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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名义上是政治局常委, 

  自称“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的江青,以为光是给刘少奇安上“招降纳叛”的罪名,还远远不够。能不能给刘少奇也戴上一顶最为“流行”的“叛徒”之帽呢?

周恩来找到会议的组织者,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不许召开批斗周荣鑫同志的大会,否则,一切后果你们自己负责!”

  王力和关锋被打倒后,最初在钓鱼台二号楼软禁。1967年10月16日,陈伯达、张春桥找王力谈话,说把他交给北京卫戍区。于是,王力、关锋被押送到北京西山一座别墅软禁,由北京卫戍区部队看管。1968年1月26日,春节前夕,王力、关锋被押入秦城监狱。

国家计委、石油部、七机部、外交部、对外文委等单位的造反派,要求继续批判李富春、余秋里、聂荣臻、陈毅。1969年1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值班室的请示报告上批准,将毛泽东对徐向前的批示内容迅速传达,制止他们继续批判所谓”二月逆流“。

  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批准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为此,姚文元得意洋洋地写下了一首诗,题为《贺北京反逆流初步胜利》。

  1983年,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京检字第42号”起诉书,曾列举了戚本禹在“文革”中的主要罪行:

江青一伙利用伪造的”伍豪等启事“,又一次揪起”倒周“狂潮,历史事实粉碎了他们的罪恶图谋。

  同日,戚本禹又批:“立即执行。”

明白人一看,便知这是一条别有寓意的启事。按一般情况,报刊如不同意刊登某一启事,直接告诉本人就可以了,用不着也绝不会在广告栏内这样答复。再从时间来看,伍豪要登而未能登出的启事是2月18日送给《申报》的,而当时从2月16日开始,《时报》、《新闻报》等先后登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申报》也在2月20日、21日两天连续刊登这一启事,而22日《申报》又刊发了拒绝刊登另一个“伍豪启事”的声明。人们从这样的前后过程中不难联想到,这另一个“伍豪启事”肯定是为否认“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而写的,只是慑于国民党的淫威,《申报》不敢刊登罢了。

  戚本禹处于内外交困之中,“打倒戚本禹”之声越来越高。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编辑部里透露风声:“在《红旗》杂志,除了我之外,在揭发王力、关锋的问题时,所有的人都可以揭!”陈伯达的话,意味着戚本禹的问题也可以揭发。

⑨周恩来接见财贸口各单位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见《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150页。

  坐定之后,刘少奇郑重其事地向毛泽东提出:

……

  王力、关锋、戚本禹,人称“中央文革”的“小三”(陈伯达、江青、康生被称为“中央文革”的“大三”)。如今,“小三”中倒了两个,只剩下“小三子”了。唇亡齿寒,随着对王力、关锋的批判的深入,许多事涉及戚本禹,“小三子”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

  原中共中央临委专职委员,对于专案组要他写证明刘少奇是叛徒的材料说“枪毙了我也写不出来!”他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被拘捕,当时正患肺癌,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就死于狱中;

1967年5月,南开大学“揪叛徒”的红卫兵在查阅1932年的上海旧报纸时,发现2月18日—21日的《新闻报》、《申报》、《时事新报》都相继刊登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全文如下:

  在戚本禹被打倒之后,“打倒王、关、林”的口号改成了“打倒王、关、戚、林”。

⑧周恩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提纲,见《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147页。

  利用“伍豪事件”整周恩来

说公开就公开。

  1966年6月16日,由戚本禹起草,和关锋共同联名签署了给江青、康生、陈伯达的信:“彭德怀到三线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直到现在还是一面黑旗”,“要彻底消除这个隐患”。同年12月26日,即彭德怀被戚本禹指使的学生从四川挟持回到北京的前一天,戚本禹写信给江青:“彭德怀现在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内即要押送回京。

坚决粉碎江青一伙的“倒周”阴谋

  一九六七年第一期《红旗》杂志发表了姚文元的长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

彭德怀、贺龙已经被“打倒”。

  在打倒王力、关锋之后,戚本禹的根基也不稳了。

当时,毛泽东对林彪、江青一伙妄图借此“倒周”是反对的。这年的10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刚果总理努马扎莱时说过:有些红卫兵乱打一气,他们要打倒外交部长陈毅,打倒周恩来,打倒李先念,这不对。当年年底,北京大学一个学生致信毛泽东,重提“伍豪等启事”,毛泽东于1968年1月16日明确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刘少奇的电话线也给扯断了。从此,刘少奇失去了和毛泽东、周恩来的电话联系。

江青讲话才开了个头,就突然尖声恶气地说:“周荣鑫就是"西纠"的后台!你们认不认识他?让他站出来,大家看看!”

  1967年7月中旬,江青、康生、陈伯达等擅自决定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进行批斗。7月18日凌晨,戚本禹贯彻执行他们的批示,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南海机关的一些人开会说:“前几天中南海围斗了刘少奇,规模小,有人围斗他总是好,但是火力不强”。

1968年12月5日,在国务院各单位军管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联委负责人会上,他说:“要把犯有敌我矛盾错误的人,争取到革命行列里来。对犯错误的好人,更应该教育他,只要承认错误就‘解放’他们。”“‘二月逆流’是有范围的,老同志的许多话是根据中央的政策讲的,不能把他们每句话都看作是‘二月逆流’,不能认为‘二月逆流’的人所作所为都要否定。”毛主席这次讲,希望选他们为‘九大’代表。“

  “杨承柞病情时好时坏。一九七○年一月十九日突然发生急性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及酸中毒加重,合并肺部感染,经多方抢救治疗,心力衰竭仍未能控制,于一九七○年二月三日八时零三分死亡。”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243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243人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

  在“小三”之中,戚本禹年龄最小,他生于1932年,当时不过35岁,林彪称之为“小将”。王力生于1922年,比他大11岁。在“文革”开始之际,戚本禹不过是一个科长。

1967年5月17日,江青致信林彪、周恩来、康生称:”红卫兵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要求同我面谈。“随信她还附上国民党特务伪造的”伍豪等启事“。江青此举的歹毒用心是昭然若揭的,她自以为可以置周恩来于死地。

  孟用潜面对专案组的审讯,据实答复,如此“顶牛”了一个月。

问题的严重性足以使一般人产生可以理解的惊惶失措,而局势的紧迫性又容不得周恩来有丝毫的迟疑和犹豫。这需要一种何等钢铁般的意志和计算机样的冷静头脑!

  1967年12月,当凛冽的朔风吹过北京街头,一大批新贴出的大字标语,已经在对准“戚大帅”猛轰了!

林彪、江青一伙为了清除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一直揪住“二月逆流”不放,妄图整倒“三老四帅”等一大批老同志。在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在林彪、江青一伙策划下,再次集中批判“二月逆流”,对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大肆围攻,诬蔑他们“为叛徒、特务、走资派翻案”,是“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在会上,林彪、江青一伙还攻击朱德、陈云、邓子恢、王稼祥等同志“一贯右倾”。但是,毛泽东在全会闭幕式上讲话强调:对这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并且提出,中共九大应有“二月逆流”的人参加。根据毛泽东讲话的精神,周恩来提出要及时“解放”犯过错误的人,并为参加所谓“二月逆流”的老同志辩护。

  “遵示,我们加强了对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审查工作,昨天对美特杨承样进行突击审讯。杨犯进一步交待了王光美与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情报关系。”

周恩来给了江青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

  毛泽东在决定打倒王力、关锋时,已对戚本禹十分不满。终于,在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也“请假检讨”了!1968年1月26日,春节前夕,王力、关锋被押入秦城监狱。戚本禹、林杰也先后被投入秦城狱中。

②叶剑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的发言,见《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第172—173页,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

  一个瘦削的老人从内屋出来,还没有问清怎么回事,就被北京红卫兵团团围住。

国民党当局也知道,是周恩来使得他们在有利条件下的种种图谋一再破灭。他们对周恩来又恨又怕,于是,在9月1日下令以2万大洋悬赏缉拿周恩来的人头;11月,又在上海各报刊登《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急启事》,企图以金钱收买叛徒告密。

  戚本禹虽是“中央文革”的一名“小将”,可是“能量”却不小。有时就连陈伯达也得让他三分。

尽管事件的真相早已大白于天下,但居心叵测的江青等人却仍然妄图利用这个伪造的启事陷害周恩来。

  主席说:‘江青这个人很狭窄,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主席还批评陶铸:‘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①

这样,根据组织决定,当时用假自首的方式获得出狱的干部共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

  ※        ※         ※

1967年9月1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讲到”伍豪等启事“时,周恩来强烈反对”拿这个要挟“来搞阴谋。他说:”我知道,有些人专门对我进行研究,把我多少年前的东西找出来。现在我说明,对你们的帮助,我是欢迎的,只要是善意的。但是,拿这个要挟,煽阴风,点阴火,来搞阴谋,那我是反对的。“

  周恩来的信,全文如下:②

也许是有了炮制61人“叛徒集团”的“大获全胜”和“成功经验”,江青一伙更加肆无忌惮,竟把“叛徒”的套索指向了周恩来。

  “对刘、邓、陶要面对面斗争”,“这是你们相当时期头等重要的任务”。“要使他们威风扫地,要杀气腾腾,可以低头弯腰”。戚本禹作了具体布置:“搞几个战斗组织,有的搞刘少奇,有的搞邓小平,有的搞陶铸。王光美、卓琳也要搞。”在戚本禹的组织、煽动下,当天中南海三百余人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强迫低头弯腰。此后又多次批斗了刘少奇和王光美,邓小平和卓琳,陶铸和曾志,进行人身迫害,并先后抄了他们的家……

1967年10月,江青对吴法宪等人说:“我这里什么人的材料都有……这一口袋是周总理的材料。”针对江青等人的这种歹毒用心,为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1967年10月11月,周恩来先后两次将载有伪造启事的报纸和他给毛泽东的信拍照存档。1968年1月10日,他致信江青,通知已将有关伪造启事的材料拍照存档。信中说:“此事在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凡熟悉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我在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

  在刘志坚被打倒之后,“中央文革”的副组长只剩下江青和张春桥了——另一副组长王任重在刘志坚之前便被打倒了。

在陈云等人的协助下,周恩来以惊人的冷静、周密、机智、果断和神速,抢在敌人袭击党中央之前,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有效的措施:

  毛泽东在决定打倒王力、关锋时,已对戚本禹十分不满。在上海,毛泽东说:“先抓王力、关锋,把他们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无转变。”

对于周恩来一系列维护“三老四帅”等老同志的正义言行,林彪、江青一伙嫉恨在心,把周恩来视为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在他们策动批判所谓“二月逆流”期间,尽管毛泽东特别嘱告注意:“不要伤害总理。”但是,江青多次诬称周恩来是“灭火队长”。

  “部队: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部的指示进行。”

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是个中学生的群众组织。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中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在毛泽东接见全国红卫兵,上千万的红卫兵涌进北京的情况下,需要有人维持秩序;这么多红卫兵的吃、喝、拉、撒、睡,需要帮助接待和安排,西城纠察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西纠”的成立实际上是周恩来支持的,周荣鑫奉命为他们提供了房屋等条件。“西纠”成立后,做了许多好事,但后来也做了一些过火的事。江青此刻公开点名批评周荣鑫“是西纠的后台”,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王、关、戚、林都是陈伯达手下的“大将”,他们的垮台,大大削弱了陈伯达在“中央文革”中的势力,他感到形单影只了!不过,说实在的,在这几员“大将”得意之日,也并不买陈伯达的帐。

1967年2月间,一次,江青当面指着周恩来撒泼说:“你一贯地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还有国务院碰头会,把中央文革里的常委拉到你那边去,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江青还声色俱厉地威胁说:“要知道,我们中央文革不出面保护,你周总理也会被打倒的!”这充分暴露了江青无赖泼妇的嘴脸。

  孟用潜从一九六七年八月到一九六九年三月,写了二十次申诉,否定自己被逼而讲的违心的话。

尽快把一切可能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转移到安全地方或撤离上海;

  戚本禹、林杰也先后被投入秦城狱中。这几位“大秀才”,在“文革”闹剧中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大戏”之后,终于来到了一个最“安静”的所在。

对于林彪、江青一伙策划的这些恶毒攻击,周恩来洞若观火,处之泰然。1967年5月15日,他在接见北京两所外语学院红卫兵代表时,严厉批评他们冲入外交部揪斗陈毅的行径,并且表明,他自己对待“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态度。他激愤地说:“拿我个人来说,他们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也行,贴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革命,还怕这个!除非我自己摔跤,走到反面。”⑩

  张:我希望把这问题给我一个机会。

如果说,年轻的红卫兵不知道国民党伪造的伍豪启事的真相,还情有可原,那么,作为从延安过来,又是长期在领袖身边生活的江青是应当很清楚这一事件的真相的。1943年在延安整风审干时和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都作过汇报和说明。

  这么一来,“中央文革”只剩下组长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顾问康生和唯一的组员姚文元,总共五人!

