗用的比例越大;在暗用中,部分引用和随意组织引用的比例比较大。
  以上所举都是规规矩矩地引用。有时(相当少)还会出现不规矩的情况。大致说有三种:一是反用,如“昼锦堂”是反用《汉书·项籍传》“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来今雨轩”是反用杜甫《秋述》“寻常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二是断章取义用,如“后来居上”,《史记·汲黯传》“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意思是后来者不当居上,现在只取“后来者居上”几个字,解为应当居上;“宴尔新昏”,《诗经·邶风·谷风》“宴尔新昏,以我御穷”是女怨男喜新厌旧,现在只取“宴尔新昏”几个字,解为新婚之乐(洪迈《容斋五笔》卷八曾指出此事,见《承习用经语误》条)。三是误用,如沈括《梦溪笔谈》卷四曾指出,后人根据颜延年诗“一麾乃出守”,谓守郡为“建麾”是错误的,因为原诗中“麾”是指麾之麾,不是旌麾之麾;又如成语“心如死灰”是贬义,《庄子·齐物论》“心固可使如死灰”原来却是褒义。

  5.1.1用字数量多
  近年来,不只一个人做过现代汉语用字的统计,结果大致是:常用字三千多,次常用字约三千,合起来不过六千多。《新华字典》是小型的字典,收字一万左右(包括繁体和异体)。《现代汉语词典》是中型的词典,因为也略照顾方言词语和旧词语,收字比较多,超过一万(包括繁体和异体)。至于也供读文言典籍用的辞书,收字就更多,新《辞海》是一万五千左右(包括繁体和异体),新《辞源》用繁体字排,一万四千左右,这都是为实用,不求全。求全的,旧的有《康熙字典》,收字四万七千多,新的有《中华大字典》,收字四万八千多。这是由统计数字表现出来的文言用字多。多,有原因。原因之一是时间长,见于各时代典籍的(其中有不少后代不再用)都算;之二是有不少异体字,一个人吃了两份粮甚至多份粮。
  不由统计,我们翻翻文言典籍,也会感到那里用字比现代汉语的作品多得多(繁体、异体不算)。有不少字我们感到生疏,音拿不准,义不清楚,不得不查辞书;有时甚至《辞源》也没收,要查《中华大字典》。

  二、科学性方面
  (1)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朴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贾谊《过秦论》)
  (2)予得此于定海,命谢子大周钞别本以归,……明长陵不罪藏方孝孺书者,此帝王盛德事。(姜宸英《奇零草序》)
  (3)嘉庆十二年四月三日,商丘陈燕仲谋、陈焯度光招予游宋氏西陂。陂自牧仲尚书之没,至于今逾百年矣,又尝值黄河之患,所谓芰梁、松庵诸名胜,无一存者。(管同《游西陂记》)
  (4)昌平州,京师之枕也,隶北路厅。……州之东有镇山焉,曰天寿山,明十二陵之所在。(龚自珍《说昌平州》)
  (5)太尉始为泾州刺史时,汾阳王以副元帅居蒲,……先是太尉在泾州为营田官,泾大将焦令谌取人田,自占数十顷。(以下叙大旱年焦逼农民交粮,用大杖打伤农民事)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疮,手注善药;旦夕自哺农者然后食;取骑马卖,布谷代偿,使勿知。(以下叙有人将此情况告知焦令谌)谌虽暴抗,然闻言则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终不可以见段公。”一夕自恨死。(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
  (6)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黄宗羲《原君》)
  (7)庚戌十一月,予自广陵归,与陈子灿同舟。……既同寝,夜半,客曰:“吾去矣!”言讫不见。子灿见窗户皆闭,惊问信之。……忽闻客大呼曰:“吾去矣。”尘滚滚东向驰去。(魏禧《大铁椎传》)
  (8)朱衣道人者,阳曲傅山先生也……尝自论其书曰:“弱冠学晋唐人楷法,皆不能肖,及得松雪、香山墨迹,爱其圆转流丽,稍临之,则遂乱真矣。”已而乃愧之,曰:“是如学正人君子者,每觉其觚棱难近;降而与匪人游,不觉其日亲者。……”(全祖望《阳曲傅先生事略》)例(1),《过秦论》是一篇有名的议论文,气势雄伟,有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之势,因而连太史公司马迁都乐得引用。可是上面引的“吞二周”却说错了。这两个“周”是东周末年封的小国;西周是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前256)被秦国消灭的,东周是秦庄襄王元年(前249)被秦国消灭的,那时候秦始皇还没有即位(前246年才即位)。这是只图大话痛快好听而忽略了史实,例(2),姜宸英著文,褒扬忠贞,希望《奇零草》传世,用意是很好的。可是引的古事中有“明长陵不罪藏方孝孺书者”却有问题,《明史·方孝孺传》明明说:“永乐中,藏孝孺文者罪至死,门人王稌潜录为《侯城集》,故后得行于世。”推想《明史》的记载不会没有根据,若然,姜宸英的宽厚说法就靠不住了。例(3),宋荦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死的,到管同等游西陂的嘉庆十二年(1807)只有九十四年,文中说“逾百年矣”是错的。例(4),现在很多人游过十三陵,知道汽车过昌平县(清朝名昌平州)还是往北走。龚自珍的文章却说在“州之东”,这是坐在书桌前的想当然。例(5),根据《段太尉逸事状》所写,焦令谌是个残暴的军阀,大坏蛋,把无力交粮的农民打得奄奄待毙,他毫不动心,听到段太尉代人交粮就良心发现,以至于一夜之间就愧恨而死,这太不合事理,显然是随便说说,决不可信(事实是以后还在作官)。例(6),《原君》,从思想方面看是极上等的文章,见理明,用意深,胆量大,两千年来几乎找不出几篇能够同它相配。可是开头说的两种状况,一是人各自私,人各自利,另一是忽而出来一人,毫不自私,毫不自利,都显得有些离奇。无论就事实说还是就道理说,这样截然不同的两极端都是不可能有的。例(7),《大铁椎传》写得像神怪小说,所以不少人喜欢读。问题出在它不是神怪小说,因为有真人陈子灿为证。可是像上面引的那些表现,窗门不开就“言讫不见”,“东向驰去”以至于“尘滚滚”,都违反事理。因此,“姑妄听之”自然未尝不可,信以为真就不合适了。例(8),傅青主评书法举“松雪、香山”,下面并且说了些不敬的话,这很不合事理:一是白居易不是书法家,传世笔迹很少;二是即使是书法家,与赵孟*并举也应该颠倒次序,说“香山、松雪”;三是决不能比白居易为匪人。查傅青主的文集,才知道“香山”应作“香光”(董其昌),原来是全祖望写错了。

王勃究竟有没有打“腹稿”?

  七
  由上一节分析的五种情况,我们自然会想到:对于用典,有时候可以不搜求出处,但是知道总比不知道好;更多的时候是不能不搜求出处,因为不知道出处就不能确切理解。搜求出处是个麻烦事,但是,用典是古人的自由,他们已经“自由”了,我们欢迎也罢,不欢迎也罢,既要读文言,就不能不捏着头皮对付这个困难。怎么办呢?
  初步而省力的办法是借风驶船。“风”的一种是“注解”。旧时代的典籍,尤其传统认为重要的,有不少是有注解的。用今天的眼光看,注解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昔人作的,二是今人作的。昔人作的注解,性质各式各样:有的偏重训释,如时代早的经、子的传注;有的偏重汇集史料来对证,如《三国志》和《世说新语》的注解;有的偏重探寻词语的本原,如时代靠后的很多注解。今人作的注解,意在讲明原文的意义,所以既要顾及训释,又不能忽略探寻词语的本原。所以今人的注解比昔人的便于使用。近年来,今人在整理古籍、注释(或选注)古籍方面做的工作不少,成就相当大。学习文言,可以多利用这方面的材料(这里不能具体介绍)。参照注解读古籍,就当时说可以省查寻之劳,就长远说可以积累熟悉古典的资本,可谓一箭双雕。没有今人注解的典籍,也要尽先读有昔人注解的(初学自然会感到困难,因为是用文言注的),乘笨重的车总比步行省力。
  “风”的另一种是“工具书”。读文言多了,我们总会碰到没有注解的(多数还没有标点),那就要靠自己查了。工具书,内容相当复杂,常用的不下几十种,留待末尾附录《工具书举要》部分介绍,这里只提一下最常用的,是《辞源》和《辞海》(都有新旧两种版本)。专就查寻典故出处这个要求说,这两部书都嫌简略;但是旧时代文人习用的,不很偏僻的,绝大部分可以从其中查到。读文言典籍,要养成勤翻辞书的习惯,这有如渔夫,常在河滨混,对于鱼的出没情况就会不经意而知之。
  其次,记典故,积累资本,也要知道轻重先后。就旧时代的典籍说,有的多为人引用,有的少为人引用。如同样性质的书,时代靠前的(如《史记》)比时代靠后的(如《明史》)多为人引用。又如同是经,《诗经》为人引用多,《仪礼》少;同是子,《庄子》多,《管子》少;同是六朝作品,《世说新语》多,《洛阳伽蓝记》少。常为人引用的要多注意,多记。就典故说,大家习用的要多注意,多记,过于冷僻的可以放松一些。记的方法,因各人的资质和习惯不同而可以灵活:写卡片当然好;记忆力强,装在脑子里也未尝不可。以上是说由读而熟悉,而积累。还有由查而来的熟悉和积累。查,牵涉到使用工具书的问题,留到后面介绍,这里只说说查寻时可能遇到因而应当注意的一些情况。
  1.查寻,先要知道是不是用典,这在前面已经谈过一些。这里补充说一种情况,是在算不算的两可之间。例如:
  (1)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白居易《与元九书》)
  (2)地势极而南溟深。(《滕王阁序》)
  例(1)是不是引用《孟子·尽心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呢?例(2)是不是引用《庄子·逍遥游》“海运则将徒于南冥”呢?像是若即若离,所以两种可能都有。遇到这种情况,我的想法,为了减少麻烦,不算用典也好。2.有时候,看似用典却并非用典,查寻就会白费力。如《老学庵笔记》卷八记一个故事,苏东坡作论文,其中有这样的话:“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阳修看到,以为是用典,但不知出于何书,问苏东坡,苏说:“何须出处!”写文章,词句千变万化,自然难免个别地方太古奥,像是用典。幸而这样的时候不多;但我们也要警惕,以免上当。
  3.有时候,查不到在所难免,不可要求有求必应。查不到的原因各式各样,常见的有三种。一是不管工具书内容如何详细,终归不能把古代典籍都装在里面,因而有些典故查不到是自然的。二是古代典籍陆续散失,前人见到的我们未必能见到,因而他们引用了我们却不能找到,如苏轼《石钟山记》曾引《水经》“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的话,可是今本《水经注》里没有这句话。三是典故的来源太偏僻,太曲折,也就难于唾手而得,如清代目录学家黄丕烈别号“廿止醒人”,如果他自己不解释,谁能想到是用陶渊明《止酒》诗中恰好有二十个“止”字呢?
  4.同一典故,出处可能不只一个。如“刍狗”,《老子》《庄子》里都有。又如前引《庄子·至乐》的“绠短者不可以汲深”,又见《荀子·荣辱》:“短绠不可以汲深井之泉。”再如“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既见《战国策·赵策一》,又见《史记·刺客列传》和《报任安书》(“死”作“用”)。
  5.出处不只一个,有时有选用的问题。如“倾城”指美色,引《诗经·大雅·荡·瞻卬》“哲夫成城,哲妇倾城”,不如引《汉书·外戚传》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一顾倾人城”。又如吴梅村《圆圆曲》“家本姑苏浣花里”,陈寅恪曾指出,靳荣藩《吴诗集览》注为杜少陵之浣花里是错的,应注薛涛之浣花里。(见《柳如是别传》第四章,上海古籍出版社七五○页)
  6.所谓出处,自然指最早出现的,但古籍浩如烟海,有时颇难断定某出处是不是最早。如注“酒船”,一般是引《晋书·毕卓传》:“卓尝谓人曰:‘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其实以前的《三国志》里已经有类似的说法,《孙权传》黄武元年注引《吴书》:“郑泉,字文渊,陈郡人。……而性嗜酒,其闲居每曰:‘愿得美酒满五百斛船,以四时甘脆置两头,反复没饮之……不亦快乎!’”又如成语“杯水车薪”,一般认为出于《孟子·告子上》“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可是洪迈《容斋三笔》卷十五说:“予读《文子》,其书有云:‘水之势胜火,一勺不能救一车之薪……’文子,周平王时人,孟氏之言盖本于此。”再如苏东坡曾写这样两句诗:“记取醉翁(按为欧阳修的别号)语,山色有无中。”《老学庵笔记》卷六说:“‘水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王维诗也。……欧阳公长短句云:‘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东坡先生乃云……则似谓欧阳公创为此句,何哉?”(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八“古语多有本”条曾谈此情况。)此外还会遇到形形色色的问题,既难逆料,也就只好相机处理了。总之,读文言典籍,理解典故是个费时费力的事,不能要求一蹴而成。不过,只要我们能勤,又有耐心,多查多记,长时积累,困难总是可以逐渐减少的。
  最后提一下,文言作品中用典,并不处处都合适。例如清朝赵翼《瓯北诗话》卷九曾评论吴梅村有时用典不当:“如《永和宫词》咏田贵妃事有云:‘闻道群臣誉定陶,独将多病怜如意。’本谓田妃有子慈焕,因宠特钟爱,故以赵王如意为喻。然定陶,汉成帝从子,入继正统;崇祯帝自有太子,何必以定陶作衬?且太子久定,嫡庶间并无参商,何必以如意为比?……《杂感》,内‘取兵辽海哥舒翰,得妇江南谢阿蛮’,本以降将哥舒翰比吴三桂,然翰无取兵辽海之事;以阿蛮比圆圆,然阿蛮本新丰人,非江南产。”世间人所做,任何事都有巧拙高下之分,就是高明如吴梅村,千虑也难免一失。千虑一失之外,还有明知故犯的误用,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一《诗人改古事》条:“李太白《行路难》诗‘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安足道’,杜子美《诸将》诗‘昨日玉鱼蒙葬地,早时金碗出人间’,改黄犬为苍鹰,改玉碗为金碗,亦同此病。”此外还会有种种用典不恰当的情况。不过我们这里是谈讲读文言,不是研讨怎样写,典用得不合适,自然不必引为殷鉴,所以也就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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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篇
  表情达意,围绕一个中心,写完,情意没有遗漏,文首尾齐全,有标题或可以加标题,我们称为“篇”。文言的篇也有一些特点。

