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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江云接粤江云,小凤文如老凤文。两地山川非远隔,九皋鸣和日相闻。新开骥足俱千里,更绾铜符理六军。魏绛自来多胜算,歌钟先见锡殊勋。——清代·陈恭尹《魏子冲司马擢理军府时令子官桂林赋此志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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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龚自珍和魏源站在传统中国的前列,以今文经学经世致用,倡导变革现实,究心边徼舆地学,主张移民实边进行国家建设,回应社会和时代的双重危机,其中的边疆建设事关全局。龚自珍“天地东南西北之学”包含了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沿海海疆,魏源进一步明确了西北陆地边疆的历史空间涵盖了东北、蒙古、新疆和西藏地区,东南海疆的历史空间涵盖了从辽东到海南岛的沿海地区。魏源同时并重的塞防和海防历史空间涵盖了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沿海海疆,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卫国方略。正是在鸦片战争所导致全面爆发的边疆危机背景下,“龚魏”倡导西北陆地边疆轴向和东南沿海海疆轴向的互动,开启了近代边疆史地学,事关近代中国前途和中华民族整体的历史命运。

左丘明:《左传》 《春秋》三传中,《左传》着重在史实方面,它是一部编年史,最早因为被指为未得孔于《春秋》的真传,地位不如《公羊传》和《谷梁传》。但在历史价值上,《左传》记录了春秋时代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各方面的活动,以及天道、鬼神、灾异、卜筮各方面的情况,倒很能使我们知道古人是什么样子。 晋朝范宁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艳"是文笔好,"富"是内容好,"巫"却是鬼神祸福之事,所占比例大多。 《左传》在东汉未年,愈来愈走红了,它压倒了《公羊传》和《谷梁传》,变成了重要的史书。但它因涉嫌未得孔子《春秋》的真传,一直被部分人士否定。到了清末,康有为甚至认为它是汉朝刘歆假造的。《左传》的作者,历来传说是左丘明,左丘明是"鲁君子",又说是孔子的学生。 《左传》的特色是把几个国家平均叙述,而不以一个为中心。虽是编年体,但对事件本末的照应,首尾兼顾,它的可读性,比起"断烂朝报"的《春秋》来,就高得大多了! 公羊高:《公羊传》 古代朝廷的大事,多在春天秋天举行,举行的经过,记下来,就叫《春秋》,所以《春秋》是实录,也是历史。这种《春秋》,只流传下来一部,就是《鲁春秋》。于是《春秋》变成专名,说《春秋》,就是指《鲁春秋》。 传说《春秋》是孔子写的,是不对的,《春秋》实际是鲁国史官的作品。这书包括了公元前八世纪到五世纪内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历史虽用鲁国纪元,记的却是各国的事。它的用意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写史实,一个是写教训。因为原文大简略,所以便有解释原文的书出现,其中《左传》着重在史实方面,《公羊传》和《谷梁传》着重在书法方面。书法就是发挥,笔则笔,削则削"的褒贬力量,笔是写出来,削是不写出来,写和不写都有大道理,这种大道理,就是春秋大义。 "公羊"、"谷梁"是家派的名字,后来变为《公羊传》、《谷梁传》。《公羊传》在发挥《春秋》的褒贬,从而找出"微言大义" (微言是意义精微的话,大义是堂堂正正的道理)和"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这种发挥,未免失之穿凿附会,但研究中国人的大道理,却很有用。公羊久成绝学,到了清朝,才复活于世。 《公羊传》旧题是公羊高写的,又说是公羊高的玄孙公羊寿等写的。 佚名:《春秋事语》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到一九七四年初,在湖南长沙马王堆第二、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最难得的是,其中有十二万字以上的帛书(因为那时纸还没发明,只写在帛上,故叫帛书)。帛书中有一段帛长七十四厘米、宽二十三厘米的文字,上有九十六行的写本,内有十六章,没有书名。专家根据内容,定名为《春秋事语》。另有专家怀疑这书是《汉书》提到的《锋氏微》,也有认为是《公孙固》。从《史记》中,可以证明汉朝初年《公孙固》这部书还很流行,长沙马王堆第二、三号汉墓是汉朝第三个皇帝时代的墓,出土的帛书中,对汉高祖刘邦的名字且不避讳,可见这些帛书抄写的年代必然早于汉朝,它们的文献价值,是空前的。 由于《春秋事语》是用来陪葬的,它必然是当时的一部名著。 《春秋事语》中记有《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中没记到的事,有的记载较详,后面的议论也不相同,它是一部新《左传》,自无疑义。 佚名:《国语》 《国语》主要是记载春秋时代的国别史,因为以国为别、以记言为主,所以叫"国语"。 关于《国语》和《左传》,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两书都是左丘明做的,左丘明给《春秋)做传,成了《左传》,剩下的材料,成了《国语》,所以《国语》也叫《春秋外传》。王充《论衡》说:"《国语》,左氏之外传也。左氏传经,词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词以实之。"另一种说法是:《春秋》的传只有《公羊传》和《谷梁传》,根本就没有《左传》这部书,有的只是《国语》。司马迁《史记》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就是指此。西汉未年刘歆为了抵制"公羊",乃把《国语》割裂,成为《左氏传》和《国语》两部书,《左氏传》就变成《左传》(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主此说最力)。 但是,实际的结论似乎是:《国语》和《左传》不是同一个作者。《国语》在内容上,和《左传》不同、重复或矛盾的地方不少,有的与《春秋》也无关。语法结构上,也有不同之处。说他门语出一人,是不太妥的。 刘向:《战国策》 《战国策》是战国时代策士、说客提供策略的结集,记录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和西周、东周、宋、卫、中山等十二国的史事,以国为单位,共收三十三篇,前后包括了两百四十五年的历史。这就是说,它包括的,不止一般所谓战国时代一百八十一年的历史(战国起算方法,照《史记》是公元前四七五,照《资治通鉴》是公元前四○三,有七十多年的误差。从宽来算,战国早期也是春秋晚期)。 《战国策》的作者非一人,作成也非一时一地,汉朝刘向校勘宫中藏书,将皇室保存的各种文书加以订正,命名为《战国策》。后来刘向的本子也残缺了,宋朝曾巩曾加以增补,而成为今日的祖本。 一九七三年冬天,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上了相当《战国策》的帛书二十六篇,这一发现,给这部书平添了许多身价与兴趣,值得我们特别重视。帛书中能跟今本《战国策》对得上的,有十一篇,约占二十六篇中的五分之二;它们埋藏在地下两千一百五十年,再重见天日,在发潜寻幽上面,可有极大的帮助(大陆的部分学者怀疑帛书不是《站国策》而是《苏子》,看是不能成立的)。 司马迁:《史记》 司马迁(前一四五~约前七八),字子长,陕西韩城人。 司马迁是中国第一部正史的作者,也是中国最早的文学大家。他父亲是汉朝的史官,他继承了这一行业。在他四十六岁的时候,发生了李陵投降匈奴事件。汉武帝问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说了真话,替李陵开脱,因而触怒了汉武帝,被判死刑。当时死刑可以用两种方法代替;一种是拿钱来赎,一种是割生殖器。司马迁没有钱,为了完成他父亲和他自己著作《史记》的宏愿,就忍受割生殖器的处罚。三年以后,他被赦出狱,仍旧被汉武帝用做秘书,隐忍苟活,终于在五十五岁那年,完成了《史记》。 《史记》一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现在传下来的,有一点残缺。 司马迁是伟大的史学家,在《史记》的字里行间,他不但随处写出了历史,也随处写出了正义。 古代的史家被:"倡优畜之",但却不乏直笔;后代的史家不乏被礼遇,但是直笔却在哪儿?-历史变了?还是时代变了,关心世道的人,请叹息而看此书。 班固:《汉书》 班固,字孟坚,陕西咸阳人。从小聪明好学,十六岁进大学。他的父亲班彪是名学者,著《史记后传》,没完就死了。班固继承父志,并私撰《汉书》。五年以后,被人告发,下狱。他的弟弟班超为他奔走,被放出来,还封了兰台令史的官,负责修国史,续作《汉书》,努力了二十年。后来跟大将军窦宪征匈奴胜利,在燕然山勒石记功,由他撰文记盛。不久窦宪以谋反被杀,班固被牵连,二度下狱,终于以六十之年,死在牢里。 班固死后,《汉书》遗稿经汉和帝叫班固妹妹班昭〔曹大家〕续成,书中八表成于班昭之手、在天文志上,马续也帮了忙。 《汉书》是记刘邦到王莽之间二百三十九年的事。分十二本纪、七十列传、八表、十志,共有一百篇、八十多万字,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因为它的成就,跟《史记》辉映,所以古书中,常常见到"史汉"、"班、马"、"迁、固"等合称。 在文采上,《汉书)虽不如《史记》,但在详赡上,《汉书》却比《史记》严密。《汉书》的完成,前后经过班家两代三人的努力,总计有三四十年以上。 陈寿:《三国志》 陈寿,字承柞,四川南充人。他是《三国志》的作者,《三国志》是二十五史中最简洁的一部。《晋书》中记陈寿: 仕蜀为观阁令史,……及蜀平,……撰魏吴蜀《三国志》,凡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所重如此。……病卒,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曰:"…… 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功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体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于是诏下河南尹洛阳令,就家写其书。一般人读四史,因为后汉在三国之前,总以为范晔的《后汉书》也在陈寿的《三国志》之前,这是错的。事实上,范晔在陈寿死了一百年后才出生,范晔写《后汉书》,其中外夷传还是取材于陈寿的著作。故上接司马迁、班固的第一史学家,自是陈寿。 《三国志》的优点是行文雅洁、斟酌功深。它虽以魏为正统,但仍三国并列,并无尊卑之分,并没像《晋书》那样,另以"载记"降级处理;它的缺点是有了回护之处,这也许是格于现状的苦衷吧! 司马光:《资治通鉴》 司马光(一○一九~一○八六),字君实,世称涑水先生。山西夏县人。 司马光二十岁时候,就中了宋朝的进士,后来一直做官。宋哲宗时做到宰相,可是只做了八个月,就累死了,活了六十八岁。 司马光在思想上比较保守,王安石变法时候,他是带头反对的人,坚决不担任朝廷中重要职位,转任地方官。此后十五年问,他绝口不谈政治,专心著书。 《资治通鉴》是宋神宗定的名字,是司马光花了十九年的工夫,参考了正史以外三百二十二种历史书,完成的一部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编年史。由刘攽、刘恕、范祖禹等助编,内容精审,文字细致,司马光说他"毕生精力,尽萃于此",可见他精神的一贯。大功告成以后,司马光说只有他的朋友王胜之看过一遍。别的人看了一页,就爱困了。虽然如此,这部两百九十四卷的大书,还是中国的名著。 司马光为人但白真诚,他说他一生没做过不可告人的事。他上朝以前,执着上朝的手版,凝神端坐,必恭必敬,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想到国家大事,怎么可以不恭敬呢? 郑樵:《通志》 郑樵(一一○四~一一六二),字渔仲,福建莆田人。 郑樵十六岁时候,死了父亲。他决定谢绝人事与科举,专心在山中苦读。他对知识界的流弊,是很轻视的,他说: 义理之学,尚攻击;辞章之学,务雕搜。耽义理者,则以辞章之士为不过渊源;玩辞章者,则以义理之士为无文采。要之,辞章虽富如朝霞晚照,徒焜耀人耳目;义理虽深如空谷寻声,靡所底止。二者殊途而同归,是皆从事于语言之未,而非为实学也。因此,他所从事的方向,是"实学"的方向。在这种方向里,他订下庞大而周密的写作计划,想继《史记》之后,完成一部包罗万象的大书,一部"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大书。他以三十年闭户读书的基础,最后写出了两百卷的《通志》。 《通志》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纪传",就是一般的历史与传记,共一百四十八卷;第二部分是"二十略",就是分类记述典章、制度、文化等的沿革演变,起自上古,下到唐朝,乓五十二卷。"二十略"是郑樵一生功力所在,其中六书略、七音略、谥略、乐略、校雠略、金石略、昆虫草木略等,尤其是他创造的精华,他的伟大,尽于是矣。 王夫之:《船山遗书》 王夫之(一六一九~一六九二),字而农,号姜斋,又号船山,湖南衡阳。士他是明朝的举人,在清兵入关后,自己做了明朝的遗民,决计退隐,三十三岁以后就开始"栖伏林谷,随地托迹",甚至变姓名为徭人以避世,直到他死去。这是一个孤高耿介的人,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稀有的人物。 清代的思想,是对历代思想的一次大综合。清代学者们对以往思想界,指摘弊病,有的很中肯。但他们为时代和知识所限,除掉经籍的考证与训诂一途外,绝少能把历代思想发扬光大。在发扬光大方面,玉夫之最为博大精深,但却及身而绝,没有传人。 王夫之的思想,尤其在历史观和政治思想方面,大都表现在他的《读通鉴论》和《宋论》两部书里。《读通鉴论》有三十卷,《宋论》有十五卷。