④周恩来1967年2月16日接见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军区负责人和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见《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12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

  那是在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之后,“揪叛徒”的浪潮席卷全国。在“文革”中,原本“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图书馆,一下子变得门庭若市。戴红袖章的红卫兵、造反派们,扑在那些发黄的旧报纸上,仔仔细细寻找那些《脱离共党声明》、《自首启事》。

鉴于当时在上海影响最大的《申报》也刊登了伪造的伍豪启事,我党又利用与《申报》的关系,在2月22日的《申报》上,以曲折的笔法公开刊登了一则辟谣启事,全文如下:

  1967年1月12日,在钓鱼台16楼,戚本禹召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些人开会。戚本禹说:“中南海冷冷清清,外面轰轰烈烈”,“刘、邓、陶在中南海很舒服,你们为什么不去斗他们”。还说:“你们可以贴大字报揭发朱德,可以去妇联点火揭发康克清。”在戚本禹的煽动下,当晚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七八十人闯进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家,对他们进行围斗。也有人闯进朱德家,围斗了康克清,并在中南海西门等处,张贴了诬陷朱德的大标语、大字报。

5月4日,周恩来接见财贸口各单位群众组织代表,不同意造反派成立“批李先念联络站”,严厉批评造反派把有些干部揪斗得下落不明。在谈到所谓“二月逆流”时,他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说:那是认识和观点不同,没什么原则问题,倾向性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先念同志是人民内部矛盾嘛!看人不仅看一时,还要看他的整个历史。中央对干部是有数的。⑨

  江青把王光美打成了“大特务”。中共“九大”之后,林彪下令判处王光美死刑,要“立即执行”。判决书送到毛泽东那里,他批了“刀下留人”四个字,才算保住王光美一命!

2月20日,我党在上海广为散发了一张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署名、题为《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的传单。传单指出:“最近时报、新闻报各反动报纸中所登载的伍豪等243人脱离共党的广告,就是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无耻造谣的一例。”“无论这些狗东西怎样造谣诬蔑,并不能动摇共产党在劳苦群众中的威信。”

  北京的学生,已经做好了斗争的准备。”

注释

  如果不是批《海瑞罢官》,如果不是把海瑞等同于彭德怀,如果不是“文革”,彭德怀不至于死得那么凄惨……

当国民党特务在顾顺章的指引下,凶狠地扑向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的住址时,他们所看到的是一幢幢空楼和一堆堆还在冒烟的文件灰烬。

  笔者在1988年夏访问戚本禹时,他也是一件汗背心,大大咧咧,仍是当年模样。戚本禹此人在“文革”中蹿得甚快,从《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跃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出入中南海,掌握核心机要。

1968年5月8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出席一个接见会。接见间歇时,毛泽东同参加接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几位副总理、老帅谈话,讲到“伍豪等人启事”时,他说:敌伪的报纸也不能全信。像许世友这样六十多岁的人,他都不知道“伍豪事件”是敌人伪造的,可见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很不容易。这个“启事”下款是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如果是真的,为什么只写出一个人的名字,其他都不写。有些干部对历史不清楚,一看大吃一惊。会上,周恩来简要介绍了“伍豪等人启事”的原委情况,并说:“我已将那件事的报纸和我的报告影印了,还要写一个材料。”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凌晨三时,凛冽的寒风在成都街头奔突,一群不速之客坐着吉普车,忽地在永兴巷七号的大门前嘎的一声刹住。

陈伯达也劲道十足地批了两个大字:同意。

  终于,在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也“请假检讨”了!

但是,林彪、江青一伙置毛泽东、周恩来讲话于不顾,继续策动围攻”二月逆流“。黄永胜主持的中央军委办事组,将一份反映徐向前最近思想动态的材料,报送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主张进一步批判徐向前和他的家人。12月29日,周恩来批示:建议军委办事组派人找有关同志谈话。”不要搞得过于紧张,防止意外。“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这个意见。1969年1月3日,他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

  问:你又在向党进攻!

周恩来阅电后,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给西北局的复电:

这些老同志被打成“二月逆流”后,周恩来同叶剑英商量,要北京卫戍区领导同志帮助把这些老同志中的一些人安排在安全的地方,加强警卫。周恩来还曾同当时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等,在深夜到几位老帅住地视察,商量采取切实的保卫措施。周恩来在维护老同志安全的同时,经过疏通、斡旋,毛泽东开始感到“三老四帅”的意见并非全无道理。他曾找张春桥、姚文元谈话,表示叶剑英等批评“上海人民公社”有道理。

  专案组副组长巫中曾这样叙述当时的情景:

他们公然叫嚣:“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

③谭震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的发言,见《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175—176页。

  “此事在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凡熟习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当年伪造启事的捉笔人张冲和被诬陷的周恩来,后来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捐弃前嫌,为抗日救亡事业,为国共第二次合作,携手共进,风雨同舟,为世人演绎了一个从昔日的政敌对手到后来的私交密友的动人故事。1941年,当年仅38岁的张冲(字淮南)不幸染上恶性痢疾病逝后,周恩来感情激动地挥笔写下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挽联,并在《新华日报》上撰写了2000余字的悼念文章《悼张淮南先生》:“我识淮南先生甚晚,西安事变后,始相往来。”“我与淮南先生初无私交,且隶两党,所来往者亦属公事,然由公谊而增友谊,彼此之间辄能推诚相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更未以勤于往还,丧及党格。这种两党间相忍相重的精神,淮南先生是保持到最后一口气的……”

周恩来保护“三老四帅”等老同志是真诚的,也是不遗余力的。为了让参加两个“大闹”的老同志能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庆祝“五一”劳动节,他拟定并经毛泽东批准了名单。这些老同志如期同毛泽东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姓名第二天见报。按照当时人们的思维定式,表明他们不是打倒的对象。为了防止这些老同志因此而无所顾忌地反对“文化大革命”,周恩来于5月5日致信陈毅、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并告李富春,忠告他们:“五一团结,不要又造成你们五位同志错觉,否认‘二月逆流’,再压造反派,支持保守派,实行打击报复,那就又要来一个新的反复。”“为着预防你们五位老同志走入绝路,专此警告,勿谓言之不预。”周恩来这封语重心长的信,是煞费苦心的。他叮嘱秘书亲自将信送给几位老同志传阅,一定要交给本人,不要转手,阅后由本人签字带回。这几位老同志看过信后深受感动,有的老同志还掉了眼泪。他们认为,这是周恩来在非常时期的最大关怀和爱护。

  打倒王光美,是为了打倒刘少奇。

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馆广告处启。

而当时在上海的康生,完全清楚此事纯系国民党特务伪造,但他却不置一词,不予证实。可见他的用心十分阴险歹毒。

  两天之后,王光美悄然再去清华大学。刘少奇要她在那里蹲点,以求摸清基层的“文革”情况。

然而,周恩来深知,对江青一伙,仅仅作这样简单的说明和反驳是不起作用的。江青、康生一伙一手制造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就是前车之鉴。

摘自:《周恩来的晚年岁月》

  七月十八日,戚本禹对彭德怀专案组作了一番“战斗动员”:

同时被江青点名批判并逼到前台认罪的还有国务院副秘书长雍文涛。

——陈伯达授意聂元梓,派人进驻国务院的一些部、委,调查“十七年来贩卖的帝、修、反的货色”,揪出总老板,清算其罪恶。

  “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①

试想一下,既然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这样一件中央知道并在党的两次代表大会上作过结论的事,在这伙别有用心的阴谋家的一再诬陷下,转眼间就被定性为“叛徒集团”,那么,谁又能保证“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不会演绎成第二个“叛徒集团”?江青一伙正是基于诬陷制造“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大获全胜”,才敢明目张胆地以“伍豪事件”来诬陷周恩来。更为要紧的是,如果周恩来在这个时候被打倒,那就并不单是他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在目前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周恩来负有一种别人无法替代的责任与使命。陶铸被打倒了,几位老帅和三位副总理也因二月抗争失利而被迫靠边站了,唯有他有条件争得毛泽东的支持,同党内正义力量一起,与林彪、江青两个反动集团相抗衡。一旦他被打倒,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将更加肆无忌惮,党和国家的前途安危不堪设想。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周恩来又怎能不慎而又慎、防而又防?

在中央文革小组策动下,三、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粉碎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狂潮。对这种极端的提法,毛泽东表示怀疑,致使林彪、江青一伙不得不停止鼓噪。在此期间,周恩来毫不避讳地表明对“三老四帅”等老同志的继续支持。1967年3月21日,他在接见财贸系统各部委党组成员和造反派代表时,直言不讳地说:“你们总说我和中央文革口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嘛!毛主席没决定,当然要负责保护。随便抄家、打、砸、抢、抓是不允许的。”在回答关于“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问题时,他对“复辟逆流”作了新的界定。他说:“这要看是什么内容。如夺权超过了监督范围,夺党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的业务大权,或者有私心杂念,有些权不该夺的夺了,这些都是复辟逆流。”

  那位“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江青,早已感到刘志坚“不听话”。

为了进一步公开揭穿敌人的造谣,澄清问题,我党继续在党内党外采取了各种明确有力的辟谣措施。

会议期间,6月13日,陈云就国民党特务伪造的“伍豪等启事”作了佐证说明:“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向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当天,陈云还在书面发言中写道:“我现在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

  专案组的成员们,其实也明白,从杨承柞、张重一那里,得到的只是逼、供、信所制造出来的伪证。他们不能不这么逼,不能不这么乱编,那是因为在一个来月前,曾受到江青的严厉的批评。

然而,九泉之下的张冲做梦也想不到,当年他执笔伪造、没能打倒周恩来的伍豪启事,这样一件历史上早已澄清、共产党内外许多人都很清楚的事情,竟在周恩来主政中国的时代被江青当作射向周恩来的一发毒弹。

——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京,看到姚文元写的题为《祝北京反逆流初步胜利》的诗,认为诗意是反周恩来,并在笔记本上写道:“夺总理的权”,“与总理的斗争要公开化了”。

  毛泽东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1966年9月16日,康生迫不及待地写信给毛泽东,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并随信附上1936年有关报纸的影印件。

⑩周恩来接见北京两所外国语学院红卫兵代表时的讲话,见《周恩来传》,第1920页。周恩来在国务院各单位军管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大联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见《周恩来传》,第1955页。同上讲话,见《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268页。陈云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发言,见《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531页。

  彭德怀

会上,江青歇斯底里,对周恩来搞突然袭击。

⑥周恩来1967年2月18日接见财贸口司局长以上干部时的讲话,见《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128页。

  王光美的心,一下子收紧了。

她事先未和周恩来打招呼,当众点名批判周荣鑫,并逼他到前台低头认罪。

有人扬言:“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周恩来坦然地说:“我不怕打倒!”毛泽东嘱告:“不要伤害总理。”

  刘亭亭走后,王光美还不放心,又叫儿子刘源源骑自行车去医院。

江青一伙还不甘心,他们也知道周荣鑫被周恩来保护在中南海,于是又唆使大批的造反派聚集在中南海西门、西北门、北门,架起高音喇叭,鼓噪着要周荣鑫出来接受群众的批判,交代问题。据当时的《情况反映》记载:西门有三四千人,西北门有三四千人,北门有一千多人,新华门有二百多人。

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1972年6月23日,在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作题为《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等启事”的真相》的报告,对1932年国民党特务伪造的“伍豪等启事”的情况,作了详细说明。会上,他宣布:会后将把报告录音、录音记录稿以及其他有关文献资料,存入中央档案馆,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存档。

  在“文革”中,江青忽地借红卫兵之口,做起“文章”来,使周恩来不能不认真对待——尽管那伪造的启事真相早已大白,但是落在江青手中,说不定会弄出什么风波出来,如同当年巴和律师启事中所言“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

于是,红卫兵立即发出了召开批斗周荣鑫的大会的通知,准备会后就拿周荣鑫开刀。

这次会后,江青一伙并没有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将有关伪造“伍豪等启事”的材料和周恩来这个报告录音存档。不仅如此,江青一伙陷害周恩来之心仍然不死。王洪文还别有用心地指使上海档案馆,继续搜集有关“伍豪的材料”。为使党内同志知道国民党特务伪造的“伍豪等启事”真相,避免江青等人今后继续利用这个伪造启事招摇撞骗,1975年9月20日,已经病危的周恩来在进入手术室前,要来把他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关于伪造的“伍豪等启事”问题的报告录音记录稿,用颤抖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注明签字的时间和环境:“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于进入手术室之前”。这是周恩来为防止江青一伙在他身后制造事端而进行的顽强抗争。

  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

刘少奇认为,如果日本侵略者打进北平,这批被关押的干部必遭杀害。这些干部经过长期考验,是好同志,可以用假自首的方式获得出狱。

⑦谭震林给林彪的信,见《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82页;《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第179页。

  张春桥、姚文元是江青的哼哈二将。在一片倒刘声中,江青出马了,来到了清华园。那是一九六六年岁末。在那里,江青发表煽动性讲话:“刘少奇问题的性质早就定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对他的处理只是时间问题。现在是怕老百姓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得一步一步来。”

一波未平,凶波又迭起。

林彪、江青一伙把周恩来视为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因此,他们在围攻”三老四帅“等老同志时,处心积虑地把攻击的矛头对准周恩来。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为了”倒周“,实现他们的狼子野心,竟然不择手段地利用国民党特务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掀起了又一股”倒周“狂潮。

  “自十九日参加批斗会后,食宿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室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来吃饭,不能吐痰。

但康生等人并不甘心,继续怂恿红卫兵和造反派揪住这批老干部不放。

5月19日,周恩来在江青的信上批写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

  之内。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布的政治局常委名单中,陶铸名列第四,在陈伯达、康生之前,怎会“疏忽”了他?何况,陶铸是分工管文艺的常委。

毛泽东用铅笔在“主席”两个字上划了个圆圈,然后拖出一杠,再写下两个黑粗的大字:“照办。”

——在江青等人指使下,聂元梓组织“揪叛徒兵团”,前往南京、苏州等地,把1937年经周恩来、叶剑英通过国共谈判,营救出狱的近300名“政治犯”,打成“南方叛徒集团”。

  江青在收到天津红卫兵送来的启事的第四天——五月十七日,给林彪、周恩来、康生写了一封信,附上了启事。

这首诗传到了北航造反派头头韩爱晶的手中。他读后认为:诗意,是可以反周恩来了。又在笔记本上写道:夺总理的权,与总理的斗争要公开化了。

①毛泽东在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上的谈话,见《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74—147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为此,中共中央决定采取非常措施,中共中央特科在周恩来、赵容(康生)领导下,在一九三一年五月消灭顾顺章家属十余人。

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名义上是政治局常委,实际上已靠边站,没有中央决策的发言权了。朱德、董必武、罗荣桓、刘伯承等年高体弱,基本上是“赋闲”在家。

⑤周恩来1967年2月17日接见财贸口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见《周恩来传》,第191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

  “王光美专案组”逼着杨承柞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接着,再承认王光美是“美国特务”。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王光美专案组”给谢富治、江青的报告中写道:

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出于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重新把这件历史上早已有正确结论的事翻了出来。他先是要彭真专案组对此事进行所谓“调查”,而后,又别有用心地指使红卫兵去翻查当年北平的旧报纸,说“在那里能查出一大批叛徒”。

——戚本禹指使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立即向中央各部门派强有力的调查组,调查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每一个复辟、翻案事件,要以周恩来为一条线,一件一件查清楚。他是总后台。”

  “不要小看这么一本,里面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这个工作是江青同志抓的,几乎每天都要找她,搞出这一本审查报告,就要叫刘少奇永世不得翻身!”