引用冷门典故展示满腹才学

  六
  用典,由理解难易方面看,情况也各式各样。以下分作五项说。
  1.有不少典故因为常用,凝缩为现代汉语的词或成语。如:
  革命,出于《易经·革卦》“汤武革命”。
  交代,出于《左传》庄公八年“及瓜而代”。
  谈天,出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集解引刘向《别录》记齐人驺衍事。
  莫须有,出于《宋史·岳飞传》记秦桧说的“其事体莫须有”。
  少见多怪,出于《牟子》“少所见,多所怪”。
  明哲保身,出于《诗经·大雅·烝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朝三暮四,出于《庄子·齐物论》“朝三而暮四”。画蛇添足,出于《战国策·齐策二》画蛇加足输酒的故事。这类词和成语大家习用,人人都理解(意义容或与原出处不尽同),当然用不着搜求出处;由使用者的心情方面看,也可以不算用典。
  2.虽系用典而容易理解,我们可以称之为“可解”。如:
  (1)伤哉贫也!(《天工开物序》)
  (2)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答谢民师书》)(3)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三国志·诸葛亮传》)
  (4)此则才行事迹,莫不阙如。(刘知几《史通·叙事》)
  例(1)是引用《礼记·檀弓下》;例(2)是引用司马迁《报任安书》;例(3),“箪食壶浆”是引用《孟子·梁惠王上》“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例(4),“阙如”是引用《论语·子路》“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像这些,即使我们不知道是用典,或者疑惑是用典而不知道出处,还是能够正确理解的。
  3.用典而字面不很晦涩,可以望文生义;但所生之义不十分明确,只是“半解”。如:
  (5)莫不闻陇水而掩泣,向关山而长叹。(瘐信《哀江南赋》)
  (6)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与韩荆州书》)(7)是则埋吾血,千年而碧,不可灭者矣!(全祖望《阳曲傅先生事略》)
  (8)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滕王阁序》)例(5),“闻陇水而掩泣”引用古诗《陇头歌》“陇头流水……涕零双堕”;例(6),“登龙门”引用《后汉书·李膺传》“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例(7),“埋吾血,千年而碧”引用《庄子·外物》“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例(8),“酌贪泉”引用《晋书·吴隐之传》隐之饮贪泉而不变心的故事,“处涸辙”引用《庄子·外物》车辙中鲋鱼求救的故事。像这些,我们不知道出处虽然也能得其仿佛,但总是雾里看花,隔靴搔痒,不如知道出处理解得确切、深刻。
  4.更进一步还有“难解”的。如:
  (9)臧氏之子也。(高启《书博鸡者事》)
  (10)数赐见临,倾盖如故。(《答谢民师书》)(11)情在骏奔,自免去职。(陶渊明《归去来辞》)(12)凡此类,知者遇之。(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下)
  例(9),“臧氏之子”引用《孟子·梁惠王下》“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例(10),“倾盖”引用《孔丛子》“孔子与程子相遇于途,倾盖而语”;例(11),“骏奔”引用《诗经·周颂·清庙》“骏奔走在庙”;例(12),“知者遇之”引用《庄子·齐物论》“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像这些,如果不知道出处,透彻理解就很难了。5.在比较少的情况下,不知道出处还会“误解”。如:
  (13)愿言之怀,良不可任。(曹丕《与吴质书》)(14)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耳。(胡铨《戊午上高宗封事》)
  例(13),“愿言”引用《诗经·邶风·二子乘舟》“愿言思子,中心养养”;例(14),“赴东海而死”引用《战国策·赵策三》“则连有赴东海而死矣,吾不忍为之民也”。像这类说法,奴果不知道出处,很可能把“愿言”理解为愿意见面谈谈,“赴东海而死”理解为真要用投海的办法自杀,那就错了。

  5.8.1文言的典故
  典,来自旧的,所以也称为“典故”。用典,也称为“用事”或“隶事”,用定义的形式说是:用较少的词语拈举特指的古事或古语以表达较多的今意。如:
  (1)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王勃《滕王阁序》)
  (2)比往来南北,颇承友朋推一日之长,问道于盲。
  (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
  例(1)用的是古事:杨得意推荐司马相如,见《汉书·司马相如传上》;钟子期理解伯牙的琴意,见《列子·汤问》。例(2)用的是古语:“以吾一日长乎尔”,见《论语·先进》;“求道于盲”,见韩愈《答陈生书》。不管是古事还是古语,表达的意思都是今的:“杨意不逢”的事表示有才而未得赏识,“钟期既遇”的事表示现在受到尊重,将不客气而作诗作序;“推一日之长”的语表示自己因年岁大些而受到尊重,“问道于盲”的语表示客气,说自己毫无所知。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知道,用典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引古以说今。如孟子说:“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孟子·滕文公下》)是引古说古,不是用典。二是所引古事古语是特指的。特指就是指某“一”个,或说有出处。如上面所引“杨意不逢”“推一日之长”等都是指某一个,都有出处,所以是用典。反之,如泛泛说“勤学”,古人当然也常说,可是不是指某一人的某一次,就不是用典。三是语不繁而意丰富。所谓丰富,有时是意的量多,有时是意思委婉曲折,这留到下面再说。
  在文言作品里,用典多少同文体有密切关系,概括说,偏于应酬的多藻饰的文体用典多,偏于经世的求平实的文体用典少。因此,如集部和子、史相比,前者用典多,后者用典少;骈体和散体相比,前者用典多,后者用典少。用典多少还同时代有密切关系,是早期用得少,越靠后用得越多。原因是古事古语的库存随着时代增加,时代靠后就有更多的典故可用。这情况还会产生另外两种情况:一种是用典成为风气,执笔为文,有意也好,无意也好,总不能不随波逐流,也用;另一种是用典表示熟悉古事,雅驯有学,这是很了不起的荣誉,所以文人总是愿意多用。因为尽力多用,所以我们翻开文言典籍就会处处碰到典故。所谓处处,是不只诗文各体,也在诗文以外。这包括很多门类,如诗人孟浩然,史学家胡三省,“浩然”用《孟子·公孙丑上》“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三省”用《论语·学而》“吾日三省吾身”,这是人名用典;沧浪亭,知不足斋,前者用《孟子·离娄上》“沧浪之水清兮”,后者用《礼记·学记》“是故学然后知不足”,这是地名用典;《齐东野语》,《扪虱新话》,前者用《孟子·万章上》“齐东野人之语也”,后者用《晋书·王猛传》“扪虱而言”,这是书名用典。其他可以类推。

“星分翼轸,地接衡庐……”《滕王阁序》中对南昌天文的描述将翼轸牛斗共列,后人疑其必有一错。北宋王观国《学林》中记载:“考《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及诸史天文皆曰:牵牛、婺女,扬州也。翼轸,荆州也……滕王阁在豫章而勃序以为星分翼轸者,误矣……勃序颇为唐人所脍炙,而首误二字何耶”;南宋叶大庆《考古质疑》亦疑“丰城剑气,上冲牛斗而星分翼轸,分野尤差”,清俞樾《俞楼杂纂》称:“此说足订子安之误”。

  四
  各种文言典籍用典多少,情况也相当复杂。可以分别从三个角度看。
  1.因时而不同。大体上说,时代靠前用典少,靠后用典多。所以这样,有客观的必然,有主观的必然。典籍是人作的,随着时间的延续,人时时在出生,典籍也时时在增加。虽然经过天灾人祸以及自然淘汰,典籍散失不少,但总是底子越来越厚,典故的库存越来越多。库存越来越多的结果自然是用典越来越多,这是客观的必然。还有主观的必然。举唐诗宋词为例,以盛唐的王维与晚唐的李商隐相比,以北宋的晏殊与南宋的吴文英相比,都是时代靠后的用典比较多。这是因为重翻老调难于出奇制胜,难于显示自己有才有学,于是就求深,求曲,求藻饰,这办法之一(也是主要的)就是多用典。此外还有一种情况,介于客观、主观之间,或说是兼有客观、主观的成分,是群起效尤,积重难返。这有如楚王好细腰,真美也罢,假美也罢,结果总是越勒腰越细。2.因人而不同。同时代的两个人,经历不同,学识不同,思想不同,因而文风可能有很大差别。文风的不同也表现在用典的多少上。如同是晚唐诗人,李商隐比杜牧用典多;同是明末清初的学者,钱谦益比顾亭林用典多。
  3.因文体而不同。文体,有大差别,如子书和史书,散文和诗词;有小差别,如史论和策论,古诗和律诗。花样太多,只能略举一隅。概括地说是偏于应酬的求藻丽的文体用典多,偏于经世的求平实的文体用典少。例如子、史与集部相比,前者用典少,后者用典多;骈文(如王勃《滕王阁序》)与散文(如韩愈《师说》)相比,前者用典多,后者用典少。(同一个人的作品也是这样,如宋应星《天工开物》,序是骈体,通篇用典;本文散体,几乎不用典。)同是散体,如苏东坡的文章,议论与书札相比,前者用典少,后者用典多。诗、词、曲相比,诗比词用典多,词比曲用典多。同是诗,律诗比古诗用典多;同是律诗,七律比五律用典多。此外,有些文章是游戏性的,也常常喜欢多用典,如马中锡《中山狼传》和蒲松龄《聊斋志异·胭脂》末尾的判词就是。
  时、人、文体三个条件复杂错综,有时候这一个条件起主导作用,有时候那一个条件起主导作用,因而某人某文究竟用典多少,常常不是悬揣所能断定的。

  5.2字音
  汉语的字音是指一个音节,一般包括声、韵、调三部分。所谓同音,是声、韵、调都一样;不同音,或者是声、韵、调都不一样,或者是三部分中的两部分或一部分不一样。以下泛泛谈字音,都是指一个音节。

王勃(约650年—约676年),字子安,汉族,唐代文学家。古绛州龙门人,出身儒学世家,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为“王杨卢骆”、“初唐四杰”。

  二
  文言常常用典,因为文人喜欢用典。喜爱而成为癖好,于是提起笔来就想摆弄一下肚子里的古董。其结果是典故不只充斥于诗文,而且泛滥到诗文以外。诗文之外用典,常见的有人名,如刘知几,用《易经·系辞下》“知几其神乎”;孟浩然,用《孟子·公孙丑上》“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胡三省,用《论语·学而》“吾日三省吾身”。有地名(包括园亭斋室等),如桃源县,用陶渊明《桃花源记》;松江县别名云间,用《世说新语·排调》陆云所说“云间陆士龙”;拙政园,用潘岳《闲居赋》“此亦拙者之为政也”;沧浪亭,用《孟子·离娄上》“沧浪之水清兮”;遂初堂,用孙绰《遂初赋》;知不足斋,用《礼记·学记》“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有书名,如《鸡肋编》,用《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二十四年注引《九州春秋》所记杨修语“夫鸡助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齐东野语》,用《孟子·万章上》“齐东野人之语也”;《管锥编》,用《庄子·秋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其他可以类推。
  这样喜欢用典是为什么呢?原因很多。最主要的一个大概是炫学,以为不这样就不够典雅,不能显示自己有学问。这种心理可以举黄山谷为代表,他推崇杜诗韩文,因而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再如王荆公,学力深,魄力大,常常目空一切,可是看到苏东坡咏雪的诗,其中“玉楼”“银海”引用道书,却大为赞叹。其次,有不少人底子厚,古书熟,提笔表意,古事古语罗列眼前,因而随手拈来,并不在意就用了典。再其次,随手拈来惯了,用典成为轻车熟路,不用反而要费力。再再其次,到用典成为风气的时候,有些人就会觉得,有的篇什,用典写出来比不用典好玩,如苏东坡《次韵黄鲁直嘲小德》诗,通篇用小老婆典,用意就是这样。此外还有个重要的理由,有时候用了典,表达效果可以更好(这一点留待下节详说)。
  喜欢用典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炫学,这刻薄一些说是想吹牛,其结果自然会出毛病。病之一是可不用而强用,弄得生硬别扭。这一点前人早有评论,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十二引《洪驹父诗话》:“世谓兄弟为‘友于’,谓子孙为‘诒厥’者,歇后语也。子美诗曰:‘山鸟山花皆友于。’退之诗:‘谁谓诒厥无基址。’韩杜亦未能免俗,何也?”又如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上:“沈伯时《乐府指迷》云:‘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咏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若惟恐人不用代字者。果以是为工,则古今类书具在,又安用词为耶?宜其为《提要》所讥也。”病之二是竞用僻典,钻牛角尖,使人读了不知所云。古书,有常见的,有罕见的;就旧时代说,有一般读书人都读的,有一般读书人不读的。常见都读的书,如经传、先秦诸子、前四史等,其中的事迹和语句,读书人差不多都熟悉,引用和阅读自然轻而易举。平心而论,轻而易举当然是优点,可是由意在炫学的人看来却是个缺点,因为不能显示自己鹤立鸡群。怎么办?办法是避熟就生,到一般人不知或不读的,如佛书、道书、杂史、笔记、小说、偏僻文集等典籍里去找材料。这样搜索来的奇货,一般人看见莫名其妙,要待识宝的异人来了,买卖双方才会相视而笑,莫逆于心。这种莫逆于心的故事,历代笔记里记载不少,只举一例,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上:“晏殊尝进牡丹诗,表云:‘布在密清之囿,‘密清’二字,人多不晓,盖用《东京赋》中语:‘京室密清,罔有不韪。’”“我独知”,这一点点乐趣显然是用“他人皆不知”的巨大代价换来的。