据王夫之的儿子王敔在《姜斋公行述》的说法,王夫之-末年作《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以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制作轻重之原。诸种卷帙繁重,皆楷书手录。贫无书籍纸笔,多假之故人门生,书成因以授之;其藏于家与子孙言者,无几焉。 由此可看出这些书的写作过程是非常艰苦的。 赵翼:《廿二史札记》 赵翼(一七二七~一八一四),字云松,号瓯北,江苏阳湖人。他是一个神童,三岁时候,就能每天认识几十个字。三十四岁中进士,后来在广西、福建做官,机警而有谋略。晚年主讲安定书院,八十八岁去世。 赵翼在史学上面,有《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等书,能用归纳法治史,读书得间,极有见地,在中国史学著作上,是划时代的名著。 赵翼在文学方面,诗写得极好,袁枚说他的诗"忽奇忽正。忽庄忽徘",蒋士铨说他的诗"奇恣雄丽,不可迫视"。他对自己的诗也很自负,在有人说"君诗虽不能及杜子美,却已胜过杨诚斋"的时候,赵翼傲然答道:"吾自为赵诗,安知唐、宋!" 赵翼有论诗绝句说:"满眼天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说雌黄。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他的气派,于此可见。 崔述:《崔东壁遗书》 崔述(一七四○~一八一六),字武承,号东壁,河北大名人。他是清朝举人,五十六岁做福建罗源等县太爷,六十二岁北归。这段官场生涯,由于他反对"武弁多借海寇邀功,诬商船为盗",特为被诬者做了几十人的平反,因此被坏人反咬一口,说他"擅释巨盗"。最后巡抚汪志伊查明他被诬赖,得以免议。 崔述一生最大的功劳,在于他能把历来的许多神话推翻,把许多不可信的事件一一点破,他把许多荒唐的古史给剪掉了。《清史稿》说他: 其著书大旨,谓不以传注杂于经,不以诸子百家杂子传注。以经为主,传注之合于经者著之,不合者辨之。异说不经之言,则辟其谬而削之。 述之为学,考据详明如汉儒,而未尝墨守旧说而不求其心之安;辨析精微如宋儒,而未尝空谈虚理而不核乎事之实。然勇于自信,任意轩轾者亦多。 崔述在五十三岁时候,收了一位三十二岁的徒弟陈履和,两人一生只相聚过两个月,但陈履和却一直为崔述传布著作,在崔述死后九年,陈履和以六十五岁之年也死了,死前为老师刻书,穷得"宦囊萧然,且有负累"。自己五岁的儿子,连家乡都回不去。全世界的学生,没有比他再伟大的了。 刘义庆:《世说新语》 刘义庆,江苏铜山人。他是六朝时候宋的皇族,从小就被宋武帝刘裕看重。十四岁跟着刘裕北伐;刘裕称帝后,封为临川王。后来做文帝亲信,做过大官。他"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才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受任历藩,无浮淫之过,唯晚节奉养沙门,颇致费损。少善骑乘,及长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可见为人的一斑。 《世说新语》原名《世说》,唐朝改为今名。它的成书,可能和《吕氏春秋》一样,是门客的集体创作,内容包括五六百条精采的小故事,由六百有头有脸的人组成。全书共分三十六篇。卷首四篇,包括: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是儒家原有的分类;卷中、卷下共三十二篇,是刘义庆新的分类。卷中包括: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慧、豪爽九篇。卷下包括:容止、自新、企羡、伤逝、栖逸、贤媛、术解、巧艺、宠礼、狂诞,简傲、排调、轻诋、假谲、黜免、俭啬、侈汰、忿狷、谗险、尤悔、纸漏、惑溺、仇隙二十三篇。 《世说新语》写尽了魏晋人物的音容笑貌,每个故事落墨不多,或优美、或洒脱、或惊心、或动魄,都是很有味道的。中国古书多犯头巾气的毛病,《世说新语》却像是脱帽后的闲谈,别有风味与情调。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 吴永(一八六五~一九三六),字渔川,浙江吴兴人。十九岁中秀才,跟郭嵩焘学古文义法。后来做了曾国藩儿子曾纪泽的女婿。 这本《庚子西狩丛谈》是关于庚子拳乱的原始材料,现在已经有了英译本,由美国那鲁大学刊行,此外并有德、日等文的译本。 安徽人吴闿生在《庚子西狩丛谈》的序里说: 庚子之役,国家以乱民肇衅,外国连衡而入京师,两宫微服出狩。行二日,至榆林堡。怀来县知县吴永具衣冠恭过于道旁。于是帝后始得进饘粥、备供帐。当是时,吴公之名闻天下,即而太后嘉其行谊,命开缺以知府随扈督办行在粮台,日夕召见,骎骎且大用,众以封圻台辅目公矣!而公伉直自将,不肯骫骫随俗,以故枢要多不悦公,遂以道员外放,然太后终契其贤。遇两司缺出,未尝不忆及公;每人都召对,未尝不移晷也。即而两宫相继殂谢,国祚亦潜移,谈者偶及往事,殆如隔世矣! 正因为庚子前尘是一段"殆如隔世"的往史,吴永这部回忆录,才更有"白头宫女谈天宝"的意义,留心近代史实的人,将会更加证实这种意义。 容闳:《西学东渐记》 容闳(一八二八~一九一二),字纯甫,广东人,清朝道光八年生于澳门西南四英里的彼多罗岛(Pedro-lsland)之南屏镇,是中国第一个在美国大学毕业的留学生,他毕业于那鲁大学。回国后,清朝主持洋务运动的曾国藩、李鸿章,受了他的影响。"政府宜先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在容闳去美留学后二十五年,派了第一批学生三十人,是为公费留学之始。唐绍仪、梁敦彦、詹天佑等,都是这一批的人才。 这本书是容闳的自传,原名MyLfieinChinaandAmerica,中文译者是徐凤石和恽铁樵。容闳在这本书里,从道光八年他出生那一年开始,到光绪二十七年他游台湾和日本总督儿玉见面为止,详细写出了七十三年间,西方文化是怎样随着列强的坚甲利兵,进入了保守的中国,也写出了中国对于西方文化抱着什么样的态度。 这本书前半部是按照作者本人从幼年到长成的年龄阶段分的。后半部是按照各别发生的问题事件分的。从这种二分里,交汇出西学东渐的一幅最珍贵的图画。 郦道元:《水经注》 郦道元,字善长,河北涿鹿人。他的父亲郦范,是北魏的公侯。郦道元出道以后,也开始做官。他做官"素有严猛之称","为政严酷,吏人畏之。"从山蛮到权贵,都很怕他。后来王徽排挤他,把他调到关右,想假手悍将萧宝贵杀他。果然萧宝贵派人围郦道元于阴盘驿亭,把他和他弟弟,连同两个儿子都杀了。郦道元临死之前,"瞋目叱贼,厉声而死。"被害时约五十五岁。 郦道元死后,萧宝贵谎报是为贼所害,并为他办丧事。乱世人权,如此而已。(杀他的萧宝夤也是狠人,他杀了郦道元后,就造了反,被捕后,恰刑前"夷然自持,了不忧惧",他的妻儿在他面前哭,他"色貌不改"!) 郦道元"好学,历览奇书",著《水经注》四十卷、《本志》十二篇,又写《七聘》和一些文字。 《水经注》是郦道元为古代地理书《水经》作的注。他参考古书四百三十种,并根据实地调查的资料,为一千二百多条河,写了三十多万字文笔优美的注。他说:"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天人合一,此之谓也!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 杨衒之,河北遵化人。在北魏时候任抚军府司马、北齐时候任期城郡太守。他写《洛阳伽蓝记》约在六世纪的五四八年。 "伽蓝"就是梵语"僧伽蓝摩"的简称,就是佛寺的意思。北魏孝文帝由山西平城迁都河南洛阳时,佛教在中国如日中天。他的儿子宣武帝是佛教迷,在位十六年,造龙门石窟、营缮寺庙,远近承风,大家无不事佛。上行下效,弄出一千多个庙来。后来尔朱荣、高欢两次作乱,"寺观灰烬,庙塔丘墟",杨衒之从这些盛衰中,写人世兴亡,乃成此一代名著。 《洛阳伽蓝记》文笔优美,杨衒之说: 至武定五年,岁次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城廓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农夫耕老,艺黍于双阙。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在这种苍凉的故国之悲下,他在书里,写出宫闲、写出政事、写出腐败统治者的贪淫豪奢、写出寺庙中不会诵经的假和尚,笔触所及,都哀伤人世,寓意深远,令人跟着也为之苍茫、为之感慨了。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顾祖禹(一六二四~一六八○),字复初、景范,人称宛溪先生,江苏无锡人。他的父亲顾柔谦,在明朝亡后,立志退隐。《清史稿》记他跟儿子顾祖禹的对话说: 柔谦乃曰:"汝能终身穷饿,不思富贵乎?"祖禹跪应曰:"能。"柔谦曰:"汝能以身为人机上肉,不思报复乎?" 祖禹复应曰:"能。"柔谦喜曰:"吾与汝偕隐耳!" 抱着乱世退隐的心情,顾祖禹花了十九年的时间,写了一部名著——《读史方舆纪要》。《清史稿》说: 柔谦精子史学,尝谓:"明一统志于战宁攻取之要,类皆不详山川,条列又复割裂失伦,源流不备。"祖禹承其志,撰《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十卷,凡职方、广舆诸书,承讹袭谬,皆为驳正。详于山川险易,及古今战守成败之迹,而景物名胜皆在所略。创稿时年二十九,及成书,年五十矣。宁都魏禧见之,叹曰:此数千百年绝无仅有之书也!"以其书与梅文鼎《历算全书》、李清《南北史合钞》称三大奇书。《读史方舆纪要》一书,集历代舆地的大成,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地理学名著。书中对形势险要,行军用兵之道,尤其详尽,所以又是国防地理的专书,是有志安内攘外者不可不读的大书。全部共分十八部分,除第一部分"历代州域形势"、第十七部分"川渎"、第十八部分"分野"外,其他都是按地区的分论。 魏源:《海国图志》 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二十八岁中举人后,去做小官;五十岁中进士,六年后太平军起事,他因为迟误驿报,被革职。后来恢复原官,六十三岁死去。 源谊的著作面很广,在史地方面,有《海国图志》、《圣武记》、《元史新编》等,在古籍注解方面,有《书古微》、《诗古微》、《公羊古微》、《大学发微》、《孝经集传》、《曾子章句》、《董子春秋发微》、《孙子集注》、《老子本义》等。他的杂文,都收在《古微堂集》里。 在魏源的著作里,影响最大的是《海国图志》。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七年,魏源根据林则徐的《四洲志》稿,增补成为一百卷的《海国图志》,主张"师夷以制夷"的理论,呼吁变法图强。日本人首先受了这部书的影响,促进了维新。中国人反倒慢吞吞的,但总算从这部书里,了解了不少世界大势。后来曾国藩、左宗棠、沈藻祯、李鸿章等的洋务运动:都是顺着这一思路下来的。 魏源是清朝中衰时代,首先能觉悟的知识分子。他和龚定盦一样,都在这种觉悟下,走向经世致用的方向。他比龚定盦小两岁,但多活了十六年,所以实际的成绩就更好了。 范成大:《石湖大全集》 范成大(一一二六~一一九三),字致能,号石湖居士,江苏吴县人。他是宋朝进士。做官时,很有见识,论力之所及者三,"曰日力,曰国力,曰人力,今尽以虚文耗之。"皇帝很赞许他。后来派他使金,他义正辞严,一度惹得金朝满朝文武大怒,甚至金太子都要杀他,但他不怕,"致书北庭,几于见杀,幸不辱命","竟得全节而归"。 《宋史》说:"成大素有文名,尤工于诗。上尝命陈俊卿择文士掌内制,俊卿以成大及张震对。自号石湖,有《石湖集》、《揽辔录》、《桂海虞衡志》行于世。"纪昀《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中说:"成大有《石湖大全集》一百三十六卷,《别集》二十九卷,今皆未见。"《石湖大全集》一百三十六卷明见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和《宋史》,自然是他的全集的应有名目,可惜失传了,所以连纪昀都看不到了。 范成大的诗、词、梅谱、菊谱都有单行本问世。他的《吴船录》、《吴郡志》、《桂海虞衡志》也都各有专书。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收有《石湖纪行三录》,是一种好版本。《吴船录》是范成大在一一七七年五个月的游记,写他自四川到浙江的见闻,内容颇为详赡,是游记中的上品。 徐宏祖:《徐霞客游记》 徐宏祖(一五八六~一六四一),字振之,号霞客,江苏江阴人。他少年时候,就"特好奇书,喜博览古今史籍,及舆地志、山海图经,以及一切冲举高蹈之迹。每私复经书下潜玩,神栩栩动"。这种神游名山大川的抱负,早就藏在心中了。 徐宏祖十九岁时候,父亲死了。办完丧事,他"愈复厌弃尘俗,欲问奇于名山大川"。他的母亲赞成他出去跑跑,他就出发了。他二十二岁到四十岁间的跑法,和四十三岁后不一样。四十岁前母亲在世,他多少要受"不远游,游必有方"的约束。母亲既死,他就大游特游起来,从此不计程也不计年,大过他"万里遐征"的瘾了。 丁文江《徐霞客游记序》中说: 当明之未,学者病世儒之陋,舍章句而求实学,故顾亭林、王船山、黄梨洲辈,奋然兴起,各自成家,遂开有清朴学之门。然霞客先生,生于顾、黄、王诸公之前,而其工作之忠勤,求知之真挚,殆有过之无不及焉,然则先生者,其为朴学之真祖欤? 徐宏祖在乱世中足遍天下以知苍生,独往孤行,死而后己,这样脚踏实地的人,值得我们怀念他。 方苞:《方望溪先生全集》 方苞(一六六八~一七四九),字灵皋,晚号望溪,安徽桐城人。他是清朝进士。四十三岁时候,发生了文字狱,他被牵连。《清史稿》说: 五十年,副都御史赵申乔劾编修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孑遗录)有悖逆语,辞连苞族祖孝标。名世与苞同县;亦工为古文,苞为序其集,并逮下狱。五十二年,狱成,名世坐斩。孝标已前死,戍其子登嶧等。苞及诸与是狱有干连者,皆免罪入旗。圣祖夙知苞文学,大学士李光地亦荐苞,乃召苞直南书房。……六十一年,命充武英殿修书总裁。世宗即位,赦苞及其族人入旗者归原籍。此后他在朝里做官,后来因为刚正敢言,被人整冤枉,乾隆时-上乃降旨诘责,削侍郎衔,仍命修《三礼义疏》,苞年已将八十,病日深,大学士等代奏,赐侍讲衔,许还里。十四年,卒,年八十二。在学术地位上: 苞为学宗程、朱,尤究心《春秋》、《三礼》,笃于伦纪。既家居,建宗词,定祭礼,设义田。其为文,自唐、宋诸大家上通《太史公书》,务以扶道教、稗风化为任。尤严子义法,为古文正宗,号"桐城派"。"桐城派"的文章,游记每被人忽视,我特别提出来,做为样板。