然而,此时的康生深知江青欲置周恩来于死地,竟装聋作哑,一声不吭。

果然,在江青一伙的策划、纵容下,从5月中旬起,北京出现了点名攻击周恩来的大标语和大字报,诬蔑“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等等。在此期间,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纷纷出马,策动聂元梓等造反派“倒周”。

  “(一月五日)凌晨两点多钟,总理电话召见陶铸,总理说江青他们的讲话他也是才知道的。陶铸问主席是否知道?总理说:‘不清楚。不过昨天我去主席那里,主席曾问我,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是怎么回事?我向主席汇报了那天事情的经过(引者注:指陶铸在十二月三十日接见‘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对他们蛮横无理的要求发火),我说不是镇压群众,是陶铸的态度有些不好。主席说:哦,是态度不大好。也就再没有讲什么了。’……”

因此,在扳倒陶铸之后,江青一伙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周恩来。此时,他们更加感到周恩来是他们实现政治野心的最大障碍,他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迫不及待地要打倒周恩来,搬掉他们篡党夺权路上的最大“绊脚石”。

江青、陈伯达一伙策动的这股“倒周”逆流,激起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反感。5月27日,外交部唐闻生、王海容致信毛泽东:“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攻击周总理的风气”。“我们不能同意‘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个提法,这种提法是错误的。”29日,毛泽东把这封信批给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

这件事,本来早已经中共中央多次审查,一直认为是毫无问题的。这一批出狱的许多干部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成为了领导骨干。

当天,周恩来还查阅了当时上海的报纸,并致信毛泽东,说明事件真相。信中说:”现在弄清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伪造启事“。”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毛泽东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闽西——赣南秘密交通线,进入江西瑞金中央苏区。

然而,阴差阳错,三个月之后,在康生等人的一再诬陷下,毛泽东改变了他原来的看法。

会后,为了做“三老四帅”的思想工作,周恩来向他们提出了三项建议:“第一,要心安气静,吃好睡好,不要住院,要与他们奉陪到底;第二,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一定要抓工作,自己的阵地决不能放弃,放弃阵地,就是退却、逃兵;第三,该检查的就检查,要讲点策略和斗争艺术,不能匹夫之勇。这样做并不是怕谁,过去打天下时,为了人民可以把生命置之度外,现在为了把住人民所给的权力,受点侮辱、批判又算得了什么!”“你们总说我和中央文革口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嘛!”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周恩来一如既往地设法保护“三老四帅”等老同志。

  紧接着,各报又纷载《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要启事》,悬赏“洋三千元”,捉拿“共党首要周恩来、赵容。”

历史的必然性往往就是由一些重大历史关头的偶然性连缀起来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党和人民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是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周恩来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坚持不懈的,也是艰难曲折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对于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艰难处境和在这场斗争中作出的历史性贡献,许多身历其境和亲身经历的老一辈革命家,都作出了公正而中肯的评价。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极其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周恩来同志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我们觉得,分配给彭德怀做这个工作(指大三线建设副总指挥)是不恰当的。

形势千钧一发,万分危急。

4月21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提纲中,把“二月逆流”写为“二月的乱子”。“对这几位老同志我保得最多、最早。所以,在批判‘二月逆流’时也联系到我。”在讲话提纲中,他还写道:“此事错在对群众的关系上”,“主观上是拥护主席的”,“想搞好,但立场有时没有站对,思想方法旧,所以连犯错误。我们应该给以帮助。”“几位同志的自我批评,也算是一种经验的总结”。“希望你们既能沉得住气,一知错就改,又能勇于负责。”⑧

  答:还不是信,就是从咱们政府的公报上我知道的……

周恩来派出的联络员火速将这一消息报告了周恩来。

  天津的一些红卫兵在一九六七年夏,忽地在旧报纸上查到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是谁?有人告诉他们惊人的答案:“伍豪”是周恩来!

江青的险恶居心,我们还可从康生的举动中得到印证。

  谈毕,毛泽东送刘少奇到门口,叮嘱他道:“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果然,江青一伙打倒周荣鑫还不满足,还要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唆使红卫兵说:“揪出西城纠察队的后台来就枪毙!”

  由于这场夺权斗争,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是我们推翻一个地方的、部门的反动政权的斗争。因此,必须当机立断,采取断然手段。和平共渡,是不行的。

国民党反动派对此如获至宝。顾顺章向国民党当局建议: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

  刘志坚被打倒,导火线是陈毅问题。其实,那“中央文革小组”要把刘志坚“端”出来,已经筹划过多日了。

1931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我党的一批干部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即草岚子监狱)。他们在狱中有组织地和反动派作了长期不懈的坚决斗争。1936年,日寇侵占我华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日益高涨。中共中央北方局急需一批干部以开展工作。当时受中共中央委派到北方局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向北方局询问干部情况,组织部部长柯庆施回答说,北平军人反省院关押着我党的几十名干部,但他们坚持不在《反共启事》上签名,出不来。

  当天,陈云还写下书面证明:

中央文革一伙趁机在毛泽东面前告黑状,把“三老四帅”的抗争诬为“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后称“二月逆流”),企图打倒围绕在周恩来左右一起搏击“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与他们的倒行逆施作斗争的“三老四帅”,使周恩来孤掌难鸣。

  为了“证实”如此荒唐的故事,就从王光美当年求学的辅仁大学下手了……

为此,江青一伙千方百计要打倒周荣鑫、童小鹏。他们要打倒和铲除所有协助周恩来与他们的倒行逆施作斗争的老干部,使周恩来成为“光杆司令”,这是他们阴谋打倒周恩来的一大策略。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戚本禹给二十岁的韩爱晶打了电话:“现在开展文化革命越来越深入,海瑞一直没有批判,你们应当把海瑞弄回来进行批判。”

显然,毛泽东没有搭理江青的企图。

  ①刘平平、刘源源、刘亭亭,《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一九八○年十二月五、六、八日《工人日报》。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共产党。

  于是,江青迁怒于刘志坚,要刘志坚检查。刘志坚不得不在十二月中旬写了检查,江青看后骂道:“隔靴搔痒!”

2月,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等三位副总理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四位军委副主席先后在京西宾馆和怀仁堂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伙。

  江青要对王光美进行政治审查,建立“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这个专案组,属中央专案组领导。

1967年底,北京有一学生给毛泽东写信,重提“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毛泽东明确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问:你现在说说!

5月19日,接到江青信后的第三天,周恩来断然放下手头各事,亲自调阅了1932年上海各种旧报,将1931年至1932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并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在“文革”中,“叛徒”成了最时髦、最流行的政治帽子。要打倒谁,只要此人曾被敌人捕获过,那么“叛徒”的帽子就“奉送”一顶。

政治局委员除上述11个常委外,还有董必武、陈毅、罗荣桓、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李井泉、谭震林、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

  刘少奇才高兴了两天,受江青、戚本禹唆使的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造反派,又冲进刘少奇家中,要刘少奇和王光美站在一张桌子上接受批斗!

大闹怀仁堂事件后,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文革”以来,一直由周恩来主持,有“三老四帅”及有关负责人参加,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的政治局碰头会开不成了,周恩来不得不一趟一趟地去参加成员大多是中央文革一伙的中央文革碰头会。

  陈伯达则“揭发”说:“刘志坚是叛徒!”

周恩来叹了口气,说:“工作恐怕是暂时不能干了,看看情况再说。”

  这下子,专案组对孟用潜的“攻势”一下子加强了。

江青指着周荣鑫和雍文涛的鼻子训斥说:“我希望你们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学们,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态度;对于中年的、老年的,坚决死不回头的执行资产阶级路线的人,斗倒、斗臭、斗垮!”

  此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被选为中共“七大”、“八大”代表,均作过审查,作出“本人不能负责、符合代表资格”的结论。

据当时在会议现场的穆欣回忆说:

  江青庆幸自己的“胜利”,她表扬了戚本禹:“现在就是打仗,你戚本禹是个聪明人,指挥有方,等文化大革命胜利后,我们也要评功论赏,封你将军,封你元帅!”

于是,刘少奇、柯庆施代表北方局向中共中央报告,建议立即采取措施,营救这些同志出狱,可以用假自首的方式,即按国民党的规定履行出狱手续,在《反共启事》上签字后出狱。

  江青不仅煽动了红卫兵,她也在毛泽东那里进行了煽动。

晚上,周荣鑫来到中南海西花厅,问周恩来他该怎么办。

  (在庐山会议时,主席问到对我的决议案如何,当时我向主席作了三条保证)

周恩来还在信封上写明:请徐业夫同志面陈主席阅批,特急件!

  王光美到了清华大学的情景,刘平平、刘源源、刘亭亭三人后来在联名回忆文章中如此记述:①

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熟悉的所有秘密工作方法;

  冒着严寒,刘志坚还是去了。到了那里,刘志坚立即陷入重围之中。他的帽徽、领章被揪了下来,一顶高帽子按在他的头上,“打倒刘志坚”的口号声震耳欲聋。

至此,国民党当局热热闹闹的一番算计,又只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罢了。

  “毒蛇僵了,但没有死。纸老虎彭德怀杀人不眨眼。彭德怀是军阀。不要看他装可怜相,如壁虎一样,装死。实际没有死,是本能的反映。动物、昆虫都有保护自己的本领,何况这些吃人的野兽。要打翻在地,踏上几双脚。”

作为当年上海中央特科负责人的康生,对国民党伪造伍豪启事的前前后后是一清二楚的。1962年10月31日和1963年12月27日康生在两个提到“伍豪等脱党启事”的材料上批过:“这完全是造谣诬蔑……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同志早已到苏区去了,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当时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这件事。”

  不久,彭德怀搬出了中南海,住到远离北京市区的西北郊——西苑,中共中央党校东面的吴家花园。

在那种年月,被江青在大会上点名批判,就等于宣布被打倒了。

  “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

1967年1月7日,陶铸被打倒的第三天,江青在一份情况反映上批道:总理,群众要斗争周荣鑫和童小鹏,应随传随到。

  问:你知道多少说多少,说说她过去的情况!

周恩来一看就明白,江青的矛头是奔自己而来的。

  不言而喻,姚文元所指的是刘少奇!

据当时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任驻沪调查员的国民党中统特务、曾因捕获顾顺章而受到蒋介石嘉奖的黄凯在1953年6月供称:这个所谓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他和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合谋伪造的。由张冲执笔,黄凯派人送往上海各报刊载。这个伪造启事“丝毫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好久并无人来向各机关秘密自首”。

  江青决心要与王光美比高低。江青在《人民日报》上以毛泽东夫人身份出现在与外国贵宾的合影中,是这种比高低的初次尝试。江青在上海搞《纪要》,借毛泽东的支持和声望,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下达全党,实际上是效法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借刘少奇的支持和声望,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下达全党!

5月11、12日,呼和浩特市数千名群众(其中有数百名内蒙古军区的机关干部和战士)闯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机关并发生武斗。周恩来紧急约集中央军委常委和内蒙古军区有关负责人在京西宾馆开会,处理内蒙古问题。

  原来,那是“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武汉“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江青、陈伯达、康生齐上阵。

在与中央文革一伙一番密谋后,江青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于5月17日突然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三人写了一封信。信中阴险地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要求同我面谈。”

  “姚:读三日人民日报《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大作后,红卫兵要我表态。……

这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事业生死存亡的历史转折关头。

  为了在广大群众中揭穿他的丑恶面目,为了彻底清除这个隐患,我们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这年4月2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担负中共中央情报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汉口被捕,旋即叛变。由于顾顺章被捕前是我党中央情报保卫工作的具体负责人,掌握着我党中央的大量重要机密,对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的党中央及其负责人的住址一清二楚,也非常熟悉我党的各种秘密工作方法。他的叛变,给我党中央各机关的安全造成前所未有的极大威胁。

  “要审讯,死就死!”“要狠狠地斗,集中火力,几个人不行,要一二十人狠狠斗。有的要死,是他自己要死,阎王请他吃烧酒!”

