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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中共,  毛泽东要王海容、唐闻生回

  邓小平成了江青的“眼中钉”

  陪同毛泽东十六次会晤外国首脑

  与邓小平对着干

10月18日夜,在钓鱼台十七号楼,江青又约见了王海容、唐闻生,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刚从长沙回来的王洪文在侧。  江青知道,丹麦首相后天飞往长沙时,将由王海容、唐闻生陪同。她要王海容、唐闻生作为“直线电话”,再为她向毛泽东传话。  1980年11月26日上午,特别法庭审问王洪文的记录中有这么一段:  问:“你从长沙回到北京以后,都向谁传达了去长沙的情况?”  答:“回来后即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讲了去长沙的情况。在传达过程中,江青又通知了王海容和唐闻生来参加。”  王洪文还说,他去长沙,“实际上是阻挠邓小平出来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江青要王海容、唐闻生转告毛泽东:“国务院的领导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联,周恩来在医院并不真正养病,邓小平和周恩来、叶剑英他们都是一起的,周是后台。……”

  就在周恩来病势渐重之际,邓小平重新崛起,分担了周恩来的重任,成了“周恩来第二”,成了江青新的政敌。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林彪自我爆炸整整两周年的日子,王洪文与毛泽东的合影,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

  十月四日晚上,作为“四人帮”之一的王洪文,当即从中南海打电话到钓鱼台把张玉凤的电话内容,转告了“帮”中的另外三个人。

  王海容、唐闻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翌日——19日,便向周恩来原原本本作了汇报。  20日,丹麦首相哈特林夫妇从北京飞往长沙,王海容、唐闻生同行。  接待外宾毕,王海容、唐闻生留了下来。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也转告了江青的话。  毛泽东要王海容、唐闻生回北京转告周恩来、王洪文:  “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还要王海容、唐闻生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江青在17日发起挑战,在18日、20日连遭失败——不论是王洪文回来,还是王海容、唐闻生回来,都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坚决支持。   就在这时候,江青又遭到一次打击:  钓鱼台十八号楼是接待外国元首的国宾楼。1972年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从各地选来了一些丹青大师的国画,悬挂在楼里,单调的墙面有了清新高雅的点缀,显得生动活泼多了。江青经常出入十八号楼,那些大幅山水画和精致的花鸟小品,江青不会视而不见,也决不会轻易赏心悦目,不挑毛病的。不久前她还为江苏老画家陈大羽画的一只公鸡大动肝火,这幅画成了她大批黑画的导火线。江青的举动搞得悬挂国画的几家大宾馆惶惶不可终日,画家们如大祸临头。  终于,厄运降临到十八号楼的国画上。  10月间,江青突然要摄影记者杜修贤为她放大摄影作品。摄影师按照影展的规格,放大了七十八张不同尺寸的照片,并且根据以前的规定收取了江青一千零五元的制作费。因为影展除了有一笔门票收入外,各报刊都要选用照片,还要支付作者稿费,所以江青

  邓小平在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开始成为周恩来的副手。

  《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地位,刊登了新华社九月十二日所发出的电讯《毛泽东主席会见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电讯提到了当选才十几天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这是王洪文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重大的外交活动。

  过了好几天,王洪文才把毛泽东的意见,告诉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周恩来。

  只是由于他复出不久,邓小平在中共“十大”只是成为中共中央委员。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未能进入政治局。

  电讯全文如下:

  张春桥擦得锃亮的黑皮鞋,在钓鱼台宾馆的红色地毯上来来回回踱着。从张玉凤那里传来的那一句话,击碎了他的总理梦。在当时的中国,毛泽东的话仍具有“一句顶一万句”的威力。毛泽东说“邓”,那就不可能是“张”。一旦邓小平正式出作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那张春桥就只能屈居邓小平之下。想到当年指挥蒯大富,调动几万红卫兵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声震北京城,如今却要听命于邓小平,张春桥的肺都快要气炸了!

  中共“十大”结束才三个多月,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新华社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二日讯)

  幸亏,毛泽东的意见,还只是在电话里说说,没有正式形成文件。倘若能够使毛泽东改变主意,那还可以挽回此事……

  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出任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毛泽东说:“邓小平是回政治局——他原先就是政治局委员。这次,是政治局请他回来,不是我一个人请他回来。”

  毛泽东主席九月十二日下午五时会见了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双方在无拘束的气氛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丹麦首相哈特林即将访华,定于十月十八日到达北京。这与中国内政不相干的外事消息,使张春桥踱方步的速度加快了:哈特林要求会见毛泽东,而毛泽东在长沙疗养,哈特林必须从北京前往长沙。负责接待哈特林来访的,是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邓将陪同哈特林前往长沙。显然,毛泽东除了会见哈特林之外,会与邓小平一起研究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人事安排。

  这是因为毛泽东事先跟周恩来等商议,得到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同意、支持。

  法国外交国务秘书让·德利普科夫斯基参加了这次会见。

  事不宜迟。必须抢在邓小平之前,改变毛泽东的主意……

  于是,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遵照毛泽东主席提议,中央决定:

  贵宾们由周恩来总理陪同来到毛主席住处,首先在门口受到王洪文副主席的接待。

  十月十七日深夜,钓鱼台十七号楼,“四人帮”一个不缺,在江青那里聚集。

  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毛主席、蓬皮杜总统见面时,双方长时间地握手。毛主席对蓬皮杜总统前来我国访问,表示热烈欢迎。蓬皮杜总统说:我为有机会同你见面,感到非常荣幸,因为你使世界改变了面貌。他还转达了戴高乐将军生前怀有的同毛主席会见的愿望。

  江青召开紧急“帮会”。

  这样,邓小平复出后,迈上了第二个台阶:由国务院副总理,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长。在党、政、军三方面,邓小平都担任了重要职务。

  毛主席在随后的谈话中回顾说,十年前在戴高乐将军的推动下,法国在西欧国家中第一个同中国建立了完全的外交关系。他请蓬皮杜总统回国以后向所有他见过的法国朋友问候。

  “我们四个人之中,洪文去长沙一趟最合适。”江青说道。其实,这主意,张春桥早已与江青通过气,是张春桥出的。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邓小平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物。他出现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讲坛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阐述外交政策,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这是邓小平复出后,在国际上公开亮相。

  会见时在座的有王海容、唐闻生、齐宗华、罗旭。

  “军师”是在来回踱方步之中,作出这一计谋的:要改变毛泽东的主意,必须派人火速赶往长沙,弹劾邓小平。在“四人帮”之中,江青去长沙显然不合适,毛泽东已经警告过“不要由你组阁”;由“军师”出马,更不合适。因为与邓小平争夺第一副总理的,便是“军师”其人。“军师”亲自出面,显得太露骨了;由姚文元去,此事不属宣传工作范畴,也不合适,唯有王洪文是最恰当的人选。毛泽东委托他在京主持中央工作,他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工作,合情合理。何况,把王洪文推出去当“马前卒”,即使倒霉,也是王洪文挨骂。对于张春桥来说,王洪文虽是政治伙伴,可是心里对这位副主席也嫉妒之极。私下里,他曾对姚文元说过愤愤的话:“王洪文凭什么主持中央工作?他算老几?”

  此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派谁前往联合国时,江青激烈地反对邓小平去。

  《人民日报》刊登了中法首脑会晤时的照片。在中南海,毛泽东那间堆满古书的书房里,毛泽东、蓬皮杜居中,两侧为周恩来、王洪文。这样的外事安排,最清楚不过地向全世界表明了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

  毕竞王洪文大嫩,敌不过张春桥这“老姜”,居然连连点头,答应前往长沙。

  这样,毛泽东在写了那封“不见还好些”的信后第七天——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不得不再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这一时期,毛泽东总是在中南海他的书房里会见外宾。美国作家斯诺与毛泽东的长谈,也是在这间书房里进行。斯诺一九七一年第四期美国《生活》杂志上曾这样描述过:

  他蒙在鼓中,以为是江青提议要他去长沙,殊不知这是“军师”借江青之口说出来的话。

  江青:

  “毛宽敞的书房里四面都是书架,书架上摆满了数以百计的中文书籍,其中也有少量的外文书籍。许多书中插着注有解释的、作书签用的纸条。大写字桌上高高地堆着报刊和手稿。这是正在从事写作的作家的工作室。通过宽敞的窗户,可以瞥见园景,据说主席亲自在园子里种植蔬菜和试种庄稼。……”

  王洪文够“辛苦”的。翌日——十月十八日,一早坐飞机飞往长沙,当天晚上又飞回北京。

  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

  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初,王洪文进进出出于毛泽东的书房,一次又一次参加会见外国首脑。毛泽东确实把这个年轻人当作助手培养,寄予了厚望。毛泽东让王洪文与外国首脑见面,让他出现在照相机、电影摄影机、电视摄象机镜头前,树立他的威信,便于他接班,每一次参加会见外国首脑,都是对王洪文的一次大宣传;他的名字出现在众多的电讯上,他和毛泽东、周恩来、外国首脑的合影,印在中国的大报小报上,印在世界各国的报刊上。

  惯于长夜工作、上午睡觉的毛泽东,在长沙仍然如此。在下午,毛泽东听取了王洪文的汇报,无非是说“邓小个反对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一听,就听出这话来自江青那里,因为江青已经不只一次向他告过邓小平的状。从王洪文嘴里讲出来的话,差不多就是江青的话的翻版。

  毛泽东

  “Wang Hong—wen”,随着新闻媒介的传播,原本不名一文,如今在全世界享有颇高知名度:

  王洪文从毛泽东那里得到的,是一番严厉的告诫:“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三月二十七日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三日下午,毛泽东会见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副总统侯赛因·沙菲,进行两小时的交谈。在座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兴冲冲坐着飞机来,气鼓鼓乘着飞机去。当王洪文还在天上,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已在北京钓鱼台伸长了脖子,等候“好消息”……

  见了毛泽东此信,江青不得不收敛了。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三日下午,毛泽东会见加拿大总理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总理。参加会见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在中南海的书房里,特鲁多总理坐在毛泽东的和王洪文之间,周恩来反而被安排在一个角落里,他和毛泽东之间坐着外交部部长助理、毛泽东的侄孙女王海容。

  张春桥这“狗头军师”,完全失算了。两天之后——十月二十日,深深被“四人帮”所激怒了的毛泽东,干脆,托陪着丹麦首相前来长沙的王海容、唐闻生转告周恩来、王洪文:“提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邓小平从联合国回来后,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更为活跃了。他陪同周恩来,接待了一位又一位外国国家元首的来访。毛泽东会见外宾,邓小平也总是在侧。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澳大利亚总理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陪同会见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张春桥得讯,如同跌入深谷,连喊糟糕。他往沙发上一倒,闭上双眼,久久地说不出一句话来……

  周恩来住院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由王洪文主持,国务院工作由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由叶剑英主持,形成新的党、政、军“三足鼎立”的局面。

  五天之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七日,毛泽东会见塞拉勒窝内共和国总统史蒂文斯。坐在毛泽东两旁的还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两个月后——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从病榻上挣扎起来,坐飞机前往长沙,会见毛泽东。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的八十一寿辰。那天晚上,两位当代中国的巨人,谈到深夜,一起切磋着党、政、军人事安排。共同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中国政治风云的两位战友,都明显地觉得彼此老了。从一九四九年起,毛的中共主席,周的政务院(国务院)总理,一个擅长理论思维,一个细心处理各种政务。虽然从建国初年的高岗想抢当总理,直至林彪驾机外叛,中国政坛充满火药味儿,不停地发生着这个事件那个运动,而毛、周合作关系一直是稳定的。尽管两人气质相差甚远,毛泽东是属于诗人加哲学家这一类型的,周恩来则是无与伦比的国家行政管理大师。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他的《领袖们》一书中,最为形象而又最为恰当地评价了毛、周关系:“中国革命没有毛,就决不会点燃起火来。没有周,它就会烧光,只剩下灰烬。”

  不过,王洪文虽是党的副主席,职务高于邓小平,可是论政治经验、工作能力、理论水平,他怎能跟邓小平匹敌?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当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陛下和皇后时,王洪文和周恩来在座。这时的王洪文,坐在那格子布沙发上,已不象最初几次那般拘谨,正襟危坐,毕恭毕敬,而是翘着二郎腿,斜倚在那里。

  与周恩来在长沙会面时的毛泽东,头脑的温度比一九六六年发动“文革”时要低得多。已经进行了八年多的“文革”,再不是林彪在一九六七年所说的那样:

  另外,邓小平的个性明显不同于周恩来。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对邓小平的评价是“敢于发表意见,任何时候都不追求时髦口号”;“邓小平不是周恩来,他的作风不同。周恩来注意策略,使自己能够停留在水面上,但不能改变激流的主要方向。邓小平却不顺从这股激流,而是马上筑坝堵住洪水。”

  在一九七三年,王洪文参加了这样六次高级首脑会见。在外国记者的眼里,王洪文也就成了中国的首脑人物。一位英国记者写道:“三十八岁的上海造反领袖王洪文,已明白无疑地成为毛的继承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后每一次会见外国首脑,坐在他的两侧总是周和王。周已七十五岁,是毛的同辈战友。因此,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未来的中国,是王洪文的中国。毛显然已经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训,不再把接班人的名字写入中共党章。但是,毛仍明确地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因为毛毕竟已是八十老翁,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毛在生前指定接班人,为的是在他突然亡故时,可以使人口众多、派系纷争激烈的中国,有一个众所公认的领袖,避免中国的内战和混乱。……”

  “文革”的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虽然周恩来的身体消瘦了一圈,抱病而来,但他意识到这是一次安排中国未来命运的会谈。毛泽东呢,也意识到周恩来的意见是至关重要的。

  周恩来对邓小平无限信赖。当年,在勤工俭学时,周恩来便与邓小平在巴黎相识。半个世纪的友谊,彼此亲密无间。正因为这样,邓小平在一九八○年八月回答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三○七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这位英国记者是有眼力的,说出了毛泽东没有说出的潜台词。

  周恩来再一次推举了邓小平。毛泽东表示赞同,说了那句众所周知的对邓小平的评语:“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

  虽然周恩来不得不躺在病榻上,邓小平却在政治局里成了新的“周恩来”,而且他不顺从江青的那股“激流”。于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又构成新的冲突_方是邓小平,另一方是江青——江青联合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

  一九七四年上半年,毛泽东依然采用“毛、周、王”的阵营,十次会见外国首脑:

  十二月二十八日,周恩来飞回北京。毛、周会谈的结果,在几天之后,就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政局:

  邓小平成了江青的“眼中钉”!