  5.3.3单音节词多
  词的形体有短有长。短的只一个音节,如“人”“打”之类。长的不只一个音节,以两个的为最多,如“人民”“思索”之类;超过两个的比较少。说多音节的词算“一个”词,是因为造句的时候,它要整体活动,不能拆开单干。比如“学习”,说“学习英语”可以,说“愿意学习”可以,说“学钢琴”可以,只是不能说“习——”,“习”不能独立活动,所以“学习”算“一个”词。就汉语说,在词的库存里,单音词加双音词是绝对多数。但这是不分古今的笼统说,如果分古今,那就单音词和双音词的比例还有大差别:单音词是古多今少,双音词是古少今多。这差别的来源是文言里许多经常单用的词,到现代汉语里不能单用了。以“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为例,“足”现在要说“充足”,“食”要说“粮食”或“食物”,“兵”要说“武器”或“武装”,“民”要说“人民”,“信”要说“信任”。词的音节由单一变多,是长时期的汉语演进的趋势。为什么要这样?是因为单音节独用,同音异义的词就必致过多。多而必须分辨,怎么办?这在书面语中好办,比如两位zhāng先生,一胖一瘦,写出来是“张先生胖,章先生瘦”,一看清清楚楚;口语就不行,要说“弓长张的张先生胖,立早章的章先生瘦”。同理,文言里的大量单音词,由口语流传,为了意义清楚,就不得不用各种办法(主要是拉个义同或义近的),使音节增加一倍。这样,与现代汉语相比,文言词汇的这个特点就颇为突出。说突出,不只因为它的静态表现在堆堆上,还因为它的动态影响深远。举例说,词的用法灵活,显得本领大,主要是从这里来的;句子偏短,显得精炼,更是从这里来的。说起句子短,我们不能不想到守严格格律的诗词,如果不是单音词多,象“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怀故国,空陈迹,但荒烟衰草,乱鸦斜日”(萨都刺《满江红》),这样字少意繁的句子,写出来是很难的。

王勃写下《滕王阁序》的故事,在很多文献典籍中都有记载。唐代《中元传》记载:“勃引纸,方书两句,一吏入报曰:‘豫章故郡,洪都新府。’公曰:‘老儒常谈。’一吏又报曰:‘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公曰:‘故事也。’一吏又报曰:‘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公即不语。自此往复吏报,但颌颐而已。至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公不觉引手鸣几曰:‘此天才也。’”南昌历史专家应宗强认为,此文简略,资料最为原始,后世诸本,皆源于此,细节却逐渐丰富,之后冯梦龙等又有所增益。

  5.2.1字音变动快
  同字形相比,字音的变动大多了。因为不管文言在眼睛里怎样稳定,它的音总要通过口语表现出来,而口语的音总在变,文言的音也就不能不随着变。前面3.2.6节曾提到,不同时代的人读《诗经》第一篇《关雎》,声音不会一样。这不同的时代也许距离不很远,比如春秋末期和战国中期。不一样的具体情况,可惜过去没有录音设备,了解清楚是做不到了。但我们可以推知,是一定有变化。以“北京话”为证,许多外乡人提起它,总把它看作调和稳定的整体,可是多年住在北京的人清楚地感觉到,就解放前的几十年(那时候五方杂糅的程度还不很厉害)说,前后可以分为三种:前是老旗人的话,中是老北京的话,后是文化界(包括学生)的话。前后有小差别,是随着时间变的结果。这变的情况,放眼历史,太复杂了,我们所能推知的不过是由书面上透露的一点点概略。这概略同我们读文言典籍有关系(主要是中古时期),所以应该扼要地介绍一下。

《滕王阁序》中引用典故众多,明杨慎《丹铅录》评论道:王勃“以十四岁之童子,胸中万卷,千载之下,宿儒犹不能知其出处”。明张燧《千百年眼》亦言“岂非间世奇才!杜子美、韩退之极其推服,良有以也。使勃与杜、韩并世对毫,恐地上老骥,不能追云中俊鹘。后生之指点流传,妄哉!”

  5.2.4近古音
  代表近古音(主要指北方官话)的重要韵书是元周德清《中原音韵》。这是为北曲作的书,因为曲是俗文学,不用书面语的中古音,所以韵书要根据口语改弦更张。大的更动是:平声分阴阳;取消了入声,把原来的入声字分别编入阴平、阳平、上声、去声;韵部不按四声分,为19部(因为平仄可以通押)。如果我们熟悉现代语音的情况,那就可以发现,《中原音韵》的语音系统已经同现代语接近。其实,由中古音向近古音转化,并不始于元朝,据有些人考证,入声收尾的-p、-t、-k,在宋朝已经渐渐失落。《中原音韵》的大胆改革,只是承认了既成事实。可是保守派的中古音的韵书还在坚守阵地,统治着诗词等作品。比如明朝高启作诗,清朝王士禛作诗,甚至现代部达夫作诗,用的字音还是唐宋人的规格。所以谈起近古音,书面上实际是双轨制:真近古音只统辖一部分俗文学作品,其他还是中古音的天下。我们这里是谈文言的特点,文言同近古音的关系不密切,所以用不着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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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上古音
  因为是概略,所以不妨划分为三段:上古,中古,近古。先说上古。中古、近古有韵书,上古没有。研究上古音,主要是想搞清楚《诗经》押韵的情况,连带也探索一下那时期声母和声调的情况。这风气晚到宋朝才开始,到清朝许多汉学家手里才有了可观的收获。可是各家的看法不尽同,如对于韵部,大致是越分越细:顾炎武分为十部,江永分为十三部,孔广森分为十八部,王念孙分为二十一部,到王力先生就增到二十九部(详见《诗经韵读》)。对于声母和声调,各家的看法自然也不一致。但是根据各家研究的成果,我们可以知道上古字音的一些情况。这方面的知识可以解决阅读时会碰到的某些疑难,如该押韵的地方,我们照今音读不押韵,了解古音的情况之后,知道还是押韵。但我们的所知,就质说终归是概略,就量说终归是点滴,用这概略和点滴来追踪古人读时的声音,自然还有很多困难。幸而我们读文言典籍,一般是追求意义;至于声音,知道与后代有别而不清楚“别”的细节,也没有什么大妨害。

应宗强说,《滕王阁序》中提到“王将军之武库”,明杨慎《丹铅录》引《三国典略》道:“萧明与王僧辩书:凡诸部曲,并使抬携,赴投戒行,前后云集。霜戈电戟,无非武库之兵;龙甲犀象,皆是云台之仗。”“紫电青霜”一语即本于此。而王将军与豫章有何联系?《资治通鉴》记载:“高祖武皇帝十四大同八年春,正月,敬躬据郡反,改元永汉,署官属,进攻庐陵,逼豫章。南方久不习兵,人情扰骇,豫章内史张绾募兵以拒之。绾,缵之弟也。二月,戊戌,江州刺史湘东王绎遣司马王僧辩、中兵曹子郢讨敬躬,受绾节度。三月,戊辰,擒敬躬,送建康,斩之。僧辩,神念之子也,该博辩捷,器宇肃然,虽射不穿札,而志气高远。”说明王僧辩曾在豫章用兵,王勃用此典自在情理之中。

  5.1.2繁体字多
  现在看汉字简化以前印的书刊,不很年轻的人感到最显著的不同是有很多繁体字,很年轻的人感到的也许不是繁体字多,而是许多字不认识。这感觉的一种来源是文言用繁体字,不用简体字。其实,文字由繁化简是必然的趋势,因为省事总比麻烦好,这只要拿篆书同楷书一比较就可以知道。只是在旧时代,这趋势靠自流,而汉字有坚定不移的特性,所以自楷书通行之后,除了少数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小本本之外,笔画多的字总是难于简化。建国以后,从1956年起,国家有关单位陆续公布汉字简化的办法,连同偏旁简化的字都算在内,有一千几百个字的形体简化了。这些字,在旧时代的文言典籍里,当然都是老样子。由繁化简是好事,可是我们总不能要求1956年以前印的文言典籍的文字变成简体。这是文言给我们带来的麻烦,我们要么不读;如果非读不可,那就最好还是也认识繁体字。——即使只是读近年用简化字印的古典作品,了解一些繁体字的情况还是有好处。随便举一两个例。明朝有个大画家名“文征明”,在明朝而敢叫“征明”,很奇怪,其实这“征”是简化字,繁体是“徵”。陶渊明《挽歌辞》有两句是“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前几年,某语文月刊登一篇文章,其中说“余悲”应理解为“悲余”,意思是为我悲伤,他不知道这“余”字是简化字,原为繁体,是“馀”。总之,繁体字多,好也罢,不好也罢,这是文言的特点,我们不能不注意。

按照骈文“融化剪裁”用典规律,应宗强认为,《滕王阁序》开头“星分翼轸……龙光射斗牛之墟”的33个字出于《汉书·地理志》。古人将天空中可见的星分成二十八宿,与地上数十州郡相对应。《汉书·地理志》以之配地上封国及相应州郡。楚地,翼、轸之分野也。吴地,斗分野也。粤地,牵牛、婺女之分野也。从这一依据来看,王勃若真用典于此就错了,应是“星分于斗,龙光射斗之墟”。

  5.3词
  汉语的字和词不是一对一的关系。有的字不是词,如“蟋”和“蟀”,因为都不能表意。有很多词不只一个字。字是形体和音节的单位,词是能够独立表意的单位,大致相当于英语的word。

王勃乃是骈文用典高手

  5.7.3骈体的对偶
  对偶有高的要求,是需要满足的条件更细致。条件的一个也属于意义方面,是相对的两个字不只可以归入一个大类,而且可以归入一个小类。以事物的名称为例,“花”和“马”可以归入名词的大类;“花”和“草”不只可以归入名词的大类,而且可以归入名词中植物的小类。好的对偶要求相对的两个字最好属于一个小类。条件的另一个也属于声音方面,是对偶的两部分不只要字数相等,而且要相对的字平仄不同。这所谓平仄不同,主要是指节奏上占重要地位的那个字。以律诗为例,是以两个音节为一个单位,重点在后一个音节,所以“烽火”(平仄)可以对“家书”(平平),不许对“谷水”(仄仄)。文的对偶道理也是这样,不过因语句的结构不同而有些变化,如“望长安于日下,指吴会于云间”(王勃《滕王阁序》),重点在第三字和第六字,而不是两个音节的第二个字。声音方面要求的加细,魏晋时期已经有了苗头,如“行则连舆,止则接席(旧是仄声)”(曹丕《与吴质书》),“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旧是仄声)之易安”(陶渊明《归去来辞》),像是都有雕琢的痕迹。但这是靠感性摸索,也就是如沈约所说:“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宋书·谢灵运传论》)所以难免有时中的,有时不能中的。到南朝齐、梁时期,情况就不同了,沈约等受佛教译经中梵语拼音的启发,创四声、八病等说法,其后,平仄协调的要求及其理论根据就越来越明显,对偶就都是精雕细琢了。精雕细琢是尽力求满足意义和声音两方面的条件。可是这两方面条件的约束力有分别:意义方面的属于同一小类是“最好”,就是说,没做到也可以;声音方面的平仄不同是“必须”,不这样就是违反格律。
  这里就文说,由魏晋起,对偶渐渐走向“意义的类相近”“平仄不同”“骈句比例增加”“多用四六句”,并且渐渐在有些篇里就喧宾夺主,于是产生了骈体。散体和骈体有界限问题。同有些事物一样,截然分作两堆是不容易的。昔人的看法偏于宽,如李兆洛编《骈体文钞》,收秦汉的李斯《谏逐客书》和贾谊《过秦论》,这是其中用了些对偶就算。我的想法,文是否算骈体,应该以对偶是否占主导地位为决定条件。语句形成对偶,可以是偶合的,但数量不多;大量并连续地出现工整的对偶,总是用意雕琢的结果。骈体应该是出于用意雕琢。雕琢,精益求精,于是从齐、梁起,一是对偶的比例越来越增加;二是四字句、六字句的比例越来越增加,到南朝晚期及其后,通篇对偶、基本上四六的标准骈体就形成了,如大家熟悉的徐陵《玉台新咏序》和王勃《滕王阁序》就是。骈体多用四六句,对偶除要求意义同类、平仄不同以外,还在四六的交错中求变化,如对偶可以是四对四,六对六,也可以是四六对四六,六四对六四。无论什么形式,“之”“而”“以”等虚字还是不避重复。
  对偶的表达方式还不只侵入散体的文,成为骈体,还侵入韵文的赋,成为“骈赋”,形式是既对偶又押韵,如有名的江淹《恨赋》《别赋》就是这样。这种写法到唐宋列入考试的科目,成为“律赋”,对偶的要求就更严格了。

清朝《王子安集注》的作者蒋清翊发现,历代典籍中唯有《越绝书》与王勃的文章相合,《越绝书》记载:“楚故治郢,今南郡、南阳、汝南、淮阳、六安、九江、庐江、豫章、长沙、翼轸也。”蒋氏以此为注,称豫章“星分翼轸”,后世注家虽嫌其冷僻,却也奉之为圭臬。应宗强认为,这是王勃最巧妙的地方。依《汉书》王勃当然错误,然王勃偏偏可以举出《越绝书》为证,你又不能说他错了。两说互相矛盾,孰是孰非,谁能定论!应宗强推测,当日王勃开篇就在利用《汉书·地理志》和《越绝书》两种天文地理学说之间的差异出了一个深奥的难题,开了一个极高明的玩笑。而都督绝非等闲之辈,《中元传》记载,当王勃吟出“星分翼轸,地接衡庐”时,都督称“故事也”,说明典故出于一本冷僻的《越绝书》,用典虽然极偏,都督却也胸中了然,称这不过是《越绝书》中的老说法罢了。