“你就呆在中南海休息,不要出去。”周恩来知道,江青点名后,周荣鑫的处境很危险,红卫兵一定会四处揪斗他。

  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和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许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出部队在北京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生活和学习。

周恩来转动着手里的铅笔,凝神沉思了一会,随即在江青批来的材料上批道:周荣鑫、童小鹏应该深刻检讨,但请注意不说“随传随到”,改说“批判必到”,因如“随传随到”,我要找他们问事办事,将无法找到人了。

  这样,刘少奇在警卫们保护下,登车回到中南海。

电报拟好后,周恩来送毛泽东批发,并附短信注明:“这一集体自首案牵连人甚多,而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否则,震动太大。”

  周恩来在上海处境危急,中共中央决定他于十二月上旬离沪,沿着广东汕头—

红卫兵知道伍豪是周恩来的别名后,立即将这一启事抄下来送与江青。

  另外,当事人康生、陈云对此事也是清清楚楚的。

此时,毛泽东并没有理睬康生的居心。

  “江阿姨”怎么忽地“关心”起他们呢?

1966年11月,南开大学的“卫东”红卫兵跑到西安,伙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揭发刘澜涛同志1936年“自首出狱”有问题。对此,中共中央西北局于23日电 告中央,请示如何处理。

  彭德怀答曰:“姚文元发表文章是他的自由,我写不写也是我的自由。”

组织者心虚胆怯了,会议没有开成。

  这群不速之客来自北京。他们跟门口的卫兵吵着,硬要冲进大门。

4月12日,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兴高采烈地说:“要大胆地选用革命小将。你看,要是没有他们,怎能搞出那个叛徒集团来啊?有六十几个人。他们都占了重要的领导岗位。小将的这个功勋可大啦!”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左派”们一齐上阵,向刘志坚开火。除了康生开了头炮之外,江青说:“像刘志坚这样的人物,我们帮你们揭发。

显然,毛泽东此时对薄一波、刘澜涛等“自首出狱”这件事是很清醒的。

  所谓的《伍豪等启事》,究竟是怎么回事?

周恩来又是一番惊心动魄的精心组织,再一次粉碎了国民党当局企图将我党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的阴谋。

  问:你在捣乱,失败,直到灭亡啊!

伍豪,是周恩来早期从事革命斗争时使用过的一个化名。这一所谓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30年代由国民党反动派和党内叛徒顾顺章合谋伪造的,其目的是想诬陷周恩来和瓦解我党在白区的革命力量。

  为了“证明”刘少奇是“叛徒”,孟用潜一下子成了“要犯”,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二日被隔离审查。

  本文摘自《周恩来在1967》,陈扬勇著,重庆出版社出版出版

  遵照毛泽东的批示,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召开了联席会议。

原标题:江青手握周恩来“脱党”证据 欲置其于死地

  的错误决议。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阵容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王光美打算马上去医院,但是,周恩来为了她安全,曾下过指示,要她不得离开中南海,以防不测。这样,王光美让女儿刘亭亭和警卫班长骑自行车去医院。

看来,周恩来下午到林彪处抗议江青打倒周荣鑫,没有达到所希望的要求。

  江青看了报告,批道:“富治同志:请提醒专案的同志,杨承柞可能不单纯是一个美国特务,应多想想,再进行调查研究。”

二十三日电悉。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韩爱晶一楞,海瑞是明朝人,怎么个“弄回来进行批判”?

面对江青的居心叵测,周恩来断然予以反驳。他在江青的信上愤然批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

  “文革”是怪事层出的岁月。作为“第四号人物”的陶铸,经江青、陈伯达、康生这么一轰一煽,居然被打倒了!

与此同时,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党中央也曾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布告:

  王光美在党内的影响,也曾使江青极为眼红。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底起,王光美化名“董朴”,到河北唐山专区抚宁县户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抓“四清”,担任工作组副组长。一九六四年春节,王光美回京,刘少奇跟她谈了四清问题(谈话内容被整理成《同王光美谈四清》)。三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又给“董朴同志”写了一封长信,谈了他对四清工作的意见。四月底,王光美结束了在桃园大队的工作,回到北京。七月五日,王光美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这份总结,经刘少奇审阅,于一九六四年九月一日由中共中央转发各地,人称“桃园经验”。这份文件下达各级党组织,使王光美在党内赢得了颇高的声望(尽管“桃园经验”后来被毛泽东批评为“形左实右”)。

陈伯达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政治嗅觉并不迟钝的造反派不难悟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被打倒了,能在毛主席身边的几个常委,除了林彪、陈伯达、康生外,就只有周恩来了。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二日至二十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印尼;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缅甸;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至五月六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柬埔寨;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三十一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巴基斯坦;一九六六年四月四日至四月八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阿富汗;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七日至四月十九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缅甸。

然而,要缉拿到周恩来又谈何容易!在上述这些招数都未能奏效后,国民党当局又在1931年2月间使出了更为卑鄙狠毒的一招:伪造所谓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在上海各报连续刊登,目的是想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和工人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进而使中共自行涣散解体。

  问:你怎么知道王光美是特务呢?

1932年3月4日,我上海临时党中央以周恩来的另一别名周少山的名义,用重金托在《申报》担任常年法律顾问的法国律师巴和,在《申报》上登出了一篇《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启事》说:

  秘书綦魁英闻声披衣出来,挡不住这批蛮横无理的红卫兵,反而遭到拳打脚踢。

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于1932年2月20日左右连日刊登“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党徒的造谣诬蔑。

  “所谓‘伍豪启事’完全是国民党特务的伪造,用来攻击诬蔑我们党和周总理的。”

根据康生的指使,南开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八一八”经过“调查”,“发现”了一个由61人组成的“叛徒集团”。

  升级到“两面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以至升级到“叛徒”。

然而,善于克制的周恩来又很快地使自己冷静下来。与江青之流的中央文革一伙的斗争,需要的不仅仅是直面是非的勇气,而且更需要沉得住气、压得住火的韧性和睿智。

  原来,这是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精心设计”的圈套,假称平平遇上车祸,引诱王光美上钩。亭亭和源源去了之后,被他们扣留,作为“人质”。他们逼迫亭亭给王光美打电话,说平平“粉碎性骨折”……

但这时的江青却如获至宝,以为这是打倒周恩来并置之于死地的绝好材料。

  “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

面对江青的突然袭击,周恩来异常震怒,但仍然尽力克制。人们看到,从来不抽烟的周恩来,伸手拿起一支香烟,默默地抽着,神色十分严峻。主持会议的同学觉察到会场上的紧张气氛和总理的愤慨。

  他,怎么个终于“交代”呢?

销毁大量机密文件;

  现在要建设战略后方,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一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自2月以来,在内蒙古自治区,军队与红卫兵的矛盾持续恶化,局势一度失控。成千上万的群众拦阻火车,上京告状,甚至发展到到中南海新华门前集体静坐,其中还有部分军人。

  江青“启发”专案组“多想想”,杨承柞还可能是“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照此推理,王光美也可能是“三料特务”——“美、日、蒋特务”!

此时,周恩来早已不在上海,而在中央苏区江西瑞金。他是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于1931年12月上旬离开上海经福建进入中央苏区的。在上海的临时党中央在陈云等的组织下当即采取了种种措施,反击国民党当局的卑劣行径。

  江青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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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彭德怀一到北京,戚本禹就准备煽动红卫兵斗争他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戚本禹致信江青道:“彭德怀现在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即要押送回京。北京的学生,已经作了斗争的准备。”

这是周恩来叱咤风云、临危不乱,对党和革命事业作出特殊历史性贡献的时刻。

  戴根金项链,本是不足大惊小怪的,何况那是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革命政府部长会议主席奈温将军赠送的,王光美戴上它也是表示礼貌。

1966年12月16日,由江青一伙策动,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北京市中学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周恩来也到会参加接见。

  专案组威胁孟用潜道:“再对一九二九年叛党提意见,就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这是文化大革命中轰动国内外的一起重大冤案,也是江青、康生一伙在其一手导演的“揪叛徒”狂潮中操纵、利用红卫兵打击、迫害老干部的一次“大捷”。对此,江青一伙颇有些得意洋洋。

  面对政治高压,难能可贵的是,中共中央委员陈少敏勇敢地拒不同意这一决议,举座皆惊。六十六岁的陈少敏,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共,当时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除了陈少敏公开表示反对之外,更多的人是敢怒不敢言。

那么,中央决策层内能够制约林彪、江青一伙,并与其倒行逆施相抗衡的,除毛泽东外,只有周恩来和陶铸。此外,还有围绕在周恩来左右的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三老四帅。

  “江阿姨”在跟他们海阔天空地聊了一阵“革命形势”之后,终于点出了话题:

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错误地把薄一波等61人打成“叛徒集团”。

  刘涛写出了长篇大字报,揭发父亲刘少奇,顿时清华大学为之轰动,北京为之震动,全国为之惊动!大字报马上被印成传单,飞向四面八方。大字报从生活上丑化刘少奇,说刘少奇和王前结婚时“瞒了十岁”,说他“截留党费,买了金鞋拔、金带子”……这张女儿的大字报,比蒯大富的“红三司”的震天响的“打倒刘少奇”

迅速将党的主要负责人转移,并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

  当时,除了顾顺章之外,顾在上海的家属也知道许多中共中央领导人情况及中央机关地址。特别是在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后,他们知道了新址,写信向顾顺章告密。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的信及所附的材料后,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诸同志阅,存。”

  然而,戚本禹的文章,在全国煽起了批判刘少奇的狂潮。中国大陆的大街小巷,刷满了“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标语。

在此前后,周恩来为处理内蒙古问题先后接见赴京的内蒙古各方代表达十几次,常常是通宵达旦。

  “只隔了一天,陶铸回来,一进门就兴高采烈地大声嚷道:‘曾志,我的问题没有那样严重,今天主席保了我!’接着,他讲了事情的经过:那天上午,毛主席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陶铸一走进会议室,主席就冲他说:‘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接下去,主席又说:陶铸来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许多工作。主席还批评江青太任性,说陶铸是政治局常委,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便在会议上批判,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会后,主席把陶铸留下,单独谈了一个来小时,态度十分亲切。

40年之后,亲身经历的陈云同志仍非常清晰地记得这一举措。1972年6月13日,陈云同志在谈到国民党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时说:“当时临时中央设法登了一个小广告,用报馆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间接说明伍豪有一个否认并揭穿国民党造谣的声明,但因为保人关系,不能登出。用这个小广告使白区和全党同志知道国民党的阴谋,不受欺骗。”

  荒唐的岁月,用荒唐的逻辑,编织着荒唐的故事: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务”,一九四六年“打入”了北平军事调查处执行部担任中共方面的翻译,此后又嫁给了刘少奇,“埋伏”在中共核心圈之中,“窃取”最为重要的“战略情报”……

周荣鑫是国务院秘书长,童小鹏曾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当时刚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他们两个人是周恩来的“救火队”(“文革”初期,林彪、江青一伙出于乱中夺权的政治野心,处处“点火”。为此,周恩来千方百计组织人四处“救火”。江青在背后多次恶狠狠地讽刺周恩来是“灭火队长”)的主要队员,是协助周恩来处理文化大革命中党中央和国务院繁重的日常工作的得力助手。

  刘少奇和孟用潜,只是因厂卫队以为“形迹可疑”而被捕。审问了一番,没问出什么名堂。半个多月后,两人“取保释放”。其中孟用潜的判决是:“煽动工潮,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刘少奇是“不予起诉,取保释放”。

然后,江青以此为由,亲自出马,给周恩来下了一个通牒。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江青批给周恩来关于“群众要斗争周荣鑫、童小鹏,应随传随到”的批示。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的信、材料后,作了批示:

说着,江青扭头对正在听康生布置任务的周荣鑫喊道:“周荣鑫,你站到前台来,让大家看看你!”

  “因张犯患肝硬化癌变、腹水,为争取时间获取口供,经领导批准,请解放军总医院在监内采取了医疗监护和急救措施。十月二十六日张犯病情急剧恶化,二十八日移入解放军总医院,经大力抢救,给我们创造了多审七天的条件。至十一月一日死亡。张犯是十足的带着花岗岩脑袋进棺材的家伙。……对于这样一个死顽固,我们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审讯小组,持续地发动政治攻势,在拘留二十七天中,突审了二十一次,穷追紧逼,终于迫使他断断续续地交代了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

于是,江青一伙对周恩来的刁难和攻击由暗处跳到了明处,由偷偷摸摸转为公开化了。

  周恩来

当江青一伙在策划陷害周恩来时,周恩来正忙于处理内蒙古问题。

  那时,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号称“天派”(“航空”在天),在北京颇有影响。韩爱晶派出最能干的部将,组成“特遣小队”,扑向大西南,扑向成都……

然而,顾顺章叛变后还不到两个月,即6月21日,时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在上海不听周恩来的劝阻,擅自外出过夜,被人认出,遭敌人逮捕后叛变。

  毛泽东听罢,沉吟不语、不住地抽烟。

“江青逼人太甚,岂有此理!”想想江青的丑恶表演,周恩来怒火中烧。

  刘少奇的申辩,据理据实驳斥。可是,在那种荒唐的年月,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共和国的主席眼看着要跌入没顶之灾……

林彪、陈伯达、康生是一个鼻孔出气的。

  其中有江青说:“我现在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有一天,我搞了五、六个小时,……

在中央文革一伙看来,实施了对“三老四帅”的打击,就等于突破了周恩来外围的最后一道防线。

  拘捕杨承祚夫妇是“先斩后奏”的。拘捕之后,“王光美专案组”于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向戚本禹、江青递交了报告。

中共中央批准了北方局的建议。

  他们的讲话,飞快地印上传单,标以“‘中央文革’首长讲话”的标题,撒遍北京街头,煽起了倒陶的狂潮。

1967年1月10日,陶铸被打倒的第五天,陈伯达在接见造反派时,别有用心地说:“在毛主席身边的刘、邓路线者,除了陶铸之外,是否还有别人呢?可能还有个把子,至少!”