魏子冲司马擢理军府时令子官桂林赋此志贺

清代:陈恭尹

陈恭尹(1631 ~1700),字元孝,初号半峰,晚号独漉子,又号罗浮布衣,汉族,广东顺德县龙山乡人。著名抗清志士陈邦彦之子。清初诗人,与屈大均、梁佩兰同称岭南三大家。又工书法,时称清初广东第一隶书高手。有《独漉堂全集》,诗文各15卷,词1卷。

陈恭尹

民俗凋疲只愿闲,每飞符檄靖诸蛮。著书名在千秋后,借箸功存五岭间。绮里芝荣谁共采,盖公堂迥杳难攀。何时邂逅嵩台月,卮酒相从一解颜。——清代·陈恭尹《答朱彦则二首 其二》

答朱彦则二首 其二

一篙新水带遥岑,弱缕轻笼万树深。不是长亭空折赠,依依元是故人心。——清代·陈恭尹《依依图送王础尘之虔州三首 其三》

依依图送王础尘之虔州三首 其三

番禺古都会,佳哉郁嵯峨。三江交洪流,海水扬清波。刘项争帝业,闭关自秦佗。黄屋与左纛,老夫聊自娱。山川足霸气,往往开雄图。中原鼎沸日,肝脑涂干戈。光岳气虽分,生齿存亦多。海国诚富强,金铁兼盐鹾。百货走天下,五兵雄诸华。盛朝为外府,乱政求金车。使者道相望,下民方荐瘥。北临汉台上,怅望伤如何。——清代·陈恭尹《感怀十七首 其九》

感怀十七首 其九

清代:陈恭尹

番禺古都会,佳哉郁嵯峨。三江交洪流,海水扬清波。

刘项争帝业,闭关自秦佗。黄屋与左纛,老夫聊自娱。

山川足霸气,往往开雄图。中原鼎沸日,肝脑涂干戈。

光岳气虽分,生齿存亦多。海国诚富强,金铁兼盐鹾。

百货走天下,五兵雄诸华。盛朝为外府,乱政求金车。

使者道相望,下民方荐瘥。北临汉台上,怅望伤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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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青年》原载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1卷1号,是陈独秀为自己主编的《青年杂志》所写的发刊词,又见《独秀文存》卷1。《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

关键词:龚自珍 魏源 西北—东南边疆轴向 边疆建设

窃以少年老成, 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英、美人相勖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 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 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清王朝从中外一统之盛世到“万马齐喑”的“衰世”之际,龚自珍和魏源站在了传统中国的前列。龚自珍和魏源师从刘逢禄研习春秋公羊学,探究“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道光初年,京城形成以龚自珍和徐松为中心、以西北史地为论题的师友交游群,随后,魏源和龚自珍订交加入西北史地交游活动。①道光六年,龚自珍和魏源参加会试同时落第,刘逢禄作《题浙江、湖南遗卷》诗并称龚自珍和魏源:“翩然双凤冥空碧,会见应运翔丹宸。”②龚自珍和魏源同受刘逢禄知遇,以今文经学引为同道,交往日密,友谊日深,魏源曾致书龚自珍坦言“不啻手足,故率尔诤之”。③龚自珍和魏源两家子弟“多用伯叔兄弟称,而不用姓”,并且“二老常相谓孰后死,孰为定集”。④魏源在龚自珍去世后为其审定遗文,又称龚自珍“晚犹好西方之书”,⑤可见两人的经世之学有从经学、舆地学到西学的共同轨迹。龚自珍和魏源的学风相同、旨趣相投,“所以相交二十余年,最称莫逆也”。⑥他们慷慨论天下事,相交执友,共同批判现实,倡导变革,成为晚清今文经学的健将。而在“龚魏”的历史世界中,边徼舆地一时成为中西交冲的中心。

