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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333金沙线路真人平台浙江丝绸工学院印染77班,

小小
  我怀着又新鲜又无奈的心情,佩着红袖章,尾随着上海第一批上山下乡的知青队伍,落户在江西峡江地区。
  可是当农民不是孩提时的幻想,唯有想做“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希望在支撑着我,唯有天天拜读“小红书”的信仰在鼓动着我。我和孟姓的女生住在隔板拦起的小间里,两个虽不是一个学堂,因同龄又同室,熟悉后悄悄话渐渐多了。
  她在家中是独生女,经济条件优裕,常常将吃腻了的糖果糕点散发给村民的孩子。她娇养惯了,弱不禁风的样子,难以承受种田之苦,村办小学唯一的教师名额当然地轮到了她。她的工作很轻松,我就显得较疲惫。农忙季节披星戴月,烈日霉雨,晒黑了的我,只得脸朝黄土背朝天,接受再教育。她少晒太阳,肤色白净,活泼,谈吐富有节奏感,很能吸引人。相比之下,我就差劲了。男知青戏称我是“小小鸭”,她自然是“大天鹅”罗!可是,也有看不惯她的人,那人是每次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他对我说,小孟的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你要提高警惕,把她的错误言行记录下来。我鬼使神差地听信了他的话,也可能出于我的嫉妒,竟暗暗照着办了。
  她常将家中寄来的用品,主动给我用,我认为她在用好逸恶劳的习惯影响人;有好吃的,她亲热地给我尝尝,我以为这是糖衣炮弹的侵袭;每当她在闲谈中,有非议贫农和嘲笑知青的,我就悄悄地记录下来。有一次,她提早放了学,兴冲冲地闯进室内,见我伏在床沿上,上前就拍肩,并低头凑近看我写字。“小小,在偷写情书?”“不是的!”我急忙用手捂着,迅速地合上小本子。她瞄瞄本子上的红字,瞧瞧我惶恐的模样,调皮地眨眨眼,忙事去了。此后,我不敢再记了,然而小本子上已记了近10页纸。
  70年代初,掀起“扎根、结合一辈子”的宣传,从上到下,从地区到社队,都召开知青大会,对有人破坏上山下乡言行进行大批判,“积极分子”要我发言表态。我会上不敢提名,但因举例证据充分,内容丰富,获得好评,我得意忘形,会后在会议主持人的鼓动下,热血沸腾,冲动地把小本子上交了。领导当场决定任用我而撤去了她的教职。
  我要上课了,很激动,仿佛是代表先进阶级占领了讲台,但是,当站在简陋的课桌前,我感到惶惶不安,已经开裂的大黑板仿佛在张嘴咬我的手,粉笔字怎么也写不端正。
  这天,她却病了。因拒绝检查,传说她将再接受大会的批判帮助。傍晚,她走了。她请人用独轮车推着离开山村。10多个学生,自动聚在村口的大樟树下,泪眼汪汪,目送着老师远去。暮色掩盖了大地,唯有吱哩吱哩的独轮车声久久地在山村回响。
  她调回老家乡下去了,再也没来看看生活了一年的山村。数年以后,听说她不走运,那些年上大学、进工矿没她的份,因为那小本子放进了档案,影响了前途。
  为此她一直未婚。又有人说,她结婚后,因难产,乡下条件差,永远“走”了。
  然而有晚,她又悄然地回来了。她拍一下我的肩,扬扬小本子,怅然一笑:“小小,我爱你,你为何恨我?”我无言以对,一口气弊住了。我从梦中惊醒。我愧悔交加,耳际响着独轮车吱哩吱哩的响声……她走了,知青们对我貌合神离,我感到悲哀。似乎是赎罪,又好像是忏悔,我把课余时间,差不多全揽了知青组里的活干。挑水、担粪、砍柴毫无怨言。可是仍得不到谅解,我像负罪似地背着包袱,那样沉,沉得伤心。谁之过?是那年蒲松龄笔下的怪兽妖精再现,作怪——鬼迷心窍?是那年少不懂事——误入迷途?是那年……真难说清,我忏悔,常常想起小本子。我怨恨。这着魔的日子。我常常仿佛听到独轮车吱哩吱哩的响声。可塑性的年龄,我那年17岁。

母女两代知青的观念碰撞
王忠一/文

作家叶辛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回顾与反思

10月23日“缤纷岁月:浙江丝绸工学院印染77班”展在国丝馆开幕,反响热烈。

王忠一:张经棋、牟兰母女.jpg

js333金沙线路真人平台,一代人的青春,是知青们用汗水和眼泪、苦涩和艰辛、希望和憧憬,在蹉跎岁月里书写的。——叶辛

国丝特展丨缤纷岁月:浙江丝绸工学院印染77班

7月初,重庆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赴城口,与1956年万县、开县支援城口山区合作化的老知青们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一对母女两代知青的经历以及她们对上山下乡运动不同的看法,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关注。

历史走进2006年。随着二十世纪的逐渐远去,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正在逐渐地淡出人们的记忆。

观众们对老照片背后的故事特别感兴趣,由此,国丝馆特别邀请了印染77的同学们写作手记,编成几篇,陆续在“中国丝绸博物馆”中推出。

母亲自愿下乡,奉献终身无悔

“知识青年”这个词,按字面的解释应是:接受过正规教育,掌握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的青年。

插队在灵川棠村

母亲张经棋,是1956年从四川万县市(今重庆万州区)去城口的老知青。她从万县一中初中毕业后,在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鼓舞下,响应万县地、市两级共青团组织的号召,自愿报名去了边远贫穷的城口县,支援农业合作化建设。

这个解释一点也没有错。

文革期间,工厂与企事业单位招工名额很少的,大多数初、高中毕业生都是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到边疆去,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或支边、或下乡。在那个“读书无用论”的年代里,我其实是属于一个很想上学读书的人。我本来可以不用下乡的,但是看到别的同学都报名下乡去,我也不甘心待在家中,而且也有决心到广阔天地里好好干一场,同时也很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有机会被推荐读大学。于是我就去报名下乡,由于我是独生子女的特殊情况,下乡不仅需要自己申请,还需要征得父母同意。好在有父母理解和支持,我的申请终于得到了同意。

那时张经棋已满十七岁,在同去城口的青年学生中年龄算偏大的。她身体较好,积极向上,就编在最先出发的第一梯队。经过十四天翻山越岭、踏冰趟雪,夜宿牛棚包谷壳堆御寒,晨迎凛冽寒风启程,终于在大年初一迈着层层血泡的双脚,走进了城口县城。这次艰难的行军和城口县城干部群众倾城出动的热烈欢迎场面,成了她终身抹不去的记忆。

但是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中,在中国人普遍的感觉里,知识青年,或者其最为简洁的称呼:“知青”。则是专门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一代人。有一些我们的同时代人,在那些年里幸运地没有去上山下乡,而是按照当时称谓“四个面向”的要求,分配到了工厂、矿山、基层组织,参军当兵。他们见知识青年的话题一度十分热闹,便说自已也是知识青年。从道理上来讲没有错,但是在中国,没有人承认他们是知识青年,国家有关知识青年的所有政策,也不会落实到他们的头上。如果他们顽固地还要申明自已是知青,则会被人视为神经可能有毛病。

1974年7月,县里举行隆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欢送大会,敲锣打鼓的、并用汽车把我们送到了各个乡村里。我和同学杨树华一起来到了离家二十多公里的灵川公社棠村大队插队落户,她在第二生产队,我在第三生产队,我俩同被安排住在一户条件比较好的农民家里,我们自己烧饭生活。