  主席:

不分昼夜苦撑危局已是不易,还得随时对付江青一伙的无端刁难与攻击。可以想象,当周恩来收到江青用心险恶的信后,是怎样的一种悲愤心情!

  这时,刘少奇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姚文元不过是“中央文革”组员。

历史的镜头摇回到血风腥雨的革命战争年代。

  刘志坚在顺义被关押了三个月,受到许多次批斗,然后,被押回拐棒胡同家中看管。一个排警戒着那座四合院。刘志坚被关在一间空空的小屋里,一张小床,一张三屉桌,床前一盏一百支光灯泡通宵达旦亮着,时时受到严密的监视——他,一位久经沙场的中将,已道道地地成囚徒,却没有经过开庭,没有审判,没有依据任何法律……

如果党中央机关被敌人一网打尽,中国革命事业的前程将不堪设想。

  据王力回忆:“中央专案组,是同‘中央文革’平行的,都直接对常委、实际上是对主席负责。江青宣布改组专案组时,除王力一人外,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都参加专案组,还加上谢富治、汪东兴、叶群、杨成武。小平同志被打倒以后,是康生抓的。中间空了一段,汪东兴实际抓。江青说:‘康老(引者注:指康生)有延安整风的经验,他当组长。专案我要直接抓,戚本禹当我的秘书,具体工作由谢富治、汪东兴负责。’江青多次强调:‘专案组我要抓,我直接对毛主席负责。’”

后来,周荣鑫一直在中南海住到1969年局势基本平静才出来。

  就在王光美到了清华大学不久,六月二十七日,清华大学召开批判蒯大富的会议。王光美没有在会场露面,但是在清华园里收听了大会实况转播。刘涛和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在会上发言,批判蒯大富。

江青还说:除了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外,都可以打倒。

  ①《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外宾卡博、巴卢库,说:有些过去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去,然后叛变,在报上登报反共。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所谓“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

  听罢决议,刘少奇发烧到四十摄氏度!

革命局势转危为安,我党中央机关及许多领导人避免了一次灭顶之灾。

  问:你听谁说的王光美是特务?

在对“三老四帅”的7次批斗会上,中央文革一伙把批判矛头同时指向周恩来。周恩来被诬为“二月逆流的总根子”,是“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复辟的总代表”。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根据林彪所谓“一号手令”,刘少奇从北京被押往河南开封。那时刘少奇正在重病之中,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喉咙里通着吸痰器,身上扎着输液管,白发长达一尺多!病中的他,没穿衣服,被用棉被一裹,抬上担架,送上飞机。

江青此举,实际上是逼周恩来的一个通牒:你必须就此作出交代!

  “文革”开始不久,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九日下午,王光美出现在清华大学,去看大字报。学生们发现了熟悉的面孔,欢呼着,要她讲话。王光美说道;“我是按照刘少奇同志的吩咐来看大字报的。”

就个人来说,周恩来不怕被打倒。但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周恩来又不得不考虑自己被打倒的后果。

  一连串的“大”,一连串的“最”,道出了江青对刘少奇的刻骨之恨!她比那《审查报告》,多给刘少奇安了两顶帽子,即“大特务”、“大反革命”。

历史回到惊心动魄的1931年。

  法大马路四十号六楼五号

顾顺章叛变以及国民党当局所要采取的行动这一机密又机密的重要情报,碰巧被我党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当机要秘书的地下党员钱壮飞截获,并以最快的速度报告给党中央。

  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最后一次谈话。

这是当时我党在国民党统治下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国民党反动派伪造启事的一种方法。

  刘少奇无法容忍对于他的人格的侮辱,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他说了这么一番话,为自己严正辩证:

  于是,天津红卫兵赶紧把那启事影印件在五月十三日送给江青。江青一看,如获至宝,对周恩来发动了突然袭击。那份启事曾在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二十一日《申报》,二月十八日、十九日《新闻报》,二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时事新报》,二月十六日、十七日《时报》号外版刊载。启事全文如下:①①转引自一九八○年一期《党史研究》所载、经周恩来生前亲自编定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文件》。

  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绝对保证彭德怀同志的安全,对他的生命各单位要向中央负责。①

  顾问 康生;

  法庭还宣读了原中央专案小组第一办公室副主任兼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组长肖益的证言:“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引者注:应为六月)刘少奇、王光美的专案组刚成立时,康生、谢富治在中南海西楼一次专案组负责人会议上宣布,刘、王专案组由江青负责,其领导成员还有谢富治、戚本禹等。康生虽没有列为该专案组领导成员,但他是直接插手这个专案的,经常出谋划策。”

  周恩来深知,江青便属“不肖之徒”,她能制造伪证把刘少奇打成“大叛徒”,难道就不能利用那启事把他也打成“大叛徒”?!

  人实在是个特务,这个人虽然本身是个特务,这个人还不是一般特务,是个很具体特务。……这个人很显然的

  红卫兵逼着要彭德怀写,彭德怀无奈,只得提起笔来。他,干脆写了一封给姚文元的信:

  张春桥的话,道出了江青在陷害刘少奇中所起的关键性的作用。

  后来,徐向前元帅曾这样说明了事实的真相:

  江青意犹未尽,居然觊觎周恩来!红卫兵提供的一份旧报纸影印件,曾使江青欣喜若狂,以为有了击倒周恩来的重磅炮弹!

  第一副组长 江青,副组长 张春桥;

  “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

  这下子,王光美决定赶往医院。刘少奇一听,站了起来,跟她一起去。于是,在警卫的随行下,刘少奇和王光美的轿车离开了中南海。

  刘志坚长期在部队担任领导工作,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作出许多贡献。这样,他在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登。申报馆广告处启。

  就在《“五·一六”通知》下达整整一个月——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戚本禹、关锋就给江青、康生、陈伯达写了一信,提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彭德怀:

  那张大字报,如同在刘少奇正在流血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这是江青有意“怠慢”陶铸的讯号!

  最使江青不满的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二十九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贺龙一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军队院校师生代表,就军队“文革”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叶剑英指出: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论。学习毛泽东著作,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信。他指出,军队少数人在“文革”中表现不好,明明看到有的老同志心脏病发了,还要抓来斗,这些人是在败坏我军光荣传统。

  由于毛泽东已作明确表态,连谢富治和康生也讲了实话。

  “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②

  王光美被打成“战略情报大特务”

  康生批:“继续审讯,不要为他所骗。”

  战略情报特务!”

  进入手术室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

  他们的罪名是让“特务”王光美“打入”军调部,并“拉入”党内。刘仁在狱中戴了五年多手铐,磨得露出骨头,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死于狱中。武光关了七年半监狱,又流放了三年半,被折磨十一年之久!

  中央同意彭德怀同志回京。但要严格执行以下三条:

  周恩来一听,立即给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下了死命令:无论如何,明晨五点之前,必须让王光美回到中南海!

  当她见到王光美违反了她的“规定”,就记在了心中。这本是芝麻绿豆之类小事,她在接见红卫兵的领袖们时却说:“王光美出国访问时戴项链,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作风。我本来不让她戴,她也答应我不戴了。后来,在看电视时,我却见她戴了项链!”

  九月二十九日,林彪看了这份《审查报告》,写信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而且说“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事务所

  那是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担任中共满州省委书记的刘少奇,和中共满州省委组织部部长一起来到沈阳奉天纱厂,尚未进门,便受到该厂厂卫队的盘问,以为可疑,当场拘捕。内中的原因,是该厂有人向厂方密告中共活动,使该厂中共地下支部书记被捕,因此门口对外来人员的盘查也骤然加紧了。

  党的统一领导,成立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彭为副,还有程子华。”……①

  对彭德怀的批斗立即升级了。这升级,是升到了拳打脚踢的“级别”!

  她发觉,刘志坚常在叶剑英、陈毅那里汇报工作。江青便说刘志坚这人“不可靠”。

  江青果真不死心。一九六七年十月,她在钓鱼台对吴法宪说:“我这里什么人的材料都有。”她指了指道:“这一口袋是周总理的材料!”江青这话,透露了她整周恩来之心。这里“材料”何时抛出,要看“形势”了。

  这一条被一字不易补入《决定》,使“十五条”变成“十六条”,被全会通过。

  其实,刘志坚出身贫苦,要过饭,做过六年长工,他参加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王光美的母校辅仁大学,原本是意大利罗马教廷在中国开办的辅仁社,建校于一九二五年。辅仁社是大学预科,后来改为辅仁大学,开设文、理、教育二院。

  当天深夜,他的遗体被抬上一辆吉普车,拉往火化场,他的脚都露在车外!

  “一九二九年在沈阳被捕,我没有叛变。在隔离审查过程中,我确实也交待过刘少奇和我一九二九年被捕后的叛党罪行。但是这些交待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根据。”

  果真,刘志坚去了就回不来了。批斗之后,当天晚上,刘志坚被关押在一辆大卡车上。接着,被弄到一间空房子里关起来,那房子原是总政一位副处长住的。

  这样,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央军委下令改组了“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宣布撤消刘志坚的组长职务。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射炮部队驻扎在北平庆王府,对面便是辅仁大学。那时,辅仁大学里确实有特务,他们发出的关于高炮部队的情报被截获了。

  刘少奇、王光美看中清华大学,是因为刘少奇的第四个孩子——女儿刘涛正在清华大学上学。刘涛在那里,人头熟,内情熟,自然便于王光美了解那里发生的一切。

  毛泽东的批示,一言九鼎,为平息“伍豪启事”风波起了“最高裁判”的作用。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用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

  翌日,所谓“智擒王光美”的传单,就从清华大学飞向四面八方,成为“爆炸性新闻”!

  彭德怀当天便根据自己的记忆,追记了毛泽东和他的谈话:

  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又一次提到:

  和“地派”红卫兵共管彭德怀。

  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至今天才抽出一天工夫翻阅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转来各件,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伪造启事,它是先在《新闻报》二月十八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设法,结果,《申报》二十日、二十一日登出伪造的启事,二十二日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生另一广告启事的拒登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伪造启事的办法。我在记忆中,有通过申报馆设法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十六日午间已向主席这样说了。不过我原来将伪造的伍豪启事记在通缉杀人凶犯周恩来、赵容(康生)之前,现在证明是我记错了,查遍一九三一年顾顺章、向志发相继叛变后的上海各报,并无另一个所谓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可见在我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

  当时在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工作的陈云看见启事,当即派人前往申报馆,送去《伍豪启事》,要求刊登,以驳斥那个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申报馆不敢刊登。几经交涉,才于二月二十二日在《申报》上登一“曲笔”广告:

  刘少奇被打成“大叛徒”

  弄了半天,张重一是从“咱们政府的公报”上知道王光美是“特务”的!这真弄得专案组哭笑不得!在张重一临死之际,专案组对他进行的最后一次审问,记录如下;

  这天晚上,四十九所大专院校派出一百多名代表,来到人民大会堂,要求召开批陈大会。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刘志坚出面劝导。谈了一晚上,未能完全说服学生代表。于是,一月四日晚,在人民大会堂继续跟学生代表谈话。周恩来总理发表了讲话,劝告学生们不要组织批陈大会。刘志坚也讲了话,赞同总理的意见。然后,刘志坚又说,陈毅同志对部队的讲话如有不妥之处,首先的责任在于他——因为他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他正在说着,忽听得康生拍了桌子,厉声道:“刘志坚,你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里的代表。要揭开军队里阶级斗争的盖子,首先要批判刘志坚,打倒刘志坚!”

  四月八日,王光美接到通知,去清华大学作检查。

  江青给“地派”红卫兵打电话,在威本禹给“天派”红卫兵打电话之前约一个月。“地派”红卫兵早已到达成都。无奈,他们跟成都军区的关系没搞好,未能弄清彭德怀在哪里。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六日,江青在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上,大笔一挥,写下这么一段“批示”:

  张:嗯,我是从那封信知道的。

  正在这时,姚文元赶紧加上那长注。姚文元的文章出现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上,富有“权威性”,一下子使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呼声提高了十倍、百倍……

  张:我……有个具体印象。

  会后,毛泽东和政治局的意见没有得以贯彻,周恩来的录音带以及有关文献资料并未发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谢富治批:“送江青同志一阅。”

  在周恩来离开上海两个多月后,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得知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已无法“缉拿”,便伪造《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在上海各报刊登,进行反间。

  当时,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在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有一批共产党重要干部被捕,关在狱中。考虑到干部缺乏,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向刘少奇建议,让狱中干部履行监狱规定的手续出狱。刘少奇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报告中共中央。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同意了这决定。于是,柯庆施通过徐冰,把这一决定告知狱中的中共支部书记孔祥祯。

  问:你说说王光美是什么人?