准斯以谈,吾国之社会,其 隆盛耶?抑将亡耶?非予之所忍言者。彼陈腐朽败之分子,一听其天然之淘汰,雅不愿以如流之岁月,与之说短道长,希冀其脱胎换骨也。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晚清学人已经开始对清代学术文化史进行系统的梳理,张之洞强调由经学入史学,把祁韵士、徐松、张穆、何秋涛等人归入史学家学术门类,而龚自珍、魏源则归入经学家、史学家和经济家学术门类。⑦梁启超指出今文经学之启蒙首推庄存与,刘逢禄继有发明,龚自珍则开启了晚清的思想解放,魏源更是破除二千年来文论的束缚,“龚魏”开启了从经术到政论的学风。⑧“龚魏”之学以今文经学为根本,以边徼舆地学为良方,经世济民以治国平天下。龚自珍和魏源的舆地学多被学术界归入清代西北史地学的学术脉络,将“龚魏”分割开来论述。⑨实际上,“龚魏”的舆地学是“四裔之学”,并不限于西北一隅,并且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和共通识见。龚自珍和魏源有其独特的经世边疆建设方略,他们对边疆的战略关心从亚洲腹地边疆转移到海洋边疆。⑩从“庄刘”到“龚魏”,清代今文经学形成自成一系的学术演变,使今文经学与现实政治联系起来,发出社会改革的呼声。鸦片战争导致清王朝陆海边疆危机全面爆发,陆海边疆危机是内外危机的交汇点,“龚魏”对陆海边疆危机的回应是全局性的。龚自珍和魏源所处时代面临传统王朝危机和西方资本主义近代化冲击的双重危机,他们用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之学来解决“西夷”变夏危机是有限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龚魏”的传统变革资源中发现启迪现代的积极因素,在清王朝向现代国家变革的历史进程中,“龚魏”的边事研究对传统边徼舆地学有何新意?对近代边疆史地学的国家命运思考有何开创?本文尝试从国家空间中西北陆疆和东南海疆互动来探讨“龚魏”如何开启近代边疆史地学的序幕。

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

一、龚自珍的“天地东南西北”舆地学

呜呼!吾国之青年,其果能语于此乎!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非不俨然青年也;及叩其头脑中所 涉想,所怀抱,无一不与彼陈腐朽败者为 一丘之貉。其始也未尝不新鲜活泼,寝假而为陈腐朽败分子所同化者,有之;寝假而畏陈腐朽败分子势力之庞大, 瞻顾依回,不敢明目张胆作顽狠之 抗斗者,有之。充塞社会之空气,无往而非陈腐朽败焉,求些少之新鲜活泼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绝望,亦杳不可得。

(一)龚自珍由经入史的“西北—东南”论背景

循斯现象,于人身则必死,于社会则必亡。欲救此病,非太息咨嗟之所能济,是在一二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决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自度度人,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也。青年乎!其有以此自任者乎?若夫明其是非,以供决择,谨陈六义,幸平心察之。

庄存与在清代首倡春秋公羊学,发挥《春秋》经世致用的微言大义,阐发“内中国而外夷狄”的大一统治国之道,其间隐含着“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的文化认同。其外孙刘逢禄公羊学的核心“大一统”和“张三世”,肯定秦吴楚进于中国是“中国亦新夷狄也”,追求理想的大一统社会。“庄刘”的今文经学研究,没有直接涉及边疆内容,然而夷狄概在边疆,由此大一统论说中的夷狄问题暗含边疆史地学的研究路径。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歌钟先见锡殊勋js333金沙线路真人平台,龚自珍和魏源的舆地学多被学术界归入清代西北史地学的学术脉络。龚自珍秉承“道、学、治”一体的思想,讥切时政,投身边疆史地学。他的春秋公羊学转化了“夷夏之辨”:“问:太平大一统,何谓也?答:宋、明山林偏僻士,多言夷、夏之防,比附《春秋》,不知《春秋》者也。《春秋》至所见世,吴、楚进矣。伐我不言鄙,我无外矣。”夷夏界限在龚自珍这里消失了,成为“中外一家”。魏源在《定庵文录叙》中评价龚自珍“于经通《公羊春秋》,于史长西北舆地”,说明龚自珍是从通春秋公羊经学进而长于西北史地学。即所谓致力于“天地东南西北之学”,开创了今文经学极为广阔的清王朝多民族边疆史地学的历史视野。

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奴隶云者,古之昏弱对于强暴之横夺,而失其自由权利者之称也。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世称近世 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

嘉道中落的清王朝在19世纪初已是“万马齐喑”,龚自珍体察到社会危机四伏,通过诗文批判现实并提出自己的政见。嘉庆二十年至二十一年间,龚自珍基于田野访谈的切身经验了解到北方土粗和南方松泥的知识,对中国地理环境的水土因素及相应的经济社会有了较为科学的认知。但他在阅读旧邸抄后才发现前人已有科学的总结,指出乾隆帝也已明了西北和东南的不同水土特性:

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非然者,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也别道德为二类: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谦逊而服从者曰奴隶道德;轻刑薄赋,奴隶之幸福也;称颂功德,奴隶之文章也;拜爵赐第,奴隶之光荣也;丰碑高墓,奴隶之纪念物也;以其是非荣辱,听命他人,不以自身为本位,则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其一切善恶行为,势不能诉之自身意志而课以功过;谓之奴隶,谁曰不宜?立德立功,首当辨此。

乾隆初,有言东南之土肌理横,故宜水,西北之土肌理直,故不宜水。硃批曰:所奏情形是。……元虞集、明徐孺东、汪应蛟、董应举、左光斗、朱长孺之伦,皆言西北水利,其言甚美。意者西北地大,土理类东南者必有多处,数公其皆亲履而辨之欤?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龚自珍质疑提出建设西北水利的官员士人对西北和东南水土特性缺乏辨别,简单模仿东南在西北兴修水田未必能取得东南水田的成效。元、明至清初官员士人一脉相承倡言西北水利是与东南财赋互动的国家大计,显然龚自珍熟知此间的政略。

人生如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中国之恒言也。自宇宙之 根本大法言之, 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特以俗见拘牵,谓有二境,此 法兰西当代大哲 柏格森之“ 创造进化论”所以风靡一世也。以人事之进化言之,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 方兴未已;存亡之数,可以逆睹。矧在吾国,大梦未觉, 故步自封,精之政教文章,粗之布帛水火,无一不相形丑曲拙,而可与当世争衡?

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以西北水利和东南水利并举,陈子龙在其书刊刻凡例中指出西北水利“其议始于元虞集,而徐孺东先生潞水客谈备矣”。元代的虞集创议西北水利,曾向元泰定帝进言“京师恃东南运粮为实,竭民力以航不测,非所以宽远人而因地利也”,提议“京师之东,濒海数千里,北极辽海,南滨青、齐,萑苇之场也,海潮日至,淤为沃壤,用浙人之法,筑堤捍水为田”,有益于“远宽东南海运,以纾疲民”。明万历年间徐贞明也倡言西北水利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背景。

举凡残民害理之妖言,率能征之故训,而不可谓诬,谬种流传,岂自今始!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 封建制度之遗,持较皙种之所为,以 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今世。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

神京雄据上游,兵食宜取之畿甸,今皆仰给东南。岂西北古称富强地,不足以实廪而练卒乎,夫赋税所出,括民脂膏,而军船夫役之费,常以数石致一石,东南之力竭矣。

呜呼!巴比伦人往矣,其文明尚有何等之效用耶?“皮之不存,毛将焉传?”世界进化,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保守云乎哉!

西北和东南在地理环境方面的结构性差异,带来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区域失衡。徐贞明指出,“西北有一石之入,则东南省数石之输,所入渐富,则所省渐多”,西北水利与东南财赋都能成为国计之依赖。汪应蛟任天津巡抚和保定巡抚期间试办屯田,借鉴东南闽浙治地之法,在葛沽、白塘两处“耕种共五千余亩,内稻二千亩,其粪多力勤者,亩收四五石;余三千亩,或种薥豆、或旱稻,薥豆得水灌溉,粪多者亦亩收一二石,惟旱稻竟以碱立槁”,“水稻约可收六千余石,薥豆可四五千石”。董应举任太仆寺卿兼河南道御史期间,经理天津至山海关屯田,安置东北流民,“用公帑六千买民田十二万余亩,合闲田凡十八万亩,广募耕者,畀工廪、田器、牛种,浚渠筑防,教之艺稻,农舍、仓廨、场圃、舟车毕具,费二万六千,而所收黍麦谷五万五千余石”。左光斗出任屯田监察御史在天津实施“三因十四议”的屯田方案,结果“水利大兴,北人始知艺稻”。徐贞明和汪应蛟、董应举、左光斗先后主持西北水利空间范围内京东、畿辅的水利屯田实践,虽有一定成效,但大都人去政息。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清初的朱鹤龄与顾炎武交游,从文章之学转向经学,作《禹贡长笺》备论九州古今水利和赋税利害。朱鹤龄忧心于天下大患:“孰有过于中原土旷弥望蒿莱,竭东南一隅以养西北者乎?”意图以《禹贡长笺》“斯固经国之先资,救时之良砭也”。《禹贡长笺》一书对于“河工、水利、赋税、漕渠考证,尤费苦心”。朱鹤龄继承虞集和徐贞明的西北水利方略,认为“因水陆之便,建阡陌,沟渠浚,广灌溉,数年之后地无遗利,岂至以西北之人全仰食以东南哉”!元明清时期,江南籍官员士人提倡西北水利以使京师及北边就近解决粮食供应,从而缓解东南的压力。自秦汉以来,西北为国家边防重地,隋唐以来,东南为国家财赋重地,元明清三代尤为显著。王夫之指出,“唐立国于西北,而植根本于东南,第五琦、刘晏、韩滉皆藉是以纾天子之忧,以抚西北之士马而定其倾”。西北与东南相互依赖的空间结构在唐代日趋凸显。元末“贫极江南,富跨塞北”的愤激口号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东南财赋转输西北的历史事实。徐贞明同时认识到“东南多漏役之民,西北罹重徭之苦,以南赋繁而役减,北赋省而徭重也”,存在西北役重、东南赋重的国家空间结构。顾炎武说:“天地之气,亦自西北而趋于东南,日荒日辟,而今犹未已也。”进一步指出国家重心从西北偏向东南的历史趋势。

当此恶流奔进之时,得一二自好之士,洁身引退,岂非 希世懿德。然欲以 化民成俗,请于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夫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隐之余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以善意解之,退隐为 高人出世之行;以恶意解之,退隐为弱者不适竞争之现象。欧俗以横厉无前为上德,亚洲以闲逸恬淡为美风,东西民族强弱之原因,斯其一矣。此退隐主义之根本缺点也。

明清时期的官员士大夫对国家经济政治形势从西北到东南的空间转移关注较多。明清易代之际士人的“西北—东南”论,对于“西北”倾慕的历史文化感情,深植于心。清初整顿赋役,以明万历年间赋役为基准。于是“田赋职役,本有经制,大率东南诸省,赋重而役轻,西北赋轻而役重”。清代的赋役国计继续深化了长期形成的西北役重赋轻、东南赋重役轻的国家形势。可见,西北中国—东南中国的国家空间结构以地理环境为基础,有深厚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内涵,成为历史传统、国家宏观政策和制度依据。龚自珍继有发扬,正是在元明清西北中国—东南中国的国家空间结构基础上展开其“天地东南西北之学”的。

若夫吾国之俗,习为委靡:苟取利禄者,不在论列之数;自好之士,希声隐沦,食粟衣帛,无益于世,世以雅人名士目之,实与 游惰无择也。人心秽浊,不以 此辈而有所补救,而国民抗往之风,植产之习,于焉以斩。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循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呜呼!欧罗巴铁骑,入汝室矣,将高卧白云何处也?吾愿青年之为孔、墨,而不愿其为巢、由;吾愿青年之为 托尔斯泰与达 噶尔,不若其为哥伦布与安重根!