  5.6表达方面:押韵
  表达是为情意服务的。同一种情意,表达的用语可以不只一种。不同的用语一般有高下的分别,高的不只与情意切合,而且兼有简明、典雅、声音美等优点。用语言表情达意,用力求情意切合,还想兼有简明、典雅、声音美等优点,是修辞。文言修辞方法很多,常用而现代语几乎不用的,值得特别注意的有三种:押韵、对偶和用典。

众多文献记载王勃写序故事

  5.3.2词大多保存古义
  词有意义,还有年寿。不同的词可能年寿有分别:有的长到几千年;有的较短,或者出生得晚,或者用个时期不用了。年寿长的,有的意义不变,如“水”“火”“大”“小”之类,古人怎样用它,我们还是怎样用它。但也有不少意义有变化。变化可大可小,如“去国”古是“离开”国,“去上海”今是“往”上海,这是大变;“再”古只指第二次,今可以指第一次以后的许多次,这是小变。不管大变小变,都是古今意义不同。这不同经常表现在不同的(书面)语言里。显然,在文言典籍里,用古今意义不同的词,所用的意义一定是古的;现代语的作品相反,用古今意义不同的词,所用的意义一定是今的。所以说,由词义的演变方面看,文言保存了大量的早期的词义。读文言作品,必须重视这种现象,不然,把“去鲁”理解为“往鲁国”,当然是大错,就是把“善走”理解为“能走路”,也总是错误,因为与原意不合。

宋洪迈《容斋随笔》称:“王勃文章,皆精切有本源处。”应宗强认为,王勃出身名门,祖父王通是大儒,叔祖王绩是大诗人,王勃六岁作文章,“九岁读颜氏《汉书》,撰《指瑕》十篇,十岁包综六经”。王勃不仅精通文学,也是天文学的奇才,史载其“聪警绝众,于推步历算尤精,尝作《大唐千岁历》”。而在此用典却出现天文常识的错误,实在不应该,这也让历代学者不解。

  5.4.4句中的主谓关系多用偏正形式表示
  用在句中的有主谓关系的词语,经常在主谓间加“之”字,使它成为偏正词组。如:
  (1)唯·我·郑·国·之·有·请·谒焉,如旧昏媾。(《左传》隐公十一年)
  (2)欲勿子,即患·秦·兵·之·来。(《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3)·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韩愈《师说》)
  这也许是为了紧凑,因为偏正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单位,主谓是事物和动作并立,象是两个单位。

作为千古名篇,《滕王阁序》被传颂了上千年,也被无数人研究了上千年。文章中诸多的典故究竟从何而来,王勃又是如何用典,为何引用的天文典故有错?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下隐藏在《滕王阁序》文字背后的秘密。

  5.4.8容许变格
  文言作品,多数是在诗词里,为了适应字数整齐、对偶、押韵等要求,句子的组织还可以打破常格。如:
  (1)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杜甫《春日忆李白》)
  (2)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天净沙》)
  (3)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李清照《声声慢》)
  (4)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杜甫《秋兴八首》)
  例(1)(2),名词性词语独自作叙述句,例(3),形容性词语独自作描写句,例(4),“香稻”和“鹦鹉”换位,“碧梧”和“凤凰”换位,这在现代语里都是不允许的。

应宗强认为,《滕王阁序》首句“豫章故郡,洪都新府”,历代注家以为是指唐武德八年洪州总管府改洪州都督府一事,起首点明郡治沿革,其实亦是佳句,然常人行文亦必从此下手,故都督不以为贵,遂称“老儒常谈”。

  5.8.2明用和暗用
  用典有明用暗用的分别。先说明用,其中还有等级的分别。有些最明显,不但照录原文,而且指出出处。如:
  (1)《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论语·学而》)
  (2)《书》不云乎?“好问则裕。”(刘开《问说》)
  (3)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文心雕龙·情采》)
  有些引用原文而略加变化,表示有出处而不具体指出。如:
  (4)传曰:“天不为人之恶寒而辍其冬,……”(东方朔《答客难》)
  (5)殷因夏,周因殷,继周之损益,百世可知,圣人盖已预言之矣。(马端临《文献通考序》)
  (6)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云者,……(王安石《上人书》)
  例(4)所谓,“传”是指《荀子·天论》;例(5)所谓“圣人”是指孔子,出处是《讼语·为政》;例(6)“曰”的处所是《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有些明显的程度又差一些,只是间接表示有出处。如:
  (7)所谓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
  (《文心雕龙·物色》)
  (8)臣闻五音令人耳不聪,五色令人目不明。(陆凯《谏吴主皓疏》)
  (9)如优孟摇头而歌。(黄宗羲《柳敬亭传》)
  例(7)的“所谓”表示前人说过,这前人是扬雄,出处是《法言·吾子》;例(8)的“闻”也表示前人说过,这前人是老子,出处是《老子》第十二章;例(9)的“如”表示以前有过,这以前是《史记·滑稽列传》。还有些明显的程度更差,我们只能由口气推测有出处。如:
  (10)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实存也。(《文心雕龙·情采》)
  (11)盖儒者所重,尤在于名实。(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
  (12)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李清照《金石录后序》)
  三个例都有“正如古人所说”的意味,所以同样可以算作明用。例10)是引用《史记·李将军列传》:“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例(11)是引用《孟子·告子下》:“先名实者,为人也。”例(12)是引用《孔子家语·好生》:“人遗弓,人得之。”
  再说暗用。暗用也有等级的分别。有些虽然不表示是用典,可是照录原文。如:
  (13)鬼之为言归也。(《汉书·杨王孙传》)
  (14)人生几何?离阔如此!(白居易《与微之书》)
  (15)既睹其人,则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后汉书·黄宪传》)
  例(13)是引用《尔雅·释训》;例(14)的“人生几何”是引用曹操《短歌行》;例(15)的“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是引用《论语·子罕》。有些是引用原文而有所增减。如:
  (16)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苏轼《赤壁赋》)
  (17)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陆游《沈园》)
  (18)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韩愈《师说》)例(16),《论语·子罕》作“逝者如斯夫”,例(17),曹植《洛神赋》作“翩若惊鸿”,这都是有所减;例(18),《论语·季氏》作“生而知之者”,这是有所增。有些变化更大,是改动一部分。如:
  (19)有二军将……号虎冠。(高启《南宫生传》)
  (20)盖尝慨然有江湖之思。(陆游《烟艇记》)
  (21)室唯四壁。(孟棨《本事诗·情感》)例(19),《史记·酷吏列传》作“虎而冠”;例(20),潘岳《秋兴赋》作“有江湖山泽之思”;例(21),《汉书·司马相如传上》作“家徒四壁立”。还有拆散原文,随意组织的。如:
  (22)外人颇有公孙布被之讥。(司马光《训俭示康》)
  (23)他日趋庭,叨陪鲤对。(王勃《滕王阁序》)
  (24)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苏轼《答谢民师书》)
  例(22),《汉书·公孙弘传》作:“弘位在三公,奉(俸)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例(23),《论语·季氏》作:“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例(24),扬雄《法言·吾子》作:“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
  典故明用,有好处,是容易理解,不必费力找出处。但是可惜,由数量方面看,尤其汉魏以后,明用的并不多。这是因为,暗用,尤其随意组织暗用,像是随手拈来就化入自己的文字,显得自然;而且可以表示自己熟于古典,不把这看作一回事。这严格说是旧时代文人喜欢炫学的坏习气,影响即使不说是很坏,也是很大,因为文言作品难读,这是若干原因中很重大的一个。

古人用典讲究“言必有出处”。这些典故经王勃妙手翻新后,异于原文,却不离于原文,更有点铁成金之妙。应宗强认为,王勃用典方法其实是骈文中一种专门的修辞方法,刘麟生《骈文学》论用典称:“用典如何可以自然曼妙?不外乎融化剪裁,《四六金箴》之说,可供参阅。”《资治通鉴》中王僧辩豫章平叛事“众所共知”,所谓“熟”也;“霜”“电”“武库”出《三国典略》,所谓“剪”也;四十余字削为四六句,所谓“析碎本语以融之”,“紫”“青”“王将军”所谓“贻以已字融之”,此为“融”也;“王将军之武库”古事今意,并行不悖,既用豫章旧典,又可代指阁上嘉宾,此所谓“化”也;式虽四六,而与古文不异,使人唯知滕王阁“座上显客”王将军,而不知此兼用典,此所谓“串”也。由此看,王勃此句“王将军之武库”乃是用典,而翻故出新,语意双关,不愧为骈文用典的高手。

  5.5.1篇幅较短
  读文言作品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印象,篇幅简短的多,洋洋万言的很少见。以记事的为例,《左传》记战事,有些是很复杂的,可是总是简而得要;《史记·货殖列传》记由远古到汉朝的经济情况,头绪那样纷繁,可是字数并不很多。史以外的零篇文章,如我们常读的《师说》《永州八记》《醉翁亭记》《赤壁赋》等当然更是这样。篇幅简短,有原因。旧时代事较简,书写印刷困难,习惯于照前人的规格作等等,这是客观的。还有主观的,是以简短为上,如刘知几《史通·烦省》引晋张辅《班马优劣论》说:“迁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四十年事,八十万言,是班不如马也。”唐宋以来的古文家甚至以简繁争高下。这结果是,文言作品与白话作品相比,在篇幅方面常常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文言的有些体裁,还特别以短小精悍见长。如:
  (1)论赞——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圣,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史记·齐太公世家》)
  (2)短札——卿事时了,甚快。群凶日夕云云,此使邺下一日为战场,极令人惆怅,岂复有庆年之乐耶?思卿一面,无缘,可叹可叹!(王羲之《杂帖》)
  (3)小记——蜀中有杜处士,好书画,所宝以百数。
  有戴嵩牛一轴,尤所爱,锦囊玉轴。一日曝书画,有一牧童见之,拊掌大笑曰:“此画斗牛也?牛斗力在角,尾搐入两股间,今乃掉尾而斗,谬矣。”处士笑而然之。古唐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婢。”不可改也。(苏轼《东坡志林》)
  (4)题跋——往观明允《木假山记》,以为文章气旨似庄周、韩非,恨不得趋拜其履舄间,请问作文关纽。及元祐中,乃拜子瞻于都下,实闻所未闻。今令其人万里在海外,对此诗为废卷终日。(黄庭坚《跋子瞻木山诗》)
  (5)诗话——“僧敲月下门”只是妄想揣摩,如说他人梦,纵令形容酷似,何尝毫发关心?知然者,以其沉吟“推敲”二字,就他作想也。若即景会心,则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因景生情,自然灵妙,何劳拟议哉!“长河落日圆”初无定景,“隔水问樵夫”初非想得,则禅家所谓现量也。(王夫之《薑斋诗话》)我们读白话作品,不管是中古的还是近代的,像这样用语不多而意义深远的几乎难于找到。

王勃作序究竟有没有事先准备?这是一个千古之谜,史上无丝毫根据可以查出王勃已“宿构”文章,故此留下了一个近乎文学神话的故事。王勃的《滕王阁序》惊才绝艳,《醒世恒言》等很多记载中,都描写了王勃作序有神助的故事。冯梦龙所著《醒世恒言》中的《马当神风送滕王阁》也记载了一段“江神有意怜才子,倏忽威灵助去程。一夕清风雷电疾,满碑佳句雪冰清。直教丽藻传千古,不但雄名动两京。不是明灵祐祠客,洪都佳景绝无声”的佳话。

  5.4.1形体简短
  我们读文言作品,一个突出的感觉是句子比较短,停顿多。如:
  (1)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其射,见敌急,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发即应弦而倒。(《史记·李将军列传》)
  (2)山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圆。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冰雪,无瀑水,无鸟兽音迹。至日观数里内无树,而雪与人膝齐。(姚鼐《登泰山记》)
  不计标点,例(1)是六十二个字,停顿十四次,平均四个半字停顿一次;例(2)是四十九个字,也是停顿十四次,恰好三个半字停顿一次。这在现代语的作品里是罕见的。
  文言句子偏于短,有多方面的原因。一种是单音节的词多,这在上面第5.3.3节已经谈到。另一种是惯于用意会法。如:
  (3)公子即合符,而晋鄙不授公子兵而复请之,事必危矣。……晋鄙听,大善;不听,可使击之。(《史记·信陵君列传》)
  (4)前长君为奉车,从至雍棫阳宫,扶辇下除,触柱折辕,劾大不敬。(《汉书·李广苏建传》)
  例(3)的“晋鄙不授公子兵而复请”“晋鄙听”“不听”都是假设的情况,照现代语习惯,前面都要用“如果”“假使”之类的词,文言却不用而靠意会。例(4)的“劾大不敬”是被劾,照现代语习惯,“被”要明白点出,文言却不说而靠意会。还有一种原因是省略的词语多,留到下面第5.4.7节再谈。此外,文人笔下崇简也是相当重要的原因,如上面所引《登泰山记》的文章,就分明是用意写得这样精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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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状语和补语的位置
  介宾词组“以……”“于……”以及一些副词作修饰成分,现代汉语经常用在前面作状语的,文言却经常用在后面作补语。如:
  (1)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诗经·卫风·木瓜》)
  (2)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
  (《论语·学而》)
  (3)中孚为其先妣求传·再·三,终已辞之。(顾炎武《与人书》)
  有时候,现代汉语用作补语的,文言却用作状语。如:
  (4)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论语·公冶长》)
  (5)夫天地之大计,·三·年耕而余一年之食。(《淮南子·主术训》)