  那些学生代表迅速把康生的“号令”传遍各校。五日,五千“红卫兵”前往国防部,要求叶剑英、肖华接见并交出刘志坚。叶剑英、肖华拒不接见。刘志坚闻讯,怕波及他们,便给叶帅打电话:“我去国防部见学生。”叶帅叹了一口气,说道:

  来自江青、来自“中央文革”的支持,一下子使蒯大富成了反工作组的“英雄”,成了清华园内红卫兵的领袖人物。这样,蒯大富手下的“井冈山”红卫兵,也就成了“中央文革”的“嫡系部队”。

  孟用潜在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写的申诉材料中说:

  来自大西南的凶讯,迅速被周恩来获知。周恩来立即报告了毛泽东。

  这个狂潮的第一个浪头,朝王光美扑去!

  “天派”又反过来袭击“地派”,要重新夺回彭德怀。正在争执之际,“中央文革”来电:“不要闹纠纷,可以一起搞。”

  张:哎,……玄啊,有这个人国家很“传染”呐,很危险呐,哎……这个人不是那么简单的人。王光美这人,这

  江青日渐不满于刘志坚。那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大本营”设在钓鱼台。

  恶作剧“智擒王光美”的幕后指挥

  ②一九八○年一期《党史研究》。

  一九六八年五月,上海档案馆选择派头头刘和德,把有关诬蔑周恩来的档案材料,密封交给了吴法宪。

  所谓“地派”,亦即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红卫兵,他们也是奉“中央文革”之命,前来“揪海瑞”!

  一连两个“如果”,彭德怀反话正说,挖苦了这位《评〈海瑞罢官〉》的“大左派”!

  那是江青直接给他们打了电话:“你们红卫兵这也行,那也行,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出来呀?让他在大山里头养神,天天还打太极拳,将来回来好反我们,把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

  一次又一次会上较量,蒯大富坚持反工作组的立场。后来,他宣布绝食,以抗议工作组。

  原来,在五四运动时期,周恩来在天津成立和领导了学生进步团体“觉悟社”。

  我名义上是军队的文化顾问,但是他从不同我汇报……他是典型的两面派。”江青还说:“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是刘志坚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刘志坚不向中央文革请示。全军文革小组必须改组。”

  在“文革”中,动不动给人扣上一顶“叛徒”帽子,是流行的“整人术”之一。

  组员之中,谢镗忠、尹达、穆欣也先后被打倒。

  张重一是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他跟王光美并不熟悉。当年,他担任辅仁大学代理秘书长。只是由于他跟杨承祥夫妇熟悉,也被牵涉进去,居然成了王光美一案的“关键人物”。

  王任重本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武汉的造反派却要打倒他,说他是湖北的“走资派”。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正式成立,由“地下”转为公开。

  就连当时担任奉天纱厂协理的王广恩,并不知道刘少奇怎么被捕,也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被拘捕。江青把王广恩说成是“策划逮捕刘少奇的当事人”。王广恩在狱中受到十二次“突击审讯”,始终未说过刘少奇是叛徒,于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七日死于狱中。

  “项链事件”前前后后

  “大约二十六、七日,陶铸很晚才回来,面色阴沉,刚在饭桌旁落座,就十分严肃地说:‘曾志,告诉你一件事,今天中央开会,江青他们批评我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很严重。’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我反倒显得很平静,‘江青为什么突然批判你呢?’陶铸愤愤地答道:‘说来话长,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不过这次的事情,要从王任重同志说起。’……”①

  不过,红卫兵没有想到,刘少奇也来了!

  就在姚文元的那条长注见报后的第三天——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一幕惊险剧在北京发生。

  与此同时,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在上海秘密出版的中共中央党报《实报》,刊登《伍豪启事》,指出:“最近在各报上看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说出许多国民党走狗常说的话,这当然又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新把戏!……”

  “转眼到了十二月底,一九六六年只剩下最后几天了。这年的冬天,真是寒冷得很啊!

  几天之后——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晚九点,夜色浓重的北京街头,忽地爆发出一阵阵“打倒陶铸”的呼喊声!

  也正因为这样,一九六六年八月,刘志坚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时,建议“十五条”中增加一条,变成了“十六条”。刘志坚执笔,补写了这新增的一条:

  江青在这里没有提及陶铸。这不是疏忽,也并不意味陶铸包括在“其他同志”

  千里迢迢揪“海瑞”——彭德怀

  且不提批斗会上那荒唐的种种批判,王光美在万国睽睽下,最为招人注意的是被红卫兵戴上一长串用乒乓球串成的项链!

  王光美和刘少奇正在家中。王光美接电话,耳机里传来急促的声音:“是刘平平家吗?你是刘平平的亲属吗?刘平平刚才被汽车撞伤了,大腿骨折,正在我们医院里抢救,请你们马上来!”

  韩爱晶顿开茅塞。来自“中央文革”的特别使命,使“天派”红卫兵异常兴奋。

  江青在该专案组五月二十九日的呈阅件上则批:“富治、东兴同志:当心孟用潜骗我们的审讯人员,他在演戏给我们看。”

  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的话,说出了他们的后台老板——江青。没有“江青同志支持”,他们怎敢用欺骗手段去戏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

  丁觉群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写道:“刘少奇在省工会工作,我在市党部工作,除了工作接触,没有特殊关系。”可是,他在狱中受到逼供信,讲了违心的话。翌日,他就声明;“这些都是假的,昨天你们追了,所以我才说。”

  “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恩来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江青很是得意,因为她利用红卫兵,羞辱了王光美,出了积在心中多年的怨气!

  九月十六日,康生致函毛泽东:“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于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一九三六年八、九月间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康生随信附上了《反共启事》。

  虽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不过,要“求证”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大特务”,毕竟还不那么容易。

  这是在报刊上第一次未点名公开攻击刘少奇!

  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十二月二十二日晚(引者注:应为二十四日凌晨),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二十三日(引者注:应为二十五日)转北京地院东方红红卫兵。于二十七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王光美落到了红卫兵手中,被连夜拉到清华大学审问、批斗……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彭德怀含恨死于狱中,终年七十六岁。

  刘少奇一听,明白毛泽东被蒙在鼓里,解释道:“根本没这回事,是个骗局!”

  那来自北京的红卫兵,是由江青通过戚本禹秘密派遣的。

  二十一岁的蒯大富,本是清华大学化工系学生,在“文革”中造反起家,不仅成为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头头,而且成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人称“红三司”)的“司令”,得了“蒯司令”之称。

  江青一直嫉妒着王光美,特别是王光美作为刘少奇夫人,一次次出访:

  问:你交代王光美搞过什么特务活动?

  我在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①看了周恩来的信和那个北京大学学生的信,毛泽东于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作了如下批示:

  从这次文化大革命揭发的许多事实看,彭德怀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

  专案组火了,当着孟用潜的面,撕毁了其中的五份申诉材料。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孟用潜写的这份申诉,因未被撕毁而得以保存下来。

  江青“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从王光美下手。她要从王光美那里打开缺口,进而彻底打倒刘少奇。

  周恩来怎么会发表《脱离共党启事》?难道他也是“大叛徒”?

  江青甚至还发动三百名红卫兵在沈阳大查国民党时期的档案,想查到刘少奇“叛变”的“证据”。查了两个多月,一无所获!

  那天下午,快要吃晚饭的时候,中南海刘少奇家中,电话铃声响了。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灭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于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

  北京市副市长崔月犁也被捕了。王光美一九四六年到军调部任中共方面翻译,是崔月犁介绍的。崔月犁根本不认识杨承柞。专案组拿来杨承柞的照片,背面写着“杨承柞”,叫他“认识”。“认识”之后,硬是要把崔月犁打成杨承柞介绍王光美作“特务”的“证人”,而他自己也就成了把王光美这么个“特务”“打入”中共代表团的“介绍人”!

  主席:

  那是一九三一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顾顺章是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知道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和主要领导人的住处,对中共威胁极大,由于国民党中统头子徐恩曾的秘书钱壮飞是中共地下党员,获知这一紧急情报飞速从南京赴沪,周恩来、瞿秋白等连夜转移,才算使中共中央避免了一次全军覆没。

  是“地派”!

  江青在看电视新闻时,居然注意到王光美脖子上细小的项链。她大为不悦,因为她在王光美出国时关照过:“依我看,有时不戴首饰效果反而好。你穿一身黑丝绒,就像安娜·卡列尼娜那样,显得别致、出众!”她,仿佛把王光美当成她的“样板戏”中的演员似的,连戴不戴首饰都作了“规定”!

  “彭德怀在‘三线’,是我叫去四川串连的学生把他带回北京的。江青当时是力主此议的。康生也是这个主张。”

  除了孟用潜之外,当年许多在中共满州省委工作过的人员也受株连,一个个被拘捕,受审讯,逼着他们作伪证。

  根据这一决定,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履行了监狱规定的手续出狱,投入新的工作。

  毛泽东风闻此事,在翌日——一月十三日深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刘少奇。

  打倒了陶铸,“中央文革”的顾问只剩康生了。

  杨承祚夫妇是怎么忽地遭捕?内中的瓜葛,不过是如此而已:王光美在辅仁大学读书时,跟杨承柞妻子袁绍英的妹妹熟悉,也就常去杨家。袁绍英的弟弟袁绍文,在美国从事航空工业研究。在“王光美专案组”的眼里,这是极为重要的一条线索,因为航空工业即“军工工业”,在美国从事“军工”研究那就很可能是“美国特务”。

  五月十九日夜

  那是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晚上,“王光美专案组”组长肖孟接到康生的电话,要他马上去钓鱼台。肖孟赶到那里,上了楼,见江青和康生在等他。

  刘志坚毕竟是将军,是在中央军委领导下工作的。虽说在《五·一六通知》下达之后,全国处于大动乱之中,但他在叶剑英、肖华支持下,仍努力维护军队的稳定,对军队的“文革”作出种种限制性的规定。例如,“文革”初期,毛泽东不在北京,根据刘少奇指示,在叶剑英元帅的主持下,刘志坚协助、起草文件,把部队的“文革”限定于“五界”之内,即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军乐队、八一电影制片厂。规定师以下不准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不久又改为军以下不准搞“四大”,并规定大军区如果要搞“四大”,必须报中央军委批准。

  一时间,“打倒刘志坚”的大字报、大字标语,撒满全国各地。

  妈妈严肃地对“造反派”说:“你们为什么用这种手段骗我出来?”“造反派”

  “涛涛,丁丁(刘允真的小名),你们知道你们的生母是谁吗?”

  敬礼!

  主席说:“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战略后方最重要的是西南区,它有各种资源,地理也适宜,大有作为。彭德怀同志也许会搞出一点名堂来。

  细细推敲刘少奇的历史,专案组找到了突破口:刘少奇一九二九年曾经被捕。

  重要的当事人之一陈云,在“文革”中“靠边”。自一九六九年起,陈云被“下放”到南昌,在江西石油化工机械厂接受“工人阶级教育”。①直至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三比陈云才终于得以离开南昌,返回北京。

  杨承柞经受不了百般折磨,终于死于狱中。一九七○年二月三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关于杨承柞死亡报告》中写道:

  “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引者注:指《清宫秘史》)

  煽起打倒陶铸狂潮

  “所谓‘伍豪启事’是国民党伪造的,毛主席讲过这启事是假的,毛主席和康生等同志早就知道这件事的真象。”

  毛泽东当时的这一声明,把那个伪造的启事痛加驳斥。因此,毛泽东本人,对此事的来龙去脉,是清清楚楚的。

  在一九四六年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刘仁、武光,也被牵涉进来,投入监狱。

  江青批:“同意。”

  是谁抢走彭德怀呢?

  江青答:“我是分工在这个专案组里。”

  这样,专案组也就变本加厉地逼问杨承柞,逼问张重一。

  就像多米诺骨牌似的,一倒皆倒,以叶林为首的清华大学工作组倒了,刘涛倒了,王光美倒了,刘少奇也倒了。

  经受这样的精神、肉体的双重折磨,这位昔日威震疆场的彭大将军,在一九七三年春末患直肠癌。

  ①曾志,《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载《笔祭陶铸》,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陶铸夫人曾志这样回忆:

  答:她是个共产党员。

  刘涛不知“江阿姨”找她何事,也就去了。一到那里,她的弟弟——刘少奇的第五个孩子刘允真也在呢!

  于是,杨承祥夫妇成了重要案犯,受到“王光美专案组”的反复审问。

  一九七九年,戚本禹在受审时曾写下笔供:

  依据这般荒唐的推理,杨承祥夫妇成了“要犯”!

  据我们了解,彭德怀到三线以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常活动。因此,我们再一次提出意见,希望中央考虑撤消他的三线副总指挥的职务。

  杨承祥教授患有心脏病、动脉硬化等多种疾病,入狱后,日夜受到折磨。后来,在审判江青时,特别法庭曾出示原“王光美专案组”工作人员周耀澄一九六七年十二且十六日听中央专案组华蕴山传达江青指示的原始笔记:

  “像许世友这样六十多岁的人,他都不知道这件事是敌人伪造的,可见了解当时历史情况很不容易。”③

  让他写材料时说:‘我现在不能写。’我们说,那不行。他又说:‘写不了,要不杀头算了。’……”

  是个特务,这个家伙是很严重的很厉害的特务。

  谢富治是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六日病死的。据其家属记载,谢富治病重期间,在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日曾说:

  审判员审问被告人江青:“你是不是控制指挥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

  周恩来深知,江青仍可能“利用这个伪造的启事制造事端”。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病重,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周恩来仍牵挂着此事。周恩来要来他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报告的记录,在记录稿的第一页上,用颤抖的手写下:

  肖孟回忆道:

  江青加给王光美的罪名,是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一个美国特务!战略特务!