随后,张经棋被分配到菜濛区治坪乡红光社当会计。当地政府把她安排在生活条件最好的农户家里,每月供应三十斤大米。队里的家家户户都把她当做珍贵的客人看待,哪家来了客人打牙祭,或者做点什么好吃的,都要请她去作客。

和知青紧密相关的还有一个词:“老三届”。也被人说得很多很多,前不久我去一所中学讲演,有学生就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66、67、68届的初高中毕业生被称为老三届而比66届还要大、还要老的65届、64届、63届人,没有人称他们为老三届。”

我到农村时正值7月份夏收夏种季节,“双枪”期间天气炎热、农活繁忙,我没干几天就病倒了。好在房东大伯大妈很会照顾我们,我休息了几天,等身体好了之后就开始去慢慢适应农村的劳作和生活。到后来大队给知青们建造了5间住宿平房,我和杨树华各分到一间房,我俩决定合住一间房,把另一间房改造为厨房餐室。

组织的关怀、群众的尊重与信任,让她非常感动,她感到浑身有一股使不完的劲,恨不得把自己所懂得的知识全都掏出来,奉献给这块土地和这些善良淳朴的山民。她很快理清了过去在房柱板壁上画杠杠记的财务账、在坛坛罐罐里放包谷子豆子记的工分账,建立起了农业社里的第一批数字账本,理顺了财务关系。在兢兢业业地做好财会工作之外,她还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办起夜校自任老师,开展扫盲工作,教青年农民识字、算账、唱歌、跳舞,把先进的文化知识带进与世隔绝的山乡,让世居僻壤的山民感受到大山外面的多彩世界。她还带出了做会计、出纳的徒弟。

对于我来说,这个问题不难回答。但是,这个问题的认真提出,让我感觉到,时间的巨轮和历史的浪潮会洗涮一切,会把生活中曾经有过和发生过的一切过滤成另外一个样子。就象我们时常见到的那些随心所欲戏说的古装电视剧一样。

那时候我跟着农民什么活都干,插秧耘田收割赤脚行走于田埂,上山砍柴挑担颤微微过独木桥。在此美篇中我的封面照,就是村旁那一座原来我们劳作时常常需要往来经过的、长长的灵川江独木桥。

半年后,张经棋被县里选送到开县农业合作化干部学校学习。还没等到结业,就接到县里的提干通知,调她到县文化馆当干事。这项工作主要是开展文化知识的普及,开展群体性的文体娱乐活动,还经常到各区、乡检查指导下一级文化馆的工作。她干得浑身带劲,如鱼得水。1957年,张经棋与城口县银行干部牟天明喜结良缘,组成了家庭。

于是,我放下了手头正在写的小说,来探讨发生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来评析这一曾经牵涉千家万户,被誉为震撼二十世纪,牵动十亿人的心,对整整一代青年命运产生无可估量的影响的社会问题,来完成这一篇论文。

后来受大家信任还担任了小队的记工员,每天晚上都要为大家记工分。等记完工分、收拾完家务,时间已晚,还要提着胆独自跑到村边上的河埠头去洗衣服。

1958年,政府精简机构,他们那一批志愿者里提拔起来的干部全在精简之列,被送回农业社从事原来的工作。张经棋此时快做母亲了,就留在家里休息。不久,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了,新建立的机构和各种经济实体需要大量有文化的人,他们又很快被各部门任用起来,张经棋就调到了手工业合作社做会计。

内文摘要:

虽然生活比较辛苦清贫,但心情还是比较愉快的。农民们对我们也很重视,我一开始劳动,他们就给我评6分的工分,要知道那时候妇女们干活每天有6分就是最高工分了。他们对我好,我常常受到他们的关心和照顾,自己心里也很感激。我不仅努力干活,业余时间还为大队做一些如出黑板报等工作。有时农忙时还带领年轻人做一些义务劳动。我努力劳作,学会了养活自己,每年到年底队里结算分红时,我都不是“倒挂户”,总还有几十元钱可以找回的。

由于张经棋业务好、责任心强、工作出色,1963年调到县二轻公司会计科工作,不久升任会计科长、公司副经理,1988年评为会计师。她用自己的知识才智为改变城口的贫穷落后面貌作出了贡献,城口这片土地也给予了她值得自豪的荣誉,她被评为“城口县先进工作者”、“万州地区三八红旗手”。

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大有作为、还是有所作为、或是无所作为?……没有发挥文化知识作用的知青,也就是到了农村基本上无所作为的知青。”详细>>

这是我与队里的女青年们到照相馆里拍的合影留念

1994年,张经棋到了退休年龄。由于她在公司长期从事财会工作,成了公司的一部“活账本”,又继续留用了三年,快满六十岁时才过上了清闲的退休生活。

二、“为什么那些说过大话、讲过豪言壮语、喊过扎根农村一辈子的知青,最终都离开了农村……说大了,是城乡差别,谁都知道。说小了,是人,谁不指望在最为普通的日常生活中过得方便一些,轻松一些,惬意一些。如果在每一件日常生活小事上都觉得格格不入、提心吊胆、甚为不适,那叫过的是什么日子。

下乡期间,前前后后到灵川公社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约有17人,公社领导规定我们知青每个月可以安排半天时间用于集中交流学习活动。我们有时候到公社学习活动,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轮流到各个村落的知青点组织活动,大家在一起很开心的。

退休后,张经棋与许多当年的同伴叶落归根,回到了故乡万州定居。他们每月都要聚会一次,共忆那段难忘的时光,延续患难之中结下的情谊,还组织了两次重访城口的纪念活动。张经棋是这些活动的积极组织者之一,她家比较宽敞,常常作为聚会地点和接待站。她的老伴牟天明大哥,把她的同伴视为自己的兄弟姐妹,每当他们来家时,他都亲自下厨做出拿手的饭菜来招待。

三、“现在尚留在农村里的知青,是有的,而且是知青中的极少部份。但是留在农村的这极少部份知青,决不是当年高喊扎根农村一辈子的那些人,也不是我们的报纸和广播、电视使劲地宣传过的那些人,更不是当初也曾大有作为或有所作为的一批人,他们往往是知青中的弱者。近几年的报纸上,广播里,电视中,时有对这些人的报道和关注。他们之所以还留在农村,有的是因为疾病,有的是因为婚姻,有的是因为当时的良心,有的是因为城市中包括大上海已没有了家。无论他们的个人命运怎么样,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是生活中的失意者。有的出现在镜头中,还让人感觉十分衰老和可怜。

灵川公社坐落在新昌县著名风景区“穿岩十九峰”、“倒脱靴”的山脚下,我们知青还曾组织过一次爬山游玩景区的活动,留下了几张很值得纪念的照片

每当谈起上山下乡这段经历,张经棋都感慨万分,她认为:是上山下乡给了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平台。她,以及他们那一批万开赴城口知青,都是铁杆的“无悔派”。

四、“一度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画上句号以后,有的人说,那是不堪回首的往事。有的人说,文革是要否定的,但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能否定,青春无悔。有的人说,怪就要怪我们国家人太多了。有的人说,这无非是个就业问题。就业问题解决好了,今后就不用下乡了。有的人说,回忆往事,那些年月还是有值得留恋与美好的东西。有的人说,美好,那你再美好去啊,你怎么不去?有的人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的问题。

1976年6月21日在杭州举行了浙江省首届浙知识青年代表大会,我被我们知青和公社推荐了上去,县里共有12位代表出席了本次大会。我想这也是大家对我表现的一种肯定吧。

女儿被迫下乡,蹉跎奋斗有怨

五、“大规模的轰然而起一涌而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给我们国家造成了一代人中的知识断层,1700万青年人都没进学校深造,而是去了广阔天地炼红心,修地球,国家要少培养多多少少人材,各行各业要少多少尖子,少多少发明创造。从整体和全局来说,整个国家的人才断层,使得我们的经济滞后,技术在原地踏步,其结果只能是拉大我们和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