王勃自幼聪敏好学,据《旧唐书》记载,他六岁即能写文章,文笔流畅,被赞为“神童”。九岁时,读颜师古注《汉书》,作《指瑕》十卷以纠正其错。十六岁时,应幽素科试及第,授职朝散郎。因做《斗鸡檄》被赶出沛王府。之后,王勃历时三年游览巴蜀山川景物,创作了大量诗文。返回长安后,求补得虢州参军。在参军任上,因私杀官奴二次被贬。唐高宗上元三年八月,自交趾探望父亲返回时,不幸渡海溺水,惊悸而死。王勃在诗歌体裁上擅长五律和五绝,代表作品有《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等;主要文学成就是骈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堪称一时之最,代表作品有《滕王阁序》等。

  5.3.5有些零件性质的词文言没有
  语言里有些零件,研讨词类的时候像是附属品,其实由表意方面看也未必不重要。例如在饭桌前说“我不吃”是一种意思,说“我不吃啦”是另一种意思。虚虚的语气助词尚且如此,其他充实得多的零件就不用说了。可是文言简古,有些现在看来颇为有用的零件,它却没有。这指的是三种情况。(一)没有表动态的助词“着”“了”“过”。那么,表示事件、活动的“正在进行”“已经完成”“过去曾有”怎么办呢?一种办法是由事件、活动的本身来说明。以《论语·公冶长》篇为例,“颜渊、季路侍”可以表示“正在进行”,“以其子妻之”可以表示“已经完成”,“或乞醯焉”可以表示“过去曾有”。另一种办法是用表时间的副词,如“方”“将”
  “且”“已”“未”“渐”“旋”等;或表时间的常用语,如“初”“先是”“昔者”“顷之”“须臾”“久之”等;语气助词里有个“矣”,也有表示“已经完成”的作用。
  (二)量词很少,表示数量只用数词。在文言中,除了表度量衡单位之类的词(尺寸、斤两、升斗等)以外,无论表名量还是表动量,都是数词和所计之物直接组合,中间不加量词。如:
  (1)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荀子·劝学》)
  (2)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韩非子·五蠹》)
  (3)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左传》床公十年)
  (4)王趣见。未至,使者·三·四·往。(宋濂《大言》)例(1)(2)是数词和事物直接组合,例(3)(4)是数词和动作直接组合,中间不用量词,这在现代汉语里是不行的。
  (三)代词数量多,可是没有特定的表示多数的办法。现代汉语的代词没有文言多,可是有不很完备的表多数的办法。如“我”“你”“他”,可以加“们”,表多数;“这”“那”,可以加“些”,表多数。文言没有这样的办法,是单一还是多数,一般要由语言环境(包括上下文)来推定。间或有所表示,如“吾属”“尔曹”之类,可是“属”“曹”不是专职,与“们”
  “些”的性质不同。

《新唐书》也记载:“初,道出钟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阁,宿命其婿作序以夸客,因出纸笔遍请客,莫敢当,至勃,泛然不辞。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辄报。一再报,语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请遂成文,极欢罢。”《新唐书》还写道:“勃属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数升,则酣饮,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笔成篇,不易一字,时人谓勃为‘腹稿’。”所谓腹稿,就是满腹经纶的作者在心中思考的结果。据应宗强推测,王勃到滕王阁作序之前,其实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从王勃用典分析,王勃在旅途中有可能看了《越绝书》《汉书·地理志》《水经注》等书籍,因为这些书犹如古代的导游图。古代要了解一个地区的山川、城邑、交通、典故、人物、特产都只能从这些史籍中了解。从王勃在江淮所写的《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江中游览所写的《采莲赋》、在南昌所写的《滕王阁序》、在广州所写的《鞶鉴图铭序》来看,路线正贯穿其中。应宗强推测,在出版、图籍并不发达的唐初,介绍历史、地理的《水经注》《汉书·地理志》《越绝书》是读书士子的首选。王勃一路沿江而下,万里省亲,途中必携诗书以消永日,了解各地的天文地理、人文典故。

  5.8.3用典的利弊
  用典,借古说今,是文言的一种重要表达方式。重要,常用,当然是因为这样表达有好处。好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引古,意思的分量可以加重。因为所引古事古语几乎都是名人之事,名人之言,甚至圣贤之事,圣贤之言,其正确性是不容置疑的,自己笔下用了,就会有更大的说服力量。如上一节例(8)反对声色的享乐,引用老子的话,比说自己认为如何如何,力量就大多了。
  二是熟于古事古语,用典常常比用自己的话更省力。如上一节例(15)用“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原是形容孔子的)形容黄宪人品的高不可及,如果不用典而自编,那就会很费力。周密《浩然斋雅谈》有一段话更可以说明这种情况:“东坡《赤壁赋》多用《史记》语,如杯盘狼藉,归而谋诸妇,皆《滑稽传》;正襟危坐,《日者传》;举网得鱼,《龟策传》。”
  三是用典可以以简驭繁,就是用较少的词语表达较多的意思。如上一节例(21)“室唯四壁”,只四个字,表达的意思既有很穷,又有才学像汉朝的司马相如,虽暂时困顿而将来必有大名。在用典的一些好处里,这以简驭繁的好处分量最重,力量最大,它常常使执笔的人“不能不用”。这种强制性最明显地表现在作诗方面。尤其律诗,或五言,或七言,字数有限制,还要对偶,有些意思,不用典就很难写出来,如孟浩然《宴梅道士山房》“忽逢青鸟使,邀入赤松家”一联就是这样。
  四是用典可以唤起联想,因而意思就显得深刻或更生动。如上一节例(14)的“人生几何”,读过曹操诗的人就会联想到“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因而意思就更加深刻;例(17)以“惊鸿”代美貌女子,熟悉《洛神赋》的人就会联想到洛神的美,因而意思就更加生动。
  五是用典可以使语言委婉,表难言之意或难写之情,也就是平常话不好说的,可以用典故表示。如《资治通鉴》记肥水之战,苻坚大军南下,谢安故作慎静,桓冲很忧虑,说:“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左衽”是用典(出于《论语·宪问》),等于说我要当亡国奴了,“亡国”的话不好明说,用典就委婉多了。又如李商隐《无题》诗的一联,“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写男女越轨的情事,如果不用典,简直就无法下笔。
  可是用典也有弊。小弊是古事古语未必完全同于今的情况,引用,意思会不切合,甚至似是而非。如王勃在《滕王阁序》中说自己是“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其实那时候他才二十多岁,也不像李广,有抗匈奴的大功。大弊就严重多了,主要是暗用的,近于谜语,先要由谜面猜出谜底,然后才能确切了解是什么意思。使用语言,目的是求人了解,用典的结果常常是难于了解,所以是作茧自缚。所谓难于了解,有程度的差别。程度浅的可以望文生义,虽然这字面的义未必像典故所含的那样深。如:
  (1)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三国志·诸葛亮传》)
  (2)莫不闻陇水而掩泣,向关山而长叹。(庾信《哀江南赋》)
  (3)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王勃《滕王阁序》)
  例(1)是引用《孟子·梁惠王上》“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例(2)是引用古诗《陇头歌》“陇头流水……涕零双堕”;例(3)是引用《晋书·吴隐之传》饮贪泉而心不变的故事和《庄子·外物》车辙中鲋鱼求救的故事。像这些,我们不知道出处也大致可以了解。有些就不然。如:
  (4)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李白《与韩荆州书》)
  (5)情在骏奔,自免去职。(陶渊明《归去来辞序》)
  (6)凡此类,知者遇之。(王夫之《薑斋诗话》卷下)
  例(4)是引用《后汉书·李膺传》“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例(5)是引用《诗经·周颂·清庙》“骏奔走在庙”;例(6)是引用《庄子·齐物论》“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像这些,如果不知道出处,确切了解就难于做到。还有少数,如果不知道出处还会误解。如:
  (7)愿言之怀,良不可任。(曹丕《与吴质书》)
  (8)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耳。(胡铨《戊午上高宗封事》)
  例(7)是引用《诗经·邶风·二子乘舟》“愿言思子,中心养养”;例(8)是引用《战国策·赵策三》鲁仲连的话“则连有赴东海而死矣”。文中的“愿言”是歇后语,等于说“思子”;“赴东海而死”不过是用古典表示不想再活下去,并不是真要跳东海。
  暗用有弊端,依理应该尽量避免。实际却不是这样,而是更有甚者。一种是挖空心思用僻典,就是到一般人不看的书里去找古事古语,嵌在诗文中,以表示自己博学。如苏轼的咏雪诗曾用“玉楼”和“银海”,王安石知道出自道书,大为赞叹。另一种是尽力避常语,可用今而偏偏用古。如沈义父《乐府指迷》说:“如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如咏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就是这种情况。这类用典的流弊,文言作品中也不少见。

《滕王阁序》将翼轸斗牛并列必错,三江五湖不明,扑朔迷离,难以解释。《汉书·地理志》记载:“楚地,翼、轸之分野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及汉中、汝南郡,尽楚分也……”应宗强认为,王勃《滕王阁序》开篇也是脱胎于此,如“楚地,翼、轸之分野也”,衡庐若指山则分别在楚地、吴地之中,“三江五湖之利”,“荆蛮”在楚,“瓯越”则是今天的浙江温州一带。

  5.2.3中古音
  中古大致指南北朝到唐宋这一段,不了解这时期音的情况,就不是没有什么大妨害了。因为这时期有大量的韵文和骈文作品,我们喜欢读,可是用现代音读,常常会体现不出作品的声音美,这就不能不感到茫然。字音一般由声(少数字没有声母)、韵、调三部分组成,所谓声音美,主要表现在韵和调方面,声的关系不大。举杜甫《旅夜书怀》五律为例,前四句是:“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舟”和“流”要同韵,又要同是平声,才能押韵;就调说四句是“仄仄平平仄,平平仄(“独”旧是仄声)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第一句和第二句,第二句和第四句,同地位的字要平仄不同,才能对偶(对偶有声音方面的要求,是平对仄,仄对平)。这样,读旧韵文和骈文作品,想要体现声音美,就必须知道那时期字的韵和调的情况,或者说,与现代字音差别的情况。
  对于中古字音,比之上古,我们知道得清楚多了。这是因为有不少韵书可以参考。现在能见到或考知的,有大影响的,最早是隋陆法言《切韵》,它总汇古今南北,分韵比较细,共有193部;调是四种,平、上、去、入。稍后,《切韵》由唐人孙愐修订,成为《唐韵》,韵略有增加,是195部,声调相同。到宋朝陈彭年等增修,成为《广韵》,韵又增加,成为206部;声调还是平、上、去、入四种。唐人科举考诗、赋,押韵并没有像《唐韵》分韵那样细,而是有些相近的韵,如“冬”“钟”同用,“支”“脂”“之”同用。宋丁度等编《礼部韵略》,是作为程式,供考试时遵照的官书,把可同用的韵合并,只剩108韵。到金元时期,108韵又合并为106韵,因为这种分法见于金朝王文郁编的《平水新刊礼部韵略》,所以通称“平水韵”(也有人说,因为南宋编《壬子新刊礼部韵略》的刘渊是平水〔今山西省临汾市〕人,所以这样叫)。平水韵寿命长,势力大,到清朝成为《佩文诗韵》,或简称《诗韵》,也是官书,考场内外必须遵照。《佩文诗韵》把韵分为平、上、去、入四部分。平声(不分阴阳,与现代音不同)包括上平声(上平、下平不是平声声调的分类,而是因为平声字多,分为上下两卷)一东、二冬等15韵,下平声一先、二萧等15韵,共30韵;上声包括一董、二肿等29韵;去声包括一送、二宋等30韵;入声包括一屋、二沃等17韵。每一韵大致以常用、不常用为先后,罗列属于这一韵的字,如上平声一东韵有“东”“同”“铜”“桐”等174字,上声一董韵有“董”“动”“孔”“总”等36字。
  读中古以来的文言作品,只要熟悉《佩文诗韵》,不清楚韵书的演变情况也未尝不可。如读杜甫《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觉得第二句不合“平平仄仄平”的格律,那就可以查查《佩文诗韵》,知道“独”是入声一屋韵的字,“看”是去声十五翰韵的字,又是上平声十四寒韵的字(这里是用平声音),然后读作guīzhōngzhǐdù(普通话没有入声,可读作去声)kān,合了格律,就可以体现声音的美。

接着王勃吟出“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都督发现此文明明以“剪裁融化”之法出于《汉书·地理志》,而绝非出于《越绝书》,《越绝书》绝无“荆蛮瓯越”内容,然若出于《汉书·地理志》则“星分翼轸”却是楚地,而豫章在吴地斗分野,然而若说其错,王勃又有《越绝书》为据,正是势同骑虎,在两难之间矣。故都督立知王勃乃一极高明之人,此来分明给众人出了个难题,故都督“沉吟不语”。后接“龙光射斗牛之墟”,天文常识上又与《汉书·地理志》不合,偏偏又有《晋书·张华传》“斗牛之间常有紫气”相证,亦不能轻言其错也,然已知王勃必非凡品也。应宗强说,若王勃一路看书而来,则必熟读《吴越春秋》《越绝书》《水经注》等书,如此用典实是情理之中,自然之极。

  5.4.3判断句的表示法
  表达“……是……”,文言经常用“……者,……也”的形式。如:
  (1)南冥者,天池也。(《庄子·逍遥游》)
  (2)廉颇者,赵之良将也。(《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或者只用一个“也”字。如:
  (3)夫许,大(太)岳之胤也。(《左传》隐公十一年)
  (4)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也。(《后汉书·张衡传》)
  还可以“者”“也”都不用。如:
  (5)此堂,师长教士地。(《明史·海瑞传》)
  这种形式同“是”的古今异用有关系。“是”在文言里经常用作指示代词,一般不起联系的作用;如果用“……是……”的形式表示判断,那要用“为”“即”“乃”之类联系,如“其北为河”,“五大夫乃秦官”之类。