  一月五日上午,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二月二十二日下午,会见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肯尼思·戴维·卡翁达博士;二月二十五日,会见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胡阿里·布迈丁;

  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毛泽东警告“上海帮”

  三月二十五日下午,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朱利叶斯·克·尼雷尔;四月二日,会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及副首相兼国防大臣、人民武装力量总司令乔森潘;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虽说江青已经几度遭到毛泽东的批评,她依然我行我素。

  五月七日上午,会见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五月十一日晚,会见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布托;五月十八日,会见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五月二十五日,会见英国首相希思;

  一九七五年一月中旬,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以朱德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

  她以个人名义,给各处写信,送“批林批孔”材料。名曰“放火烧荒”。

  五月二十九日下午,会见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

  在张春桥的眼里,一月原本是吉利的日子。八年前,他正是在“一月革命”中夺得上海的党政大权;万万想不到,八年之后的一月,他却惨遭败北。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五日,江青召见“梁效”、“唐晓文”写作组。她“启发”

  这样的“毛、周、王”模式,在会见外国首脑人物时,总共进行了十六次。

  “四人帮”的如意算盘,被毛泽东一语道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道:“现在的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现在有没有儒?有很大的儒!不然,不会搞这样大的运动。”

  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就在会见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之后,周恩来病重,不得不住入北京医院。他在五月十九日、二十三日、二十五日曾三次发生缺氧病状,大夫劝他必须入院动手术。从此,周恩来总是在北京医院会见外宾。

  江青的主席梦破碎了。

  六月十七日至二十八日,江青跑到天津煽风点火。她在天津一次次发表讲话,不时提及“揪现代大儒”,鼓吹:“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

  一九七四年七月五日,报上刊登周恩来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和夫人时,首次披露了会见地点是北京医院。周恩来病重的消息,在全世界引起了震动。

  王洪义的委员长梦破碎了。

  江青所说的“现代大儒”、“党内的大儒”,不言而喻,指的是周恩来。

  毛泽东也许久没有露面。一九七四年九月四日,毛泽东在书房会见多哥总统埃亚德马时,坐在毛泽东之侧的,不再是王洪文,而是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

  张春桥的总理梦破碎了。

  七月五日起,“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贯彻江青的意图:

  从此之后,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再也没有要“王副主席”参加!

  从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至一月十八日,短短十三天之内,毛泽东和周恩来把中国的党、政、军大权,全都交给了邓小平。

  吹“女皇”,批“宰相”,批“现代大儒”。

  是王洪文外出了吗?不,王洪文在北京。

  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不再是王洪文了,而是邓小平。

  毛泽东在一九七四年春,开始患老年性白内障。他的视力明显减弱了,他却默默忍受着。他的病情,只有负责毛泽东医疗组工作的周恩来、汪东兴知道。那时,连江青都不知道。

  毛泽东有意疏远了王洪文,使王洪文的接班人的形象逐渐变得模糊起来。用外国记者的话来说,“王洪文失宠了”:

  邓小平是个敢说敢做的人。他一上台,就开始大刀阔斧的整顿、所谓整顿,也就是整顿“文革”。只消翻开《邓小平文选》,他的一连串的整顿,都清清楚楚印在上面:

  七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召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打破惯例,亲自出席了会议,这意味着会议异乎寻常。

  九月十日,毛泽东会见尼日利亚联邦军政府首脑戈翁将军,在座的是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

  《军队要整顿》(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一九七五年三月五日);《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一九七五年七月四日);《军队整顿的任务》(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各方面都要整顿》(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十月四日);邓小平在整顿党、整顿军队、整顿工业、整顿农业、调整文艺政策——用他的话来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大约文艺界乃江青的一块“宝地”,邓小平用一个好听一点的词儿曰“调整”,其中也有一个“整”字。

  会议开始不久,毛泽东当着那么多在京政治局委员的面,批评江青——在此之前,毛泽东只在写给江青的信中批评她,给她留了“面子”。

  九月十九日上午,毛泽东会见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达达赫,陪同会见的是邓小平。

  如果让邓小平这么个全面整顿下去,就会把“文革”整掉,把“四人帮”整掉。

  毛泽东说道:

  十月五日,毛泽东会见加蓬共和国总统邦戈,在座的还是邓小平。

  在宦途上颠颠簸簸,历尽艰险的张春桥,用双手托着腮帮,愁眉紧锁。

  “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

  十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会见丹麦王国首相哈特林,在座的居然仍是邓小平。

  他在思索着反攻的策略……

  显而易见,毛泽东事先听到了别人对江青的意见。

  毛泽东从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凌晨,由汪东兴陪同,乘火车抵达长沙,在那里竟住了一百一十四天,直至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才返回北京。

  “张春桥思想”

  毛泽东又说:

  在长沙期间,毛泽东六次会晤外国首脑。继会见丹麦首相之后,那五次会见,也始终没有王洪文的份:

  姚义元是个“写家”,往日三天两头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自从成为“中央首长”

  “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你那个工厂不要了吧。”

  十一月六日晚,毛泽东在长沙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兼外长威廉斯博士,李先念陪同;

  之后,虽然成为中国的舆论总管,但是“人贵言寡”,在报纸上几乎见不到署名姚文元的文章厂。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之后,所能见到的,只有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发表的《在首都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之类文章。

  见毛泽东这么说,江青只得表态:“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

  十一月十二日下午,毛泽东会晤也门民主共和国主席鲁巴伊,邓小平陪同;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会见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由邓小平陪同;一九七五年一月,毛泽东在长沙会晤马耳他和联邦德国贵宾,陪同者仍为邓小平或李先念。

  张春桥呢?十六岁就接二连三地发表文章,而“文革”之中见诸于公开出版物的,却只有一九七六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一书所收张春桥文章:《代表五省市革委会代表团的讲话》。

  江青话里有话,因为她知道毛泽东说过邓小平是“内部钢铁公司”,意即表面上话不多,骨子里很硬,亦即“棉里藏针”。江青乐得顺水推舟,把毛泽东对她的批评转到邓小平头上。

  王洪文“失宠”,连外国记者都已看出来了。作为“接班人”,王洪文怎么会那样快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

  一九七五年春,出现了反常现象:邓小平一月刚刚主持中央工作,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张春桥组织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三月号的《红旗》杂志登出署着姚文元大名的长文《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四月号《红旗》杂志紧接着发表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毛泽东追了一句:“当众说的!”

  林彪从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被确定为“接班人”,到一九七○年八月庐山会议(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翻车”,不过一年零四个月。

  两支秃笔结束了长久的沉默,忽地从幕后跑到台前,哇啦哇啦叫喊起来。虽说是在《红旗》杂忐上发表,但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报纸都予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上海人民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印出单行本。这两篇文章,列为各机关、工厂、农村、部队政治学习的必读文件。张、姚重操旧业,说穿了,为的是利用他们在宣传舆论界的优势,反攻邓小平。

  江青也不含糊:“说了算!”

  王洪文从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十大”成为“第三号人物”,到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受到毛泽东尖锐批评,连一年都不到!

  姚文元的文章的“主题歌”是一句话:“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他把林彪说成是“经验主义”。至于他说的“现在”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不言而喻,指的是周恩来、邓小平。

  毛泽东转向与会者,说道:“孔老二讲的,言必信,行必果。听到没有,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

  是毛泽东亲自选定了王洪文为接班人,他是王洪文坐着“火箭”上升的推力;又是毛泽东发觉王洪文不适宜于作为接班人,特别是几经教育之后王洪文仍不悔改,毛泽东对他投了不信任票……

  张春桥的文章,重弹他一九五八年的“成名作”的老调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会议的记录,还记述了夫妇俩以下的对话——

  形成“四人小宗派”

  张春桥的文章说:“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远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

  江:“不大好的就改。”

  就象王洪文在毛泽东书房里的形象那样:最初站如松,坐如钟,不久就翘起了大腿,歪靠于沙发。王洪文刚刚当选为副主席,说一句话,写一行批示,都小心翼翼,没多久就显露出他的劣迹……

  张春桥引述了毛泽东的话,说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现实意义:“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毛:“你也是难改呢。”

  一种奇怪的现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产生了。

  张春桥提到了苏联,用“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八个字来形容。他以为,这样的“历史经验,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在决心建设强大国家的时候特别不能忘记。”

  江:“我现在钢铁工厂不开了。”

  一封反映总参问题的来信,最初是江青看的。照理,应该送毛泽东,或者主管军队的叶剑英。江青提笔,却把信批给了王洪文、张春桥。

  张春桥深知,毛泽东能够成为中国的领袖,主要在于理论上的独创,形成厂毛泽东思想。富有“领袖欲”的张春桥,已不再以写一本《毛泽东传》为自己的“最大愿望”了。他的手下的喽罗,很快就领会了张春桥的意图,在上海开始研究“张春桥思想”,宣传“张春桥思想”。

  毛:“不开就好。”

  江青写道:

  最热心于研究和宣传“张春桥思想”的,要算是上海的《学习与批判》杂志。

  江:“我一定特别注意,请主席放心。”

  洪文、春桥同志:总参是有一些死官僚?还是林彪余孽在作祟?我每日用四分之一,有时是三分之一的时间看群众来信。如要真象来信者所说那样,总参问题就太大了,要放火烧荒才好。我看了这封信很气愤!意见可能偏激。不过只供参考。

  真妙,这家创办于一九七三年九月的杂志,挂着“复旦大学学报”的牌子,不知内情者以为只是一家大学的学报而已。其实,它的真正的编辑部,设在上海市委写作组内。它实际上是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机关刊物,发行全国,印数颇大,却硬要来个“障眼法”,“化装”成“复巴大学学报”。

  此时,毛泽东又转向与会者:“他们都不吭声呢。”

  江青 25ywh72 1974

  《学习与批判》使劲儿地宣传“张春桥思想”,据说,“资产阶级法权无处不在论”是“张春桥思想”的核心,是张春桥早在一九五八年就已作出的理沦上的“重大发现”。一九七五年,当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发表,《学习与批判》一下子发表几十篇文章,对“张春桥思想”在马列主义理论上的“重大发现”,加以阐述。那个宣传劲头,真大。

  于是,周恩来提起了这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因为毛泽东当时批评过江青在会上的发言,指出:“现在,形而上学猖撅,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信存洪文同志处。又及。

  张春桥给《学习与批判》的主编写了一封信,说:“看了毛选四卷,对中国现在的阶级关系还不甚了了。”张春桥提出了“阶级关系新变动论”。这也被看成是“张春桥思想”的“重要内容”。《学习与批判》杂志发表了十五篇文章,论述张春桥的这一“贡献”。

  江青一听,马上插话解释。

  张春桥在他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表示已阅。用中国的特殊的政治术语来说,那叫“圈阅”。

  关于所有制、关于分配、关于生产关系,据说,“张春桥思想”都有独特的“建树”。《学习与批判》不遗余力地一一发表文章,加以“评介”。

  毛泽东指着江青道:“此人一触即跳。”

  张春桥在“圈阅”之后,写下批示:

  其实,说穿了,所谓“张春桥思想”就是:在社会于义中国,由于资产阶级法权“严重存在”着,产生“党内资产阶级”,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江青反攻周恩来:“我没有跳。我本来不想去,后来总理说大家都要去,我没有办法,才去的。”

  “两种都有。是要烧一烧。春桥”

  因此,为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要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文化大革命”。

  其实,那个大会是江青筹划的,此时她把责任朝周恩来头上推。

  王洪文接着“圈阅”,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

  于是,“张春桥思想”被说成“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据说,“张春桥思想”将成为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的“第四个里程碑”!

  “我讲你的脾气。”毛泽东又朝众人说道,“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开头,出于谨慎,出于他在中央立足未稳,王洪文对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转来的文件,一般只是画一个圈儿,如此而已。

  唉,曾几何时,人们记忆犹新。还在几年之前,林彪被吹嘘成“第三个伟大助手”: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伟大助手,斯大林是列宁的伟大助手,林彪是毛泽东的伟大助手。

  接着,毛泽东说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

  不过,中共十届政治局委员有二十一人,加上政治局候补委员四人,共有二十五人。江青并非政治局常委,只是政治局委员,她批阅的文件,怎么只批给王、张、姚?怎么只在这么四个政治局委员中传来传去?这不能不令政治局的大部分委员们感到奇怪。

  唉,曾几何时,人们还记得,那“第四个里程碑”并非张春桥,而被林彪“预言”为他的“虎子”林立果!

  “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日子多了,王洪文仿佛翅膀硬了,胆子也大了。他也学着江青的样子批文件了。

  幸亏历史学家只尊重历史客观事实,从不收购“牛皮”。虽然平在海面的海蜇又胖又大,但是人们捕获后总是用盐和明矾除去它身上的众多的水份。张春桥的大名已经注定要载入中国历史,但他是作为“四人帮”之一受到历史的鞭答,而“张春桥思想”、“第四个里程碑”全被作为水份挤得一干而净。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批评“上海帮”、“四人小宗派”。

  一封来自“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的信,标题为《对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同志的一次讲话提出意见》。李德生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纪登奎、汪东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封信,落到了王洪文手中。照理,王洪文应转送毛泽东或周恩来阅处。奇怪的是,王洪文却批给了江青:

  “四人帮”作了检讨

  毛泽东的话,使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颇为尴尬一因为谁都知道,“上海帮”

  “请江青同志阅。我意见这封信不印发了,也不传阅了。是否妥当请江青同志阐示。

  就在张春桥、姚文元的两篇“宏文”成为七亿中国人的“学习文件”的时候,毛泽东接二连三地批评了“四人帮”。其中,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于“四人帮”的批评,最为严厉:

  指的是这三个从上海起家的人物。

  洪文5ywh74 1974”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江青连忙辩解道:“现在登奎也搬进来了。”

  江青写下批语,要求继续传阅此信:

  毛泽东当着众人的面,批评了江青:

  江青的意思是说,纪登奎也搬入钓鱼台。纪登奎不是从上海来的,而是来自河南。江青想开脱“上海帮”之名。

  “建议传春桥、文元同志。妥否?请酌。    

  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

  毛泽东仍坚持对江青的批评:“你那里要当心,不要变成五人了!”

  江青一九七四、四、五”

  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因为经验不多。

  毛泽东在政治局说这番话,是因为他已察觉江青在搞“四人小宗派”,也是表明他开始对王洪文失望——他第三次选定的接班人。他当面向他们四个人指出,希望他们能够改正,“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只是他的批评并未被王、张、江、姚所接受。

  王洪文改变了自己最初的意见,写道:

  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

  江青提及的纪登奎,毛泽东常常称他为“老朋友”。纪登奎本是一般干部,他怎么会成为毛泽东的“老朋友”了呢?

  “同意江青同志意见,请春桥、文元同志阅。”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据纪登奎在一九八八年一月自述:

  于是,张春桥、姚文元看了此信,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圈圈。

  毛泽东对于“四人帮”问题,下了决心解决。他用坚定的口气说道:

  说起来话长,那是五十年代初,那时我不到三十岁在河南许昌当地委书记。毛泽东主席到河南视察,同我谈过一次话。以后他每到河南,都要把我叫到专列上谈话。

  用不论江西的那封信提出的意见如何,也不论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的是非曲直,象这么一封涉及三位政治局委员的信,却只在一个小小的圈子——王、张、江、姚中传阅,主席不知,当事者不知,其他政治局委员也不知,这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关注!