(二)龚自珍“天地东南西北之学”的生发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龚自珍于嘉庆二十五年成文的《西域置行省议》篇首说:“四海之国无算数,莫大于我大清。大清国,尧以来所谓中国也。其实居地之东,东南临海,西北不临海,书契所能言,无有言西北海状者。今西极徼,至爱乌罕而止;北极徼,至乌梁海总管治而止。若干路,若水路,若大山小山,大川小川,若平地,皆非盛京、山东、闽、粤。版图尽处即是海比。西域者,释典以为地中央,而古近谓之为西域矣。”对四海之国的地理认识,蕴含了新的世界观。东南与西北相对的历史地理结构,把中国的西北陆地边疆与东南沿海边疆紧密联系起来。嘉道之际的清王朝,“生齿日益繁”,“官吏士民,狼艰狈蹶”,龚自珍敏锐地觉察到清王朝的社会危机,把解决统治危机转向依靠边疆。龚自珍的边疆内政建设方略是一体化的,“与其为内地无产之民,孰若为西边有产之民,以耕以牧,得长其子孙哉”!使得流民和土地问题一并得到解决。龚自珍同年还作《东南罢番舶议》,并计划与《西域置行省议》合并刊印。

并吾国而存立于大地者,大小凡四十余国,强半与吾有通商往来之谊。加之海陆交通,朝夕千里,古之所谓绝国,今视之若在 户庭。举凡一国之经济政治状态有所变更,其影响率被于世界,不啻 牵一发而动全身也。立国于今之世,其 兴废存亡,视其国之内政者半,影响于国外者恒亦半焉。以吾国近事证之:日本勃兴,以促吾革命维新之局;欧洲战起,日本乃有对我之要求;此非其彰彰者耶?投一国于世界潮流之中,笃旧者固速其危亡,善变者反因以竞进。

在龚自珍的边疆观中,东南沿海边疆和西北陆地边疆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并建构东南沿海边疆和西北陆地边疆互动的空间结构。他的《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反思西域的边疆治理,视“回人皆内地人也”,对待回人“安益安,信益信而已矣”,强调耕牧相安,为宝兴筹划安边政策。其中亦揭示了吐鲁番、四大城、天山北路、安西南路北路、伊犁将军辖地、兰州总督辖地的“安全链锁”结构。道光三年,龚自珍的《漫感》七律诗句:“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绝域”意指西北边塞,西北与东南正是龚自珍经世的历史舞台。道光六年,他的《秋心三首》七律诗句:“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西北与东南并称联动,透露了其经学视野中的边疆结构。在中国面对西方威胁的国际环境中,西北边疆与东南海疆在国家空间中的互动成为19世纪上半叶中国地缘政治最为深刻的洞见。

吾国自通海以来,自悲观者言之,失地偿金,国力索矣;自乐观者言之,倘无 甲午庚子两次之福音,至今犹在八股垂发时代。居今日而言 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万邦并立,动辄相关,无论其国若何富强,亦不能漠视外情,自为风气。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国民而无世界知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语云:“闭户造车,出门未必合辙。”今之造车者,不但闭户,且欲以“ 周礼”“考工”之制,行之欧美 康庄,其患将不止不合辙已也!

龚自珍道光元年任国史馆校对时,开始对边疆有更为深切的认识。他的《上国史馆总裁提调总纂书》把清王朝陆地边疆分为北塞和西塞,指出“西有西属国,北有北属国,北属国之情形,与西国尤不同。北属往往错处喀尔喀、伊犁之间,东北则错蒙古、黑龙江之间”。还涉及西边新疆外胪属国(布鲁特、哈萨克、爱乌罕、那木干、安集延、温都斯坦)、黑龙江巴彦虎部、唐努乌梁海各部、科布多各部、青海各部、西藏各属地(廓尔喀、作木朗、布鲁克巴、哲孟雄、落敏汤),掌握“世系风俗形势,原流合分”,反映了龚自珍完整的陆地边疆知识。《己亥杂诗·手校斜方百叶图》一诗自注说:“程大理同文修《会典》,其《理藩院》一门及青海、西藏各图,属予校理,是为天地东西南北之学之始。大理没,予撰《蒙古图志》竟不成。”龚自珍协助程同文校理《理藩院》一门,熟悉了理藩院管辖藩部所在,形成“中外一家”视野下的“天地东西南北之学”。范围所及,包括东北黑龙江流域、漠北蒙古地区,还有西北的新疆、青海和西藏地区。并写作《最录平定罗刹方略》、《最录西藏志》、《与人论青海事书》等一系列边疆史地学文章。龚自珍较大规模的边疆史地著作《蒙古图志》,最终因草稿毁于火灾没有成文,附属内容有《蒙古像教志序》、《蒙古水地志序》、《蒙古台卡志序》、《蒙古声类表序》、《蒙古寄爵表序》、《蒙古字类表序》、《蒙古氏族表及在京氏族表总序》、《蒙古册降表序》、《青海志序》、《乌梁海表序》。其内容见于《拟进上〈蒙古图志〉表文》,讲述蒙古地区纵横万余里久隶版图却没有史志,自己仿照一统西域后编撰的《钦定西域图志》撰写《蒙古图志》。虽然他撰写的是《蒙古图志》,却涉及漠北喀尔喀蒙古、新疆地区漠西卫拉特蒙古、青海地区蒙古各部,龚自珍显然意识到蒙古各部在保卫从北海到天山边疆地区的锁钥地位。后来又有《北路安插议》,专论土尔扈特在建立行省后的治理政策,“不可使与民户旗户无区别,宜各建一大城居其酋,听出城外旧有水草处数区,仍令安牧,岁时酌令入牲畜于布政司,则蠲其例贡,一切封爵翎顶如故”,其认为边疆行省封建与郡县应并存不废。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三)龚自珍重整边疆的建设方略

自约翰弥尔“实利主义”唱道 于英, 孔特之“实验哲学”唱道于法, 欧洲社会之制度,人心之思想,为之一变。最近德意志科学 大兴,物质文明,造乎其极,制度人心,为之再变。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所风尚,万马奔驰,无不齐集于 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当代大哲,若 德意志之倭根,若 法兰西之 柏格森,虽不以现时物质文明为美备,咸揭橥生活问题,为立言之的。生活神圣,正以此次战争,血染其鲜明之旗帜。欧人空想虚文之梦,势将觉悟无遗。

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八年,张格尔在浩罕和英国的支持下,入卡作乱,侵扰南疆。这一边疆危机引发士大夫对西北史地学的高度关注。龚自珍道光九年的《对策》虽然是在西北边疆善后的背景下所作,但更是一个充满经世思想的今文经学家的治国之策。他首先回应制策之制:“不研乎经,不知经术之为本源也;不讨乎史,不知史事之为鉴也。不通乎当世之务,不知经、史施于今日之孰缓、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经为本源,然后着眼于时务,才能以史事为鉴来致用。龚自珍认为当今最深远的朝政问题是“西北民尚质淳,而土或不殖五谷,东南土皆丰沃,而人或非隶四民”,把西北和东南的经济社会问题联系起来筹划清王朝的国计民生。接着按“述平日所研诸经”、“讨诸史”、“揆诸时务”的逻辑顺序展开,提出中原“堤防”黄河水患、东南淮河河工“改海口”和漕运“改小粮艘”、“群策群力”培养人材、“屯田”筹边等一系列建议,希望“我国家万年有道之长”。龚自珍规划的虽是全局性的国家要务治理方案,但其中的边疆治理是重要组成部分。

夫利用厚生,崇实际而薄虚玄,本吾国初民之俗;而今日之社会制度,人心思想,悉自周、汉两代而来,—— 周礼崇尚虚文,汉则罢黜百家而尊儒 重道。——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倘不改弦而更张之,则国力莫由 昭苏,社会 永无宁日。祀天神而拯水旱,诵“ 孝经”以退黄巾,人非 童昏,知其妄也。物之不切于实用者,虽金玉圭璋,不如布粟粪土。若事之无利于个人或社会现实生活者,皆虚文也,诳人之事也。诳人之事,虽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

尤需注意的是,龚自珍分析当时“游民旷土”的社会形势时,指出西北多旷土,东南多游民,再次强调西北与东南相互关联的边疆结构。《对策》以仁孝为先的经学为纲,赋予国家治理的历史以价值规范,推动社会随着历史发展而演进。同年,其《御试安边绥远疏》指出西域新疆天山南北两路情势不同,“以边安边”的政策也应不同。如何做到“足食足兵”,军事上依靠北路;经济上在南路实行“改屯丁为土著”的人口政策,“撤屯田为私田”的土地政策。这样既不使东三省、蒙古和内地“虚耗而不安”,又能使“卡内之各城安,而卡外之哈萨克、布鲁特、爱乌罕、那木干、安集延,以及巴克达山、温都斯坦之人,亦慑我之声灵,而环向以安”。龚自珍的西域新疆安边政策,包含东三省、蒙古和内地的整体效用。道光十八年十一月,林则徐奉派钦差大臣南下广东查禁鸦片,龚自珍赠以《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的建策,其中提到“胡宗宪图编,有可约略仿用者否?”明代抗倭名将胡宗宪的《筹海图编》图文并茂地论述了从辽东沿海、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到广东一线的沿海地理形势及海疆防御,龚自珍希望《筹海图编》能为林则徐提供新时代东南海疆海防的依据。由此可知,龚自珍边疆观中的西北包括北塞和西塞,即东三省、蒙古地区、新疆和西藏,东南则为沿海疆域,并且深知西北边疆与东南海疆的互动结构。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二、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舆地学