新昌县出席大会的知青代表合影留念

张经棋有五个儿女,她风趣地说是结下的五个“知青果”。其中三个留在城口,继续从事父母辈未做完的事业,真正诠释了“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奉献精神。然而,儿女的经历与父母的经历不同,观念自然就有了碰撞。

由安置社会青年的权宜之计,迅速发展到为“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

后来为了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文化馆的摄影师吕立春老师,为我们几个人拍了一些照片

大女儿牟兰,是1976年从城口县城下乡的知青。她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在文革中度过的,虽然她有很强的求知欲望,但是在那个动乱时期,学校不是“停课闹革命”就是“批林批孔批周公”,除了会背“语录”,写写批判文章,哪里学得到多少文化。高中一毕业,学业就中断,上山下乡是唯一的路。轮到她下乡时,已经不再是像母亲当年那样尊重本人的意愿,而是必须服从的“一刀切”;对知青的定义也不再是去支援农村建设的文化人才,而是必须去接受“再教育”的改造对象;对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来说,知青是来摊薄工分和口粮的负担,还容易招惹出节外生枝的麻烦。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提出,是和红卫兵运动的衰落、和66、67、68“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面临的就业危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之前,应届毕业生不是经过考试升学,就是通过一定的途经分配工作。但是,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批判了17年“旧”的教育制度,在毛泽东有关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之下,忙着进行热热闹闹的“斗、批、改”,学校既没有招收新生,又没有及时地组织毕业生升学、就业,而是一直狂热地鼓动学生们在学校内停课闹革命,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闹得几乎每一所学校都是派别林立,大字报铺天盖地,大小辩论不断,今天斗这一个,明天批那一个,这个说好得很,那个偏说好个屁。或者是这个骂那个保皇派,那个咒这个狗腿子,咒骂得不过瘾了,甚至于发展到武斗。

吕立春老师是新昌县著名的摄影师,照片中的他正指着“我”,这张照片也是他当年为我们知青拍摄的其中一件作品

牟兰虽然遵照父母的教诲努力劳动,与农民友善相处,但母亲当年的机遇却没有降临到她的头上。她在前途渺茫、命运无奈的焦虑与忧伤中,度过了两年半知青生涯,直到上山下乡运动结束,1978年底她才招工到城口县汽车运输公司当会计。

经过两年多的闹革命,真正热心于红卫兵运动、留在学校里打派仗的,已经只是一小部份学生,大部份学生都对无休无止的辩论已持观望的态度。可就是这留在学校的一小部份人,经常把革命和派性甚至于武斗闹到社会上,流血事件时有发生,影响了社会的正常秩序和人们的生活。更为迫切的现实是,老三届们留在校内闹革命,小学毕业急待升入中学的学生们就进不来,三届小学毕业生也不允许老三届们留在学校里把文化大革命搞下去。

那时侯,我们和村里一些个差不多年龄的回乡知青都挺说得来的,在业余时间常常会在一起聊聊天,交流思想,而其中就有几个诗歌爱好者,特别是在76年不寻常之时,三位国家领导人相继离世,政治局势动荡不稳,我们会常在一起议论之,偶尔也会相互赠诗,以诗抒发心中的怀念、悲愤、忧虑等情怀。

返城没几年,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高速发展时期,社会要求高学历的人才。牟兰不甘落伍,开始自学自考。带着工作与家庭的重负,经过几年的刻苦自学,终于获得了大专文凭。但此时,自学自考的大专文凭已不再是职业发展的“敲门砖”了,随着企业改制,她成了下岗人员。

特别是1968年的夏季,全国三十个省市陆续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当时的话是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要进入“从大乱到大治”的阶段,毛泽东本人已为制止武斗召集北京五大学生头头提出告戒,并明确提出: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10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老三届毕业生分配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了学校,怎么落实复课闹革命。

77年因公社广播员被抽调去参加农村工作组,我临时去顶替她的工作,做了一段时间的播音员。后来就听说国家要恢复高考制度了,心里十分高兴,当即决定去报名。后又向公社请了一个月的假。回家以后就把以前的教课书和作业本找出来复习,把所有的公式记下来反复背。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考上了大学本科分数线以上。

牟兰仍然不服输,又继续学习注册税务师,在年过不惑之后,获得了注册税务师资格。而这个时候,她的丈夫担任了县政府一个经济部门的负责人,根据相关规定,她不能在丈夫的职权范围内从事相应的工作。于是她不得不放弃自己有着光明前途的职业,留在家里当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她千辛万苦取得的注册税务师资格证,成了只能证明她的资质与能力,却不能助她实现理想和抱负的一纸空文。

这时候,国家必须就几百万老三届学生们毕业以后的出路尽快作出决定:怎么办?

说起能被大学录取这件事,其中还有另一番波折的,当年€€取之前还有一道政治审查门坎,当时由于我父亲某些与文革有关的事情,政审受卡,后来听别人传说,是在一次决定性会议上,教育局裘德虎局长说了句“父母的问题不要去牵扯子女”之类的话,让我最终能够有幸被浙江丝绸工学院录取。

虽然现在她的家庭、子女、经济状况都不错,但是她与母亲走过的路相比,总觉得缺点什么,心中总是感到空落落的。

怎么办呢,原先有过“四个面向”的说法,那就是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厂,面向基层。

这是我们同一个大队的五位下乡和回乡知青,在1978年都读上了大学

谈起上山下乡的得失,牟兰的心情极其矛盾:她承认“近三年的酸甜苦辣,使我知道了中国的农村和农民,从某种意义上说了解了中国……艰苦的知青生活,磨练了我更加顽强的意志,使我慢慢成熟起来,使我得以在后来的社会生活中保持冷静,始终保持了做人的本分,培养了我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的品格。如果说历史造就了知青,那么知青也造就了历史。”

但是,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破坏了很多厂矿企业正常的生产秩序,有的地方还在进行武斗,企业处于半瘫痪状态,人浮于事现象极为普遍,根本不可能招收新的工人。即使是要招收工人的厂矿,名额也十分有限。

临别之时,我们还曾互赠诗句:

同时她又感慨地说:“十年文革和上山下乡,耽误了我们这一代人,把我们学习求知最宝贵、最关键的时光荒废在动乱中和农村里。虽然我们后来付出了双倍的努力,但仍然赶不上趟,被甩在了时代的后面。”

于是乎,客观上四个面向就剩下了三个面向,那就是面向农村、边疆、基层。而边疆和偏远省份的基层,就是农场或是农村。

艳阳佳月送志友,

对于知青界存在的“青春无悔”还是“青春有悔”的争论,牟兰认为:“有悔与无悔,不是几句话说得清楚的。上山下乡,我们虽然是有得有失,但是得失相比,失去的,远远多于得到的。文革和上山下乡,把我们这一代人耽误得太久,让我们失去了太多,我是难以认同的。在其他事情上我都是顺从父母,尽量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让他们的晚年生活得舒心畅意。唯独在上山下乡这方面,我与母亲时有争论,但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各持己见。”

这一年上半年,北京一个红卫兵,主动要求去大串连时到过的山西省榆次县黄采公社杜家山当农民。人民日报刊发了长篇通讯作了报道。下半年,北京几所中学的10名毕业生,启程前往内蒙古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宝力格公社插队落户,当普通农民。几乎是与此同时,青岛、上海和一些省会城市,都有一些毕业生自发地去往山东农村、河南兰考、井岗山等地插队落户。

胜意绵绵回逝波……

一对母女,都当过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知青,这在中国知青史上大概也不多见。然而时代不同,下乡的动因不同,经历不同,对各自人生的影响也不同,认识自然就不会相同。从这一对母女在上山下乡这个问题上的观念碰撞,折射出上山下乡运动许多深刻的内涵,其中哪些是成功的经验?哪些是失误的教训?实在引人深思。※

并由于报纸、广播的大量宣传,形成一股势头。

今辞难舍情谊重,

王忠一:作者近照.jpg

势头虽大,但还没有形成运动。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仍清楚地记得1966年秋冬,文革之前已经下乡的知青们,一度也返城造反,称上山下乡是上当受骗,特别是在北京、上海等地,返城知青们静坐示威、强占楼房,闹着要求迁回户口,提出:“杀回城市闹革命!”