  “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前夕,毛泽东指定让我在会上发言,还指示让中宣部转发了我们的经验——《许昌地区的宣传工作》。……

  江、张、姚自中共“九大”后进入政治局,已形成一个小圈子。这个小圈子,有着历史渊源:自一九六四年江青发动“京剧革命”,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在上海曲意奉迎这位来自北京的“女客人”,为她在上海抓“样板戏”,江与张有了密切来往;一九六五年,江青为了寻找批判《海瑞罢官》的笔杆子,经张春桥介绍,结识了上海《解放日报》编委、文艺组组长姚文元,江、张、姚结成一伙。

  毛泽东的这番话,使“四人帮”面面相觑。毛泽东终究是最高权威,他的每一句话都力重于钧。当年,毛泽东的一篇二百多字的《炮打司令部》,导致刘少奇下台,一篇七百字的《我的一点意见》,使林彪集团分崩离析;这一回,毛泽东如此尖锐地抨击“四人帮”,使“四人帮”感到大难难逃。

  后来,我被调到了河南省委工作,这也是他老人家亲自安排的。

  王洪文在安亭事件中,与张春桥结下“火线友谊”,成为张春桥手下一员猛将。

  毛泽东重提“三要、三不要”,尤使“四人帮”惶惶不安。因为当年毛泽东是在“炮打”林彪的时候说这番话的:“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如今,在这段人人都背得滚瓜烂熟的“最高指示”之后,加上一句“不要搞四人帮”,等于把“四人帮”推到了当年林彪的位置上。

  “文革”开始不久,我被造反派关了起来,完全没有自由,经常挨斗。一九六七年毛泽东主席路过河南,跟当时省军区的负责人提出,要见我,说“我那个老朋友哪里去了”。我连忙收拾了一下,第二天即被带去见毛泽东。

  在中共“十大”之后,王洪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于是王、张、江、姚结成一帮。

  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从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七日起,一连开了好几次会议,对“四人帮”进行批评、帮助。

  他一见面就说:“纪登奎,老朋友了。”问我挨了多少次斗,坐喷气式什么滋味?我说,挨斗不少,有几百次,坐喷气式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跟割麦子差不多,还可以锻炼身体呢。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他老人家还亲自学坐喷气式的样子,低头、弯腰、并把两手朝后高高举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毛主席走后,我被解放了。“老朋友”的说法也慢慢传开去。

  在这个“帮”中,论职务,王洪文最高;论资历,王洪文最浅;论年纪,王洪文最小。

  无可奈何,张春桥只得亲笔写下这样的检查:

  后来,他老人家每巡视一地,常常给有关负责同志讲我如何挨斗,坐喷气式,说跟割麦子差不多,夸我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江青是这个“帮”的领袖。她仗着“第一夫人”的得天独厚的优势,野心勃勃,不可一世。

  “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作好团结工作。虽然不……”

  以后,我被调到中央工作。包括九大选我当中委、九届一中全会选我当政治局候补委员,这都是毛泽东亲自提议的。

  张春桥是这个“帮”的军师。他是一位“座山雕”式的人物,脑子里的歪点子最多,肚子里的祸水最多。

  张春桥写下“虽然不”,本想在“不”字之后进行反驳的,考虑再三,他图去了“虽然不”三个字,继续写道:

  纪登奎是毛泽东一手提拔的“老朋友”,受毛泽东信任。“九·一三”事件发生时,他在毛泽东身边。林彪的动态,由他直接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所说的“天要下雨,娘要改嫁,由他去吧”,这句话当时就是跟纪登奎谈的。

  姚文元是这个“帮”的笔杆子。他以笔为棍,东征西讨。他控制大报小报,以舆论左右中国政局。从批《海瑞罢官》、“三家村”,到批周扬、批陶铸,直至批“周公”、批邓,其源盖出于姚文元这“无产阶级金棍子”。

  “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纪登奎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被安排住进了钓鱼台。

  王、张、江、姚同住钓鱼台国宾馆。成为副主席之后的王洪文,不再住钓鱼台九号楼二层的侧楼。他转“侧”为“正”,迁入钓鱼台十六号楼,占领了第二层楼。

  迄今,还可以从张春桥的手稿上,清楚地看出圈去的“虽然不”三个字。

  江青盘算着“组阁”

邓小平在中共,  毛泽东要王海容、唐闻生回北京转告周恩来、王洪文。  姚文元把家属接来北京,住在北京民族饭店附近的大院,但仍在钓鱼台办公。

  江青呢?她也在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写下这样的检查:

  也许是毛泽东的一种“政治习惯”,面临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他往往要离开首都北京。他要让斗争的局面明朗化,这才回到北京整肃。“文革”前夕是如此,他差不多在南方杭州一带住了一年;“九·一三事件”前夕也是如此,他巡视大江南北,跟各地领导打招呼、“吹风”。

  钓鱼台国宾馆,成了这个“帮”的大本营。

  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

  眼下,他在亲自主持了那次批评“上海帮”的政治局会议之后,他走了,离开了北京。

  毛泽东第一次对这个“帮”提出警告,是在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在京的那么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面,指着王、张、江、姚道:

  我在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以为会议基本上开的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

  他先是去湖北武汉,下榻于东湖宾馆。他的视力越来越差。在武汉,大夫确诊他患“老年性白内障”。虽说这是老年人常见的眼疾,手术也简单,但必须待其成熟才能动手术。这样,他就不能不暂时忍受视力日衰的痛苦。他的生活由张玉凤照料着。

  “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的专列驶抵长沙。他下榻于中共湖南省委大院西边的九所六号。那里原叫陈家山。是一片丘陵地,中共湖南省委在那里盖了一个招待所,叫“九所”,专门接待重要的客人。“九所”有六幢小楼。毛泽东过去在九所三号住过,这一回住九所六号。

  “四人小宗派”,这是毛泽东对王、张、江、姚的最初的“称号”。

  江青

  他喜欢长沙,因为他是湖南人,而且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又正是他信得过的华国锋。那时华国锋已调到中央工作,仍兼管湖南,毛泽东在湖南的一切,都由华国锋一手安排。这一回,毛泽东在长沙长住,直至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才离去,一共住了一百一十四天。

  从此之后,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再也不要王洪文在侧。

  1975.6.28

  北京果真面临着严重的斗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小宗派”为一方,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为另一方,激烈地斗争着。双方争斗,围绕着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展开:自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四日召开了第三届全国人大以来,已经十年了。按照宪法规定,四年换届一次。如今,已经逾期六年了。

  虽说如此,毛泽东对于王洪文,还期待着他的改正。期待着他“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从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周恩来病重入院起,毛泽东委托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表明毛泽东对王洪文仍留有余地。毛泽东对那个“四人小宗派”,也留有余地。

  至于王洪文,早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在长沙受到毛泽东的“你不要搞四人帮”

  四届人大已是个“老话题”了。早在一九七○年三月八日,毛泽东就提出准备召开四届人大。

  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七日,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维·乔·威尔科克斯访华,毛泽东让王洪文和张春桥出面去接待。

  的当面批评之后,已写了“我的错误是严重的”上千字的检查。

  筹备四届人大,引发了一场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林彪争当国家主席,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惨败,最后以“九·一三”事件告终。

  一九七四年国庆二十五周年即将来临,毛泽东考虑到周恩来因病住院,指定由王洪文主持国庆招待会。周恩来在九月二十九日给王洪文写了一信:

  姚文元则在政治局会议上承认,自己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只提批判经验主义,不提反对教条主义,是片面的。

  这一次重提召开四届人大,又面临着一场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江青取代了当年的林彪,野心勃勃,着手“组阁”,抢夺那几项重要的职务:

  昨晚作交我国庆节招待会拟见报的名单,并告我已经主席一一听过,主席当即提出要加肖华、李力群、侯宝林三人,又问及商震是否列入。经政治局昨晚讨论.你告我遵照主席精神,又加刘志坚一人。昨夜我匆匆看过名单,便想到齐燕铭。

  “四人帮”全面退却,纷纷检查,而且都承认自己在搞“四人帮”——尽管江青说“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也毕竟承认是个“客观存在”。“四人帮”

  国家主席——刘少奇屈死已经多年,国家主席一直空缺。由于毛泽东明确反对再设国家主席,自然,谁都不敢吱声。

  今晚又将两千多见报名单细细翻阅。在第十七类爱国人士方面,据统战部提出起义将领四夫人韩权华(卫立煌夫人)、郭翼青(程潜夫人)、洪希厚(张治中夫人)、刘芸生(傅作义夫人)及张学铭(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之兄,因吕案解案被禁多年,去年已无罪释放)五人。我看,四夫人对国内外影响也不小。至于张学铭,则因林彪利用东北军一案大搞东北民主人士,现吕正操同志已平反,张学思已死(此案亦应弄清),故邀张学铭出席有此必要。

  如履薄冰,岌岌可危。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极为富有戏剧性的小插曲:外交部的两位年轻人,忽然接到别人转告的口信,说是“康老”要找他们一谈……

  委员长——三届人大选出的委员长是朱德,眼下已是八十八岁的高龄老人。江青要让王洪文取代朱德。

  从周恩来致王洪文的信中看出,王洪文当时虽然已被毛泽东所疏远,但仍保持第三号人物的地位。

  康生“反戈一击”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已病重住院,来日不多。江青要让张春桥取代周恩来。

  翌日晚,中外来宾四千五百多人云集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王洪文主持这一盛大国庆招待会,周恩来抱病出来致祝酒词。

  康生要找的两位年轻人,便是王海容和唐闻生。

  江青的如意算盘是:毛泽东已是垂暮之人,她将是未来的中共中央主席。这样,加上未来的委员长王洪文,未来的总理张春桥,中国的未来便是属于她的了!

  长沙告状

  康生为什么要找这么两位年轻人呢?他,深知这两位年轻人非同一般,可以把他的话转告深居简出的毛泽东———她们是毛泽东的“直线电话”!

  她还着手预拟各部部长名单,让她的一批党羽、亲信去占领“要津”。

  就在国庆二十五周年招待会结束不久,王洪文栽了一个大跟斗……

  王海容跟毛泽东有着亲戚关系。排算起来,她是毛泽东的侄孙女:王海容的祖父王季范与毛泽东是姨表兄弟,又是当年湖南师范学校一起读书时的同学。由于这个关系,王海容可以随意在中南海进进出出,常常去见毛泽东。

  一九七四年十月一日出版的第十期《红旗》杂志,发表梁效的《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一文,借古喻今,把话说得明白不过:

  国庆节过去之后,毛泽东准备前往长沙过冬。临行前,十月四日,毛泽东让女秘书张玉凤给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挂电话,告诉他重要的人事安排: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王海容曾因高考落第,在北京化工厂当过两年工人。后来,考入北京师范学校,于一九六八年毕业。由于她与毛泽东沾亲带故,在“文革”中很重视这种关系,便被送到北京外语学院作为外交部的接班人加以培养。在那里,王海容学了八个月的俄语,就被调往外交部。

  “刘邦死后,吕后和汉文帝以后的几代,都继续贯彻了刘邦的法家路线,并重用像晁错、张汤、桑弘羊等法家人物,让他们在中央主持工作。由于中央有了这样一个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才保证了法家路线得到坚持。”

  王洪文依然搞他的“四人小宗派”。当天晚上,他就把这消息告诉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四人小宗派”之中,这消息如同炸雷一般!

  起初,王海容担任外交部的礼宾司司长。后来,一下子就提升为外交部副部长。

  此处,倘若把刘邦换成毛泽东,吕后换成江青,晁错、张汤、桑弘羊换成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法家路线换成“文革”路线,那么,就成了江青“组阁”的写照。

  按照“四人小宗派”的如意算盘: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把交椅,理所当然应该由张春桥来坐。毛泽东作出的新的人事安排,完全打乱了江青集团的夺权阴谋。

  于是,这位戴眼镜的姑娘,每逢外事活动,便出现在各报的新闻照片上,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成为仅次于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的重要角色。在人们的心目中,“王副部长”不言而喻会成为未来的“王部长”。

  就在此文发表不久,十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就召开四届人大发出了《通知》。

  “这不是主席的意见,这是总理的主意!”江青气得七窍生烟,把一肚子的怒火朝周恩来喷泄。

  至于唐闻生,也有着特殊背景。其父唐明照,是老资格的外交部领导干部。唐闻生能操熟练的英语。见报时,王海容的名字之后,往往便是唐闻生。

  《通知》指出:

  十月十七日,夜幕沉沉,四颗脑袋在钓鱼台十七号楼聚集。江青召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急商要事。因为丹麦首相哈特林和夫人已定于翌日抵京访问,根据外交部的安排,将由邓小平陪同,飞往长沙,拜晤毛泽东。

  康生已经七十七岁了,头发和八字胡都已花白,重病在身,久未露面,他躺在家中,已自知不久于人世。

  “中央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内外的大好形势,中央认为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适宜的。”

  诚如王洪文后来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受到审讯时所供认的,那天夜里,他们四个人“主要是密谋告邓小平的状。议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不支持新生事物,说邓小平对四届人大提名人选上可能有不同意见。还议论了姚文元提出的‘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

  此人与“四人帮”之中的江青、张春桥,有着颇深的渊源。

  《通知》以黑体字醒目标出毛泽东的一段最新指示:

  这“四人小宗派”作出紧急决定,翌日派王洪文直飞长沙。点子是江青出的,因为由她出面的话,要得毛泽东同意,才可去长沙,何况她只愿坐火车,来回太慢;张春桥与邓小平争当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由他出面,显然太露骨;由姚文元出面,也不合适,他的职务较低,一个政治局委员去向毛泽东建议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该由谁来当,不妥当;唯一最恰当的人选是王洪文,“少壮派”,飞来飞去不在乎,况且他是党的副主席。

  康生原姓张,叫张宗可,区少卿。他与江青同乡。张家是山东诸城大户,江青之母曾在张家当过佣人。江青很早就认识这位张家四少爷。当江青在诸城上小学时,小学校长便是康生。后来,当江青进入延安,演京剧《打渔杀家》,为之击鼓的是康生。江青能够接近毛泽东,也是康生出了力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王洪文曾供认:

  最为重要的是,三十年代,康生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此之前,他担任过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在上海担任过中共中央特科第四科科长。他十分了解江青、张春桥的底细。

  就在这份传达了毛泽东要“安定”、“团结”的《通知》下达后的第六天,中共中央政治局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去长沙,实际上是一次阴谋活动·是背着周恩来总理和政治局去的。江青提出要赶在毛泽东主席接见外宾之前去,是怕邓小平陪同外宾先到毛主席那里把事实真相说明。”

  在“文革”中,康生出任“中央文革”顾问,一直是江青、张春桥的亲密伙伴。

  在政治局会议上发难

  匆匆去,匆匆来。王洪文坐着专机,在十八日早晨飞往长沙,当天夜里就飞回北京。

  康老长、康老短,江青和张春桥叫得好甜哪。

  一九七四年十月七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抱病出席了会议,因为会议讨论四届人大的筹备事项,作为总理不能不亲自过问。

  在长沙,王洪文碰了一鼻子的灰!

  康生在生命危浅之际,忽然约见“直线电话”,当然有要事转告毛泽东……

  会上,江青突然提起了所谓“风庆轮事件”,要邓小平当场表态,导致会议不欢而散……

  在毛泽东和王洪文谈话时,毛泽东秘书张玉凤在侧。张玉凤的回忆,清楚地说明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王海容和唐闻生坐着轿车,来到北京城北的旧鼓楼大街小石桥胡同二十四号,“康公馆”就坐落在那里。看上去,那小小的胡同,一点也不显眼。步入二十四号大门之后,嚯,却是藏龙卧虎之地。里面居然既有亭台楼阁,又有假山、喷水池。

  “风庆”号万吨轮是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的。建成之后,交通部远洋局担心国产的主机、雷达不过关,建议该船跑近洋。在“批林批孔”中,江南造船厂工人和该轮海员贴出大字报,要求“风庆”轮远航。一九七四年国庆节前夕,“风庆”轮远航归来,回到上海,上海的报纸便以“自力更生的凯歌”借此做了许多文章。

  一九七四年十月,王洪文背着周总理和政治局到湖南毛主席驻地,向毛主席告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状。王洪文把周总理等同志比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林彪一伙要抢班夺权,他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来湖南没有告诉周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们四个人(王、张、江、姚)开了一夜会,商定派我来汇报,趁周总理休息的时候就走。我是冒着危险来的。”王别有用心的说:“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王洪文到湖南的目的,实际上是“四人帮”阴谋要搞掉周总理,向毛主席要权。并在毛主席面前吹捧张春桥怎样有能力,姚文元又怎样读书,对江青也作了一番吹捧。毛主席当即严厉批评了王洪文,主席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

  康生一家几口,占据了几十间屋。就连会客厅,也有好几个——不同级别的客人,康生在不同的会客室里会见。

  十月十三日,江青看了《国内动态清样》上关于“风庆”轮的报道,写了一封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她写道:

  在这次长沙谈话中,毛泽东称江青那个“四人小宗派”为“上海帮”。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警告王洪文:“你们不要搞上海帮!”