  5.3.6有不少不用在句末的语气助词
  文言,尤其早期的韵文,简短,有时候为了声音和韵味的整齐或充沛,要在句首或句中加个不表示意义的音节。如:
  (1)·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论语·季氏》)
  (2)·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诗经·周南·葛覃》)
  (3)一雨三日,·繄谁之力?(苏轼《喜雨亭记》)(4)北风·其凉,雨雪·其雱。(《诗经·邶风·北风》)
  (5)日·云莫(暮)矣,寡君须矣。(《左传》成公十二年)
  (6)我东·曰归,我心西悲。(《诗经·豳风·东山》)像这样嵌在句首或句中的语气助词,文言里有很多(杨树达《词诠》举出上百个)。现代汉语的句子已经由短变长,难得有空隙,自然就用不着这些了。

  5.7.1对偶及其修辞作用
  语句连用,有同性质同形式的词语或句子成对出现,我们称这种表达方式为对偶。如:“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温故”和“知新”在句内对偶;“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同上)逗号前后两部分对偶;“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论语·子罕》)分号前后两部分对偶。先秦时代用对偶,推想是偶合,所以意义和声音方面的要求都不严格。后来精益求精,情况就大不同。如:“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诉;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萧统《文选序》)“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薛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柳宗元《登柳焦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我们一念就知道是有意拼凑。这样不惮烦而费力拼凑,自然同风气有关;不过风气的形成,却不能不有客观的因素。这客观的因素,《文心雕龙·丽辞》篇说:“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显然是以偏概全;所以不如从要求方面说,是用这种形式可以取得好的表达效果。说具体一些,还可以分作意义和声音两个方面。意义方面,对偶的两部分互相衬托,互相照应,所表达的意思就会显得更加充沛,更加明朗,更加精确。声音方面,对偶的两部分此开彼合,此收彼放,韵律可以显得抑扬顿挫,节奏鲜明,和谐悦耳。表达方面的这种优点,可以从许多流传的名句中体察出来。举唐朝的两处为例:“一坯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旧是仄声)。”(骆宾王《讨武曌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王勃《滕王阁序》)我们可以仔细吟味一下,如果不用对偶,想取得这样的效果是很难的。

  5.7对偶
  对偶,也称为对仗(古代持兵器保卫贵人,都是左右成对,名仗,后来成为仪仗),是成双出现的意思。语句连用,对偶只是可能形成的多种形式中的一种形式。可是它个性强,色彩重,于是在文言里就成为大户,不只在各体中频繁出现,而且自己建立了独立王国:骈体。对偶花样繁多,影响深远,是文言的一种很重要的表达方式,所以需要特别注意。

  这一章谈文言的特点。特点是对比之下的产物。同什么对比?当然是同白话,其中包括现代汉语;有时甚至偏重现代汉语,如繁体字和异体字,同古白话比就没有这样的问题。特点概括为两类:一类是组织方面的,其中包括字、词、句、篇;字又分为字形和字音。一类是表达方面的,包括押韵、对偶和用典。

  5.4句
  文言在句子的组织方面也有一些特点。这特点,有的表现在全句上,有的只涉及结构的一部分。下面择要说一说。

  5.6.3宽严和难易
  押韵因体的不同而有“宽严”的分别,或者说,“同用”的范围有大小的分别,大就宽,小就严。上面第5.2.3节讲中古音的时候已经谈到,唐宋时期韵书曾把韵分为最多206部,可是作诗(包括考试作诗)并没有把文字分为206堆,限定不许越界,而是用“同用”的办法减去几乎一半,最后剩了106部。这里说宽严,是合并为106部之后的宽严。严是分为106堆,不许越界;宽是有些堆的文字可以越界,或说再合并,成为更少的部。就体说,近体诗是严的,必须106部互不侵犯。如用的是一东韵,韵脚就不许见“冬”“宗”
  “松”“恭”等字,因为那是属于二冬那一堆的。只有第一句是例外,因为第一句可用韵可不用韵,有的人作诗就灵活一下,用了“邻韵”,如杜牧《清明》第二句韵脚是“魂”,第四句韵脚是“村”,都属于十三元,可是第一句“清明时节雨纷纷”却用了十二文的“纷”字。近体诗以外的各体,用韵都是宽的。如古体诗,东、冬,江、阳,支、微、齐,等等,邻韵的字都可以同用。词用韵与古体诗相近,少数地方比古体诗还要宽(具体情况可参考王力先生《古代汉语》或《诗词格律》)。
  押韵还有难易的分别。刚说过的宽严是一种难易:宽,可用的字多,容易;反之就难。一般说难易,指严范围内的难易。因为各韵包含的字,数量和性质不尽同:数量多,字常用,容易;字数少,而且不常用,就难。以平声的30韵为例,有些韵,如上平声的四支和下平声的一先,不只包含的字多,而且常用字多,选用容易,称为“宽韵”;有些韵,如上平声的五微和十二文,包含的字少,选用较难,称为“窄韵”;还有些韵,如上平声的三江和下平声的十五咸,不但包含的字很少,而且有些不常用(如三江的“泷”“庞”“舡”,十五咸的“芟”“搀”“衔”),选用很难,称为“险韵”。作诗词,一般是适应情意的要求,选用可用的宽韵或窄韵,躲避险韵。可是也有些人,有时候故意用险韵,以显示自己能够难中取巧,或者同时请人和,使别人为难,这就近于文字游戏了。还有,宽韵和窄韵中也有些字,意义生僻,日常生活中很少用,如果故意拿来充当韵脚,以自炫、难人,那性质就同于全诗用险韵,是玩文字游戏了。(五言排律联句,最后剩下少数难用的字,费心思用上,也是这种性质。)

  5.6.2各种形式
  在文言作品里,押韵的情况很复杂。先说“范围”。顾名思义,押韵应该只用于韵文,可是少数散体篇章里偶尔也会见到。如《老子》就是最突出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第二章),“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第四章),等等,都是这样。上面第5.5.2节提到的《岳阳楼记》也是好例。其次,在韵文里,押韵的范围也有全和偏的不同,如早期的赋就有不通篇押韵的,到后代,这种情况就没有了。因此,我们可以大体上说,在文言典籍里,韵文是必须押韵的。
  再说押韵的“格式”,这是指韵字用在什么地方。韵字一般是用在语句的末尾,所以习惯称为“韵脚”。说是一般,因为有少数例外。那是语句末尾是虚字的时候,如:
  (1)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诗经·周南·关雎》)
  (2)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曹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苏轼《赤壁赋》)
  但这种情况究竟很少见,所以我们无妨说,韵脚总是出现在语句停顿的地方。
  语句末尾停顿的地方是脚,哪个脚用韵,情况不尽相同。绝大多数是隔句用韵,如本节举的《诗经》和上一节举的几首唐诗都是这样。古诗也有句句用韵的,传说是从汉武帝柏梁台联句开始,所以后代称为“柏梁体”(七言,句句用韵)。其实这是当时的风气,早的如汉高祖《大风歌》,末尾“扬”
  “乡”“方”都用韵;晚的如张衡《四愁诗》,虽然不是一韵到底,也是句句用韵。概括的情况是:魏晋以前,尤其乐府诗,用韵的规格不很严格,可以隔句用,也可以句句用,还可以两种办法交错着用;南北朝以后,隔句用韵成为通例,除有意仿古以外,其他形式就几乎不见了。
  以上是就诗说,用韵以隔句为常。隔句是为了回环之中有变化。声音美,甚至语言美,“变化”是个重要的原则。句句用韵是回环多而变化少,不如上句不用而下句用,尤其平声韵,能使人获得一抑一扬的顿挫感。词与诗不同,是长短句,隔句用韵以求兼有回环、变化的声音美这个原则就不完全适用。至于韵脚如何安置,情况千变万化,我们只能说,它与近体诗大不同;近体诗是隔句用韵(第一句例外,五言以不用为多,七言以用为寄);词是因调而不同,隔不隔(是否句句用韵),隔多少,都不一定。
  用韵还有一韵到底和换韵的分别。近体诗都是一韵到底的,不限句数的排律也是这样。古体诗不一定,随作者的意,可以不换韵,如韩愈《调张籍》,可以换韵,如杜甫《兵车行》;换,可以次数少,如李白《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一首,只换一次;可以次数多,如白居易《长恨歌》,不只换得频繁,而且无规律(几句换一次,换平换仄,都不一定)。词因为调不同而有换不换的各种情况,一般说是以不换为常;换,以平仄交错为常。赋篇幅长,都换韵;唐宋以来科举考试作赋,还常常限定怎样换韵,如白居易作《洛川晴望赋》,题下注明“以愿拾青紫为韵”,就是要求依次用四种韵。
  押韵,韵脚用平用仄,各体也不尽同。近体诗几乎都押平声韵。古体诗押平押仄的都不少;赋也是这样。词押平押仄,不同的调有不同的规定(有极少例外,是一调既可用平,又可用仄);有的不只规定平仄,还规定用哪一种仄,如《忆秦娥》《念奴娇》就必须用入声韵。韵脚用平用仄,大致说还和情调有些关系,如平声的情调偏于开朗,仄声(尤其入声)的情调偏于沉郁,就常常能够从词的吟诵中体会出来。

  5.4.7省略较多
  词语省略是语言中常见的现象,只是与现代语相比,文言省略比较多。下面分类举些例(括号里是省略的词语)。
  省主语的:
  (1)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宋濂《送东阳马生序》)
  (2)()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
  ()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
  (陶渊明《桃花源记》)
  例(1)省略的虽然都是“余”,可是跳过两个句号;例(2)“具”“便”不是承上省(换了主语)。这在现代语里是少见的。
  省宾语的:
  (3)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墨子·非攻上》)
  (4)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史记·项羽本纪》)
  例(3)是省略了动词后的宾语,例(4)是省略了介词后的宾语。
  省“使”“令”之后的兼语的:
  (5)不如因而厚遇之,使()归赵。(《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6)今媪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豪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战国策·赵策四》)
  像这种地方,现代汉语是不能省去“他”字的。
  省介词的:
  (7)晋主不衔璧()军门,则走死()江海。
  (《资治通鉴》卷一○四)
  (8)布袍脱粟,令老仆艺蔬()自给。(《明史·海瑞传》)
  例(7)省略的是“于”,例(8)省略的是“以”。

  5.4.5宾语前置的规格
  现代汉语有宾语前置的形式,那是用“把”字。在文言里,“把”字没有这样的用法,可是宾语前置有较多的规格。
  主要是三种。
  一种是,宾语是代词,在疑问句里要前置。如:
  (1)室如县(悬)罄,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
  (《左传》僖公二十六年)
  (2)吾·谁·欺?欺天乎?(《论语·子罕》)
  (3)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同上)
  另一种是,宾语是代词,在否定句里要前置。如:
  (4)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汝),莫·我肯·顾。(《诗经·魏风·硕鼠》)
  (5)古之人不·余·欺也。(苏轼《石钟山记》)(6)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还有一种是,用中间加“之”或“是”的办法使宾语前置,以加重语气。如:
  (7)非·子之·求而·蒲之·爱,董泽之蒲可胜既乎?
  (《左传》宣公十二年)
  (8)鸡鸣而驾,塞井夷灶,唯余·马·首是·瞻。(《左传》襄公十四年)
  (9)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
  (《尚书·周书·蔡仲之命》)

  5.3.4词用法灵活
  就意义说,双音词比相对的那个单音词明晰、固定,如“友谊”“友情”“友好”“朋友”和“友”比就是这样。较不明晰,较不固定,到用来造句的时候却有它的优越性,是放在哪里都过得去。比如说“以之为友”可以,说“友之”也可以,“友谊”等等就不成。文言词用法的这种灵活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有不少词兼有名、动两种用法。如:
  (1)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孟子·梁惠王下》)
  (2)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孟子·梁惠王上》)
  (3)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4)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史记·项羽本纪》)
  (5)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
  (6)·衣敝缊袍,与·衣孤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论语·子罕》)
  “鼓”“目”“衣”,都是在前一例里表示事物,后一例里表示动作。现代汉语也有这种情况,如“上锁”和“锁门”的“锁”,只是非常少。文言里却是到处可见。这种现象,习惯上称为“活用”。如果只是说到这里,不错;可是一般是还要进一步,说“鼓之”的“鼓”是名词活用为动词(“目”
  “衣”等同),这就有问题了。问题在于怎么知道“鼓”是名词。由语源?古字形似乎没有偏袒的表示。由统计?可惜还没有人这样做。剩下的常用办法是凭印象,也可惜,是两种用法都不少。这有如一个小铺既卖油,又卖醋,如果甲说它是卖油带卖醋,乙说它是卖醋带卖油,这样凭印象坚持一偏之见,取信于人是很难的。可是对于同样性质的“鼓”的词性的一偏之见,似乎都信之不疑,为什么?很明显,是因为都戴着现代汉语语法的眼镜。用这副眼镜看,“鼓”是名词,毫无问题所以“鼓之”是活用,言外之意,这不是它的本职,是临时通融一下。是不是临时通融,应该去问孔子、孟子和司马迁,推想他们是未必承认的。这牵涉到文言词的分类问题。曾经有人注意这种现象,并向另一面偏下去,说古汉语实词不能分类,如高名凯。折中的稳妥之道是能分,只是不应该依照现代汉语语法的框框去分。原因是,文言词有灵活的特点,想分类就不能不重视这个特点。
  (二)有的词入句,用法可以偶尔变通一下。如:
  (7)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荀子·劝学》)
  (8)武王乃·手大白旗以麾诸侯,诸侯毕拜。(《逸周书·克殷解》)
  (9)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孟子·梁惠王上》)
  “水”和“手”经常表示事物,这里却表示动作;“生”和“死”相反,经常表示动作,这里却表示事物。这样的灵活与上面那种灵活有分别:上面那种灵活是经常,有如狗既可以看家,又可以协助打猎;这里的灵活是偶尔,有如狗捉住一只老鼠。这类用法,在现代汉语里即使非绝对不可能,也总是非常少见。
  (三)文言词还有使动、意动之类的用法。如:
  (10)王果能·将吾,中原可得,于胜小敌何有?(方孝孺《客谈二事》)
  (11)秦时与臣游,项伯杀人,臣·活之。(《史记·项羽本纪》)
  (12)于是乘其车,揭其剑,过其友曰:“孟尝君·客我。”(《战国策·齐策四》)
  (13)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战国策·齐策一》)
  “将”这里是名词,带宾语,表示“使吾为将”的意思;
  “活”是不及物动词,带宾语,表示“使之活”的意思。
  “客”是名词,带宾语,表示“以我为客”的意思;“美”是形容词,带宾语,表示“以我为美”的意思。一般介绍古汉语知识的书称前两例为“使动用法”,后两例为“意动用法”。特别提出来介绍,是因为它不守常规;在现代汉语里,随意打破常规是不容许的。
  (四)名词作状语。如:
  (14)齐侯……见大豕,……射之,豕·人立而啼。(《左传》庄公八年)
  (15)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16)下首至尾,曲脊掩胡,·猬缩·蠖屈,·蛇盘·龟息,以听命先生。(马中锡《中山狼传》)
  “人”“廷”“猬”“蠖”“蛇”“龟”都是名词,分别修饰动词“立”“叱”“缩”“屈”“盘”“息”,作状语,在现代汉语里,这种用法是少见的。