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想象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不可以人间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在昔蒙昧之世,当今浅化之民,有想象而无科学。宗教美文,皆想象时代之产物。近代 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

(一)东南海疆危机的爆发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士不知科学,故袭 阴阳家 符瑞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乞灵枯骨。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战斗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给于异国。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罔取近利,未来之胜算,无容心焉。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 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

鸦片战争以后,今文经学的边疆史地研究视野从西北转向东南沿海,由边疆转向域外海国世界。齐思和评价魏源,“崇今文以谈变法,究舆地以筹边防”。王家俭进一步指出魏源“策海防以言战守”。魏源的边疆史地学研究正是其今文经学变法思想的具体实现。19世纪中叶东南沿海危机的出现,引发中国千古未有的新变局。传统的西北边患与新的东南海疆危机,迫使魏源从今文经学视野重新思考“夷狄”。“诚知夫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今古者,是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尚可称之曰夷狄乎?”为了维护“大一统”,对待“新夷狄”需要有“旁咨风俗,广览地球”的识见,魏源的边疆观包含域外世界因素。道光六年张格尔之乱,魏源的经世之作《答人问西北边域书》主张移民实边,属于西北边疆史地的著述。除盛京、吉林、黑龙江东三省为满洲根本重地外,西北边域指称的边疆主要指内蒙古、外蒙古、天山北路、天山南路、前藏、后藏、青海等西北藩服,哈萨克、布鲁特、安集延、温都斯坦、爱乌罕、那木干、巴勒布、作木郎、落敏汤、布鲁克巴等西属国,乌梁海、巴眼虎、科布多等北属国。可见,魏源的西北边疆实际包括中国所有陆地边疆。

凡此无常识之思惟,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为科学。夫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较之想象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不若幻想突飞者之终无寸进也。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青年勉乎哉!

魏源的《答人问西北边域书》和龚自珍的《御试安边绥远疏》都包含反对“捐西守东之议”的思想。鸦片战争前,魏源西北边疆舆地学的主要成就即是《答人问西北边域书》,有力驳斥了“捐西守东之议”,其边疆建设思想主张融入《圣武记》一书。此后最能体现魏源经世思想的是《皇朝经世文编》,该书分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纲,六十三目,基本涵盖了国家政务。其中,兵政一门中的塞防和海防反映了魏源陆地边疆和沿海边疆并重的整体边疆观,建立了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沿海边疆互动的空间结构。其作于鸦片战争爆发之年的《寰海》七律诗句“千舶东南提举使,九边茶马驭戎韬”,反映了东南海疆与九边陆疆的关联互动成为应对千古变局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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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二年魏源的《圣武记》是在东南海疆危机的背景下最终完成的,《圣武记·叙》揭明成书缘起:“晚侨江淮,海警沓至,忾然触其中之所积,乃尽发其椟藏,排比经纬,驰骋往复,先出其专涉兵事及尝所论议若干篇。”魏源在扬州絜园撰写《圣武记》,龚自珍往来京城常到絜园留宿。龚自珍对魏源的《圣武记》评价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综一代典,成一家言。”是书开篇叙述清王朝龙兴东北边疆的开国史地,次叙平定西南、东南的三藩之乱,然后确立内属外藩“四夷宾服”的大一统王朝政局,由此奠定文治武功之盛世,实为边疆史地之作。魏源引《史记·天官书》所述中国山川形势“中国山川,其维首在陇、蜀,其尾没于碣、渤”,说明“磅礴郁积数千年,以有大清国”。“碣、渤”属于古代华夏的东北边疆,指明了清王朝的边疆特性。是书包括从东北濒海诸部库页、使犬、使鹿之部到北部的蒙古诸部,再到西北的厄鲁特诸部和回部,西部的西藏和廓尔喀,西南的土司苗瑶,东南的台湾,涉及所有陆地到沿海边疆区域,呈现清晰完整的清代边疆轮廓。他还系统梳理清王朝与俄罗斯的盟聘关系,清王朝与朝鲜、缅甸和安南的封贡关系。魏源详细梳理康雍乾三代帝王用兵西北漠北喀尔喀蒙古、天山以北准噶尔部、天山以南回部、青海厄鲁特、西藏诸部,“反覆于西陲军事之本末,睹一支,念全体,观一隅,廑中国”,把边疆治理系于王朝经营天下的中心地位。同样,魏源重温施琅关于台湾的战略地位“天下东南形势在海不在陆”,指出台湾“一岁三获,余粮近济闽省,远给天津,糖、布、材木利尽南海”,表明台湾的经济活动可以辐射从天津到南海的整个东南沿海地区,台湾确是东南海疆的枢纽之地。“西夷”的海上侵略,改变了清朝重陆地轻沿海的边疆结构。基于沿海边疆新的历史形势,魏源指出:“不师外洋之长技,使兵威远见轻岛夷,近见轻属国,不可也。”清王朝的陆海边疆策略面对外洋西夷的强大压力,不得不改弦更张,主动向西方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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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历史地理结构中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卫国方略

道光二十二年,魏源的《海国图志·叙》言明其书宗旨:“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基于海疆防御殖民侵略的军事战略,就具有海疆建设的含义。《海国图志》在当时无疑提供了最科学、全面的东南海疆及域外世界历史地理知识,提出守、战、款交相互用的海疆建设方略。其书“筹海篇”开宗明义:

自夷变以来,帷幄所擘画,疆场所经营,非战即款,非款即战,未有专主守者,未有善言守者。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攻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自守之策二:一曰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二曰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攻夷之策二:曰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款夷之策二:曰听互市各国以款夷;持鸦片初约以通市。

清王朝面临的“夷变”直接冲击的是沿海边疆,沿海边疆的“疆场”由内河、海口、外洋构成,经营海疆的军事、经济策略生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卫国方略。《海国图志》一书在清王朝陆海边疆的基础上,构建了世界历史地理图景。汪晖以兵书的解读,认为魏源构建了清王朝内陆置于海洋之中的结构性关系。《筹海篇》分析浙江、广州、福建、江苏、天津沿海地区针对夷艘侵略的攻防,提出只能先守内河的策略。《海国沿革各图》绘制汉、北魏、唐的西域沿革图,西域与南海是主要的地理因素,而元代的西北疆域沿革图则凸显了东海、北海、南海、地中海四海海内的疆域。《亚细亚洲各国图》绘制清王朝疆域以外的亚洲各国地图,其中涉及“西域各回部图”和“西域押安比路治三国图”,明确区分“外地则以葱岭为纲,东新疆西属国”的领土主权意识,帕米尔以东的“东新疆”为清王朝疆域,而帕米尔以西的“西属国”则非清王朝疆域。《西南洋》在“北印度疆域沿革”后附上“元代征西域考”和“葱岭以东新疆回部附考”,考证西北疆域历史人文演变和地理的确切位置,意图明晰清王朝西北疆域。《北洋》中的“北洋俄罗斯国沿革”及后详述清王朝与俄罗斯以《尼布楚条约》为中心的盟聘关系,考述俄罗斯的西北境、东北境实为元代北方边疆,其实论证和俄罗斯交界的清王朝北方边疆的合法性。《国地总论》以全球视野审视万国并列中的清王朝疆域,“南抵五印度海,北至鄂罗斯、冰海,东尽日本、朝鲜,西兼葱岭以西,是为中国……”释昆仑为葱岭,揭示昆仑为祖的山川河流地势,论述中国疆域西界止于葱岭的历史地理机制。《筹海总论》进一步加强沿海边疆历史地理研究,“中国之海防,自辽而始,至琼而尽,首尾凡万余里”,勾画了完整的海疆轮廓。就是在这样的世界历史地理图景中,清王朝的陆海边疆疆域得以重新确认。

在魏源描述的世界历史地理结构中,“南洋”指东南亚及其海域,与中国东南海疆相对,“西南洋”指南亚和西亚及印度洋海域,与中国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相通,“北洋”指欧洲和亚洲北部及俄罗斯,与中国北部陆地边疆相界。“西洋”专指西方欧洲各国,尤以“兵贾相资”的英吉利最为富强,是中国师夷长技的主要对象。魏源的海防论是对林则徐海防思想的发展和具体化,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魏源的海防论包含朴素的海权思想成份。西方海权向南洋扩张,魏源预感到其对中国东南海疆的威胁,萌发海权思想,倡导创建海军、发展航运、经营南洋海权建设。魏源在书中后叙进一步总结对世界史地学知识的理解:“于是从古不通中国之地,披其山川,如阅《一统志》之图;览其风土,如读中国十七省之志。岂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欤。夫悉其形势,则知其控驭,必有于《筹海》之篇,小用小效,大用大效,以震叠中国之声灵者焉,斯则夙夜所厚幸也。”该书直面鸦片战争以来的东南沿海边疆危机,同时指出国家空间西北东南互动的边疆结构。

鸦片战争后,魏源转而研究世界舆地。近代世界地理历史形势使魏源的边疆史地知识贯穿中国西北边疆和东南海疆舆地。魏源从世界历史地理结构中感知到“西夷”对中国边疆的冲击,“鄂罗斯兼并西北,英吉利蚕食东南”,面对“西夷”在清王朝西北边疆与东南海疆形成的侵略态势,魏源提出“以守为攻,以守为款”的积极防御策略。东南海疆建设中的海权建设成为洞烛先机的战略思想,为清王朝提供“志南洋实所以志西洋”、“志西南洋实所以志西洋”、“志北洋亦所以志西洋”的筹海卫国方略。魏源的世界意识中有一个“海国”理念,期望中国由“陆国”变为“海国”,从“古代”变为“现代”。魏源的卫国方略正是建立在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互动的空间结构基础之上。

(三)近代世界格局背景下的西北边疆建设经验

魏源研究西北史地,受龚自珍影响很大,他在《皇朝经世文编》的《兵政·塞防》门中收录龚自珍七篇文章。咸丰三年,其《元史新编》实际上是对元史的重修,缘起于“源治《海国图志》,牵涉《元史》,辄苦迷津”。元代疆域横跨欧亚大陆,对清王朝而言,旧疆新界的历史地理沿革亟待澄清,以期明了世界格局。魏源在编纂《元史新编》时,发现“知元代西域远徼,皆西北接鄂罗斯,西南连五印度,与今西洋夷接壤。自国朝以前,疆域未有廓于元者。而史书芜蔓疏陋,亦未有甚于元者”。《元史新编》对西北边疆舆地沿革的考辨,厘清了元代漠北、西域边疆经营的历史经验。