  “小王、小唐,你们走近点。”这一回,康生只能在病床上,用有气无力的声音对王海容、唐闻生说,无法像过去那样摆功架了。

  看了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泽东、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人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兴冲冲而去,灰溜溜而归。王洪文在夜色苍茫中,飞回北京。一脸愁容,他钻进乌亮的红旗牌轿车。

  康生要说什么呢?他的话,使这两个年轻人惊呆了:

  张春桥写了批语:“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号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建议国务院抓住这个事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当他的轿车驶入钓鱼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早已伸长脖子在那里等待着他。

  “请你们转告主席,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都是叛徒!”

  王洪文、姚文元都批道:“完全同意。”

  毛泽东的警告犹在他的耳际回响,他却已回到“上海帮”之中。他明知与江、张、姚搞在一起的后果将是什么,但“上海帮”是他的靠山,“四人小宗派”是他的力量所在。他,还是搞“上海帮”!

  等这两个年轻人从猛烈的冲击波中镇静下来,康生这才继续说下去:

  江青要借“风庆”轮事件,攻击国务院,攻击周恩来,特别是攻击邓小平。

  王洪文败北而归,江青心不甘。趁着外交部部长助理唐闻生、王海容要陪外宾去长沙,江青召见了这两个年轻人,托她们向毛泽东转达:如果让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那么她提议,让王洪文出任人大副委员长。

  “你们不要用笔记,用脑子记就行了,只向主席报告——江青是叛徒,我在三十年代就知道的。现在还有活着的证人,可以问王观澜。如果主席想仔细了解情况,可以派人去找王观澜调查。至于张春桥是叛徒,我是从张春桥的档案上看到的。张春桥的档案,是江青给我看的。主席不妨调阅一下张春桥的档案,也可以找吴仲超了解。我是一个快要去见马克思的人了。这算是我对党的最后一点贡献……”

  江青对邓小平,恨得牙齿吱吱响,内中的原因是十几天前——十月四日,王洪文接到张玉凤的电话,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唐闻生和王海容把江青的意见带到了长沙。

  这时,康生又记起了一些事,补充道:

  王洪文亲笔记录的毛泽东指示如下:

  毛泽东听罢,面露温色,说道;“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江青的叛变情况,在三十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也有报道,可以查一查……”

  “谁当第一副总理?邓。”

  毛泽东一言点穿了江青的真正用意,已经把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康生终于打完“直线电话”,无力地靠在床上,目送着王海容、唐闻生的离去,仿佛了结了一桩最大的心事……

  毛泽东的意见非常明确,在未来的四届人大上,将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第一”两字表明,一旦周恩来病故,继国务院总理之职者是邓小平!

  权力,对于阴谋家的诱惑,如同利润对于资本家的诱惑。四届人大的召开,在阴谋家们看来,是一次夺权的好机会,正因为这样,尽管林彪为了在四届人大时当上国家主席而机毁人亡,江青却仍踏上林彪覆辙。

  比起张春桥来,康生更加刁滑。这位“中央文革”顾问,明知江青、张春桥的底细,却一直到眼看着“四人帮”大势已去,也来个墙倒众人推。他生怕毛泽东批判“四人帮”,会涉及他这个“顾问”,于是打个“直线电话”,以最后保全自己。

  这下子,完全打乱了江青的“组阁”计划,她怎不恨这个邓小平!

  四届人大,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产的大会:一九五四年九月,一届人大顺利召开,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人大委员长,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届人大召开,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委员长,周恩来为总理;一九六四年底,三届人大召开,国家主席、副主席、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与二届人大的选举结果相同。前三届人大,都是五年一届,都是“顺产”。唯有四届人大,遭受“文革”折腾,一拖再拖,拖到一九七四年已是十年了,不能再拖了!

  康生提到的知道江青是叛徒的王观澜,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几八二年版)一书中《致王观澜》,曾有一注释,如下:

  在十月十七日晚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手里拿着“风庆”轮事件的传阅材料,以咄咄逼人的口气质问邓小平:“你对批判‘洋奴哲学’,究竟抱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

  江青夺权心切。派王洪文去长沙告状挨了批,托唐闻生、王海容捎话到长沙又遭毛泽东严词斥责,不得已,她亲自出马了

  王观澜(一九○六———一九八二),浙江临海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色中华》总编辑,中华苏雏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土地部副部长。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历任中央农民委员会主任、陕甘宁边区统战委员会主任等职。一八四八年曾到苏联治病。

  邓小平没有搭理她。

  ……

  王观澜在病中,毛泽东曾为之写信安慰:“既来之,则安之……”这封信在“文革”中曾广为流传,成为慢性病者常常背诵的“最局指示”。

  江青这“钢铁工厂”发火了,又当面追问邓小平:“你到底是什么态度?”

  毛泽东责令检查

  王观澜本人,其实与江青的接触并不多。康生所以提及王观澜,乃因王观澜一九三七年底在延安与来自上海的徐明结婚,徐明深知江青一九三四年十月在上海被捕的情况。

  至此,邓小平实在忍无可忍,回敬道:“你这种态度,政治局还能合作吗?你这是强加于人,难道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六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去信,汇报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进展情况。周恩来在信中明确表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

  徐明,即徐明清。囚为当时延安中央党校也有一个人叫徐明,王观澜为了使妻子的名字区别于那个人,加了一个“清”字。此后,她便一直叫徐明清。

  邓小平气极,拂袖而去。

  周恩来的信中,提及了召开四届人大的具体时间。他考虑到三届人大是一九六四年底召开的,因此四届人大最好在一九七四年底召开,相隔整整十年,不要拖到来年。周恩来写道:

  一九三三年,当时的徐明清叫徐一冰,是上海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从事地下工作。这年七月,山东姑娘李云鹤来到上海,化名张淑贞在晨更工学团当一名教师。

  政治局会议不欢而散。

  “我的身体情况比七月十七口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十二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

  这个张淑贞,当时还曾化名李云古、李鹤,后来成为上海滩上的三流演员蓝苹,进入延安改名江青。

  张春桥称这次政治局会议为“二月逆流”;姚文元则在日记中称“已有庐山会议气息”。

  周恩来已意识到江青会闹事,在信中用婉转的语气写道。

  蓝苹一九三七年七月下旬,从上海经济南来到西安时,徐明正在西安妇委工作。

  当夜,江青在钓鱼台召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密商。为了争取“主动”,江青派出王洪文于翌日直飞长沙,向毛泽东告状。因为江青知道,十月二十日,邓小平要陪丹麦首相哈特林和夫人飞往长沙,拜晤毛泽东。

  “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在,才能领导好。”

  靠着徐明的引见,蓝苹才受到问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接待,得以进入延安,得以认识毛泽东,得以先同居而后成为“第一夫人”……

  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王洪文在特别法庭受审时,这么说道:

  周恩来的信,使江青心急似火。六天之后——十一月十二日,江青也给毛泽东写信,再一次提出自己的“组阁”名单。

  在西安,蓝苹曾向徐明详细谈及自己一九三四年十月在上海被捕后,如何写“自首书”出狱的……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晚上,在钓鱼台十七号楼,江青召集我和张春桥、姚文元一起,主要是密谋告邓小平的状。议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不支持新生事物,说邓小平对四届人大提名人选上可能有不同意见。还议论了姚文元提出的句匕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去长沙,实际上是一次阴谋活动,是背着周恩来总理和政治局去的。江青提出要赶在毛泽东主席接见外宾之前去,是怕邓小平陪同外宾先到毛主席那里把事实真相说明。

  毛泽东在长沙看罢江青来信,提笔写下份量颇重的批示:

  确实,徐明清是深知江青历史的关键性人物。康生知道这个人,也知道江青的历史情况,一直守口如瓶。

  翌日,王洪文急匆匆在北京——长沙之间飞了个来回。他上午九时起飞,下午二时见毛泽东,傍晚回到北京。他所以如此仓促,如他在法庭上所言:“因为去的时候没有报告政治局,也没有报告总理。”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至于吴仲超,乃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一九三六年四月,当张春桥参加吴成志(即宋振鼎)组织的“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之后,是吴仲超代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找吴成志谈话,解散了那个非法组织……

  毛泽东听了王洪文的一番“告状”之后,并没有表示支持江青。当时在侧的张玉凤,在一九八○年七月十八日写了如下证言:

  写毕,毛泽东意未犹尽,又补写一句:

  康生对王观澜、吴仲超这样重要的线索,都一清二楚,对江青、张春桥的底细也都了解。他向来是一个擅长摸别人“底牌”的人。他把这些“底牌”捏在手心中,并不急于甩出去。他是个精于投机的政治商人,直至“行情”最为有利时,他才甩出这些“底牌”。

  “谈话结束时,毛主席对王洪文说,那好。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这次“直线电话”,确实是“绝密”的,瞒过了江青和张春桥……

  毛泽东此言,又一次奉劝王洪文不要跟江青搞“四人小宗派”。

  收到毛泽东的复函,江青算是略微收敛了一点。她在十一月十九日又给毛泽东去信,半是“检讨”,半是牢骚,话语之中充满怨气: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康生结束了他云谲波诡的一生。他临终前的这一着棋,既给毛泽东留下下了“忠诚感”,而又因“绝密”未曾得罪了江青和张春桥。

  江青派出王洪文去长沙“告状”,碰了一鼻子灰!

  “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等,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惊然惊悟。

  于是,中共中央为康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这个老滑头,居然在死后骗得三顶金光璀璨的桂冠:一曰“无产阶级革命家”,二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三曰“光荣的反修战士”。

  毛泽东告诫江青“不要由你组阁”

  ……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他这个“康老”还作为正面形象出现在中国报刊。有人说,“康老”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四人帮”还在台上时,就向主席报告了江青、张春桥是叛徒……

  一计未成,江青再生一计。

  “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直至一九八○年七月十二日,在为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举行的追悼会上,胡耀邦在悼词中替安于文冤案平反时,点了康生的名,指出那是康生制造的冤案。这是康生在死后第一次遭到公开批判。

  十月十八日夜,在钓鱼台十七号楼,江青又约见了王海容、唐闻生。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刚从长沙回来的王洪文在侧。

  江青 一九七四、十一、十九”

  一九八○年十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宣布康生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开除康生的党籍,撤消了康生追悼会悼词,把康生的骨灰撤出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江青知道,丹麦首相后天飞往长沙时,将由王海容、唐闻生陪同。她要王海容、唐闻生作为“直线电话”,再为她向毛泽东传话。

  “闲人”不闲,江青其实是个“大忙人”。她忙着“组阁”,才一次次给毛泽东捎话,去信。

  康生一生演出了一出出精彩的闹剧,至此才在屏幕上推出个“终”字……

  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特别法庭审问王洪文的记录中有这么一段:

  毛泽东又一次以严肃的口气,批评了她:

  毛远新成了“联络员”

  问:“你从长沙回到北京以后,都向谁传达了去长沙的情况?”

  “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就连老伙计康生都要在临死前对江青、张春桥来一个“反戈一击”,“四人帮”

  答:“回来后即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讲了去长沙的情况。在传达过程中,江青又通知了王海容和唐闻生来参加。”

  江青两度自己出面要权,毛泽东寸步不让。江青自知再给毛泽东写信,也不会有什么效果。

  在一九七五年夏、秋已濒临日暮途穷之境。

  王洪文还说,他去长沙,“实际上是阻挠邓小平出来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权力的诱惑,毕竟是太大的。她又寄希望于王洪文。在“上海帮”之中,唯有王洪文能够再去长沙——他的借口是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因为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他主持的。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九七五年九月,毛泽东另装了一架“专线电话”。“电话”

  江青要王海容、唐闻生转告毛泽东:“国务院的领导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联,周恩来在医院并不真正养病,邓小平和周恩来、叶剑英他们都是一起的,周是后台。……”

  又一次坐上专机,飞往长沙。这一回,王洪文捏了一把汗,再不象上一次飞往长沙那样趾高气扬。

  的这一头是毛泽东,另一头是政治局。政治局开会,靠此人去传达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外面的情况;则靠此人来到毛泽东的病榻前汇秉。

  王海容、唐闻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翌日——十九日,便向周恩来原原本本作了汇报。

  那是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两架专机飞离北京,向湖南长沙前进。

  此人乃毛泽东之侄毛远新。“文革”之初,红卫兵们广为印发一份传单,标题为《毛主席和侄子毛远新的谈话》,毛远新的名字才为人们所知。借助于毛泽东的威望,这个从大学毕业不算太久的年轻人,当上了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

  二十日,丹麦首相哈特林夫妇从北京飞往长沙,王海容、唐闻生同行。

  一架是王洪文的专机,他的身边坐着秘书廖祖康。上一次偷偷摸摸飞往长沙时,他连秘书廖祖康也未敢带去。

  毛泽东从一九七五年秋起,病情日重,讲话吐字开始含混,难得会见客人,于是需要一名“联络员”。毛远新向来对江青言听计从,何况又是毛泽东的亲属,便放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要职,来到毛泽东身边,充当“联络员”。

  接待外宾毕,王海容、唐闻生留了下来。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也转告了江青的话。

  另一架则是周恩来的专机。周恩来清癯瘦弱,忍受着病痛,踏上旅途。癌症正在剧烈地折磨着他。从年初起,周恩来每天出血量达一百多毫升,每隔两、三天,他就得输一次血。中国正处于关键的时刻,他无法在病榻上安卧。在病魔猖撅的这一年,他工作时间超过十八小时的有三十八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工作的有六天!