互勉春华不蹉跎。

(作者系重庆市南岸区红旗民中知青,
1971年落户在南江县平岗公社,1974年底返城工作)

那么,上山下乡这件事情,在中国,是怎么来的呢?

我步华原韵回赠:

附:张经棋、牟兰母女近照

最近有文章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源起于苏联。《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中也有记截:1955年4月8日,当时称之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团访问苏联时了解到,从1954年开始,苏联改变了以往移民开荒的办法,而以动员城市青年下乡为垦荒的主体。一年多的时间里,共有2、74万人前往边远农村垦荒建场。这一做法,既能利用荒地增产粮食,又能解决城市青年的就业。代表团回国以后,团中央书记处于6月下旬将《关于苏联开垦荒地的一些情况的报告》报送中共中央,6月27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报告,在批示中指出这个报告“很有参阅价值”。

下乡三年识君友,

应该说,苏联开垦荒地的做法促进了中国城镇青年的下乡。而知识青年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思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则早在这之前就是毛泽东一贯提倡的思想,上世纪六十年代上半叶的报纸社论,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称为“五四运动的方向”,一篇一篇的社论中不断地引用毛泽东在《五四运动》这篇文章中的经典语录:“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生活激浪波连波;

还有一段我们这一代人几乎人人背诵过的语录:“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辩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

此去一别情难尽,

毛泽东的思想,是倡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最充分的理论依据。

定叫岁月无蹉跎!

故而,从50 年代开始,新中国成立初期,解决失业人员问题时,解决中、小学生毕业后的出路问题时,也曾鼓励来自农村的失业人员及学生回乡去参加农业生产。应该实事求是地说,这一时期真正的城市青年到农村去的还极为少见。

上了大学之后,我几次寒暑假都回棠村去看望老乡。七九年八月从棠村返回后,留下诗词一篇:

经团中央牵头,从50年代中期的1955到60 年代初始,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探索阶段。在这一阶段,北京、上海、天津的一些有志青年,响应党“好儿女志在四方”的号召,组织垦荒队、远征队,到农村去、到山区去、到边疆去,立志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成为一代新风。其中最为人所知的,就是北京去往黑龙江的垦荒队和上海去往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后来建成共青城的两批知青,但即使是在这一阶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不过处于舆论倡导和摸索经验时期。这一时期,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个按语中发出了号召:“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半年一度回“娘家"

成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最为著名的两段语录之一。

广阔天地情意长。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真正开始引起城市的广泛关注,并成为人们的议论中心,是在60年代初期,三年自然灾害以后。

益友相逢在村堂

那时候,为了调整国民经济,国家决心减少二千万城镇人口,除了动员职工回乡之外,对于毕业之后不能升学,又一时无法安排工作的社会青年,都动员他们到农村和边疆去。

昔日而今都难忘。

在上海,几乎所有的街道和居民委员会都在谈论动员社会青年去新疆的话题。《边疆处处赛江南》的歌声,随着描绘新疆风光的电影纪录片一次一次的播放,唱遍了上海滩。当一批一批青年戴着大红花、坐火车离开上海去新疆时,报纸、广播、里弄黑板报、电影纪录片等所有的宣传工具,作了最为充分的报道。使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一种风尚。

在高考填报志愿时,我想自己的化学功课学得比较好一点,另外也觉得化学是很值得去研究的,所以当时第一志愿报了浙大的高分子化学专业,第二个志愿报了浙江丝绸工学院的染整专业,最后有幸成为了印染七七班的一分子。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为了探索寻找一条解决中国城镇就业问题的出路,是一权宜之计。在具体做法上,则是以有计划地安置为主,鼓励知青们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奉献知识为主。从50年代中期到1966年,全国共有号称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总得来说政策是稳妥的,大多数下乡青年是安定的,情况是平稳的。

在校门口合影

但是,也不能否认,下去的知青仍然存在一些具体的问题,诸如认为城镇青年下乡难以长期坚持下去,生活上不能自给,碰到医疗、口粮、住房等一系列困难时,无法及时解决,个别知青遭受歧视、侮辱等。

在湖州丝绸印染厂实习

1966年秋冬返城造反的知青们贴出的大字报上,对这些问题都有所反映。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些问题不但具有代表性,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始终存在着,发展到最后甚至越来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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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随着造反浪潮的一浪高过一浪,1966年上半年还搞得热热闹闹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了下半年即告停顿。记得那一年的春夏之交,我还和几个同班同学一起,奉学校之命去参加街道里弄组织的欢送社会青年奔赴新疆的活动,到了当年底,那几个曾被我们欢送去新疆的社会青年,又趁着造反风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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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知青上山下乡在造反当年停顿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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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停顿就是两年。可以插叙一笔的是,1967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处理下乡知识青年外出串连、请愿、*的通知》,通知要知青们赶紧回农村去安心劳动。用当时的话来说是抓革命、促生产。《人民日报》在2 月20日写了一个编者按语,明确提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打回农村去,就地闹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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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象就是针对知青们提出的“杀回城市闹革命”口号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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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68年冬天的12 月21 日,中国大地上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起了一个急转直下的巨大变化,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晚上八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播送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已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在那个年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和我的所有等待分配的老三届同学们,早在晚饭之前就接到了通知,晚上八点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有重要广播。最新最高指示一发表,上海城沸腾了,几十万革命的师生员工连夜上街游行,锣鼓声直响到深夜。不少同学当场写出了决心书、保证书,刷出了大幅标语,有人还咬破手指,写下了血书,纷纷豪情满怀地表达:“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插队落户闹革命!”的雄心壮志。这真正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的“落实毛主席的指示不过夜”。

第二天,全国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毛主席的指示和各地落实的情况,12月23日的《人民日报》报道:“……消息传到各地后,全国的城镇、乡村、牧区和海岛,到处一片欢腾。在震撼夜空的欢呼声、锣鼓声和鞭炮声中,各地军民抬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和最新指示的语录牌,挥动红色宝书,举行声势洁大的集会游行。在欢腾的海洋里人们写出了热情洋溢的诗歌:北京传来大喜讯,最新指示照人心。知识青年齐响应,满腔豪情下农村。接受工农再教育,战天斗地破私心。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红心。广大知识青年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掀起了到农村去的新高潮。

毛主席的指示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基调和纲领。由于他明确说了要“来一个动员”,全国的大中城市和农村,都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广泛宣传动员。

“忠不忠,看行动。”

上海市革委很快决定,已经按四个面向分配的66、67届毕业生中尚未分配的同学,不再分配工矿名额,全都上山下乡;即将分配的68、69届毕业生,一律都去农村。以往得到照顾的烈属、军属、革干子女,甚至于身体有残疾的,也不例外,全覆盖。民间统称为“一片红”。也有人更直接了当地说是“一锅端”。