曾任职新疆布政使的魏源族孙魏光焘在刊印《元史新编·叙》中着重指出,“其书之特出于新增者,则以开国启宇,远轶汉、唐,西北所亘,沿革当章,立《太祖三朝平服各国传》”,西北包括漠北和西域,元、清的西北边疆经营奠基于汉唐并超越汉唐。《元史新编·凡例》进一步强调“知疆域之所至”和“知边徼之情形”的重要性,加之《海国图志》记载的英夷印度之事,“西北舆地颇如指掌”。元代疆域在历代王朝中最为广阔,尤以西域地理空间拓展为代表,西域的历史地理形势“为全书之纲领”,这表明《元史新编》的重心实际上是西北边疆史地。元代的西域藩封在明代南并五印度,“威震南海……至国朝,遂为西洋夷所有”,西北边疆在中国边疆结构中至关重要,不但沟通西域与南海,还是清王朝应对“西洋夷”的边疆枢纽。他的《平南夷东夷诸臣》评价元代“雄于西北而绌于东南”,西北边疆与东南海疆成败有别,形成强烈对比。魏源对元朝的边疆关照古今同慨,与清王朝的边疆建设融为一体。

三、“龚魏”边疆建设方略的历史效应

“龚魏”在传统王朝危机和西方资本主义近代化冲击的双重危机中,敏锐地意识到中国正从“天下”走向一个世界列国的时代。清王朝的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首当其冲,激发“龚魏”相互砥砺从今文经学视野的舆地学出发重建边疆“大一统”秩序,并建立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互动的空间结构。中华民族正是从陆海边疆危机中开始觉醒,而“龚魏”的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互动的边疆建设方略阐释了晚清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

中国国家疆域空间中西北—东南结构的形成有更深远的历史地理机制,正如“心周行大地九万里之内外”的顾祖禹指出:“三代以后,东南之财力,西北之甲兵,并能争雄于天下。”左宗棠好经世致用之学,践习“龚魏”的经世著作,以镇压太平天国之军功崛起东南而成为晚清重臣。道光九年,左宗棠研读贺长龄、魏源等编撰的《皇朝经世文编》、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和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深受经世致用思潮影响。道光十三年,他已经对国家空间结构中的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的互动深有体会。在浩罕军官阿古柏侵占南疆后,俄国出兵侵占伊犁,日本又出兵进犯东南海疆台湾,清王朝陆海边疆危机同时爆发。左宗棠力主“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王文韶洞悉“但使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说明时人已深刻认识到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的互动对国家安全具有全局意义。“龚魏”面对的“捐西守东”的西北陆地边疆危机已经转化为左宗棠、李鸿章面对的“东则海防,西则塞防”的普遍性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危机。光绪元年,时任甘肃平庆泾固道的魏源族孙魏光焘,重新刊刻《海国图志》,左宗棠为书作序言明“同、光间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其长亦差与西人等。……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左宗棠继承“龚魏”的边疆建设方略,意识到“维国家建中立极,土宇宏廓。东南尽海,岛屿星错,海道攸分,内外有截。西北穷山水之根,以声教所暨为疆索,荒服而外,大逾无垠,距海辽远”,洞察国家空间结构中的西北—东南边疆轴向。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后,感叹新疆改设郡县的“定庵之议固不磨矣”,“近料理新疆诸务,益叹魏子所见之伟为不可及,《海国图志》—书尤足称也”。左宗棠经略新疆的政治活动与《海国图志》的政略密切相关,这表明《海国图志》揭示的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互动的边疆建设方略对于国家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其功业,一是主政东南海防,创建福州船政局,倡导台湾建省;一是经略西北,在“龚魏”的方案基础上,继续规划新疆建省。光绪十年,西北陆地边疆的新疆建省,次年东南海疆的台湾以新疆省制为蓝本建省。“龚魏”的西北陆地边疆历史空间包括东北三将军辖区,并称东北地区为“东三省”。而光绪十六年,李鸿章为徐宗亮的《黑龙江述略》作序:“古今雄伟非常之端,往往创于书生忧患之所得,龚氏自珍,议西域置行省于道光朝,而大设施于今日。”西域建省的实现对东北边疆建设产生深远影响。清王朝从疆臣边吏到中枢,处置塞防与海防危机遵循“龚魏”的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互动的边疆建设方略。洋务运动中的国防战略和建设也是从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两个空间同时展开,只是由于清王朝的政治腐败和国家有限的财政能力,无法在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互动的空间结构中有效保障国家利益,不能遏制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危机的继续恶化。

“龚魏”边疆建设方略同样对康有为、梁启超的国家变革思想产生直接冲击。康有为在对光绪帝殿试策问中提出的理财国计,就有对陆海边疆的设想:“西北荒地可垦,东南海疆可渔。”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三书》中把利国利民的民生寄托于移民垦荒,提出建设西北陆地边疆:“西北诸省,土旷人稀,东三省、蒙古、新疆疏旷益甚,人迹既少,地利益以不开,早谋移徙,可以辟利源,可以实边防,非止养贫民而已。”康有为虽然不精研边疆舆地,但其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的整体视野与“龚魏”一脉相通。梁启超跟随康有为治今文经学,曾经“一时喜谈龚、魏之学”,自谓“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他更是熟知“龚魏”的边疆舆地知识,指出:“自珍、源皆好作经济谈,而最注意边事。自珍作《西域置行省议》,至光绪间实行,则今新疆也,又著《蒙古图志》,研究蒙古政俗而附以论议。源有《元史》,有《海国图志》。治域外地理者,源实为先驱。”梁启超在国家改革财政方案中主张募民开垦政策:“移东南已满之人,以开西北未垦之地,不徒大补于国家财政,抑可以骤增国民生计也。”康有为和梁启超把“龚魏”社会改革的呼声变成维新变法的政治实践,自然不会忽略“列国并争”世界格局下的中国陆海边疆危机,从而吸收“龚魏”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互动的边疆建设方略思想。

近代中国边疆危机主要是国家边疆领土的丧失,其中又以俄国在西北陆地边疆和日本在东南海疆的侵占为主。俄国对中国西北陆地边疆领土的蚕食持续数个世纪之久,最先从东端的乌苏里江和黑龙江流域,次及蒙古地区,延伸至西端的额尔齐斯河上游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最后到达帕米尔高原。日本对中国东南海疆的领土野心从中日甲午战争割占台湾并控制朝鲜开始,以此为跳板逐渐实施“大陆政策”,通过“日俄战争”攫取东北南部,染指蒙古地区。日本对中国领土的野心与俄国的单纯武力侵占不同,其还运用西方单一民族国家理论重新书写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如日本京都学派主要成员矢野仁一认为,“蒙古和西藏虽然是清朝的领土,但不是中国的领土”论证“中国的边疆是满洲帝国的领土,不是中国的领土”。矢野仁一指出,中国在清王朝灭亡后对蒙古、西藏、青海等边疆的领土主权,并非是中国真正实力所促成的。他对中国边疆史地的论述暴露了近代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逻辑,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近代中国国家边疆治理能力的不足。近代俄国在中国西北陆地边疆的侵略和西方列强及日本在东南海疆的侵略遥相呼应,制造了近代中国深重的国家和民族危机。中国传统王朝在走向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回应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的边疆危机,“龚魏”的边疆史地学开创了对中国现代国家命运的思考。

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以长城两侧农耕和游牧两种社会形态的互动为背景,建构了长城在亚洲内陆的中心地位,凸显了边疆区域在中国历史演进中的作用。他界说中国的边疆:“从太平洋到帕米尔高原,又从帕米尔高原南下,达到分隔中国和印度的高寒地带,在这个范围内包括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这是亚洲中部的隔绝地域,世界最神秘的边疆之一。这一边,限制了中国的地理及历史,正和那一边海洋的限制一样。”拉铁摩尔站在20世纪上半叶的民族国家国际环境中,指出从东北、北方、西北再到西部的中国内陆边疆与从东海到南海的中国沿海边疆对中国有着深刻的地理及历史意义。如果说拉铁摩尔是从中国陆地边疆来认识中国社会的历史演进,那么费正清的《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一书则从中国东南海疆的近代沿海贸易和外交来认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这两位美国的中国学代表恰好是从“龚魏”的西北边疆历史空间和东南海疆历史空间两个互动的轴向上来理解中国,以西方为中心确定中国在现代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坐标。

四、结论

就清王朝的边疆建设而言,西北陆地边疆政策与东南海疆政策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清代嘉道间专注边徼舆地学的代表性学者徐松、张穆和何秋涛的西北史地学视野中的西北包括新疆、青海、西藏、蒙古各地,然经龚自珍、魏源的阐述,西北是西塞和北塞或者西徼和北徼的复合之称,其历史空间包括新疆、青海、西藏、蒙古、东北各地。龚自珍和魏源观察并切身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殖民国家侵略性地在中国沿海开辟通商口岸,从辽东半岛到琼州海岛的海疆就成为东南海疆的历史空间。在元明清官员士人的“西北一东南”论中,存在西北中国和东南中国互动的历史空间。西北和东南唇齿相依的关系是中华民族国家统一的历史根源。西北中国历史空间和东南中国历史空间互动的政论在“龚魏”时代,已经从内向外转化为西北边疆历史空间和东南海疆历史空间的互动。“龚魏”的边疆史地研究具有反抗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内涵,并提出西北边疆历史空间和东南海疆历史空间互动的边疆建设方略。

“道咸以降之学新”以龚自珍、魏源之俦为代表,“亦时势使之然也”。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从东西相抗到南北对峙空间结构的转移,从龚自珍到魏源的整体边疆观中,我们可以发现新的时势条件下国家空间结构中的西北—东南边疆轴向。此处的轴向意指枢轴方向,西北指内陆边疆方向,东南指海洋边疆方向。在世界空间瓦解与重构的背景中,近代中国国家空间的变化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最为深刻的剧变之一,不仅仅是空间形状的变化,更是以西北—东南边疆轴向为核心的空间结构的变化,西北陆地边疆的地位相对下降,而东南海疆的地位急剧上升。西北陆地边疆轴向和东南海疆轴向的互动对于国家建设具有深远影响,尤其事关近代中国前途和中华民族整体的历史命运。拉铁摩尔和费正清在20世纪对中国陆海边疆的历史发现印证了19世纪“龚魏”阐明西北—东南边疆轴向之于中国国家建设的战略意义。“龚魏”对中国西北—东南边疆轴向历史空间互动结构的阐述,是近世中国边疆建设的需要,并不断作用于此后的国家建设历史进程之中。