  其实。这“联络员”比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重要得多。他,成了“最高指示”的“发布官”,而“最高指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命运。

  毛泽东要王海容、唐闻生回北京转告周恩来、王洪文:

  为着完成四届人大的最后准备工作,周恩来决定抱病前往长沙,向毛泽东请示。

  江青把毛远新调来,充任“联络员”,下了一着“妙棋”:那时的她,与毛泽东分居。她住钓鱼台,毛泽东住在中南海游泳池旁。她屡受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已经看出她有野心。她这“第一夫人”,与毛泽东之间已隔着一堵墙。

  “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

  周恩来要王洪文同行,为的是王洪文主持日常工作,应当参加这次中国政治核心的会谈。

  江青在一九七五年一月七日写给张玉凤的一封信,已经清楚地反映出她与毛泽东之间关系已日益疏远———

  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住在湖南省委接待处已经两个多月了。在北京担任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每隔几天,便给湖南省委挂一次电话,精心安排毛泽东在湖南的生活。华国锋长期担任湖南省委领导,关照湖南省委把接待毛泽东作为头等大事。听说毛泽东喜欢看电视,华国锋从北京为毛泽东专门调来了电视车……喜欢游泳的毛泽东,五次到湖南省游泳馆游泳,还冒着寒风跃入湘江,到中流击水。

  玉凤同志:

  毛泽东还要王海容、唐闻生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自从七月十七日周恩来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与毛泽东见过面之后,两位老战友已经五个多月没有见面了。对于周恩来的到来,毛泽东显得很高兴。两位老人互相询问彼此的健康状况。

  那笔钱能否取出八千元?因为如从一九六八年算起,我应归还八千元,从一九六九年起我应归还七千元。当然,可以不归还,不过还了心安理得。这七、八千元,主要用于照像、购买灯光装制(引者注:“制”似应为“置”),灯光我送给新华社了,没有算钱。是党和国家财产,不应算钱,不能慷国家之慷(引者注;应为“慨”)。如不取,请在主席暇时,报主席,再请主席给八千钱。

  江青在十七日发起挑战,在十八日。二十日连遭失败——不论是王洪文回来,还是王海容、唐闻生回来,都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坚决的支持。

  周恩来重疴在身,原本计划在长沙逗留三天,于二十五日返回北京。

  江青

  二十多天后,江青再遭惨败。

  二十五日,当周恩来前往毛泽东住处辞行时,毛泽东却劝他再小住几日。

  一九七五、一、七

  那是十一月十二日,邓小平飞抵长沙。同行的有王海容、唐闻生。

  翌日清晨,毛泽东的客厅里,出现了异乎寻常的气氛:桌子上放着一盘湘潭灯芯糕,一盘交切,一盘寸金糖,一盘麻花条,桌子正中的花瓶里插着飘着清香的腊梅和纯白茶花。

  江青找毛泽东要钱;得给张玉凤写信,而且要张玉凤在“主席暇时,报主席”,这位“第一夫人”其实早已只是徒有虚名罢了。只是她每一回在公众场合露面,总是说:“我代表毛主席看望你们来了”,“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主席身体非常健康”……她竭力用这样的话语,在群众面前为自己树立“第一夫人”的形象。

  毛泽东一见邓小平,就幽默地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毛泽东步入客厅,见到招待所工作人员如此布置,微微一笑,不说什么。他拿起一条灯芯糕,高高兴兴地当早餐。

  她把毛远新派到了毛泽东身边。毛远新成了她的“传声筒”。

  邓小平笑道。“主席也知道了。”邓小平所指的,是十月十七日的政治局会议。

  哦,十二月二十六日—一毛泽东八十一寿辰!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毛泽东常常这样问毛远新。八十二岁的毛泽东,已经老态龙钟。再也无法巡视大江南北,再也不能登上天安门城楼“挥动巨手”,就连会客也很少厂。毛远新的汇报,成了他了解政治动向的重要途径。

  毛泽东赞扬道:“好!”

  这天,王洪文被毛泽东打发到韶山参观去了。

  “我感觉到外面有股风。”毛远新答道。

  邓小平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中午,毛泽东和工作人员一起吃面条,喝下一杯深红色的芙蓉酒。

  “有股风?”病中的毛泽东,虽然言语含混,听力下降,思维却依然敏捷。

  毛泽东又道:“我赞成你!”

  晚上,周恩来在自己住处请湖南省委负责人和湖南方面接待毛泽东的工作人员一起吃面。

  “一股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风!”从毛远新的嘴里,说出了江青的话,“这股风,比一九七二年借批极左来否定文化大革命还要凶。”

  邓小平说:“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入夜,毛泽东邀周恩来到他的卧室,两位老人长谈到夜深。就在这个历史性的夜晚,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对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作了最后的决定。

  毛远新说的一九七二年那股风,指的是周恩来。

  “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都不高兴。”毛泽东所说“她们”,指的是在座的王海容、唐闻生。

  也就在这个夜晚,毛泽东的谈话中一些意见在一九七五年二月十八日由中共中央转发各地,并在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如下的话:

  毛泽东眉头紧蹙,双目注视着毛远新。这是毛泽东关注某人说的话时常常出现的习惯姿势。

  邓小平说:“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都知道。”

  “我为中央担心,怕出反复。”毛远新继续说道,把问题提到了很高的高度。

  毛泽东道:“这个好。”

  “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你把那股风说得清楚一点。”毛泽东关切地问道。

  邓小平谈及了自己:“最近关于我的工作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点。”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我很注意……”毛远新把声音压低,终于说出了关键性的话,“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评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您的三项指示,他只执行其中的一项——把生产搞上去……”

  邓小平说的是毛泽东提议他担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后来,毛泽东的这些话,被奉为“三项指示”,以至被奉为“以三项指示为纲”。

  毛泽东面露愠色。“三项指示为纲”,这是当时中国妇孺皆知的“最高指示”:

  毛泽东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罗。”

  且不论毛泽东的第一项指示如何,他的第二项指示和第三项指示对于克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后果毕竟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要学习理论,弄通马列主义,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怎么可以不执行“三项指示为纲”呢?

  也就在这一天,江青托王海容、唐闻生带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江青在信中提出,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她依然在“组阁”。

  周恩来在长沙的心境是愉快的。王洪文呢,受到了毛泽东的冷落。

  一次又一次,江青通过毛远新,给毛泽东吹风。

  毛泽东在江青的信上,写下这样的批示:(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根据有案可查的记录,十二月二十三日,王洪文刚到长沙,毛泽东就对他说:

  “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在翻案!”毛远新不断地在毛泽东耳边,告邓小平的状。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有。”

  毛泽东向来视文化大革命为他的一大功勋。他曾说,一生只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他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是他在马列主义理论上的重要贡献。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把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义一个“胜利成果”整掉了。毛泽东无法容忍了!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十二月二十四日,借汇报工作的机会,王洪文支支吾吾,还是说出了江青要他说的话。

  从毛远新口中发布的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开始批评邓小平了。

  毛泽东

  毛泽东极度不悦,他把“上海帮”称之为“四人帮”。毛泽东当着周恩来的面,批评王洪文道:“你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一看风向不对,在几个月前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的康生,在他生命的最后两个月中,又通过“直线电话”,转告毛泽东:“邓小平的实质,是右倾翻案!”

  十一月十二日

  毛泽东还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

  张春桥的脸上,出现了多日未见的笑容。“四人帮”从政治危机中解脱出来了。

  毛泽东的批示,给江青泼了一盆冷水。

  王洪文不由得一震,因为江青说过,周恩来病重,已不适宜再当总理,四届人大要另外任命新总理。毛泽东的话,坚持周恩来仍为总理,而第一副总理已确定为邓小平,这么一来,张春桥充其量只能当上副总理。

  张春桥一子变得异常活跃。

  十一月十九日,江青又给毛泽东一信:

  毛泽东动肝火了,对王洪文说:“我几次劝你,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总是听不进去!这一次,你既然来了,就多住三天,好好想一想,写个书面检查给我!”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厂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打什么招呼呢?

  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乏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

  王洪文象触电似的,吃了一惊。回到住所,廖祖康跟他打招呼,他也不理睬。

  一句话:“当前,出现了一股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风!”

  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他闷闷不乐,往床上一躺,一句话也没说。

  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邓小平的最有力的支持者——周恩来,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与世长辞!

  江青

  灯下,王洪文提起了笔,又放了下来。直到第三天,王洪文才写出一份检查。

  张春桥兴高采烈,他的“总理梦”几经折腾,可以实现了:周恩来的去世,使总理空缺,而本来势必会接替周恩来成为总理的邓小平,眼看着会被“反击右倾翻案风”赶下台。

  一九七四、十一、十九

  现把王洪文的检查原文照录于下:

  眼看着,中国的新总理,非姓张不可了!

  江青自称“闲人”,其实她“忙”得很,她要“组阁”,当“后台老板”,怎么不“忙”呢?她的此信,分明是向毛泽东要官——你给了邓小平一连串的要职,却“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

  主席:

  新总理姓华不姓张

  翌日,毛泽东在长沙复江青一短函,话说得直截了当:527江青:

  这次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工作,又一次聆听了主席的教导,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农历丙辰年正月初四,张春桥被晴天霹雳击倒在沙发上。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特别是主席对我的批评“你不要搞四人帮”。主席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我诚肯(恳)的接受主席的批评教育。这次主席批准在这里住三天,我应借这个机会来回忆,总结自己犯错误的经验和教训。

  他,怎么也料想不到,新总理竟不姓张,却姓华!

  毛泽东

  两天来我认真的回忆了自己所犯的主要错误。

  就在这一天,印着红色大字的“中共中央文件”一九七六年一号,向全党公布了毛泽东的提议,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

  七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主席发现以后曾多次指示,“你们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们不要搞上海帮”。我没有坚决的按主席的指示办事。当工作中遇有问题时不是和政治局多数同志商量,研究解决问题,而是只找少数几个同志。虽经主席多次指示,我仍然不觉悟,脱离不开小圈子。主席在离京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又指示“你们不要(搞)上海帮”。以后有同志来找议事我仍然顶不住。因此就继续犯错误。十月十七日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关于江青同志和小平同志为“风雷(庆)号”批示发生争吵一事我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因为当时在提名总参谋长人选问题上小平同志有不同意见,这本是党内生活中允许的。但我不是依靠政治局多数同志正确的解决定问题,而是只听了少数同志意见。错误的把提总参谋长人选问题和江青同志批示“风庆轮”问题同小平同志争吵联系在一起,并且乱加猜测,因而就得出结论说可能有别的什么问题。

  个子比张春桥高出一头,年纪比张春桥小四岁的华国锋,讲一口山西话,不是一个显山露水的人物。论政治手腕,论笔头口才,都不如张春桥。这个山西大汉突然冒了出来,使张春桥的总理梦义一枕黄粱,化为泡影!

  李固、黄琼都是东汉人,李固曾任荆州刺史、泰山太守,黄琼则曾任尚书令、太尉、司空李固《遗黄琼书》是中国古文名篇。“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汗,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便出于此文。黄琼曾称病不愿入朝做官,后来由于公卿推荐人才前往京城。李因素来敬慕黄琼,写了与黄琼书。信中既批评了名士的孤傲,也指出名士往往“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毛泽东劝江青读李固给黄琼书,意在告诫她要谦虚谨慎,力戒孤傲,而且在“盛名”之下要意识到“其实难副”。

  因此我就提意(议)向主席报告。

  华国锋这人,如同他写的颜体字那样,毕恭毕正。虽说他的字写得并不算好,却从不潦草。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他很晚才引起人们的注意。

  江青“组阁”终于失败

  在这个问题上的是(事)实是:小平同志并不错,而是我犯了严重错误,因为总理身体不好要我主持工作,而我不是全面的听取各方不同意见,而是只听少数同志意见,又不加分析就错误的向主席报告。干扰了主席。我的错误是严重的。

  华国锋与中国共产党同一年诞生——一九二一年。因此,他可以说是“党的同龄人”。二十八岁的毛泽东在上海出席中共一大时,他不过是个呱呱坠地的婴儿。

  江青受到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的批评,知道自己伸手要官,已经要不到。她又通过“直线电话”——王海容和唐闻生,向毛泽东提出,让王洪文当人大副委员长。

  十二月二十七日,两架专机离开长沙,飞回北京。

  他与毛泽东是两代人。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七日,王海容、唐闻生写了如下材料:

  王洪文的心境是复杂、沉重的。他已经成了那个从庐山败退的林彪,他的“接班人”的地位已经完全动摇……

  在上中学的时候。离学校不远处住着两个中共地下工作者。华国锋在那里看了一些进步书刊;思想倾向革命。一九三八年,十七岁的华国锋离开家庭,上山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一九七四年十一、十二月(十二月二十三日之前),中央酝酿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期间,江青把我们两人叫到钓鱼台十楼,要我们去长沙时向主席转达她的意见,由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同志之后。我们向主席报告后,主席对我们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接班人”告吹

  一九四○年,十九岁的华国锋在山西交城县,担任了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交城县在山西中部,太原西南,文峪河上游,是个山谷林密的地方。这一年,华国锋加人了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的一句话,使江青的最后一次“组阁”计划,化为泡影。

  王洪文的地位急转直下。

  一九四六年,华国锋担任了中共交城县委书记。不久,担任了中共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华政委”之称。便始于此时。

  终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抱病离开医院,和王洪文分乘两架专机前往长沙,会见毛泽东,以求最后确定人事安排。毛泽东指定周恩来和王洪文负责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所以周恩来和王洪文前往长沙。

  “四人帮”的地位急转直下。

  一九四九年八月,位于洞庭湖南岸的湘阳县城插上了红旗。随军南下的华国锋,被任命为这一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从此,华国锋在湖南工作了二十多年。

  毛泽东见了王洪文,头一句话便说:“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

  一九七五年一月八日至十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依旧在长沙休养,没有出席会议。周恩来主持会议。

  一九五二年,华国锋被调往湘潭县,担任县委书记。几个月后,提升为中共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专员。

  王洪文不好意思地赶紧说道:“以后不搞了。”

  按照十多天前在长沙与毛泽东商定的意见,周恩来把有关四届人大的文件,提供全会讨论。这些文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

  一九五四年,华国锋就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

  大抵考虑到“上海帮”这一概念过分强调了地域性,容易产生副作用,这一回毛泽东明确地用“四人帮”这一准确的概念,含义即他早先说过的“四人小宗派”。

  就在这次会议上,进行了重大人事变动: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同意李德生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

  当时,就连华国锋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书记那特殊的重要性——毛泽东正是湘潭县人!