  就这样,彭德怀赴西南走马上任。这表明,毛泽东已在为彭德怀恢复名誉。

  “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

  就这样,彭德怀在十二月二十五日晚离开成都,上了一节软卧车厢,由成都部队和北京红卫兵共同护送。

  “天派”红卫兵显然更为“能干”,一到成都就摸清了情况,一下子抓住了彭德怀。“地派”红卫兵闻讯,岂肯让“天派”红卫兵抢了头功?立即从“天派”那里夺走了彭德怀。

  刘少奇听说女儿出了车祸,也很着急。

  “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

  这起因,是因为王光美在随刘少奇访问缅甸时,在晚宴上,戴了一条金项链。

  一九六七年,当张重一教授被拘捕时,年已六十有七。他的身体比杨承祚更差,已是肝癌晚期病人。

  就这样,在无声无息中,刘少奇的遗体被推进了火化炉……

  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和首都各报都转载了此文。红卫兵要彭德怀写“认罪读后感”。

  那时,聂荣臻元帅也住在那里。陈毅元帅则常去西山。刘志坚跟几位老帅的关系密切,江青便要整掉刘志坚。

  刘少奇回家,面带喜色,因为毛泽东对他很客气,并没有彻底打倒他的意思。

  打陶铸,抓彭德怀,判王光美“死刑”,整死刘少奇……

  前一天——一月三日,刘志坚还正处于高度忙碌之中。那天,许多“红卫兵”

  那是在十多天前——十二月十八日下午,张春桥在中南海约见了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头头蒯大富,暗示道:“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江青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八个专案组会议”上,讲了一番狠毒的话:

  阵营:

  比如,国民党特务黄凯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受审主导时供称,伪造伍豪启事,“丝豪未达预期的效果”,“好久并无人来向各机关秘密自首”。黄凯道出了伪造伍豪启事的本意,除了离间周恩来之外,还在于企望中共党员们来自首——怪不得那伪造的启事署“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以壮气势!

  周恩来当即作出坚决回击,于五月十九日连夜写信给毛泽东,说明了事情的真相,答复江青的挑战。

  “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①①一九八○年一期《党史研究》

  “他们查到了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

  这段匆匆加上的话,是为了配合正在北京掀起的反刘少奇、邓小平的恶风浊浪。

  恶作剧开了个恶例。在所谓“智擒王光美”后几天,一月十二日,中南海的“造反派”冲进了刘少奇家中,在刘少奇的办公室里贴满大字报,而且召开了第一次对刘少奇的批斗会!

  “当时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这样的事。”

  穿军装的刘志坚,本来跟“中央文革”的那些“大左派”秀才们无缘。只是因为历史的偶然,他作为总政第一副主任,不能不参加那个以“林彪委托”名义召开的江青“一人谈”座谈会,从此跟江青有了工作上的来往。也正因为这样,他成了“中央文革”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彭德怀在吴家花园度过六个春秋,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罕见的长信,长达八万字。

  专案组着急了,在六月二十二日报告:“孟用潜一个月来,根本不交代实质问题,态度极不老实。”

  社员抽签编号,周恩来抽到五号,便以“五号”的谐音取了个化名“伍豪”。此后,周恩来发表文章,多次用“伍豪”作笔名。邓颖超抽到一号,以“逸豪”为化名、笔名。

  “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对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记得是国民党的阴谋。伍豪二百四十几人的脱党声明,是在恩来同志已经到达中央苏区之后。”

  刘少奇一回到中南海,马上给周恩来打电话。

  彭德怀,这位元帅在七月十九日受斗之后,北京卫戍区不得不向“中央文革”

  一个明显的讯号,从江青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的讲话发出。

  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并宣布根据毛泽东和政治局的意见,把报告的录音和根据录音整理的录音记录稿以及有关文献资料作为档案,保存在中央档案处,同时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保存一份,以便党内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真相,避免今后有人利用这伪造的启事制造事端。

  江青整倒了她的一个个怨敌、私敌,她更着力于打倒她的一个个政敌。

  这样报告悲惨的情况:“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

  ①②③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文教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资料》第五辑(一九八三年)。

  “今天(二十日)胸部疼的面积扩大,而且又重了些。从床上起很疼,也非常困难,起时需要哨兵拉一下,不然的话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长信,翌日便会见了他。

  不过,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如曾志所忆:

  同日,江青批:“照办。”

  “你们要彭德怀交代反毛主席的罪行,应当要他低头认罪。他要是不老实,得对他厉害点,对他不能客气。”

  光是侮辱人格、丑化形象、败坏名声,江青还觉得远远不够,她要量王光美于死地!

  ①马辂、佩璞、马泰泉,《国防部长浮沉记》,昆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刘少奇看了报纸,忿忿地说:

  关于江青负责刘少奇、王光美专案一事,一九八○年十二月三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在审问江青时,记录如下:①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及首都各报所载姚文元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是姚文元的“三评”之———即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评周扬。在这篇评周扬的文章即将发表时,姚文元根据“形势需要”,在文末添加了一段长注。长注的末句,发出了新的“战斗讯号”: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日,周恩来致函江青,告知她已将有关报纸以及他给毛泽东的信件拍照存档,还强调指出:

  张:说说,叫我慢慢说……

  “五年不见,妈妈已经瘦弱不堪,满头灰白头发,连腰也伸不直,穿着一身旧军装染的黑衣,神情麻木、迟钝……”

  就在张春桥秘密约见蒯大富之后,就在清华园里“打倒刘少奇”之声沸沸扬扬,就在刘涛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时候,忽地有一个神秘的人物来找她。来者自称是奉江青之命,约她聊聊。

  由于周恩来的于涉,保护了彭德怀,红卫兵未能公开批斗他彭德怀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给毛泽东写了一信:

  他的双腿,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曾三次受了重伤:一九三四年在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一九三五年在长征途中,一九四二年与日本军队作战时。

  问:现在就是一个机会。你想把问题带到棺材里去吗?

  也就在这时候,张春桥、姚文元把持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把“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列入了《抓叛徒》简报之中。

  一月八日,刘志坚被转送到北京卫戍区部队,关押在北京顺义县。此后,大会批、小会斗,他头上的“帽子”也越来越多,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

  彭德怀回京后,由于有中央警卫部队守卫,红卫兵不能把他拉出去斗,但是不断纠缠他,审问他。

  江青选中清华大学讲这番话,张春桥找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密谈,内中有一重要原因:清华大学原本是刘少奇的“点”!

  倘若袁绍文是“美国特务”,杨承柞夫妇理所当然也可能是“美国特务”。王光美常去杨家,可能是前去“交换情报”,加入了“美国特务组织”!何况,在辅仁大学发生过特务情报案。

  自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销声匿迹,几乎被人们遗忘了。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长文,“彭德怀就是海瑞”,一下子把彭德怀推到了斗争的旋涡之中!

  如果照这样宣传有益,就这样宣传吧。如果需要更实事求是一些,我可以供给一些材料。”

  陶铸舒心地笑了。

  三次重伤,使他双腿变得行走不便。但是,他一直在军队工作。

  内中有:

  “江青说,今天晚上你们专案组就要写一个逮捕王的报告,明天早晨把这个报告交给我。康生说,王光美的特务问题可以定了,逮捕王的报告要很快搞出来。当时我和专案组的同志都感到这个布置很突然,因为没有确凿的材料证明这个问题。

  江青日益得势,彭德怀的日于越来越不好过。

  清除“中央文革”异己刘志坚

  “一到现场摆好阵势,气氛紧张,我就按事先拟好的提纲一一提问。孟用潜同志有的讲不出来,或者讲的不合专案的需要,大家就打他的态度,说他不老实,威吓他不交代就要升级(逮捕),谩骂他老顽固,还拍桌子,总之采用了各种手段,对他施加压力,逼他交代问题。这个会整整搞了一天,中午也未休息。但孟用潜同志还是不承认有自首叛变的问题。后来,一连搞了七天……在这种情况下,孟用潜同志违心地讲了被捕叛变的话,但过后就申诉翻案了。”

  这一文件分批示和附件两部分。《批示)}指出:“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叛徒集团。”把薄一波等经组织决定出狱,说成了“自首叛变”,说成是“刘少奇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借此在全国掀起了“揪叛徒”浪潮。

  “你去了就回不来了!”

  要揪斗陈毅。叶剑英知道了,急召刘志坚,要他做工作,不许揪斗陈毅。刘志坚刚到叶帅那里,周恩来总理来了电话,要刘志坚火速赶往钓鱼台。到了钓鱼台,周恩来也要刘志坚出面做工作,劝造反派们不要开批外陈毅大会,希望刘志坚对学生们讲几句话。

  掀起“抓叛徒”浪潮的始作俑者是康生。早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康生就要“彭真专案组”办公室调查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于是,南开大学“八一八”、“卫东”红卫兵、北航“红旗”红卫兵、新北大公社等都成立了“抓叛徒战斗队”。

  周恩来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施毒计离间刘少奇家庭

  张:我没想这个问题。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八日,王光美子女刘平平、刘源源、刘亭亭第一次获准去监狱见妈妈。这时,王光美在狱中已被关押五年。见面时,他们惊呆了,因为出现在他们的面前的母亲王光美如此这般:

  江青通过那个“戚大帅”,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给北航“红旗”的韩爱晶下达了“战斗任务”:

  江青,不仅要批吴晗的《海瑞罢官》,而且还要把活“海瑞”——彭德怀斗个落花流水!

  既然江青同意“突击审讯”,专案组就对这垂危的病人“穷追紧逼”。

  这表明“伍豪”已送来另一则“广告启事”,只是“手续不合”,而“致未刊登”,间接地否定了那则伪造的启事。

  这“断然行动”,在半年之后,终于以突然袭击之举实行了。

  刘志坚住在二号楼。但是,他是军队的干部,是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帅领导下工作。叶帅住在北京西山,常要找他谈话。他干脆从钓鱼台搬到了西山去住。

  这么一来,“中央文革”中的“异己”被逐一清除,剩下的是清一色的“左派”

  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康生这么一发威,那些学生代表就大轰大嗡起来,高呼口号“打倒刘志坚”。接见会成了打斗会。一直折腾到五日凌晨,“打倒刘志坚”之声仍不绝于耳。当刘志坚好不容易回到家中,天已蒙蒙亮了。

  江青在信中写道:

  毛泽东一席言,那一阵密集的批判的排炮,似乎烟消云散了。

  考虑到“像许世友这样六十多岁的人”都不知道,毛泽东拟在一定范围内,让周恩来把事件的前前后后讲一讲,只是当时诸事繁忙,耽搁下来了。

  经过两、三年的“呕心沥血”,江青终于把她所“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结案,在一大堆伪证之上,给刘少奇戴了三顶大帽子:“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

  ①叶永烈,《一九六九年——一九七二:陈云在江西》,《知音》一九九二年三期。

  四月十日,在江青、陈伯达的支持下,在清华大学举行了三十万人批斗王光美的大会。

  “陈伯达说刘志坚同志是叛徒,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那是在抗日战争时的一次战斗中,我们的部队遭到敌人袭击,刘志坚同志被俘了。冀南部队司令部接到地下情报组织的消息,说日本人在某时通过某地。根据这个情报,我们的部队在敌人通过的路上打了一个伏击,当天就把刘志坚同志救出来,根本无所谓叛变。”

  于是,彭德怀被交给了“天派”红卫兵。

  七月十九日至二十日的《监护情况》如下:

  张春桥口中几句话,到了“蒯司令”那里变成了一阵狂风。人称“红三司”是“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十二月十五日,首都首次出现“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巨幅标语。“红三司”到处在张贴大字报,呼喊着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

  初冬的寒气,使刘少奇着凉,肺炎并发。到了开封,他陷于持续高烧之中。

  ①曾志,《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载《笔祭陶铸》,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刘平平,刘少奇和王光美所生的女儿,刘少奇的第六个孩子。刘少奇和王光美婚后,共生四个孩子,即刘平平(女儿)、刘源源(儿子)、刘亭亭(女儿)、刘潇潇(女儿)。

  成本禹进行了“注释”,说道:“海瑞就是彭德怀,他现在在四川,是大三线的副总指挥,那里没人敢动他。要把他揪回北京,打翻在地。”

  孩子不知这是江青的政治圈套,果真去见王前,果真“一起揭发刘少奇”。

  据刘志坚回忆,陈毅元帅是肖华打电话请来的。叶、徐、贺三帅讲话时都有稿子,叶帅有时离开稿子讲些话,而陈毅没有讲话稿。心直口快的陈毅,尖锐地批判了那些“大左派”们,而且明确地说:“我的讲话是有意得罪人的。”

  刘志坚的夫人刘莱瑛被关押在另一处,两年后,她才获释。但是,她不能探望丈夫。在林彪“折前沉沙”之后,她才被允许每个月回家一次,看望刘志坚……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经江青圈阅的专案组的报告如下:

  显然,江青下了一着咄咄逼人的棋,使周恩来处于极度不利的地位。

  王力还回忆:“江青要康生向主席建议请示建立刘(少奇)案、邓(小平)案,陶(铸)案。主席说,不能立,都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选的常委,不好立。回去后,康生告诉我,说江青在专案组中说:‘不能立,也要立,那就都放到彭(真)案里头一起整。’”

  被捕,供出了顾顺章家属被杀的情况。于是,十一月二十一日,国民党下令发掘被埋的顾顺章家属尸体,在上海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三十七号、三十三号,在胶州路,武定路修德坊六号,在新问路,麦特赫斯脱路陈家巷九十一号,经一周发掘,掘出男女尸身各八具,共十六人。

  彭德怀此信,显然是向毛泽东报告自己眼下的处境。他已预感到难逃劫难,所以向毛泽东致“最后一次敬礼”!