  5.2.5文言的读音问题
  语音的变化是渐渐的,但又是不停止的。总在变,积少成多,就可能如俗话所说,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说十年也许过于夸张,说百年总不为过吧?可是我们谈三千年语音的变化,只分为三期,这太粗略了。用这粗略的模式来铸造无数作品写作时的音,当然不可能。所以读文言作品,只能用现代的音。例如“关关雎鸠”,不管孔子怎样读,我们只能读作guānguānjūjū,“细草微风岸”,不管杜甫怎样读,我们只能读作Xìcǎowēifēngàn。一般说,追旧音不只不可能,而且没有必要,甚至不合算,因为我们是一贯用现代音寄托情意,如果换用生疏的音(假定办得到),那就会使感受的真切度和深度都受到影响。但这是一般说,不是毫无例外。常会遇到的例外情况有两种:一种是依旧说要变读,如“滑稽”要读gǔjī,“王天下”要读wàngtiānxià;另一种是不从旧读有碍声音美,如“闺中只独看”的“独看”,用现在音读dúkàn,不好听。怎么样处理才妥当?
  先谈前一种情况。变读的情况相当复杂。有的来自通假,如“母内诸侯”,“内”等于“纳”,“王大说”,“说”等于“悦”,那就不能照字面读,非变不可。非变不可,也就不成为问题。另一种变读不是这样,如“滑稽”的“滑”读gǔ,“石濑兮浅浅”的“浅浅”读jiānjiān,“郦食其”的“食其”读yìjī,“龟兹”读qiūcí,“南无阿弥陀佛”的“南无”读nāmó,大概都是保存旧读法,没有随着今音变。还有一种情况,是旧日所谓“破读”,如“王天下”的“王”读wàng,“治国”的“治”读chí,“操行”的“行”读xìng,“三思”的“三”读sàn,都是借变读来分辨不同的意义或用法。读文言,变读,要多记,是负担。有负担总不如没有负担好。但这是原则,实际还要看有没有必要。关于破读,吕冀平、陈欣向二位曾举出许多理由(原则没有贯通、传注家认识不一致、并非必要等),认为应该放弃大多数,保留极少数(《古籍中的“破音异读”问题》,《中国语文》1964年第5期)。我赞成减轻负担的原则,也赞成不一刀切的办法。例如破读有没有必要,就不可一概而论。现代语是承认它有时候必要的,如“射中”的“中”读zhòng,“对称”的“称”读chèn,“间隔”的“间”读jiàn,“生长”的“长”读zhǎng,等等。现代语是还活着的,我们奈何它不得。可是这样一来,读《史记·项羽本纪》“道枳阳间行”之类,“间”就只好读jiàn;那么,“间”变读了,“道”呢,变为dǎo?这是从今的原则与一贯的原则有时会冲突。还有另外的情况需要考虑。比如“扁piān舟”(小船)、“长zhàng物”(多余之物)、“心广体胖pàn”(胖的意义是安舒)、“宫商角徵zhǐ羽”(徵是五音之一)之类,如果照字面读,似乎就会影响正确意义的表达。看来处理的办法最好是经济和表意兼顾,尽量不变,不得已就变。这是原则,具体实施难免遇见两可的情形,即使不会很多。至于保存旧读法的那些,也可以用这个原则处理,现代语中有对证的,不变会影响意义的,变;此外可以照字面读。这种从简的处理办法,道理上说得通,因为事实上是:一,现代语已经这样处理了不少,如“大使”的“使”,“品行”的“行”,“忠告”的“告”,“文过饰非”的“文”,等等,都不变读了。二,辞书也悄悄地用了这个原则(虽然不彻底),对于有些依旧说应该变读的音,注“旧读”或“读音”,意思是照今音读也可以了。三,普通话审音委员会也用了这个原则,如规定“口吃”的“吃”不读jī,“叶公好龙”的“叶”不读shè。只是可惜,都是零零星星,没有整个筛一遍。用减轻负担的原则,应该整个筛一遍。这工作相当艰巨,个个过关要费很大精力是一难,骤然全盘改会挫伤旧习惯是另一难。但只要我们接受这个减轻负担的原则,对于问题的性质我们就不至有什么迷惑,而要求慢慢解决也就不至太难了。
  再谈后一种情况。这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来自文言的常用花样,调平仄和押韵。上面5.2.3节说过,唐宋以来的文言作品,用的都是中古音,与现代音有差别,很明显,如果用现代普通话音读,有的地方就难免原来平仄协调的不协调了,原来押韵的不押韵了。前者如:
  (1)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范仲淹《岳阳楼记》)
  (2)睢园绿·竹,气凌彭·泽之樽;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王勃《滕王阁序》)
  (3)野·哭几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杜甫《阁夜》)
  (4)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浣溪沙》)
  例(1)是散文用对偶,例(2)是骈文用对偶,例(3)是律诗用对偶,例(4)是词用对偶。这些用中古音读,“峡”是仄声,和平声“湘”对偶,“极”是仄声,和平声“通”对偶;“竹”是仄声,和平声“华”对偶,“泽”是仄声,和平声“川”对偶;“哭”是仄声,和平声“歌”对偶,“伐”是仄声,和平声“樵”对偶;“识”是仄声,和平声“何”对偶。如果用现代音读,就都成为平声对平声,不合对偶的要求。后者如:
  (5)鱼鸟犹疑畏简·书,风云常为护储·胥。徒令上将挥神笔,终见降王走传·车。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余。(李商隐《筹笔驿》)
  (6)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传李白《忆秦娥》)例(5)是律诗,用上平声六鱼韵,如果以现代音为准,韵字的韵母要是ǘ才能押韵,可是“书”“胥”“车”“如”都不是。例(6)是词,用入声韵(第四部的“月”“屑”),可是在现代语里,“别”“节”“绝”已经变为阳平,不能押韵。这样,读这类作品就不能不考虑何所适从的问题。从新或从旧,两条路自然只能走一条。用现代音读的最大优点是省力,因为用不着背一东、二冬、三江、四支等等,以及记其中的哪一韵都收哪些字。另一个优点是不违背推广普通话的原则(据我所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是坚守这个原则,所以读文言作品就不管格律)。但是这种省力有如喜欢钓鱼而不肯修整钓鱼工具,其结果是本来可以钓得多,却没有钓那么多,就是说,应该享有的声音美却有一部分(也许不很少)跑了。
  “求之不得”,这也是碍难接受的事。可惜是没有折中之道。或者宜于不同的情况作不同的处理。比如是偶尔兴之所至,拿几首诗词读读,以后也许不再读,或读也不会多,那就用不着费大力先记一东、二冬。如果相反,是大有兴趣,不只想再读,而且想锲而不舍,那就以费些力,记记一东、二冬为好,因为一劳可以永逸,投资不多而获利很大。其他各种类型的中间的,我以为,即使不能记住《诗韵》的细节,能够略知梗概,以减少阅读时的疑难,总比毫无所知为好。

  5.1.3异体字多
  两个字或两个以上的字,音同义同,只是形体不一样,我们称为异体字。表情达意,用一个够了,却要记两个,如已经认识“管”,还要记个“箟”,增加了无谓的负担,当然不好。常常还不只要多记一个,如“杯”要多记“盃”“桮”两个,“窗”要多记“窸”“窓”“窻”“牕”“牒”五个。字形体不同,来源于时间长,地域广,写的人有不同的习惯。而异体流行之后,有些文人为了表示博雅,还常常故意用较冷僻的异体字。于是在旧时代,异体字就只能增加而不能减少。这是赘疣一类的病,最好割治。统一文字形体,秦始皇吞并六国以后,由李斯主持,搞过一次。后来就不再有人管。大规模地有计划地整理异体字,是建国以后的事。1955年底公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废除了异体字一千左右。这之后,印文言作品,一般就不再用异体字。可是,正如上面所说,文言典籍几乎都是旧时代印的,那里面还是多有异体字。因此,文言的这种特点,虽然不合人意,我们还是不能不注意。

  5.5.3文体种类多
  对付不同的用途,书面语言不能不分为各种体。体是按照内容不同、写法不同而分的类。不同的类有不同的名称,如“诗”“赋”“论”“书”等。大致从汉魏间起,有些人开始注意文章作法,于是谈到文体,如曹丕《典论·论文》中有“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的话。到南北朝,刘勰写了一部《文心雕龙》,是文论的专著,里面卷二到卷五都是研讨各种文体的,标题是: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共二十种。这不是严格的逻辑分类,如“诸子”和“论说”就不能截然分开。但可以看出,在那时期,文人心目中的文体已经很多。
  稍后,昭明太子萧统编《文选》,把文体分得更细,计有: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移,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墓志,行状,吊文,祭文,共三十八种。萧统选文有标准,他在《文选序》中说,要“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就是说,选的是美文,所以经、子、论辩文不选。如果各种性质的文章兼收,文体的数目还要多一些。《文选》给文体分类,大致是以文的名称为标准,不同名的有一个算一个,因而有些内容相近甚至相同的,如“上书”和“书”,就算作两类。后代一部有名的选本,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只收古文不收诗歌,分类是内容和名称兼顾,计有: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共十三大类。这样合并,眉目清楚,正如编者在“序目”中所说:“一类内而为用不同者,别之为上下编云。”可见细分,类是还要比这多的。
  文体种类多,还可以从文人的文集里表现出来。如苏轼是各体都擅长的作家,《苏东坡集》收的文体计有:诗,词,赋,铭,颂,赞,论,策问,叙,状,表,启,书,记,碑,传,青词,祝文,祭文,行状,墓志,辞,策,札子,奏议,制诰,外制,内制,乐语,差不多三十种。
  文体种类多,与上层人物的排场有关系,比如同样是一封信,写给皇帝就得改个名称,叫奏章之类。白话是人民大众用的,所以许多表示排场的名称就用不着了。

  5.6.1押韵及其修辞作用
  文言许多体用押韵的写法,上面第5.5.2节已经谈到。押韵是在语句中适当的地方(一般是停顿的地方),让同韵的字有规律地陆续出现。所谓同韵包括三种情况。以现代汉语为例:一是全同,如“拔bᔓ拿ná”,韵母都是á;二是主要元音相同,如“家jiā”“花huā”,主要元音都是ā;三是收音相同,如“京jīng”“耕gēng”“工gōng”,收音都是ng。文言押韵,道理相同,只是古音与现代汉语的音有区别,所以间或有古人押韵、用现在音读不协韵的情况,这在上面第5.2.3节和第5.2.5节也已经谈到。至于押韵的字是否要求声调相同,各体的情况不尽一样。如近体诗就必须相同;古体诗和词,有时候上、去可以通融。
  押韵是文言的一种重要修辞方法,粗浅地说,作用是好听。细致一些说,作用还可以分作两层。初步的一层是音乐性的,就是于韵律的回环往复之中,在了解意义之外,还能感受浓厚的声音美。例如读杜牧《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斜”“家”“花”陆续出现,传给人的就不只是景物加心情,而且有声音美(声音美还来自平仄协调,留到下面谈)。更深的一层是意境性的,就是不同的韵还可以唤起不同的情调。例如读杜甫《后出塞》:“朝进东门营,暮上河阳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旧属下平声二萧韵)我们会感到苍凉豪放;读王维《送别》:“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旧属上平声五微韵)我们会感到凄清惆怅。这美的声音和深的意境,都是散体难于表现出来的。