不久,市革委会又向全上海市民宣布,上海市的毕业生,人数实在太多,光是老三届,就积压了四、五十万,这么多的人,除了到市郊农村奉贤、崇明岛、大丰农场、黄山茶林场等近郊的之外,市革委会领导还专门联系了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安徽、江西、贵州、云南七个省区的农村和农场可作安置。另外,如毕业生祖籍家乡愿意接受知青的,也允许办理手续,称之为“自寻插队”。这就是为什么上海有很多人到宁波乡下插队的原因,上海有很多宁波籍人士。千万别小看了这自寻插队,我根据政府安排去插队的贵州省,去了上海知青一万余人,而自寻插队去往江苏农村的,有51000人,去往浙江农村的,有32000人。而在外省市,更有一个班一个班集体下去插队的报道。

里弄黑板报、报纸、广播、大小会议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人们正面强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保证社会主义的江山永不变色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

从此以后,所有的毕业生都要经过上山下乡的锻炼。同时也按那个年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惯例,到处刷出巨幅的标语口号:谁破坏上山下乡,谁就是现行反革命!生活中,确乎也有对此发过牢骚、说过怪话的人被批斗、游街、甚至于关牛棚的事例。

共和国历史上长达27年,有1800万青年参与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幕由此掀向高潮,到1969年底,文化大革命积压下来的老三届毕业生已安置完毕。光是上海上山下乡的,就有50多万。而在全国,则有500多万之巨。

本是国家和各级政府为安置城镇青年就业的应急措施,权宜之计,也由此而演变为政治运动,成为无产阶级“反修防修”、为革命事业培养千百万合格接班人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这一说法,直到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还有人在强调。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大有作为、还是有所作为、或是无所作为

在论述这一章节之前,我想先回亿一件往事:当我们坐了三天两夜硬板火车,又坐了整整一天的卡车,来到山寨插队落户,热心地扛着锄头出工参加农业劳动时,我们到来时热情地涌到寨子门口欢迎我们的农民们就纷纷问我们:“你们上海是不是粮食不够吃?要跑这么远的路来我们这里争粮?我们寨子上的口粮已经很紧张了。”

问得我们瞠目结舌,我们几个只得用上山下乡的革命大道理来回答他们。农民们当然是不相信的。

我相信农民们讲的是实话,他们涌到寨门口欢迎我们,是听毛主席的话,是出于真心。他们问出的话,也是真话,说出的是他们的真实感受。只不过是我们不理解罢了。

仅仅是在9 年之后,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现在是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四川一亿人,平均一人不到一亩地。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

八、九年前,当我第一次在《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154页上读到这段话时,首先回想起来的,就是前面我写下的情况。

农民不欢迎,其实就是农民不满意。

农民不满意,那么知识青年们满意吗?知识青年们也不满意。

一件事情,抱着不满意的心态去实践,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从这一实际情况出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究竟是大有作为,还是有所作为、无所作为,就能看得清清楚楚了。

在文化大革命10年中,有近1700万大中城市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每一次动员,每一次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成果,或者说是取得的伟大胜利,都要讲到知识青年们到了农村之后,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的事例。其中宣传得最多的,是这么几项光辉事迹:

一是知青们下乡以后,当了赤脚医生,背着药箱走村串寨,无私地为贫下中农及其子女送医、送药,看病、治病的事例。

二是知青们下乡以后,当上了民办或是耕读小学的老师,让久没有文化气息的乡村有了朗朗的读书声,农村里的孩子们离不开知青老师了;特别感人的是,由于这一类知青表现好,被农民们推荐出去当工人、读大学,娃娃们都舍不得知青离去,而知青也离不开这些朝夕相处的孩子,毅然决然地放弃回城、进大学的机会,留在了农村。

三是知青们在乡下,利用自已学到的知识,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他们为老乡引进了打面机,他们为没电的农村拉来了电线,他们配合有关部门,建起了小水电站,他们搞良种良法增加了产量,他们用课本上学到的气象知识,为农业生产服务,他们用科学方法养鸡、养鸭、养兔、嫁接果木、防止病虫害,他们无私地为贫下中农服务:理发啦、教老农识字啦、办政治夜校啦、成了畜牧员啦等等。

四是知青们到了乡下,由于表现好,劳动积极,被贫下中农们推选为记工员、保管员、会计,有的甚至还当上了生产队长,大队党支部委员、副书记之类的职务,一句话,当上了干部,发挥了一定作用。

五是知青们在乡村热情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在农闲时节通过访贫问苦,吃忆苦饭,遂而组建毛泽东思想小分队,走村串寨去演出样板戏,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和贫下中农们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辅导贫下中农书写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心得、体会,配合文化大革命中一个接一个层出不穷的大小运动,出好大批判专栏,写作大批判稿子,编一些快板书、说唱。即使过年的时候,也能坚守在农村,和贫下中农一起,过革命化的春节。这一条在当年往往总是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报道中放在最前面给以突出地位宣传的。

仔细地读过这些先进典型的事迹,会感觉大同小异,会发现最早下乡的那一批先进,和后来一批一批下去的先进事迹,都是差不多的。

当过知青的都知道,所有这些事迹,又都是经过过滤以后整理出来的。更主要的是,培养赤脚医生、民办教师、农技员、农科员、土电工这一类事情,外来的知青们不做,当地的回乡知青和农村青年也都能承担。

即使承认这一部份知青下乡以后大有作为,或者说有所作为,那也是少数。绝大部份知识青年,在实际生活中,又是怎么样的呢?

无论是在南方和北方,山区和平原,无论是男知青还是女知青,由城市来到乡村以后,第一位的仍然是生活本身,是过日子本身。口号喊得再响亮,豪言壮语再动听,到了农村,每天睁开眼醒来,都得洗脸刷牙备早饭,一天当中,吃、喝、拉、撒、睡,都和城里不一样。而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件事,也必须得知青个人一一安排好。有人要说了,你在城里生活,不照样有开门七件事嘛。是的,城里这些东西全是现成的,花钱就能买到。而在乡村,柴(煤炭)是要你自已去砍、去挖来的。米得挑着谷去机房打来的,而米机房呢,有的村庄有,有的村庄没有,有时候为打一挑米,就得挑着担子早晨出去晚上才能回来。油是买不到的,因为你是农村户口,吃油是靠收获了油菜籽自已压的。我插队落户10年,一共分到过三次油菜籽,其余年份,吃油就得靠上海带,而上海远在五千里之外哪。盐巴当然能买到,那也要等到赶场天,走十多里山路出去,才能买回来。至于酱和醋,比盐巴要难买一些,下伸店里有了,知青们互相之间是要当作喜讯奔走相告的。吃、喝、拉、撒、睡我就不一一细说了,只讲一个上厕所吧,别说每上一趟厕所女知青就提心吊胆,就是象我这样的男知青,都是在下乡以后第三年,才适应了乡村厕所的恶臭。这上厕所,什么人能避免?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细述这些情况,是因为这些情况都属婆婆妈妈,在报道知识青年情况时,是从来不见报的。却又是谁都绕不过去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为什么那些说过大话、讲过豪言壮语、喊过扎根农村一辈子的知青,最终都离开了农村的根本原因。说大了,是城乡差别,谁都知道。说小了,是人,谁不指望在最为普通的日常生活中过得方便一些,轻松一些,惬意一些。如果在每一件日常生活小事上都觉得格格不入、提心吊胆、甚为不适,那叫过的是什么日子。

故而,知识青年们下乡以后生活的艰辛和困难,是每个人下去以后必然遇到的题目。用当时话来说,首先要过好的,就是这个生活关。

生活关过不好,或者说勉强过,劳动关必然也过不好,只能得过且过。不是知青们天生就懒,而是知青们从严酷的生活中看不到希望。他们看到的是贫穷和落后,是繁重的劳动换来低廉的工分,是清汤寡水极易造成营养不良的伙食,是物质的极度匮乏,是重病以后遭受的折磨,是贫下中农身上,并没有多少真正值得学习的品质。不少知识青年在和我谈到下乡的经历时,经常给我提到毛主席的另外一段语录:“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确实,天天和农民们在一起劳动,在一个寨子里过日子,看到周围的贫下中农,同样也很落后、自私、愚昧。不少知青当年面对生活本身的现象,都认真地私底下进行过探讨,既然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为什么我们不去接受工人阶级的教育,而非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然这样的讨论只能在极小的范围内和知心的朋友展开,而且每一次都是讨论不出一个结果,不了了之。