  毛泽东谈起了邓小平。毛泽东指着王洪文,对周恩来说:“邓小平Politics比他强。”

  这并不意味着邓小平取代了李德生。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刚刚结束,一月十三日,四届人大终于揭开大幕。毛泽东仍然在长沙,但四届人大完全照毛泽东的指示进行。大会由朱德主持,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考虑到周恩来病体虚弱,这次政府报告是历届人大中最为简短的。《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则由张春桥上台来念。

  一九五五年七月,当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之后,三十四岁的华国锋写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三篇文章。这些带有故乡泥士芳香的文章,毛泽东读来颇感亲切,华国锋的名字第一次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路过湖南时,接见了留着平头、神态激动的华国锋。

  “Politics”,即政治。

  四届人大按毛泽东意见,不设国家主席。开会时,虽然王洪文坐在主席台中央,但是,候选人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

  一九五五年十月,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特邀华国锋作为列席代表,在会上介绍湘潭地区合作化运动的经验。一个地委书记,能够在中共中央全会上讲话,是很不容易的了!经过这次会议,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很好的印象。

  毛泽东视力不好,仍用笔在纸上写着,写了“人材难”三个字。

  选举结果,“四人帮”大败,四人之中唯有张春桥成为国务院副总理。这一名单,是由毛泽东与周恩来在长沙商定的;

  “你是我的父母官哪!”毛泽东一句戏言,说得本来就很拘谨的华国锋,很不好意思起来。

  “人材难得!”周恩来立即明白。

  人大委员长——朱德。

  “你是个老实人!”毛泽东又夸奖了一句。

  毛泽东点了点头。

  人大副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赛福鼎、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

  华国锋回湖南之后,不久就升为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

  毛泽东要周恩来、王洪文留下来,多住些日子。他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一九五五年盛夏,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也就是第一次庐山会议)。六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北京,途经长沙。当时,江青在杭州休养。毛泽东在长沙的见了华国锋。在谈话中,毛泽东透露了口风。想回故乡看看。华国锋立即安排了毛泽东的湘潭之行。

  这样,毛泽东在十二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七日跟周恩来、王洪文两人进行了四次谈话。二十六日那天,是毛泽东八十一岁生日。毛泽东打发王洪文到韶山参观,他和周恩来单独长谈,定下了人事安排名单。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阔别故乡三十二载,毛泽东终于在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傍晚,回到湘潭韶山冲。毛泽东睡在家乡的硬板床上,思绪万千,哼成了那首著名的七律:

  毛泽东对王洪文进行了多次批评,并要他在长沙写出了书面检查,承认自己上次“长沙告状”是严重错误,并保证“不搞四人帮”。

  在国务院副总理的候选人名单上,原本还有李富春。不巧,他在一月九日去世——正值四届人大召开前夕。

  别梦依稀咒逝川,

  毛泽东又一次谈及江青,他对周恩来、王洪文说:“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

  选举结果一公布,江青气歪了鼻子:

  故园三十二年前。

  周恩来和王洪文回京不久,中共中央便于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她曾提议“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宋庆龄之前”,被毛泽东一口否决;

  红旗卷起农奴戟,

  一月八日至十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主持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会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李德生关于免除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

  她曾提议“张春桥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排在邓小平之前”,也被毛泽东所拒绝。

  黑手高悬霸主鞭。

  紧接着,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全国四届人大在北京举行,朱德主持大会,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张春桥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王洪文忍声吞气,人大副委员长达二十一人的名单上也没有他的份儿,他自知是毛泽东对他的冷淡。

  为有牺牲多壮志,

  会议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安排了人事:

  江青则不然,她要叽哩呱哇地发怒、发狠。她叫嚷说四届人大是“大复辟”,不重视“新生力量”,连“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都当上副委员长。

  敢教日月换新天。

  朱德仍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江青当着唐闻生、王海容的面骂骂咧咧,要她们在陪外宾去长沙时转告毛泽东。

  喜看稻寂千重浪,

  周恩来仍任国务院总理;

  唐闻生、王海容只得遵命传达。

  遍地英雄下夕烟。

  副总理为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毛泽东听罢,生气地说道:“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

  大抵因为在故居见到排在壁上的亡妻杨开慧的照片,触动了毛泽东对前妻贺子珍的思念。毛泽东上了庐山之后,派车把正在南昌闲居的贺子珍接上山。别离一二十多年,毛泽东终于与贺子珍重逢。不料,消息走漏,江青闻风,从杭州打来长途电话,说是马上前来庐山、贺子珍才在山上住了一夜,便被毛泽东匆匆送下山了……

  在人大常委会二十二位副委员长之中,没有王洪文。

  “你呢?”王海容追问毛泽东。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猛烈地抨击了彭德怀。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也受到了牵连。周小舟是毛泽东的同乡,曾担任过毛泽东秘书。

  江青的“组阁”计划,完全失败了!

  “不在她眼里!”毛泽东忿忿然答道。说罢,沉默许久,又意味深长地说:

  毛泽东下山之后,亲自提名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江青陷入极度的不满之中。王海容、唐闻生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七日写的材料中,这么说及:

  “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此后,毛泽东一到湖南,华国锋便陪伴在侧。毛泽东总是说,华国锋是个老实人。一九六三年十月,华国锋带湖南干部到广东参观学习,写了《关于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毛泽东看了,为之写了批示,号召全党克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错误思想。从此,确立了华国锋在湖南的稳固的地位。

  一九七五年初,四届人大之后,江青又把我们找去,情绪十分激动地把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大骂了一遍,并一定要我们把她的意见报告毛主席。我们报告毛主席说,江青对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很有意见。毛主席听了以后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我们又问:“你呢?”主席说:“不在她眼里。”主席又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在四届人大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委托邓小平主待党政日常工作。虽然王洪文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党内排名次序为毛、周、王、叶(剑英)、邓、张,不过,第三号人物实际上已是邓小平,而不是他了。

  一九六八年四月八日,当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华国锋出任副主任。

  毛泽东对江青的这番话,可谓入木三分。

  王洪文毕竟不象江青那样有恃无恐。他不得不收敛了些。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日,王洪文给江青写信,表明了他当时的心态:

  一九六九年,华国锋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九大”的主席团名单之中,出现在九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名单之中。华国锋担任了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江青发动批判“经验主义”

  江青同志:

  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时,提及了华国锋。当斯诺的文章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后,华国锋第一次引起国外的注意。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毛泽东的专列驶出了长沙。他结束了一百一十四天在长沙的生活,回北京去了。

  这份材料我已批了个意见,但我想了一下,这种材料发的范围这样广,传出去可能产生一些问题。另外这份材料仅仅是我们四个人的意见,主席已经多次教育我们了,“不要搞上海帮”,并且批评我“不要搞四人帮”,我想我们还是谨慎一些好,如果江青同志觉得发好,也可以。请参考。

  “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任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

  毛泽东决定回京,因为四届人大已经召开,北京的政治局势变得稳定了。再说,二月十一日是乙卯年正月初一,考虑到身过的工作人员回家过春节,毛泽东告别了长沙。

  洪文

  当时,华国锋不过四十九岁,当然算不上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毛泽东所说的“老人”,显然是“老人马”的意思。

  毛泽东的眼白内障越来越严重。向来是亲自阅读文件的他,只好由张玉凤代读。

  20 2

  在“亲密战友”林彪叛逃身亡之后,毛泽东不得不另选接班人。毛泽东在从上海调来王洪文的同时,也从长沙调来了华国锋。这时的华国锋,人在北京,但仍身兼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广州部队政委、湖南军区第一政委等职。

  本来,这是机要秘书徐业夫的工作,可是徐业夫患癌症,不得不住院治疗了。

  就连王洪文都提醒江青“不要搞上海帮”了!这倒并不表明王洪文不愿再搞“上海帮”、“四人帮”,而是觉得大事不妙,要注意隐蔽了。

  在公安部长谢富治于一九七二年病逝之后,华国锋被毛泽东提议担任这一职务。

  徐业夫是安徽人,戴一副金丝眼镜,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也擅长写文章。

  确实,“四人帮”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春节前夕,毛泽东结束了在湖南的一百一十四天羁旅生活,回到北京。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主持工作,大大削弱了“四人帮”的势力。

  公安部长的地位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从此,华国锋在北京站稳了脚跟。

  他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革命,深得毛泽东言任。他跟毛泽东有一共同嗜好—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是“四人帮”最难熬的一天。

  一九七三年五月,当毛泽东正式表明选定王洪文为接班人、让王洪文列席中央政治局的时候,毛泽东也把华国锋视为“后备”的接班人,与王洪文同时列席中央政治局。

  —抽烟。毛泽东晚年患支气管炎,一抽烟,咳嗽很厉害。徐业夫让毛泽东试着抽他的四川雪茄。毛泽东看着这又粗又长的雪茄笑道:“说不定是个纸老虎!”一抽,果真咳嗽减轻,此后,毛泽东便改抽四川雪茄……徐业夫病重,使毛泽东失去了一位倚重的机要秘书。

  这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病情日重,已经做了多次手术的周恩来,知道这是一次不寻常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抱病出席。

  在一九七三年八月的中共“十大”上,王洪文成为副主席,引人瞩目。华国锋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是不那么惹人显眼而已。

  经毛泽东提议,中央同意,从一九七五年初起,任命张玉凤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于“四人帮”的批评,要比一年前要严厉得多!

  华国锋言语不多,不露锋芒。在北京,他唯一的靠山是毛泽东。他既与“四人帮”没有什么瓜葛,也与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没有什么交情。在中央政治局尖锐的斗争中,华国锋往往保持中立。他唯毛泽东之命是从。

  自从“组阁”失败之后,屡遭毛泽东批评的江青,气恼万分。她的本性是不甘寂寞的,不愿当“闲人”,总要千方百计表现自己。她仍然在伺机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极度不满于四届人大确立的“周邓体制”。一九七五年二月二日,周恩来在送呈毛泽东的《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写道: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从此,实际上开始了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毛泽东对“四人帮”发出了严重警告:

  张春桥和他的伙伴们费尽气力,终于扳倒了邓小平,毛泽东把大权交给了华国锋。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一日、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亲自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于二月三日发出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一号文件。

  江青变换着手法,攻击周、邓。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江青在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讲话时,提出了新口号:“党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她用“经验主义”影射周恩来、邓小平等富有经验的老干部们。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真是历史的巧合,一九七五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是调定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江青毕竟在宣传部门占优势。张春桥、姚文元开动了宣传机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抢发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

  毛泽东提出了要解决“四人帮”问题。毛泽东说:

  张春桥望着散发着油墨气味的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一号“红头文件”,嫉愤、懊恼、沮丧、报复之情交织在一起,咬牙切齿写下这样的《有感》:

  邓小平当即注意到这一新动向,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新华社的一份报告上,写了批示:

  不过,毛泽东一方面提出了解决“四人帮”问题,一方面又并不很着急,以至“后年解决”也可以。他说道:

  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

  真是得志更猖狂。

  毛泽东批评江青等人:

  这表明毛泽东既揭露、批判了“四人帮”,但又以为“问题不大”。他只是要求“四人帮”不要搞党内小宗派,并没有把“四人帮”当成一个反革命集团。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不管怎么样,毛泽东终究是当时中共的无与伦比的最高领袖。他的每一句话,都对中央政治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这一席话,给了“四人帮”以很大的政治压力。

  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毛泽东还批示:

  骄横的江青不得不写下书面检讨。

  人民是决定的因素。

  “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

  刁滑的张春桥也不得不写下书面检讨。

  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

  遵照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月二十七日开会,“议”题便是批评江青。

  王洪文呢?他也作检讨。

  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

  江青在会上勉强作了“自我批评”。就连她自己,在两个月后写的检查中,也承认:“我在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

  以下是王洪文一九七五年五月检讨提纲的一部分: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看来,江青的问题不能不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能不解决——毛泽东在垂暮之年,力求“安定团结”,而江青恰恰是最不安定。于是异乎寻常,毛泽东决定在五月三日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谈话。这如同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他亲自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小宗派”一样,表明事态已经相当严重了。对于重病在身的毛泽东,这是他最后的岁月两次亲自出席政治局会议……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的错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初期我对批林批孔同贯彻十大的精神对立起来,因此我对批(林)批孔是不理解的,特别是关于广州召开十万人大会问题,当时查清楚是对的,但由于我自己不理解,也说过一些错话,在政治局也进行过争论。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

  不得不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

  当主席批示了北大、清华那份批林批孔的材料以后,特别是七四年一月升四、廿五两次大会(指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日的“在京军队单位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就在张春桥写下《有感》之际,上海发生了一桩真实的笑话:

  知道毛泽东要召集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也抱病前来。

  和一月二十五日的“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是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在未经政治局讨论、未报告毛泽东的情况下召开的——引者注)。虽然我对于两次大会的召开未经政治局讨论,未报告过主席,关于反对走后门有些提法不妥,如混淆两类矛盾的提法,扩大了打击面等,也同个别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也是赞成反对走后门的)但我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这是我原则性不强,组织观念不强的表现。

  张春桥的爪牙,如同张春桥肚子里的蛔虫,知道张春桥的心思。“一号文件”

  毛泽东的黄昏岁月,来往的人很少,政治局委员们也难得见到他。与他经常通电话的是周恩来。据张玉凤回忆,除了周恩来之外,别人几乎没有给毛泽东去电话,生怕干扰他的养病。即便是江青,求见毛泽东,也未必允见。只有王海容、唐闻生,倒是说来就来,说见就见。

  张春桥在检查中写道:

  下达之际,有人在上海街头贴出大字标语:“坚决要求张春桥当总理!”

  正因为这样,五月三日,毛泽东跟政治局委员们见面时,周恩来说道:“大家快一年没有见到毛主席了,非常想念主席!”

  “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作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在那种铅云低垂、寒风刺骨的年月,上海人居然也充满幽默感。乘着大字标语浆糊未干,一位小伙子悄然把“张春桥”三个字撕下来,贴到标语前面去。于是,大字标语成了:“张春桥坚决要求当总理!”

  屈指算来,从去年七月十七日那次政治局会议见过面之外,大多数的政治局委员跟毛泽东“阔别”十个月了!

  江青在检查中写道:

  多少行人驻足街头,看着这条妙趣横生的大字标语。虽然个个强忍着笑,可是,一回到家里,作为“特快消息”传播,个个笑出了眼泪!

  毛泽东跟政治局委员们打招呼。他握着陈永贵的手:“你的信好啊。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全国,三分之一在中央(引者注:指陈永贵给毛泽东写信,报告自己一年中的时间安排)。不要在钓鱼台,那里没有鱼可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毛泽东的话中,包含着对江青占领下的那个钓鱼台的反感。

  虽说这些检查都是被迫而写的,但起码“四人帮”自己承认了搞“四人帮”是错误的。

  会议开始了,毛泽东言归正传:

  就在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政治局会议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明确指示,中央日常工作改由邓小平主持。邓小平取代了王洪文。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从此告吹。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

  王洪文从北京消失了。

  毛泽东接着说:

  花天酒地回上海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引者注:指“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以王明为首形成的教条主义派别)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

  一九七五年国庆节,新华社播发的国庆照片,透露了王洪文在哪里。

  毛泽东说起了教条主义之害,思绪忽地从王明飞到了“鸡蛋”问题:

  那是一张在上海拍摄的照片,王洪文居中,左边坐着王秀珍,右侧坐着马天水、徐景贤,背后是一批正在鼓掌的群众。照片的说明词写道:“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在上海和群众一起欢度国庆。”

  “教育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两年不能吃鸡蛋,因为苏联人发表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在《人民日报》上,王洪文这张照片被安排在各地欢庆国庆的照片之中,并不十分醒目。而整整一年前,王洪文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主持国庆盛大招待会,他的照片印在《人民日报》头版。如今,登在头版的是邓小平的照片。

  毛泽东一番话,说得政治局委员们都笑了。

  王洪文已经许久没有在报刊上露面。他回上海去了。

  待大家笑毕,毛泽东正色道:

  是毛泽东要他下去的。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党、政、军一把抓,他在大力整顿:“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邓小平大刀阔斧地整顿一切。他的整顿,就是整顿被“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各条战线,恢复中共“八大”的路线。他的整顿,实质上也就是彻底否定“文革”。

  毛泽东强调“三要三不要”,他说:

  王洪文成了闲人。他的工作,按毛泽东的安排,只是抓抓党校的工农兵读书班,如此而已。

  “其它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这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讲过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王洪文牢骚满腹。本来就是杜康之徒的池,此时此刻.他更借酒浇愁。三杯黄汤下肚,牢骚脱口而出:

  毛泽东又说:

  “妈的,什么副主席,空头支票一张!”

  “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中国与俄国的经验批判主义。列宁说:那些人是大知识分子,完全是巴克莱学说。巴克莱是美国的一个大主教,你们去把列宁的书找来看一看。”

  “什么主持中央工作,权全给邓小平夺了。哼,我只落得个抓抓读书班,比弼马温还不如!”