  法庭宣读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六日谢富治在“王光美专案组”报告上的批语:

  主席:早在等着,还没有睡。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就写八万字。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就来参加,周总理因去接西哈努克,故不能来。我们一起谈谈吧!

  “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①①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曾志这样回忆:

  被告人江青听了播放的录音后说:“没有什么要说的。这是我对艺术家们谈别的问题,大概插了这么一段。”

  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

  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幕后导演的几句话,便使红卫兵们想出主意:给王光美戴上用乒乓球串成的大项链,对她进行羞辱!

  不久,肖华也被打倒,张春桥出任总政主任。

  在周恩来的一再坚持下,江青、戚本禹才不得不同意由北京卫戍区、“天派”

  在这个报告上有江青的签名。由此可见,迫害、逮捕王光美同志,完全是江青、康生亲自预谋,一手策划的。”

  “文革”,使天平朝江青倾斜:江青崛起而为“中央首长”,王光美则随刘少奇的垮台而一落千丈。

  江青的心中不是个滋味儿。中国的“第一夫人”,明明是她,可是王光美却四面风光,在海外出尽“第一夫人”的风头。尤其是王光美英语精熟,又擅长交际,海外声誉颇佳。

  “案犯张重一肝癌恶化,据医生诊断,随时有死亡的危险,即使送医院治疗也活不了多久,我们同意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意见,仍在狱中一面治疗延长其生命,一面突击审讯。当否,请批示。”

  周恩来在生命垂危的时刻还念念不忘澄清“伍豪事件”一事,他的上一页 ||下一页

  一见面,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居然是:“平平的腿好了吗?”

  “要是说我在政治上犯了错误,我可以反省,可以自我批判。但是,从生活作风方面这样诽谤、中伤我,这是不可能容忍的。多年来,人们对我生活作风的印象是非常好的。我虽然结过五次婚,但每次都是正大光明地正式结婚的。迄今为止,我没有淫乱的男女关系。另外,我也根本没有对王前隐瞒年龄。把党费留下来买金带子是根据党的规定做的。当时,党有一个规定,党在白区工作的重要领导人,必须在身边保留某种值钱的东西,以便在突发事件出现后,贿赂敌人。金带子已被王前拿去了。金鞋拔子则是毫无根据的捏造。至于吃小亏占大便宜的说法,那是随便地把片言只语拼凑起来的东西,牵强附会,根本不符合原意!”

  到了北京,正当北京卫戍部队根据周恩来指示前来迎接时,一大群红卫生却根据江青、戚本禹的密令涌上软卧车厢,前去劫走彭德怀!

  “伍豪事件”,也就随风而逝,变态了历史,只是偶尔还提及一下:

  一回到北京,陈云便参加了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毛泽东要周恩来在会上讲一讲所谓的“伍豪启事”。六月十三日,陈云以当事人身份,在会上说道:

  “我现再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

  “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①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康生也在一九七二年二月十八日,口授一份记录: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后,在全党、全国宣读那份《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六日,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江青,终于借助红卫兵的恶作剧,使王光美第一次受到凌辱。这样的恶作剧,在中共党史上,堪称“史无前例”!

  陶铸眼看着王任重受到武汉造反派的围攻,而王任重患肝炎、肝硬化,身体又不好。于是,陶铸想给王任重解围,便写报告给毛泽东,建议王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职务,回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而目前的首要任务是治病。

  法庭两次播放了江青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接见中国京剧团等单位的讲话录音。

  “江青同志对我们管的三个犯人都作了指示。杨承柞问题,我们提到做脑血流图,江青同志不让。江青同志讲,一方面要治疗,一方面要突击审讯,把我们要的东西,在杨死前搞出来。江青同志讲,杨是重要案犯,一定要抓紧,一定要加强,要突出重点。”

  辅仁大学在一九五○年被接管,不久并入其他学校。这所在北京一度颇有名气的大学,也就逐渐被人淡忘,以至后来已很少有人知道辅仁大学。

  之声要厉害得多!

  一个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老人,在被“紧逼”的生命的最后二十七天中,竟被“突审二十一次”!

  他们千里迢迢赶来成都,正是为了抓捕这个老人——彭德怀!

  “伍豪事件”有关消息,传入江西中央苏区。二月下旬,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贴出布告,郑重声明:

  张:不能。这问题我真是搞不清楚,我也不造谣言。

  康生却借“文革”浪潮,把此旧案翻了出来,借此可给一大批中共重要干部戴上“叛徒”帽子,而且借此可以给刘少奇定下一大罪状。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是多事之日:这天,《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夺权,成为上海“一月风暴”的开端;这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第四号人物”陶铸被突然打倒;也就在这一天,刘志坚——当时除担任总政副主任外,还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一下子也成了打倒对象。

  彭德怀下了庐山之后,被撤国防部长之职。彭德怀给毛泽东去信,要求下放劳动。毛泽东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批示:

  “通过审查杨承柞、袁绍英,来证实王光美同志所谓的美国特务问题,是为了说明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务打入我们党中决,与刘少奇同志结合,很明显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同志服务的。原中央专案组的华蕴山传达江青的所谓指示,我当时作了记录,这个记录本我已经提供法庭作为证据。”

  一时间,上海报界轰动,《时报》、《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竞载新闻,刊登照片,报道顾顺章家属被处死的详况。

  “鼓吹《清宫秘史》的‘大人物’当中,就包括有在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保护剥削阶级、仇恨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本质,早在建国初期吹捧《清宫秘史》时就表现出来了。”

  这个会,毛泽东定下的主题是“对任重提提意见”,不料“中央文革”的成员们在批评了王任重几句之后,火力集中到陶铸身上。据陶铸告诉曾志,“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张春桥、姚文元横扫,最后主将出马——江青、陈伯达和康生重点批判”。他们加给陶铸的罪名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如此猛烈的炮火,差一点把陶铸击倒了!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刘少奇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太恶劣了……我觉得,他应该千刀剐,万刀割……”

  原来,江青的目的是要把王光美打成“美、日、蒋”三料特务!她提出了这样的假设,要专案组去求证!

  果真,此事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又起风波。这天,北京大学“六四○六信箱”某学生给中央写信,重提“伍豪事件”。江青又借此攻击周恩来。

  江青本来是看中陶铸的,以为“陶铸厉害”,要用陶铸压住邓小平。不过,没多久,江青就发现,陶铸是“保皇派”,他保刘少奇,保邓小平,也保王任重。

  此外,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和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康生曾在两个提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材料上,写下这样的话:

  组员 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劝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如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狄德罗的《机械人》。

  周恩来不能不提防。他在一九六七年十月和十一月,嘱工作人员把载有伪造启事的报纸和他给毛泽东的信拍照存档,以备日后还击江青之用。

  戚本禹在七月十九日批:“此事重要,应送江青同志批准执行。”

  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可是,云眼中露出的一缕阳光飞快地过去,滚滚乌云密布苍穹。

  就在杨承祥夫妇被审讯之际,张重一教授也受苦受难。

  哦,江青在施展毒计:因为刘涛、刘允真系刘少奇的第三个妻子王前所生,江青要这两个孩子去见王前,“跟你们的生母一起揭发刘少奇”!

  专案组人员在火化单上这么填写:

  他,怎么忽地被说成“叛徒”了呢?

  种种迹象表明,江青仍要用那伪造的启事,耍弄阴谋诡计。

  望着头顶的天花板,一字一句地说:“这是江青同志支持我们搞的,嗯……”

  这六次出访,使王光美名声大振。拍电影,上电视,各报、各电台竞相报道,尤其是印尼街头,出现巨幅王光美画像……

  三月四日,《申报》刊出“周少山”启事。那是中共临时中央借助于在上海开户营业的法国律师巴和,终于得以公开否定那个伪造的启事: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王光美专案组”写了这样的报告:

  周恩来致电西南建委、成都军区、北京卫戍区及北航“红旗”:

  王光美正想细问,对方把电话挂断了。

  主席问:哪三条?(我说: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做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

  组长 陈伯达;

  从此,戚本禹得一浑号,曰“威大帅”。

  问:谁的信?

  “周少山”,是周恩来在中共党内常用别名。这则启事“构思”颇为巧妙,声明那个发表“脱离共党启事”的“伍豪”,“系另有其人”,非我“周少山”,亦即周恩来!采用如此巧妙的行文,终于以“合法”的面目,在《申报》上登了出来,以正视听。

  向刘少奇本人传达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议,是在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十四天—

  “后院起火!心脏爆炸!”江青得意地大笑。她这一毒计,一箭三雕:丑化了刘少奇;挑拔了刘涛、刘允真和刘少奇的关系;使王光美难堪。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六时四十五分,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惨死在开封狱中!

  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时报》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合订本一册,《申报》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日合订本两册,请翻阅。

  欲置王光美于死地的罪名是“特务”,欲置刘少奇于死地的罪名则是“叛徒”。

  谁知,到了那家医院,他们立即处于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的包围之中。

  就在这时,电话铃声再度响起。这一回,是公安局交通大队打来的,说刘平平骑自行车在六部口附近被一辆汽车撞伤,正在抢救,要求亲属尽快赶往医院。

  就这样,江青还是设立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虽说是“混”在彭案之中。

  “这完全是造谣污蔑……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同志老早已到苏区去了,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

  这里先按下当时强加在刘志坚头上的种种不实之词不表,单说说那所谓的“叛徒”问题。

  问:你为什么不交代?你与人民顽抗到底吗!——王光美是什么人?

  张重一硬是被专案组所逼死,专案组居然宣称,从张重一的口中,“交代了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

  不料,从成都打来的长途电话,使韩爱晶震惊:到手的彭德怀,被人抢走了!

  此后,造反派们要批斗陈毅,周总理找刘志坚谈话,要刘志坚出面做劝阻工作,终于导致发生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晚康生拍桌子那一幕……

  蒯大富仗着自己“根正苗红”——他爷爷是新四军老战士,父母都是四十年代中共党员,在那“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岁月,他并不畏惧刘涛、贺鹏飞这样的高干子女,并不畏惧清华大学工作组。

  由于补充了这一条,强调了部队与地方的不同,使部队的“文革”受到严格的限制,诸如不许组织“红卫兵”,不许成立“战斗队”,不许搞串连,坚持正面教育,运动必须在党委领导下进行,等等。

  只要是被捕过,那就不难给安上一顶“叛徒”的帽子!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选择了这一天,让刘少奇知道他被“永远开除出党”,是因为这一天正是刘少奇七十岁的生日!

  过了一会儿,电话又响了。那是亭亭打来的,讲话似乎很犹豫,说一句,停一下。亭亭说,平平是“粉碎性骨折”。接着,是一位“大夫”的话音,要求家长尽快赶往医院。

  审查王光美,使辅仁大学一下子变成了“热点”。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祥和妻子袁绍英突然遭到拘捕,其原因是杨承柞原是辅仁大学教授,跟王光美有点瓜葛。

  不久,林彪发话了:“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刘志坚犯了大错误,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理人。他发表不少不正确的指示。撤工作组,本来他同意伯达同志的意见,以后又反对。”

  上举着那份《审查报告》说道:

  河北省副省长杨一长,原在中共满州省委工作,于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被捕,被关押了八年多;

  还有很多调查工作没有进行。专案组连夜突击拼凑了一个报告,送上去后,江青在报告的第一页上划了一个大‘×’,并批上‘报告搞的不好,退回专案组。’专案组看到退回的报告,知道江青生气了,决定由我拿上报告去问康生究竟怎么办?康生看后,他说你们写的这个报告根本不能用,你们没有体会我和江青同志的意思,不能说明问题。他说算了,报告由我亲自来写好了。事后我看到康生九月八日写的逮捕王光美的报告,给王光美加上了‘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务、日本和蒋匪特务’。

  江青说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独断专行”。陈伯达、康生也发表了反陶演讲。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外号叫“老先生”的中共特科成员王世德(化名李龙章)

  从此,彭德怀在那里过着隐居生活,但毛泽东仍保留彭德怀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现存的审讯录音带,记录了“突审”时张重一含混不清的声音,颠三倒四的话语:

  自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首先发起“红卫兵”,毛泽东写信表示热烈支持,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北京的红卫兵之中,出现了“五大领袖”:北京大学的聂元梓(虽说她已四十五岁了)、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

  张:王光美我说不清楚。

  不料,姚文元那篇评《海瑞罢官》文章一发表,打乱了彭德怀的工作,他的脚下响起了炸雷!

  四月一日,对于刘少奇是难忘的。这天,各报都刊载了戚本禹的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指责刘少奇“假反帝、真投降”、“仇恨历史上的革命群众运动”、“美化资产阶级”、“日夜梦想着复辟资本主义”、“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而是“假革命”、“反革命”,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戚本禹的文章,是姚文元那长注的继续,更是江青当年“初出茅庐”,头一回批判影片《清宫秘史》的继续。

  也就在五月十九日,周恩来在江青的信上写了一段话,予以回击:

  警卫迅速报告上级,得到的答复是:“刘少奇立即回中南海,王光美可以去清华。”

  周耀澄一九八○年十二月五日出庭作证,说了以下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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