时间长了,久居农村的知青们改天换地的斗志消失了,务农光荣的口号也叫不出来了,扎根一辈子对于他们来说已是一件畏惧的事。他们联想到自已的人生之路,看不到前途和希望,不知还要在农村这样的环境中呆多久,于是最初下乡时的狂热和虔诚逐渐被沮丧和消沉所代替,这种消沉里还包含着怀疑、困惑、不解。

更主要的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深入,社会上大刮“走后门之风”,从最初偷偷摸摸的走后门,找关系,发展到堂而皇之的开后门,没有后门办不成事。参军开后门,进工矿开后门,读书开后门,“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的顺口溜,传遍了全中国。以至疯狂的开后门现象逼得中共中央在1972年5月1日发出《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开后门”现象的通知》。这一现象不是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中共中央能在批林批孔批得那么热火朝天的时候专门发出通知吗?

但是,这个通知发出之后,开后门现象不但没有杜绝得了,相反后门风愈演愈烈,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在知识青年们的心目中,党和政府的威信急剧下降,腐败现象也由此开始公开,哪个再用豪言壮语说什么扎根、消灭三大差别之类的话,就会遭到公开的嘲笑和谩骂,一度神圣的理想从此崩溃,什么打倒帝修反,什么反修防修,原来都是在哄人骗人啊!我们不能再上当了。

记得,那一年我生活在偏远的山乡,一边在耕读小学教书,一边潜心写自已的小说。赶场回来的老乡都把听来的顺口溜讲给我听,说是现在这社会:大官是送上门,中官去开后门,小官满世界找后门,平头老百姓没头苍蝇找不到门。你这家伙连找也不出去找,憨乎乎地埋头在乡旮旯里写,非写出个疯子来不可。

一句顺口溜,都传到山也遥远、水也遥远、路途更为遥远的偏僻寨子里来了!

知识青年要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农民,总得要有个住处吧。和我一起上山下乡的知青,到了农村之后,绝大多数都居住在生产队的保管房和社员暂时腾出的房间里,几乎没几个队是建好新房的。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反映,有的知青干脆就在老乡家里、专门腾出的保管房里长期住下去了,还有的队确实也用干打垒的方式建了知青屋,但新建的房往往质量很差,潮气甚重,农民们说,一般来说,泥墙茅草屋,建好了总得晾很长一段时间,至少是一个季节,才能往里搬。我插队落户整整十年,起先是和知青们一起住破败的保管房,山洪把保管房冲倒以后,我就借住在老乡家里,长期住下去也不是办法啊,实在没地方住了,老乡就把土地庙砌上墙,按了一扇门,让我住进去。十年里,搬了七八次家,始终也没有一个安定的住处。我问过许多老知青,他们的情况和我大同小异,还说,也习惯了。问老乡,为什么总也不给我们建房呢,老乡笑着说:你们不都要走的嘛,建了干啥?

和房子一样牵涉到知青生存状态的,还有口粮问题,看病医疗费问题,探亲路费问题,知青的文化生活问题。

如果说,所有这些说来烦恼的问题构成的生活艰辛还能克服和忍受的话,那么,精神的压抑和邪恶势力的欺凌,往往使上山下乡的知青们感到痛苦得抬不起头来,酝成悲剧。《中国知青事典》一书中,记载了内蒙古兵团从1970年元月到1973年元月部份知识青年的死亡情况,21人中,除一人是因为步枪走火死亡之外,其余的全是自杀。有和班长吵架后自杀的,有因领导处理打架事宜不服自杀的,有被诬偷了五块钱自杀的,有悲观失望自杀的,有因散布不满言论自杀的。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至于不甘心枯燥乏味的农村生活,一心想干一番革命大事业的一部份云南知青,擅自出境跑去了缅甸,参加所谓的世界革命,人数虽不多,却也成为人们议论知青话题时少不了的一页。

反动的血统论对整整一代中国人的戕害,对一代知识青年的戕害,在我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中已有了充分的描绘。小说出版以后,特别是改编成电视剧播出以后,短短一两个月时间里,我收到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份1700多封来信,都不是和我这个作家谈文学、谈写作的,而是都在向我倾诉他们在文革中因为出身问题所受的冤屈的。仅从这一小个侧面,也能折射出身问题压死人的普遍性。在十年文革岁月里,什么事情不把出身放在第一。出身不好,对一个知青来说,就有永世不得翻身之感。每次招工、招生以后,总有出身不好的知青发出没有出头之路、不想活了的哀叹。至于因为出身不好,受到歧视,欺辱、冷落的事情,在知识青年们身上,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着。

更令人触目惊心、令全国人民震惊的,是女知青遭受的凌辱和奸污。几乎从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下乡第一年开始,就有女知青受辱的事件传开。下乡时间愈久,这一类的传闻就愈多。开头几年,这一类事情不过就是人们在私底下绘声绘色地传一传而已,还有不少人敢怒而不敢言。发展到1973年,因国务院、中央军委对此专门发下了(1973)104号文件,遭受凌辱和奸污女知青,可说是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和愤慨。

这一传达到基层的文件通报,身为黑龙江建设兵团16团团长的黄砚田、团参谋长的李耀东奸污、猥亵女知青达数十人,有的被黄奸污以后,又被李奸污。两人均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四川作家邓贤在他的纪实文学作品《中国知青梦》中,摘引了一份云南省知青工作简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江洪洲同志讲话(摘要)

……据不完全统计,前一段时间,兵团各单位捆绑吊打知青1000 多人,被奸污女知青200多人。

六营三连指导员左国生,长期奸污一上海女知青,另一个男知青唐 洁新试图揭发,被扣上“反军乱军”帽子,疯狂报复。

四师十八团。141个连以上单位

调整和反复: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正因为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发展到七十年代中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一轰而起、一涌而下涉及全国城乡千百万人的,其人数之多、范围之广、规模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空前绝后的,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中又有严重失误,故而造成劳民伤财,引发了种种不满,也损坏了上山下乡的名声。

一千几百万城市知识青年下到农村以后,很多涉及生计、生活、生存的根本问题,一起冒了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农村年分的逐渐增加,这些问题变得越来越现实,而且更深层次的一些问题,也在慢慢显现。诸如扎根农村和知青婚姻的关系,一小部份先进知青的表现迟疑和犹豫。

扎根农村干革命,艰苦奋斗六十年!曾经是上山下乡知青的口号,我插队寨子的泥墙上,就在我们抵达山寨的那一天书写着这么一条大幅标语。可见这是当年极力提倡的。而晚恋、晚婚、晚育,更是我们这一代人中一个敏感的话题。初初下乡时,如果过早地谈情说爱,是要遭受众人非议甚至于遭到攻击和批判教育的。但是,要鼓励知青扎根,在农村生活一辈子,不能让人家都当和尚尼姑。就要允许知青恋爱、结婚。一旦允许恋爱结婚,正值青春年华的知青们,很快就激起了爱情的浪花,从无性或羞于谈性,发展到乱性,仿佛只是一步之遥的事情,有的知青还很快地产生了爱情的结晶。这就迫使一些知青要成家。而真要成家立业,一系列更为现实的问题也就随之产生了。