  5.7.5其他方面
  对偶的表达方式,以及它的成果,长时期受到多数人的喜爱。喜爱,乐于运用,因而它就像竹根一样,遇到合适的水土就发荣滋长。滋长,都占了哪些地盘,难得详说;这里只谈三个方面,算作举例。
  一个是“对联”,早期是写了或刻了悬在门两旁的柱上,所以又叫“楹联”。推想起初是采用律诗中有吉祥、华丽的辞藻的一联,用作装饰。既然是装饰,它就既可以在门外,也可以在室内,于是渐渐,请名人作对联、写对联的风气就大兴。由这装饰性的对联分出一个旁支,是“春联”,现在还在用。还岔出另一个旁支,性质几乎走到相反的一面,是“挽联”,也是现在还在用。对联来自律诗的对偶,可是附庸成为大国,自己编造了许多新花样。如字数可以少到三四个,也可以多到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语句的风格可以同于诗,也可以同于文(用虚字);更加用力追求工巧,争奇斗胜。所有这些,旧时代的文人都觉得很有意味,有些人还为此写了专书,如梁章巨的《楹联丛话》就是其中比较有名的。
  另一个是“八股文”,其中对偶有特点,是成段的散体和成段的散体对,前面第4.2.5节曾举例,不重复。
  还有一个,应该着重说一说,是唐宋以来,古文运动胜利之后,有不少文人,或者由于爱好,或者由于读骈体多了不知不觉,作散体文章也常常夹用一些对偶,如:
  (1)盖亭之所见,南北百里,东西一舍,涛澜汹涌,风云开阖,昼则舟楫出没于其前,夜则鱼龙悲啸于其下,变化倏忽,动心骇目,不可久视,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
  (苏辙《黄州快哉亭记》)
  (2)然杭人游湖,止午、未、申三时。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极其浓媚。(袁宏道《西湖二》)
  (3)抑思善相夫者,何必尽识鹿车、鸿案?善教子者,岂皆熟记画荻、丸熊?自文人胸有成竹,遂致闺修皆如板印。与其文而失实,何如质以传真也?(章学诚《古文十弊》)
  文章分别出于宋、明、清三代,都是散体中夹用对偶。这样写,坚守古文壁垒的人或者会看作不合适,因为还是没有清除“选派”的“恶习”。其实,平心而论,时时处处留神,躲避对偶,也同样是恶习。行文最好是任其自然,宜于散则散,宜于骈则骈。有的人还更进一步,如编《骈体文钞》的李兆洛和评点此书的谭献,主张文章就“应该”骈散合一,不这样就不能达到简洁自然的境界。

  5.1.5少数典籍用楷字以外的字体
  严格说,现在印书刊常用的铅字是宋体,它和楷体有微小的分别。宋体是手写楷体的方整化,就系统说仍然属于楷体。我们现在读的文言典籍,包括木版的在内,几乎都是用楷体字。但是,如果我们读的范围较广,钻得较深,那就会遇见楷体以外的文字。大致说,这都是古文献资料的影印或影写。就字体说,有甲骨文,如刘鹗《铁云藏龟》、罗振玉《殷虚书契菁华》等;有金文(大篆),如王俅《啸堂集古录》、邹安《周金文存》等;有小篆,除秦的金石遗物如《峄山碑》、秦权秦量等以外,还见于许慎《说文解字》;有隶书,汉朝许多有名的石刻,如《张迁碑》《乙瑛碑》等都是;有草书,今存的许多帖,如王羲之《十七帖》、孙过庭《书谱》等都是;有行书,如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颜真卿《祭侄文稿》等都是。这类文献资料性质专,量不大,可是它究竟是文言典籍中所有,所以想全面了解文言,也就不能视而不见。

  5.7.4律诗的对偶
  对偶成为通用的表达方式,精益求精,于是有些人就注意各种规格的研究。沈约的八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等)说,探讨的是声音方面的规格,意思是想平仄协调,就必须如此,不许如彼。意义方面,《文心雕龙·丽辞》篇说对偶有四类:言对和事对,反对和正对。到唐朝,有个日本和尚名遍照金刚,来唐朝留学,回去写了一部《文镜秘府论》,介绍唐朝人作诗的各种讲究,其中把对偶分为的名对、隔句对、双拟对等二十九类(兼声音方面)。以后,供作诗赋查考的类书大多把辞藻分为天文、时令、地理等若干部。实际用对偶,分部还要更细,如颜色对颜色,数目对数目,人名对人名,甚至干支对干支,年号对年号,等等。这些繁琐的讲究,或者说精粹的对偶,最集中、最突出地表现在律诗中。律诗包括五律和七律,一般说,中间两联要对偶。声音方面的要求,是两个音节为一个单位(后一个是重点),要变(不许与邻近的单位重复)。如:
  五律       七律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仄仄平
  就开头一个单位说,向右看变了,向下看也变了。不变是不合规律,称为“失对”。失对的句子称为“拗句”,可以补救,称为“拗救”。两联的格式也不许重复,如第三句是仄起式(第二字是仄声),第五句就要平起,不变是“失粘”。就对偶说,这些都是附属的,可以不多说。
  与声音方面相比,意义方面的讲究就多多了。先说一般的要求,是最好相对的两个字属于同一小类,如“春”对“夏”,“百”对“千”,是“工对”。不得已而取其次,如“天”对“夏”(天文对时令),“杜甫”对“邯郸”(人名对地名),是“邻对”。再其次就只是同类词对同类词,是“宽对”。律诗几乎不用“之”“而”“以”等虚字,万一用到,上下联也不许同得一个。对偶工整是律诗的本分要求,本分之外还有一些常见的花样,举几种习见的为例。一种是“当句对”,如戴叔伦《江乡故人偶集客舍》:“风枝惊暗鹊,露草泣寒虫。”“风枝”和“暗鹊”,“露草”和“寒虫”,都在句内对偶。这种写法如果用在律诗的一联里,自然就成为多层次的对偶。另一种是“流水对”,如陈陶《陇西行》:“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是上下联合成一句话,有如流水一贯而下。另一种是“借对”,如温庭筠《苏武庙》:“回日楼台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丁”在这里是成年的意思,可是它也有甲乙丙丁的“丁”的意义,于是借来,使它和上联的“甲”构成干支对。还有一种是“扇面对”,又名“隔句对”,如郑谷《寄裴晤员外》:“昔年共照松溪影,松折碑荒僧已无;今日还思锦城事,雪消花谢梦何如。”是第一句和第三句对偶,第二句和第四句对偶。再有一种是“错综对”,如李群玉《同郑相并歌姬小饮戏赠》:“裙拖六幅湘江水,鬓拥巫山一段云。”(七律第一联)是上联的第三、四字与下联的第五、六字对偶,上联的第五、六字与下联的第三、四字对偶。此外,对偶还可以貌离神合(意对),如崔颢《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然。”字不完全相对,意思却恰好相反,可以构成好的对偶。总之,不管是本分之内还是本分之外,作律诗的人都不只求工整,而且求奇求巧,也就是在对偶方面不惜耗费大量的心思。

  5.3.1生僻的词数量大
  我们翻看文言典籍,一种突出的印象是有不少词面生:不知道读音和意义,或知道读音而不清楚意义,有时候甚至不知道某一个音节是不是词。这不希奇,因为文言典籍是旧时代写的,我们不熟悉旧时代,自然就不能知道表示旧时代的有些词是怎么回事。多用生僻的词有不同的情况。《仪礼》《礼记》中讲丧祭等事的那些,其中许多行事以及所用器物等等,如“斩衰裳苴绖杖绞带冠绳缨营屦”(《仪礼·丧服》),“荐黍稷羞肝肺首心见间以侠甄加以郁鬯”(《礼记·祭义》),离我们现代的生活太远了,我们自然会感到生疏。但这是记实,不得不如此。汉人作赋就不然,而是有意制造声势,找许多甚至造一些生僻的字来凑热闹,如,“其山则崆嵕嶱嵑嵣嶚刺,窄峉埊嵬,嵚巇屹巙”(张衡《南都赋》)就是这样。这是作者认为必要、我们认为不必要的。再就是唐宋以来的许多复古文人(以明朝的为最厉害),为了表示自己脱俗,就常常用力找一些古奥的字来代替常用的那一个,我们看到,自然也会感到生疏。这当然更是不必要的。一般文言作品,用通行的文言写,其中的一些词,我们感到生疏,情况主要是两种。以《论语·乡党》篇为例,一种是写的古事物已经灭绝或不用,如“圭”“齊”(斋)”“傩”“绅”之类,另一种是现在仍然有而变了称呼,如“恂恂如”“阈”“吉月”“凶服”之类。两种相比,前一种的量比后一种要大,因为旧名物很多,词自然要跟着多,只要那名物已成过去,我们见到那个词就必致感到生疏。由感到生疏方面看,后一种性质也一样,因为都是古用而今不用。文言典籍里有很多古用而今不用的词,这是读文言作品的一个大难点,不能不注意。

  5.8用典
  用典是借古事古语说今意的一种表达方式,文言作品,尤其在有些体裁里(如骈体),几乎句句离不开它;就是散体,如果不夹用一些,旧时代的文人也会感到不够典雅。用典的效果是典雅,所以两千年来,不管写和读因此而如何费力,还是不得不把它看作高妙的表达方式,不只乐于接受,而且争取大量地使用。

  5.1组织方面:字形
  字有形体,是手所写,眼所见;有声音,是口所说,耳所闻;有意义(除了极少数,如“蜻”之类),是心所理解。

  5.5.2押韵文体比较多
  押韵起初是伴随着歌唱来的,所以早期的押韵作品,如《诗经》《楚辞》的大部分,汉乐府诗,都是可以歌唱的。这个系统向下传,文人仿作,理论上应该还是可以歌唱,事实上却大多不再谱入管弦,如魏晋以来的五言诗,以及唐人作的古体诗和近体诗都是这样。但因为这些作品终归属于可歌的系统,所以间或还是会谱入管弦,如唐朝的歌伎就曾以近体诗为歌词。词也是这样,早期是花间、尊前的歌词,到后期,文人仿作的就不再歌唱。这类作品,不管可歌还是不可歌,总之都是押韵的。至于数量,我们都知道,是大得惊人。
  诗词之外,还有本来不预备歌唱,事实上也没有用它作歌词,而也押韵的不少作品。照后代“诗”和“文”的习惯用法,这些押韵的作品是诗词以外的“文”。常见的有以下几种。一种是“赋”。这个体裁来源于《楚辞》,所以也称为“辞赋”。不过就入乐与否来看,两汉以来的赋与《楚辞》有分别:《楚辞》中如《九歌》是歌词;汉赋如《上林赋》《两都赋》等,六朝赋如《别赋》《哀江南赋》等,都不是歌词。不歌而押韵,所以是韵文。另外几种是“颂”“赞”“箴”
  “铭”“诔”“祭文”(极少数用散体)。其中以“铭”的类别最多,用途最广,如刘禹锡有《陋室铭》,是贴在屋里,还可以挂在座旁,是“座右铭”;写在碑文后面是“碑铭”,墓志后面是“墓志铭”;又任何器物上都可以刻铭,如“砚铭”“琴铭”等。
  诗词和押韵的文是照习惯要押韵的一些体裁。文人作诗词,写韵文,习惯了,成为癖好,有时写照例应该用散体的文章,也会忽而兴之所至,用几句韵语。最突出的例是范仲淹《岳阳楼记》,“若夫霪雨霏霏”一段,几乎连散式的句子也想凑韵。
  白话文句子长了,而且常常是字数多少不等,想押韵就比较难,所以文言各体的押韵花样,唐宋以来,只见于文白夹杂的曲和弹词等作品里,到现代语的作品里就差不多绝迹了。

  5.8.4典故的凝缩
  读文言作品,如果没有注解,用典的表达方式常常使人头疼。当然,它也有可喜的一面。至于旧时代的文人,大概看到的都是可喜的一面,因而不只愿意用,而且把其中的有些凝缩为词语(包括成语),放在口边、手头,翻来覆去地用,并向下传递,以致我们觉得这些是日常的词汇,不是用典。如:革命,出于《易经·革卦》“汤武革命”;交代,出于《左转》庄公八年“及瓜而代”;舆论,出于《晋书·王沉传》“听舆人之论”;挑战,出于《史记·高祖本纪》“若汉挑战”;东道主,出于《左传》僖公三十年“舍郑以为东道主”;莫须有,出于《宋史·岳飞传》“其事体莫须有”;明哲保身,出于《诗经·大雅·烝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朝三暮四,出于《庄子·齐物论》“朝三而暮四”;同流合污,出于《孟子·尽心下》“同乎流俗,合乎污世”;乐极生悲,出于《淮南子·道应训》“夫物盛而衰,乐极则悲”。这类词语是我们现在还在用的,这就更可以说明用典的根柢之深,势力之大。

  5.5.4写法多有明确规格
  写作,同性质的内容,用什么形式表达,模仿前人是不可免的。但模仿的方式有分别,可以亦步亦趋,也可以灵活变化。文言的许多文体像是有约束力,要求后来的作者必须亦步亦趋,就文体说就是有了明确的规格。这表现在许多方面。比较重大的有组织方面的,如赋一般是先写个引子,介绍写这篇赋的来由,名为“序”,然后才是正文;墓志铭是先写志,后写铭;赞如果不是独立的,一定要放在最后;等等。还有语言方面的,如论和奏议之类一般是用散体,启和祝文之类一定要用骈体;有的文体要全部押韵,如颂和策之类,有的要一部分押韵,如墓志铭的铭,史传后的赞之类。
  组织、语言之外,有些文体还有些格式和用语方面的小框框,如上奏章给皇帝,开头要用“臣闻”或“臣某言”起,末尾常常是表示恐惧的“不胜……之至”一类的话;史传记人,开头总是“某某,……人也”,末尾要说有什么功德,有什么著作,死后有什么哀荣,留下什么样的子孙等。
  规格最明显最严格的当然是诗词。就诗说,古体诗在篇幅长短、用韵、平仄方面还有点小自由,到近体诗(律诗、绝句),格律严明,就一点点自由也没有了。比如写的是七律。就只能七言八句;如果用的是一东韵,就不许用二冬韵的字来押韵;而且一般说,中间两联要对偶;等等。词是歌词,限制不能不更严,有的地方不只要求平仄要合规定,而且要限定用哪一种仄(上、去或入),一点不能通融。
  白话作品,尤其是现代的,这种种清规戒律就几乎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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