附识:本文承业师刘昶教授审阅,蒙两位匿名评审专家提出宝贵修改建议,并经裴丹青、周祯伟、刘隆进等诸位同门讨论,一并谨致谢忱。

王鹏辉,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241

注释:

①参见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135—137页。

②刘逢禄:《刘礼部集》卷11《题浙江、湖南遗卷》,《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501册,第205页下栏。

③魏源:《致龚定庵信》,《魏源全集》第12册,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750页。

④魏季子:《羽琌山民逸事》,《丛书集成续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36册,第1083页下栏。

⑤魏源:《定庵文录叙》,《魏源全集》第12册,第246页。

⑥齐思和:《魏源与晚清学风》,《燕京学报》1950年第39期。

⑦参见张之洞:《姓名略》,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武汉:武汉出版社,2008年,第298—303页。

⑧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63—65页。

⑨侯德仁以西北边疆史地学的概念,把龚自珍和魏源定位在道咸年间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繁荣兴盛时期,没有区分传统边徼舆地学和近代边疆史地学(参见侯德仁:《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北京:群言出版社,2006年);郭丽萍认为清代中叶的西北史地研究是前人关于经世之思考与成熟考据学双重作用的产物,龚自珍的研究与边疆危机无关,魏源的研究才有了抵御外侮之鹄的(参见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贾建飞梳理了有清一代从祁韵士、徐松、洪亮吉、龚自珍、沈垚、魏源、张穆、何秋涛、李光廷、李文田、洪钧、丁谦、沈曾植、陶保廉、许景澄等人的西北史地学谱系,把龚自珍和魏源归入传统西北史地和传统西北史地向域外史地学和蒙元史转变两个不同阶段(参见贾建飞:《清代西北史地学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研究龚自珍史地学的如章永俊:《龚自珍的西北史地研究》,《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相关文献参见中华文史网:《龚自珍研究论文索引》,

⑩参见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64—167页;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卷,第173—175页。

参见茅海建:《龚自珍和他的时代》,《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参见庄存与:《春秋正辞》卷7《诛乱辞第八》,阮元:《皇清经解》卷384,咸丰庚申补刊本;孙春在撰:《清末的公羊思想》,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7—28页;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569—573页。

参见刘逢禄:《公羊何氏释例》卷7《秦吴楚进黜表》,阮元:《皇清经解》卷1280,咸丰庚申补刊本。

龚自珍:《五经大义终始问答七》,王佩诤编:《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8页。

魏源:《定庵文录叙》,《魏源全集》第12册,第245页。

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十九》,王佩诤编:《龚自珍全集》,第10—11页。

陈子龙:《凡例》,徐光启:《农政全书》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页。

《元史》卷181《虞集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177页。

《明史》卷223《徐贞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881页。

徐贞明:《西北水利议》,徐光启:《农政全书》卷12《水利》,第228页。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8《农事·开垦上》,第146页。

《明史》卷242《董应举传》,第6290页。

参见《明史》卷244《左光斗传》,第6329页。

朱鹤龄:《〈禹贡长笺〉序》,《愚庵小集》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85、289页。

朱鹤龄:《禹贡长笺》“凡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67册,第4页。

朱鹤龄:《禹贡长笺》卷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册,第39页。

参见王培华:《元明清华北西北水利三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44页。王培华指出元明清江南籍官员学者所说的西北水利涵盖的西北历史空间指黄河流域以北广大地区,包括今河北、山西、山东、陕西、甘肃、内蒙古、宁夏、青海和新疆等地区。(参见王培华:《元明清华北西北水利三论》,第13页)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6,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179页。

《明史》卷223《徐贞明传》,第5883页。

顾炎武著,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卷22《九州》,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02页。

参见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6页。

《清史稿》卷121《食货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548页。

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王佩诤编:《龚自珍全集》,第105、106、107页。

参见龚自珍:《己亥杂诗·文章合有老波澜》,王佩诤编:《龚自珍全集》,第516页。

龚自珍:《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王佩诤编:《龚自珍全集》,第309—312页。

龚自珍:《癸未·漫感》,王佩诤编:《龚自珍全集》,第467页。

龚自珍:《丙戌·秋心三首》,王佩诤编:《龚自珍全集》,第479页。

参见龚自珍:《上国史馆总裁提调总纂书》,王佩诤编:《龚自珍全集》,第313页。

龚自珍:《己亥杂诗·手校斜方百叶图》,王佩诤编:《龚自珍全集》,第514页。

参见龚自珍:《拟进上〈蒙古图志〉表文》,王佩诤编:《龚自珍全集》,第305—308页。

龚自珍:《北路安插议》,王佩诤编:《龚自珍全集》,第112页。

参见龚自珍:《对策》,王佩诤编:《龚自珍全集》,第114、115、114—117页。

参见龚自珍:《御试安边绥远疏》,王佩诤编:《龚自珍全集》,第112—114页。

龚自珍:《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王佩诤编:《龚自珍全集》,第170页。

嘉靖四十一年,明朝总督南直、浙、福军务胡宗宪幕僚郑若曾所撰《筹海图编》刊刻,为迄今所见中国古代最早、内容也最详备的东南海疆海防图籍,成为后世海防著作的祖本。参见郑若曾撰:《筹海图编》卷1,李致忠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9页。

齐思和:《魏源与晚清学风》,《燕京学报》1950年第39期。

王家俭:《魏源年谱》,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年,第178页。

魏源:《海国图志》,《魏源全集》第7册,第1866页。

参见魏源:《答人问西北边域书》,《魏源全集》第12册,第471—472页。

参见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第142页。

参见郭双林:《论清嘉道年间的西北舆地学》,《河南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1826年,张格尔在新疆南疆发动叛乱,失败后逃回浩罕。清廷展开南疆的政策讨论,伊犁将军长龄和参赞大臣武隆阿提出放弃西四城(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和阗),专守东四城(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的建议,此即当时的“捐西守东之议”。

魏源:《古微堂诗集·寰海》,《魏源全集》第12册,第680页。《明史·兵志》:“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九边”此处喻指清王朝从东北、北方到西北的所有陆地边疆。(参见《明史》卷91《兵三》,第2235页)

魏源:《圣武记·叙》,《魏源全集》第3册,第1页。

李柏荣:《魏源师友记叙》,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32页。

参见魏源:《圣武记》,《魏源全集》第3册,第1页。

参见魏源:《圣武记》,《魏源全集》第3册,第155、337、348、355页。

魏源:《海国图志·原叙》,《魏源全集》第4册,第1页。

魏源:《海国图志》,《魏源全集》第4册,第1页。

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646页。

参见魏源:《海国图志》,《魏源全集》第4册,第55—67页。

参见魏源:《圣武记》,《魏源全集》第3册,第166页。

参见魏源:《海国图志》,《魏源全集》第5册,第954—968页。

参见魏源:《海国图志》,《魏源全集》第6册,第1509—1544页。

魏源:《海国图志》,《魏源全集》第7册,第1819—1871、1876页。

参见戚其章:《魏源的海防论和朴素海权思想》,《求索》1996年第2期。

参见王家俭:《魏默深的海权思想——近代和中国倡导海权的先驱》,《清史研究论薮》,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第240—241、243—247页。

魏源:《海国图志·后叙》,《魏源全集》第4册,第7—8页。

参见郭双林:《论鸦片战争时期的世界舆地研究》,《中州学刊》1992年第1期。

魏源:《海国图志》,《魏源全集》第7册,第1788页。

参见盛邦和:《海运、海商、海军、海权——魏源世界意识中的“海国”理念》,《福建论坛》2010年第6期。

参见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第137页。

魏源:《海国图志》,《魏源全集》第4册,第65页。

魏源:《拟进呈元史新编表》,《魏源全集》第8册,第3页。

魏光焘:《元史新编·叙》,《魏源全集》第8册,第1页。

参见魏源:《元史新编》,《魏源全集》第8册,“凡例”,第7—10页。

魏源:《元史新编》,《魏源全集》第8册,第512、513页。

魏源:《元史新编》,《魏源全集》第9册,第947页。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24,贺次君、施和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156页。

参见沈传经、刘泱泱编:《左宗棠年表》,刘泱泱等校点:《左宗棠全集》第15册《附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982—983页。

左宗棠在这一年写了《癸巳燕台杂感八首》,其中第三首感怀西域,第四首感怀南海,西域南海并置,透露了西域建省与中原生计的规划,预见了东南海疆的夷祸危机,参见刘凤鸣等整理:《左宗棠全集》第13册《诗文·家书》,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456页。另参见罗正钧著,朱悦等点校:《左宗棠年谱》,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第11页。

左宗棠:《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刘泱泱等校点:《左宗棠全集》第6册《奏稿》,长沙:岳麓出版社,1997年,第188页。

文庆等纂辑:《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9,《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21册,第662页。

参见左宗棠:《〈海国图志〉序》,刘凤鸣等整理:《左宗棠全集》第13册《诗文·家书》,第257、255页。

左宗棠:《答陶少云》,岑生平校点:《左宗棠全集》第12册《书信三》,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596页。

参见龚自珍:《御试安边绥远疏》,王佩诤编:《龚自珍全集》,第113页;魏源:《圣武记》,《魏源全集》第3册,第9—10、12—13、91、156、489页;稍后何秋涛《北徼汇编》中的“北徼”就拆开“西北”历史空间的复合结构,“北徼”则涵盖了东北、北部内外蒙古地区、西北青海和新疆地区,而不包括“西徼”的西藏地区,并如“龚魏”一样,称呼东北地区为“东三省”。

李鸿章:《〈黑龙江述略〉序》,徐宗亮纂修:《龙江述略》,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第5页。

康有为:《殿试策》,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66页。

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73页。

参见林志钧:《〈饮冰室合集〉序》,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序言”,第1页。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63、64—65页。

梁启超:《中国改革财政私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八,第23页。

矢野仁一:《论中国边疆》,邹念之译,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译组编译:《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55、159页。

参见矢野仁一:《论中国边疆》,邹念之译,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译组编译:《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第1卷,第160页。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页。

参见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卷,第420页。

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47页。金毓黻也指出,清代自嘉、道以后,学人多究心西北地理,初仅以新疆伊犁为范围,继则扩及蒙古,后移其重心于元史。(参见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72页)

参见周育民:《“历史空间”与中国“东南”漫议》,郭太风、廖大伟主编:《东南社会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1—60页。

参见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8卷《观堂集林》,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618—6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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