  这时,江青赶紧插了一句:“主席是不是说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他是个看不进书、坐不住的人。闲得无聊,无法打发那漫长的时光。他从“文艺旗手”江青那里借来一部又一部外国“参考影片”,看了起来。看罢电影,余兴未尽,有时还找来外国小说“研究”三番。

  “嗯。”毛泽东答应了一声,他由此说及了江青:

  看电影,看小说,还算安安静静。实在太闲了,闷得发慌,他去钓鱼了。钓鱼还不够味,他打鸟。这时候,他刚当副主席那阵子的拘谨、小心,一扫而光,露出了他的“原形”,犹如当年在崇明岛上一般“自由自在”。

  “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没有参加,陈独秀、溜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她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像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

  消息传入毛泽东耳中。毛泽东对王洪文,作了安排: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时间下基层,三分之一时间调查研究。

  毛泽东批评江青,说道:

  实行这“三三制”之后,王洪文不能在钓鱼台逍遥了。他选择了上海作为“调查研究”的场所,给毛泽东写了报告,回上海去了——为时三个半月,也就是差不多相当于一年的三分之一。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用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一九七五年八月,王洪文回到了他的“基地”——上海。

  毛泽东批评的是江青以个人名义多次送“批林批孔”和别的材料。

  王洪文在上海是怎么“调查研究”的呢?

  毛泽东又提起了“帮”的问题:

  上海市委招待处五位负责接待王洪文的工作人员何关明、葛健、陈世章、朱友生、王珏,曾回忆如下:

  “不要搞什么帮,什么广东帮、湖南帮,粤汉铁路长沙修理厂不收湖南人,只收广东人,广东帮。”

  “王洪文,一九七五年夏天来上海三个半月,一家五口住在高级别墅,整天过着花天酒地的资产阶级生活。几乎每餐都要喝名酒,经常要吃山珍海味,名菜佳肴,新鲜水果,时新蔬菜。什么鱼唇、鲍鱼、干贝、海参、蛤蜊、鹌鹑、野味……他想啥就要吃啥,而且要求苛刻,非要弄到不可。一次,要吃田螺,就要农村动员农民下水摸,要吃小豆苗,到生产队组织人采摘,他要吃鲜荔枝、香蕉、菠萝,由广州用飞机带来。儿子要吃石榴,也专人到苏州去买。此外,到南通搞过蛤蜊,到宁波搞过青蟹,派人到处去买。王洪文经常设宴请他的‘小兄弟’、亲信吃喝,三个多月就请了二十多次。他以视察为名到工厂,到农村,到部队时,事先安排吃喝,要人家准备名酒名菜,每到一处都大吃大喝,常常喝得酪酊大醉,丑态百出。

  毛泽东最后说:

  “王洪文几乎整天吃喝玩乐,钓鱼、打鸟、下棋、玩牌、打弹子、看电影,成了他每天主要活动。一百多天之内,看了八十多部电影。他还常常硬拉着工作人员打扑克、下军棋,玩通宵。他不仅白天去打猎,有时晚上也去打,专门让人特制了聚光搜索灯。他钓鱼,让工作人员用麻油、茅台酒和面粉作鱼饵。钓不到鱼,他就挖空心思要工作人员做两只木框浮在水面,框里放上青草,引鱼上钩。王洪文一贯作威作福,钓鱼时,不仅要为他准备烟、茶、水果、桔子汁,还要工作人员把烟递到他嘴里,为他点烟,拾鱼,装鱼饵、擦汗,扇扇子。

  “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江青又打来电话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大家一起来,完了。对不起,我就是这样,我没有更多的话,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会都是三句,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他在上海三个半月,穷奢极欲挥霍,据不完全统计,就花了二万余元。……”

  毛泽东又一次强调了“三要三不要”。毛泽东曾用“三要三不要”警告过林彪,如今则是警告江青,警告“四人帮”。

  王洪文如此吃喝玩乐,半是政治失意,半是本性如此。到了上海,人们的心目中,他还是“副主席”,还是“接班人”。他乐得借这迷人的光圈,优哉游哉。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于五月一二十七日、六月三日两次开会,批评江青,批评“四人帮”。

  他的“小兄弟”马振龙,成了他的“后勤部长”。据上海市轻工业局三位工作人员韩仁和、刘恩仁、吴行慎回忆:

  在会上,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面对“四人帮”,作了严正发言。其他的政治局委员,也在会上批评了“四人帮”。

  “王洪文非法攫取大量国家财物。他成为副主席后,串通上海市轻工业局的马振龙,利用职权,以‘硬性索取’、‘授意试制’等手法,巧取豪夺了大型彩色电视机、红旗牌高级照相机、高级汽手枪、高级手表、石英电子表、太阳能打火机、高级香烟、啤酒、糖果等大量轻工产品。就以食品一类来说,一次就拿高级雪茄烟三十五条、酒芯巧克力糖六十盒,酱菜罐头二十多瓶。

  王洪文作了粗浅的检查。从此,中央的日常工作不再由他主持,改由邓小平主持——一邓小平成了毛泽东挑选的第四个接班人。慑于压力,就连江青也不得不写出书面检讨,原文如下:

  “王洪文为了打猎,硬要给他仿制美国‘奇异牌’的聚光搜索灯。工厂只好停止部分正常生产,日夜赶制,突击一周,造出二十只,王仅选去二只,耗费国家资金一万多元。又如,为王洪文专门精制五块高级钻石牌双日历手表,调动了七个工厂、一个商店的四十余名技术人员,化费国家资金一万一干多元。王洪文用的保温杯,也要给他特制,加工单位仅为制杯盖,化了半个多月时间,专门制了两套模具,这一项就耗费国家资金一千六百多元。”

  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

  如果说,在北京慑于毛泽东的威望,王洪文还不得不有所收敛的话,在上海他无所顾忌了。一班“小兄弟”围着他转,捧他,吹他。就连那个“老干部”马天水,也在宴会上举起酒杯,走到他的面前,献媚道:“洪文同志,你到中央以后,进步真大啊!”

  在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会议基本上开的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

  王洪文不忘“马老”在“中共十大”那关键时刻对他的帮助,赶紧举起酒杯,以吹还吹:“马老,在老干部当中象你这样的精神面貌,在全国都是少见的!”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旧居”·“圣地”·《大事记》

  江青

  一九七五年九月三十日午夜,僻远的上海定海路上,几辆轿车停了下来。一伙人走出轿车,在定海路上一座小屋前驻足。

  二八、六、一九七六

  “文化大革命中这里可热闹了,这是一间值得永远怀念的小屋。真快,一转眼,九年了!”王洪文满怀深情,在小屋前跟廖祖康说着。

  连“一触即跳”的江青,也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这确实是因为“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刚刚出席了上海的庆祝国庆晚会。趁着余兴,王洪文突然来到上海国棉十七厂,来到定海路那间小屋。

  江青,跌到了“文革”以来的最低点!她的日子,变得不那么好过了。

  有着“纪念癖”,当年搞过“工总司半周年纪念”的王洪文,在他的“旧居”

  江青的“后院”——文艺界起火

  面前的一席话,马上被“小兄弟”心领神会。

  江青处于守势,处于下风,处于退却。

  他在韶山参观过毛泽东旧居。他希望有朝一日,他那小屋门口,也挂上红地金字横匾:“王洪文旧居”。

  就连她作为“旗手”的文艺界,也冒出了“异军”,对她放炮了!

  他的“旧居”,真的被“小兄弟”们精心保护起来了,以便日后办个“王副主席纪念馆”之类。

  种种“微词”,传入毛泽东耳中。毛泽东又就文艺问题批评江青了。

  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的办公室,则早已被“小兄弟”作为“圣地”

  一九七五年七月初,毛泽东在跟邓小平谈话时说:(引自《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

  保留原貌。还是王洪文当年用过的那张办公桌,还是王洪文当年用过的那张木椅子,还是王洪文当年放文件的那个文件柜,玻璃板下压着一张选民证,写着“王洪文”

  “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

  三字——一切都保持当年的风貌。

  “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王洪文说过:“这个办公室是有意义的,要保留下来。”他的一句话,使那个办公室成了“圣地”。

  毛泽东没有点江青的名,但用不着加任何注释,这显然是针对江青的。

  王秀珍成了“朝圣”的向导。她曾亲笔写下回忆: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又就文艺问题发表书面谈话:(引自《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

  “在‘十大’以前,我曾把王洪文要保留这个办公室的考虑,告诉了十七棉党委负责人。他们照办了,连王洪文在文革前的选民证和他用过的桌椅都照原样保留着。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

  “一九七五年二月初和二月十五日我曾两次带领‘小兄弟’去这个办公室开会,以增强对王洪文的‘感情’,效忠王洪文。第一次带了叶昌明、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王日初、金祖敏。我和金祖敏传达王洪文、张春桥对黄金海、戴立清的‘指示’,目的是使我和这帮小兄弟更加抱成一团,效忠王洪文,为王洪文争气等。

  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

  第二次是王洪文要马天水和我多关心新选进的中委和候补中委,给他们补上文化大革命这一课。当祝家耀(已去公安部工作)一次回上海要返京前的一个晚上,我借这个机会带祝家耀、周宏宝、张国权、陈佩珍等在上海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去十七棉进行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我介绍了所谓王洪文的‘造反史’。我还要他们不要忘记这些‘历史’,要为王洪文争气,为‘四人帮’效忠。……”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光是保留“旧居”、“圣地”还不够,王洪文还授意为他写“造反史”。

  “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

  一本三万多字的《上棉十七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在王洪文的“关怀”下,历时一年多,终于写出来了。

  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谈话,在北京文艺圈里飞快地传了开来,也飞快地传向正在北京的来自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编剧张天民。由他编剧的故事片《创业》,受到江青的蛮横批评。他在七月十八日,冒着盛暑,赶写了两封长信,一封致邓小平,一封致毛泽东。

  这本《大事记》的基调是三条:

  他敢于斗胆给中国的两位大人物去信,是因为他的一位作家朋友拍着胸脯说:

  第一,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人运动的发源地;

  “你只管写,有人给你送。”

  第二,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色堡垒;

  他知道,在那样的年月,如果把信扔进邮筒,说不定会落到江青爪牙手中,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第三,王洪文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人领袖,该厂造反派的一切“胜利”都是在王洪文领导下取得的。

  那位仗义的作家,便是白桦。

  上海国棉十七厂高顺兴、王树理、曾勇同。曾揭发过王洪文炮制《大事记》的经过:

  白桦为张天民找到了一位热心的送信人——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捷生。

  “王洪文为了篡党夺权,亲自策划编写了《上棉十七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为自己树碑立传。

  贺龙受林彪迫害,于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受摧残致死。“九·一三”事件之后,贺龙冤案得以平反。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一九七四年一月九日,他在北京接见厂党委副书记董秋芳时,一再夸耀自己对十七厂文化大革命所起的作用。并说他‘一有空就回忆这些事情’,要董‘把十七厂的文化大革命好好总结一下。’董回沪后,即将王洪文的黑旨意向厂党委作了传达。同年十二月,经王洪文同意,抽人着手编写《大事记》(引者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九日,董秋芳、孙一中、周彦朋、尹家龙、刘荣根等召开会议,安排三人写作班,编写《大事记》)。

  贺捷生揣着张天民写的两封信,把一封致邓小平的信送至胡乔木处,很快转到邓小平手中。她又去找王海容,把致毛泽东的信托王海容转给毛泽东。

  “一九七五年八月,王洪文来上海时,又催促此事。十月底初稿完成,即送王审查(引者注——《大事记》初稿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四日由廖祖康交给王洪文。

  七月二十一日,张天民怀着惴惴不安之情,离开了北京。

  十一月五日,王洪文把《大事记》看了两遍)。王看了以后,第二天立即召集董秋芳等人(引者注——即十一月六日,王洪文在上海东湖宾馆召见董秋芳、孙一中、张元启),一开始就说‘我昨天一连看了两遍,很受教育。’接着他又提出:‘《大事记》中人名不要太多,一般人只要一般提一下就可以了。’可是他自己的名字出现了近二百处却一声不响。还提出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九日他在保卫科同厂党委发生冲突‘要详细记载对今后是有好处的’又说‘十七厂夺权日期由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改为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捏造十七厂是全国最早的夺权单位,拼命为把他自己塑造成‘一月革命’夺权最早发起人制造‘依据’。他还交待:搞《大事记》的事‘千万不要传出去,要保密’。

  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张天民的信到了毛泽东和邓小平手中之后,反应是那么的迅速,那么的强烈!

  “王洪文在这个《大事记》中把自己打扮成所谓的‘革命左派’、‘优秀的共产党员’,把他写的大字报吹成是‘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推动了十七厂‘群众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大事记》中说什么‘王洪文的一席话,使得同志们增强了斗争的信心,觉得眼前的道路又宽又亮了’。还说王洪文到了三十棉纺厂一次,这个‘三十厂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引者注—一指王洪文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应王秀珍之邀去上海国棉三十厂介绍赴京串连情况)等等。王洪文甚至编造了自己‘为了迎接更大的斗争风暴,更加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五日作了批示。邓小平迅即在七月二十七日以中共中央(一九七五)第一八一号文件形式下达。

  这样一来,这个不学无术的政治流氓一下子就变成了所谓的‘工人领袖’……”

  毛泽东批示全文如下:

  这份《大事记》经王洪文审定,曾打印过。后来为了“保密”,又一一收回,销毁,只剩下两本。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

  在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之后,王洪文的亲信曾打算把那两本《大事记》“塞进铁管,两头焊死,埋到地板下或黄浦江防汛墙内,永久保存”。

  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

  本书作者终于见到了这藏之密室的《大事记》。王洪文精心炮制的《大事记》,成了本书作者写作这本王洪文传记时的重要采访线索和参考资料。

  毛泽东

  重逢“小兄弟”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在上海“调查研究”的一百多天,朝朝夕夕,王洪文和“小兄弟”们“酒肉穿肠过”,喜相聚,庆高升。

  毛泽东的批示,引起长春电影制片厂一片欢呼!引起全国文艺界一片欢呼!

  鸟枪换炮。今日的“小兄弟”们,来来去去,轿车进,轿车出,个个都成了“领导干部”。

  毛泽东所说“此片无大错”,指的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所拍摄的《创业》一片。

  当年,在安亭事件“胜利”之际,王洪文已夸下海口:“我当上市长,你们也弄个‘长’当当!”如今,王洪文成了党的副主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的“小兄弟”们怎不攀着高枝儿向上爬?!

  此片上映不久,一九七五年二月十日中午,姚文元那里便接到江青秘书的电话——当时姚文元正在午睡,他的秘书作了记录,记录原文如下:

  就在王洪文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后,在四届人大召开之前,王洪文就叮嘱过王秀珍、金祖敏:“选拔一批工人出身的新干部。”

  遵江青同志嘱,打电话给文元同志:

  一九七三年十月,根据王洪文、张春桥的“指示”,“上海市委工农兵干部学习班”开办了。这个“学习班”,是为了向中央“输送”干部而准备的。

  今天,《人民日报》用了极大的篇幅吹捧《创业》,我建议《人民日报》和《红旗》今后不要再登这类东西。

  一九七四年三月,王秀珍去北京,王洪文叮嘱她:“上海要尽快物色二十名年轻干部,分别担任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公安部、商业部、建材部、邮电部、中组部、卫生部以及《人民日报》的领导工作。”

  另外,我建议,对《创业》电影组织一篇有说服力的评论文章。这种评论权力我们不能放弃。可以评好,也可以批坏……

  哦,“造反司令”成了副主席,他的“小兄弟”们都要弄个部长当当了。

  江青的意思很清楚,要对《创业》电影“批坏”!姚文元马上照办,他给江青回话的电话记录原文如下:

  “小兄弟”们当然很起劲。王洪文说是要二十名,而上海市委组织部在一九七四年四月底上报给王洪文的中央各部长备选名单上,开列着八十八名!