扎根和知青婚姻的矛盾,也就摆在了面前。

一些刚下乡头两年表现积极的先进知青,在日复一日的劳动中,其政治热情也在逐渐减弱。一来你表现的过份积极,周围的大多数知青都会觉得你是在做假,为大多数人反感。二来你既然喜欢唱高调,那么你就处处带头好了,真正地扎下根来好了。而大多数先进知青,之所以表现积极,心底深处是想早一天离开农村,真要他把一生扎在农村,他是做不到的。

就这样,站在泥巴地上看世界的知识青年们,从他们切身的现实体会中,开始了反思,感觉到了迷茫、傍徨。再加上我在上一节中已经写到的住房问题、口粮问题、看病问题,还有长时间的没有肉、没有油吃的问题,女知青的例假问题等等。

所有的问题堆积起来,有了共性,故而天南海北的知青碰在一起,也就有了共同语言。后来的知青文学之所以会引起那么多共鸣、掀起热潮,就和这一代人命运相同,遭遇到的情况相似有关系。

其实,这些问题从一下乡开始就普遍存在了。但是,这些问题得到反映,得到充分的重视并试图采取措施解决,或者是说文化大革命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政策大调整,恢复理智地看待这件事,则是远在大规模上山下乡的第五个年头。也就是1973年。

这一年,福建省出了一个李庆霖。他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客观反映了自已的儿子下乡遇到的困境和难处,他写到的困难,无非就是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一些事情,比如口粮不够吃、劳动以后不分红,也就没有零用钱,没钱买衣裳、没钱理发、没处住、有了病没钱看医生,信的后半部份,还集中谈到了福建莆田县那个小地方开后门现象的极端严重。最后并称他是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大胆写出这一封信“告御状”的。

这封信的内容,连同毛主席给他的复信,是在1973年的盛夏时节,传达到我所生活的偏远山乡的。

我还清楚地记得知识青年们在听过传达之后奔走相告的喜悦情形。毛主席的复信原文如下:

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

1973年4月25日

一时间,聊补无米之炊,容当统筹解决。这12 个字,成了知识青年们见面就要提及的话题。似乎我们的命运,知识青年们的未来,全由后面那六个字来决定了。大家把这封信翻来复去地读了一遍又一遍,对此议论纷纷,啊,啊,原来知青们没饭吃,没钱花,毛主席是知道的,要不他怎么会寄300元钱给李庆霖,要不他怎么会说无米之炊,要不他怎会说统筹解决,他说了要解决,那就是肯定要解决了。

报纸上刊登,李庆霖因卷入“四人帮”的漩涡,于1977年1月被逮捕入狱。但是,从那个年头走过来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们,仍还记得当年那个给毛主席写信的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的教员李庆霖,是他的信,引发了知青政策的大调整。

1998年2月,我的朋友,武汉知青作家刘晓航,找到福建莆田市仓后街居仁巷一座百年老宅,采访李庆霖老先生,问他对当年写信一事后不后悔。他回答:“我不后悔。”他家中至今保存着趴在上面给毛主席写信时的竹桌,毛主席寄给他的三百元钱,至今也还存在凤山街储蓄所里。

没有人知道李庆霖这样一个小人物是怎么样把信寄到毛主席手里的,有的知青史中就直接了当地说,“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我前面引用过的《光荣与梦想》一书则说是:“不知是什么原因到达了毛主席那里。”美国作家托马斯伯恩斯坦所著的《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一书中,则连这件事提也没提,显然是一个缺憾。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一书的119页,则对这一细节作了披露:“据李庆霖说,他担心这封信无法送到毛主席手里,想起当时给毛主席当翻译的王海容经常能见到毛主席,就给王海容写了一封信,请她直接交到毛主席手里。编写此书时,编者曾访问王海容同志,证实了这一经过。”

从知青们当年的直觉来说,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回信成了推动和调整文革中知青运动的转机。而细细地分析一下文化大革命在当时的形势,也许更能看出问题的实质。

毛主席回李庆霖的信,传达到全国人民中间,是1973年夏天的事,但是李庆霖写这封信,则是1972年12月20日。从那个年头过来的人谁都知道,在这前一年,中国发生了林彪事件,正是在1972年,随着林彪的出逃而被揭发公布的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中,赫然写着:“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纪要传达以后,知青们也曾对这一条进行过辩论、争执、反思,有过混乱不解和痛苦。毛主席曾为林彪的叛逃引起震动,文化革命总的政策已经开始有了变化调整,最为全国人民瞩目的,就是1973年3月,邓小平回到北京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回信,至少表明了他对知青工作的重视、了解、以及不满。“全国此类事甚多”虽是短短七个字,说明他对知青的现状是知道的,而此类涉及吃饭、住房、看病、开后门的事,并不是象平时报喜不报忧的报纸上登的“光彩事情。”是要统筹解决的问题。

故而受到极左思潮严重影响的上山下乡运动,由此进入了一个大调整的时期。

4月27日,周恩来总理召集了专门会议,解决知青问题。周恩来说:“不能再让主席操心”。会议对知青的安置经费问题、口粮问题、婚姻问题、成份问题、布局问题、表彰先进知青问题、知青的学习教育问题、打击坏人杀一儆百问题、加强管理问题都作了研究,部署改变一些极左的不合理的做法,采取一系列合情合理的新措施。

我在前一章节中提到的对奸污女知青的家伙执行枪决的事件,就是在打击坏人杀一儆百这一议题中定下来的。叶剑英在这一次会议上态度鲜明地说:“杀一儆百,杀一儆千。”

有研究文革知青史的文章称,文革中的知青运动有过两次高潮,其所谓第二次高潮,就是指这一次知青政策大调整以后,引发的又一轮知青们的上山下乡。

但从所有上山下乡知青们的感觉来说,从全国人民以及老百姓家庭中的感受来说,这以后虽然仍在鼓动知青上山下乡,也仍有不少知青上山下乡,但无论其规模和影响,这所谓的第二次热潮,都远不能和1969年狂飚般的那一次相比了。而且很多人都看得清清楚楚,这第二波的鼓动者,更多的是作用在政治方面。

在这一波重新掀起的热流中,推出的第一个先进典型是白卷英雄张铁生,报纸、广播及所有的宣传机器里虽然鼓噪的凶,但就在拼命鼓噪的同时,普通老百姓特别是知识青年们,总有不同的观点和声音发出来,他们或用写信、或以三五知已的议论,表示自已不敢苟同。遂而又接二连三地推出了上海知青朱克家、造父亲反的柴春泽等等知青模范人物,但是人们几乎又同时发现,这些被推出来的所谓英雄人物,往往都伴随着突击的入党、提干、突击进入人民代表大会当代表的经历,也就更多地把他们视为政治人物看待了。

而另一方面,仍然生活在农村的知识青年,随着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评论《水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个接一个地展开,除了极少部分想表现积极的之外,大多数知青已对此厌倦至极。在他们中间,一场悄悄地不事张扬却又心照不宣的“搞病退”的风潮在滚动。既然不能通过仍在继续泛滥的后门进入大学、进入军营、上调进工厂,那么我有病想回家去治病总是一个理由吧。特别是当看见有的知青真的把“病退”搞成了,从这里也能找到一条回城之路,其他人为什么不能同样仿照一下呢。于是乎,回城有术的病退,一时间成为知青们在一起议论的热门话题。在湖北省这件事被称作“病转”,叫法不一样,其实质却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回城。武汉女知青高志远,在2000年4 月专门以此为题材,写作了一本长篇小说《回城之路》。

知青政策的大调整也好,开后门离开农村也好,想方设法地参军、入学、进工矿也好,病退也好,都在证实一条千百年流传下来的自然规律:水往底处流,人往高处走。

“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给我们带来的几点思索

一度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画上句号以后,有的人说,那是不堪回首的往事。有的人说,文革是要否定的,但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能否定,青春无悔。有的人说,怪就要怪我们国家人太多了。有的人说,这无非是个就业问题。就业问题解决好了,今后就不用下乡了。有的人说,回忆往事,那些年月还是有值得留恋与美好的东西。有的人说,美好,那你再美好去啊,你怎么不去?有的人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的问题。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来看待中国大地上发生在特殊年代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呢?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上山下乡运动结束20年了,那么,我们回过头去看一看,当年参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人们,还有多少现在还留在农村的呢?留在农村里的,又是哪些人呢?