  文元同志来电话:

  一九七四年十月,王洪文明确地告诉上海:“要准备把上海的中委都调出来!”

  我完全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中午我起床后就给人民日报打了电话,要他们以后不要登这类文章,要登要经我同意。我在电视上看了一半不到,给我的印象是很乱,不清楚……

  于是,一张由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拟定的名单,终于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报王洪文了。

  “旗手”下令之后,“江记文化部”的部长于会泳闻风而动,给《创业》定下十条罪状,打入冷宫。

  在这张名单中,内定了“上海牌”的部长或副部长的人员;万桂红去中组部,杨佩莲去团中央,冯品德去全国海员工会,陈佩珍去商业部,秦宝芝去建材部,王东亭去邮电部,沈鸿、张秀清去文化部,吕广杰、姚福根去六机部,陈杏全去冶金部,张国富去水电部,汤凯臣会轻工部,周宏宝去《人民日报》社,朱栋去交通部,王桂珍去卫生部。

  毛泽东对《创业》作了批示之后,江青召集张春桥、姚文元、于会泳等在钓鱼台十七楼开会。

  那个陈阿大,不仅成了中共“九大”代表、“十大”代表,而且成了四届人大代表,以至成为四届人大常委。不过,陈阿大讲究“实惠”,他伸手夺走了上海全市的房屋调配大权,当上“房总统”。

  江青说:“张天民写了两封信,一封呈主席,主席没批。另一封给邓小平转给主席,是邓小平逼着主席批的。主席说无大错,那就是还有中错和小错,并没有说是优秀影片嘛!”

  自从陈阿大当上“房总统”,“小兄弟”们要房子,那就方便多了。这位“房总统”不断地批条子,把上海一幢幢花园洋房,批给“小兄弟”们。那些花园洋房的原主,大都是资本家,也有的是“走资派”或者高级知识分子,反正都是“文革”的对象。赶走了他们,“小兄弟”们便成了花园洋房的新主人。

  一九七五年九月,江青到了大寨,在那里遇上张天民,她的火气大极了。

  关于“房总统”本人,那就甭说了:他原住上海安福路的小房子,后来迁入瑞华公园,又调到新康花园,霸占了二百三十多平方米的花园洋房。

  江青用道地的“江青式”特有语言,恶狠狠地说道:

  他跟纺织局的某人打了个招呼,他的妻子便入党了,成为上海一家棉纺针织厂的革委会副主任、厂党委副书记。

  “张天民你多大?(张说我四十六了)那你还是个娃娃。你告我刁状,老娘今天要教训你,有谁给你出主意?(张答,没有。)你必须给主席写一检讨,你既敢给主席写信,就必须给主席写检讨,因为你说了谎,告了刁状。目前有人攻击文化部,给文化部施加压力,说文化部是大行帮,我替他们顶着,老子不怕。”

  王洪文也不忘拉那些摔了跟斗的“小兄弟”一把。当年,他的“副司令”潘国平,能言善辩,冲杀在前,在上海的“知名度”曾远远超过王洪文。一度,人们只知“工总司”有个“潘司令”,不知有个“王司令”。

  至于她为什么说张天民告的是“刁状”,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四日,江青在大寨接待站说道:

  潘国平曾出尽风头;带头冲上北站列车;在安亭出面与张春桥谈判;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之际,担任百万群众参加的“庆祝大会”的执行主席……

  “张天民信上说,我看了第二天就停演了。我他妈的什么时候看过,什么时候说过停演,这告的是刁状。”

  用当年的习惯用语来形容,潘国平属于“昙花一现”的人物。他寻花问柳,蹂躏妇女;他成为打、砸、抢的先锋;在经济上,他也不干不净……

  江青又急、又气、又恼,是因为“后院起火”,她的“基地”——文艺界举起反叛的旗帜。什么“老娘”、“老子”、“刁状”以至“他妈的”之类话,从这位“旗手”嘴里冒出,表明她乱了方寸!

  从一九六八年踏平“联司”之后,潘国平下台了。他被“下放”,回到原单位——上海玻璃机械厂劳动,从此在上海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江青不甘心于她的失败。她要反击!反击!

  “造反司令”成了中共中央副主席,“造反副司令”却重新成为普通工人,“反差”未必太大了!

  倒是张春桥提醒了王洪文:“工总司发起时的常委,现在还剩几个?连毛主席都下令查一查,‘长征老马还有几匹’?你要注意保护老造反。要不,人家会说你这个‘司令’下边,怎么尽是乌龟王八蛋。否定了他们,连你这光杆司令也迟早保不住!”

  王洪文连声称是。他佩服张春桥看问题总是高人一筹。

  于是,一九七二年底。张春桥趁着回上海,突然在康平路小礼堂召见潘国平和几位“工总司”的老造反。

  张春桥的几句话,使潘国平受宠若惊:“小潘,你知道吗,主席还一直记得你小潘呢,前不久还跟我提起你!我和洪文同志,对你总是抱着希望。”

  张春桥夸奖几句潘国平之后,开始“指点”他:“小潘,你别想来想去就是个谭元元(引者注——潘国平千方百计追求的女友,后来成为他的妻子),你要想想国家大事,世界大事。你要向洪文同志学习。路线斗争一次又一次,还会不断地来的。第十次,第二十次,第三十次,都会来的。主席不是说过,七、八年要来一次吗?你小潘年纪轻,起码还可以活五十年,经历十次路线斗争、你要想得远一点,看得远一点。”

  张春桥鼓励潘国平道:“你犯了错误,只要你把尾巴夹起来做人,那就行啦!

  谁不犯错误?就拿马老来说,他很有体会。他对我讲起过,在一九六五年以前,他是不大学习的。在一九六五年,全国开始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他看了一点书。

  但是,真正认真开始学习,是在他犯了错误以后。犯了错误,才懂得学习的重要性。……”

  张春桥还说:“你不要以为自己是初中文化水平,看不懂书。其实,初中水平不算低,我也只是个初中生!当然,初中水平也不算高。字是可以认识的嘛,不认识的还可以查查字典。洪文同志的文化水平跟你差不多,他很注意学习。”

  在张春桥、王洪文的关心下,潘国平在一九七三年四月,结束了“下放劳动”,调到上海市总工会当起“常委”来了。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七日下午四时半,姚文元趁回沪时在锦江饭店小礼堂接见上海市总工会的常委们。以下是当时的记录中涉及潘国平的部分:

  姚文元:小潘同志最近还好吗?

  潘国平:还好。

  马天水:胖了一点。

  潘国平:胖是胖了一点,腰不大好。

  姚文元:你的学习怎么样?

  潘国平:我学得不好。我是想学一点的。党的大事,国家的大事,总是关心的。

  最近,报上在批孔。我在加深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的认识。

  姚文元:小潘,你要争气呀!你是老造反,你一定要争气!你有三十岁了吗?

  潘国平:虚龄二十九。

  姚文元:你以后还有几十年的路要走。你一定要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

  潘国平;我记住了。

  张春桥的接见,姚文元的接见,使潘国平又“抖擞”起来。不过,此人如同一个捧不起的刘阿斗,居然又干起偷鸡摸狗的事。他并不把王洪文放在眼里,对这位“副主席”说了许多不逊之词:“王洪文算什么!在‘工总司’成立大会上,有人要揪他,他吓得发抖。在安亭,看到火车停下来了,别人都冲上了铁轨,他才上去!

  哼,他倒成了‘副主席’!”

  这些话,很快就有“小兄弟”向王洪文报告。潘国平攻击“中央领导”,这还得了!

  于是,当王洪文回上海“调查研究”时,对潘国平问题作了“指示”。

  以下是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六日叶昌明关于潘国平的审查报告的原文:

  天水同志:

  送上洪文同志对潘国平问题的两次指示,请阅。关于我和沈涵同志报告中提出拟对潘作留置审查一事,我又请小廖同志(即廖祖康——引者注)向洪文同志请示,据小廖昨天下午电告洪文同志的意见,对潘要批判从严。可把潘的材料整理一下,向常委介绍一下。批判先在常委中进行,以后再扩大。对潘的问题的材料,虽然大部分是可信的,但可能有些部分或有不确实的地方。为防止被动,所以对潘的批判从严,形式上不要搞得太紧张(指不要在民兵指挥部留置——原注)。小廖向洪文同志请示可否采取把潘留总工会,不让他回家去,便于他一面交代问题,一面学习,洪文同志同意这个意见。

  根据这些精神,今天下午,我又找部分总工会常委研究了实施办法,经大家讨论提出下列意见:

  (1)先在部分常委的小范围内与潘接触二、三次,追查他的问题,要潘老实交代自己所有的问题。拟在下星期二〔二十一日)上午开始与潘接触,一星期内告一段落。

  (2)再下星期起在全体总工会常委范围内潘对进行批判。也批二、三次。潘有一些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言论(此处的“中央首长”指王洪文——引者注),不在这个范围内批判,以免扩散。

  (3)与潘开始接触后,即把潘留宿在总工会。允许他自己去食堂吃饭,不允许外出,请民兵指挥部派七同志分三班看护(不以民兵名义——原注),同时我们组织人员进行调查材料,并去潘家,在他老婆在场下作适当的检查,获取有关材料。

  待对潘的审查结束时,再将情况和处理意见报市委审批,特此报告。如有不当请批示。

  马天水看毕叶昌明的报告,在上面写了批示:“请秀珍同志审阅。”

  王秀珍在她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儿,算是“圈阅”。

  看在当年“副司令”的面上,潘国平还是被保下来了。

  张春桥、姚文元对潘国平问题,说了如下的话。

  张春桥说:

  “小潘,我们是仁至义尽了吧!我一直劝你。直到现在,我对你还抱有希望。

  “你过去没有受过严格的无产阶级教育。就是在部队里两年,也是不怎么样。

  这次大浪潮把你推到前面,但你没有懂得什么叫革命,就觉得了不起了。想想在安亭的时候,你是‘工总司’的首席代表,来跟我谈判的。当初造反的时候,在‘工总司’创立的时候,你是有功劳的。这跟陈独秀一样,主席说在写党史的时候,还得把他写上。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尊重历史的。希望小潘也能自重,爱护自己这段历史。”

  姚文元也恨铁不成钢似的说了一番话:

  “小潘,你的坏习气太深了!你的旧的习性,要来一个彻底的改造。春桥同志的讲话,我是同意的。

  “小潘,我们是把你当作体现政策的人。对于你自己来说,还有一个主观努力的问题。阶级斗争规律是无情的,你怎么也想不到的事却常常发生。”

  张春桥意犹未尽,补充道:

  “在‘文革’初期,那些围攻‘工总司”的人,总是集中力量攻击你们两个司令,说潘国平是阿飞,王洪文是坏人。当时,我曾一再为你们辩护过。现在,洪文同志很争气,成了党的副主席,没有谁再敢对他说三道四。你潘国平要争一口气!

  你的堕落,不仅仅是你个人的事情,也影响‘工总司’的声誉,甚至影响洪文同志的声誉!”

  又是“批判”,又是劝说,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对潘国平真的是“仁至义尽”!保这个“副司令”,也就是保“工总司”的声誉,保王洪文的声誉。

  对于那个“二兵团”的头头耿金章,王洪文本来恨透了他。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王洪文设下圈套,在上海国棉三十一厂抓捕了耿金章。在杨浦区公安分局关了两个多月,张春桥下令释放耿金章,王洪文这才不得不把耿金章放掉。耿金章在砸“联司”时出过力,一度与王洪文的关系有所改善。

  不过,耿金章稍稍恢复元气,又要与王洪文为敌。

  王洪文第二回定计捉耿金章:那是一九六七年秋,忽然来了两辆大卡车,坐满了“工总司”造反队员,前来接耿金章,说是“工总司”要成立党支部,王洪文要他去开会。会议地点在上海警备区支左办公室。

  就在这时,王承龙打电话密告耿金章:王洪文要抓你!

  支左办公室的一位处长,也把紧急情况报告了张春桥。

  当耿金章来到会场,王洪文接到了张春桥电话,不许他动手。耿金章在那个处长保护下,从后门出走。

  不久,耿金章又一次被王洪文派人绑架,抓到浦东去。消息传出,耿金章那“二兵团”的常委范建华坐小轿车赶去,说是“市革委”要开紧急会议,耿是委员,务必出席,这才把耿拉上小轿车溜走。耿金章躲到上海漕河泾的上海第八人民医院里,伪装成病人,这才把王洪文派出追捕他的人甩掉了……

  王洪文三抓耿金章的消息,传入张春桥耳中。张春桥劝王洪文对耿金章实行怀柔政策,给他一官半职,不要弄得太僵。

  王洪文听从了张春桥的意见。于是,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起,耿金章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科技组里弄到一官半职。

  耿金章对王洪文毕竟耿耿于怀。到了一九七一年五月,王洪文把耿金章“下放劳动”,让他回上海纸浆厂去。

  一九七三年初,在落实“老造反”政策时,张春桥说了一番话:

  “耿金章的错误是严重的。他主要是犯了象王明、陈独秀那样的分裂主义的错误。这几年,他通过劳动、学习,对自己的错误已有所认识。他属于‘知名人士’,不用不行。……”

  好在王洪文已在中央立足,小小的耿金章再也构不成对他的地位的威胁。于是,给了耿金章以“上海市总工会委员”的头衔。

  这时的耿金章,早已失去当年与张春桥、王洪文对着干的那股犟劲儿。

  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三日,耿金章给王洪文、王秀珍写了一封充满仟悔之意的信:

  洪文、秀珍二同志:

  你们好。上海市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已经胜利闭幕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

  这次我能参加大会,并作为上海市总工会第五届委员候选人,内心感到十分激动。回顾自己在文比大革命中犯了不少错误,辜负了党和群众对自己的希望……

  为了今后更好地干革命,恳切地希望洪文同志、秀珍同志在百忙中能接见我一次,并严肃地帮助我,指出我的缺点和错误,使我在今后的工作中少犯错误或不犯大错误。

  战友 耿金章

  1973.4.23.

  人是会变的。这时候,耿金章眼中的王洪文,已是“中央首长”;这时候,王洪文眼中的耿金章,只不过是条可怜虫。“胜者为龙,败者为虫。”成“龙”的王洪文,哪里还愿“接见”那“虫”一般的“战友”耿金章?!

  这年十一月,耿金章又写一信:

  春桥、洪文、秀珍同志:

  你们好!

  十一月二日春桥同志的讲话,对我触动很大。有几个晚上睡不好觉,反复对照自己、检查自己,思想斗争很激烈。首先体会到毛主席和市委领导对我们新干部的关怀爱护,心里感到十分温暖。……

  张春桥用红色铅笔,在耿金章的信上写下批示;“请秀珍同志告耿,信收到,希望他说到做到。

  春桥”

  如此这般,耿金章这位“知名人士”,成了王洪文的“统战对象”。王洪文给耿金章安排了一个“七品芝麻官”;上海市轻工业局基建组副组长。

  此后,王洪文倒常常提到耿金章。他抽着烟,以一种傲岸的神情,谈论耿金章。

  王洪文把耿金章树立成一种特殊的典型,为自己的脸上贴金。因为他作为“接班人”,正需要耿金章这样的特殊典型,来证明自己正是具备了毛泽东所说的接班人的条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原来,耿金章成了王洪文的“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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