现在尚留在农村里的知青,是有的,而且是知青中的极少部份。但是留在农村的这极少部份知青,决不是当年高喊扎根农村一辈子的那些人,也不是我们的报纸和广播、电视使劲地宣传过的那些人,更不是当初也曾大有作为或有所作为的一批人,他们往往是知青中的弱者。近几年的报纸上,广播里,电视中,时有对这些人的报道和关注。他们之所以还留在农村,有的是因为疾病,有的是因为婚姻,有的是因为当时的良心,有的是因为城市中包括大上海已没有了家。无论他们的个人命运怎么样,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是生活中的失意者。有的出现在镜头中,还让人感觉十分衰老和可怜。可能是因为我所从事的职业以及个人也曾是知青的原因,我还收到过不少他们的信。

每次展读他们的来信,给我最强烈的一个感受是,他们的青春,在知青岁月里荒废了。

荒废了青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荒废了人生。

一个社会要前进,总要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总是需要探索或开拓,需要寻求新的途径和方式的。但是在向整个社会推出这种途径和方式时,特别是要让千百万人参加实践时,一定要慎之又慎,一定要在局部地区经过科学的试验取得经验之后再逐步向社会推广。万万不能让千百万人在一夜之间狂热地投身于实践,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地上,进行一场中国式的社会大试验。这样试验的结果,必然会导致象文革中的知青运动一样,留下无尽的遗憾。

是的,我是一个作家,从一个知青来说,我是幸运的。我们国家还有一个知青作家群。

但是,我也同样不无遗憾地看到,在我的同时代知青中,虽然其中不少人回城以后同样挤进了大学,拿到了大学毕业的文凭,似乎是补上了一课,但是,在我们这整整一代人中,却很少涌现杰出的科学家,为全国人民所知的大化学家、物理学家、医学家、学者等等。

这是什么原因呢?

很简单,那就是苦难艰辛的生活可以造就作家。而科学家,则是需要循序渐进的学习、充分地打好基本功才能造就的。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大规模的轰然而起一涌而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给我们国家造成了一代人中的知识断层,1700万青年人都没进学校深造,而是去了广阔天地炼红心,修地球,国家要少培养多多少少人材,各行各业要少多少尖子,少多少发明创造。从整体和全局来说,整个国家的人才断层,使得我们的经济滞后,技术在原地踏步,其结果只能是拉大我们和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

在长达十年的插队落户生涯里,因为探亲和改稿,我一共回过四次上海。实事求是地说,这四次是不能算多的。可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次又一次坐长途火车的经历,每一趟旅途,从买车票开始,就尤如进入临战状态,而每次上车,就象是一场战斗。直到坐上了火车,呆在座位上,抬起头来,整节车厢里,过道上,座位旁,车厢接头处,到处都是人。其中不少是逃票、躲票的。难怪啊,1700万知青,冬腊月农闲时节要回城市去探亲,三四月份农忙了又要到农村抓春耕。其他的不说,光是火车拖着这么多的人来回跑,要浪费多多少少的运力啊。从文化大革命十年中过来的人,谁不曾对列车的晚点有过深刻的印像。运力紧张,运力紧张,在十年里一直是个热门话题。算一算经济帐,这里头给国家造成的损失该有多少?

人为地制造家庭的分离,每一个知青都有父母双亲,每一个知青又都有兄弟姐妹,1700万知识青年,直接涉及到的老老少少,有近一亿人。一个知青远离城市、远离家庭,牵挂着他(她)的,往往是一大家子人。特别是逢年过节,如果知青尚呆在农村没回来,“每逢佳节倍思亲”,一大家子人的年节就过不好。家中老人就会念叨着要给孩子寄吃的、寄穿的,人为地给每一个家庭造成负担。而无数家庭的不安,就会造成对整个社会的不满。

给一代青年的个人生活带来诸多不幸的同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的“走后门”现象,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正如很多人说过的一样,走后门现象源于“文革”。买好一点的商品要走后门,开一个证明要走后门,找一个医生要走后门……但所有的走后门现象,都没有表现在知识青年抽调上的走后门引起社会的强烈反感,作家蒋魏在他的报告文学作品《蓦然回首》中写道:“从1971年开始,一些被三结合进革命委员会的老革命兴高采烈开始执掌一把手的权柄,他们的子女随即兴高彩烈扑打着翅膀纷纷从乡间飞走了。党的威信在人民和青年中间的急剧下降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引起广泛不满的腐败现象也由此发端)千百万知青大军仿佛一下子清醒过来,原来如此啊——军心从此涣散,理想从此崩溃,虚幻的反修大业失去了迷彩……”一时间,参军要开后门,招工要开后门,上大学更要开后门。文革中在知识青年命运悠关的“三招”中,走后门成风,在全国广大老百姓民心方面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对整整一代知识青年的影响更是灾难性的。这种影响,加上林彪事件本身给全国人民的惊醒,一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完全消失。

有的知青给我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带去了文化科技知识,带去了城市里的生活观念和卫生习惯,也带去了多少先进的东西,客观上影响了农村人的价值观念。还有的知青举例对我说,农民们看到他们脚上穿的尼龙袜子,看到他们带下乡去的塑料桶,是如何的欢欣鼓舞,如何开拓了眼界。我认为他们说的是实情,我本人甚至也有过类似的感受,但必须看到,所有这些细节,今天的农民们完全都能在电视上看得到。而在当年,千百万知青大呼隆地上山下乡,农村本身也没有做好准备,我前面写到的知青没房住,不是农民们故意不盖房、不听毛主席话,而是他们也觉得,这些外来青年,是来争粮食、争工分、争土地的。他们从心底里觉得,这些人早晚是要走的。

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社会上大部份人归纳为“四个不满意,”即: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这几个不满意,造成了社会舆论的普遍不满,客观上也为文革结束以后知识青年的大返城奠定了舆论的基础。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曾经把高调唱得震天云霄的千百万知识青年,会象大海退潮一般统通返回到城市。

根据国务院知青办的统计,到文革结束以后的1976年底,尚留在农村的知青还有809万人。而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经历了“大返城”,留在农村的知识青年,已是极少数人。

社会上普遍的感觉是,大返城之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告结束。对比当初的轰轰烈烈,宣告结束未免显得冷冷清清。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适时地宣告结束,甚至连宣告也不宣告,恰恰是顺乎民心、民情、民意的。

而知识青年问题的彻底解决,则是上山下乡结束好几年以后的事情。这是下一篇论文的题目了。

叶辛(1949~),1969年赴贵州山乡插队10年,后在贵州省作协工作近11年,其间担任省作协副主席、《山花》杂志主编。1990年回到上海。现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人大常委、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1977年发表处女作《高高的苗岭》。著有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家教》、《孽债》、《三年五载》、《华都》、《缠溪之恋》等。另有“叶辛代表作系列”3卷本;《当代名家精品》6卷本;《叶辛文集》10卷本;《叶辛知青作品总集》7卷本;“叶辛新世纪文萃”3卷本等。短篇小说《塌方》获国际青年优秀作品一等奖;长篇小说《孽债》获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由本人根据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家教》、《孽债》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分别荣获全国优秀电视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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