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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还在担任村妇女主任,我出生刚刚几个月

朱利华
  自从我保卫国家财产负伤后,得到了组织上的表扬和广大群众的称赞。但也听到了一些不同说法。有人说,你又不是国家正式职工,只是个待业青年,歹徒把钱抢走,你有啥责任?也有人说:才上13天班的临时工,为保护储蓄所差点把命送掉了,值得吗?这些话引起了我深深的思索。
  答案在哪里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想从我的经历和家庭谈起。
  艰难的生活道路我出生在一个不幸的家庭里。1958年,我出生刚刚几个月,在县银行工作的父亲就被错打成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押送劳改农场劳教。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几个被当作反革命家属下放农村,从一个村子流落到另一个村子。父亲被释放后,全家好不容易又回到城里,全靠父母亲拉板车养活全家。
  为了省钱,父母亲每个月从粮站买回粮食后,留下粗粮,把细粮背到自由市场卖掉,再买回红薯干煮着吃。
  为了读书,我从六七岁时,就利用中午、晚上的时间到城外割草,卖给兽医站。一分钱、一分钱地积攒起来,买铅笔、本子。
  为了求学,我几乎没有休息过节假日。我尽量抓紧一切时间帮父母亲多干活,以争取上课时间少受干扰。尽管如此,我每学期还是要请1/3时间的假去推车。
  我只好抓紧在推车路上的休息时间,趴在马路边树荫下自学功课。
  在我刚刚以优秀成绩考进中学时,母亲被板车压伤瘫痪了。一年后,由于生活所迫,我只好含泪退学;告别了老师和同学,拉起母亲留下的板车,担起了生活的重负。那年,我才15岁。
  在我童年、少年的记忆中,没有公园、玩具、花衣服和好吃的点心、糖果。有的只是劳累、疲倦的生活和困苦的辛酸。但是,在艰难的生活道路上,我没有沉沦、颓废。因为,我看到生活中有许多美好的东西,被艰难的磨石砥砺得像金子一般地闪光。也正是这种闪光,不断照亮我人生的路。
  被照亮的人生父亲被释放后,精神萎靡不振,甚至一度绝望。母亲用平日从牙缝里省下的钱,为父亲买了一辆板车,劝慰父亲说:“别难过,开除了公职咱就拉板车。靠劳动吃饭干什么都不丑!”这句话鼓起了父亲生活的勇气,也成为我生活中恪守的信条。
  母亲不识字,可是她的言行举动,却是教诲我如何认识人生的一本书。
  60年代初,当我们最饥饿的时候,母亲在街道食堂当炊事员。在食堂里只喝稀粥,把自己的那份窝头省下来带给我们吃。尽管她很饿,但从不多拿一个馍回家。她对我们说:“粮食不够吃,大家都饿。娘多拿一个馍,人家就少吃一个。干这种事心里不安哪。”娘朴素的话,使我在饥饿中感觉到,世上还有比窝窝头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要求得“心安”。
  笔。我这个靠割草卖钱买铅笔的穷孩子,做梦也盼着有支钢笔。但是,我没有留下,而是用破衣服仔细拭去了笔上的尘土,小心翼翼地带到学校交给了老师。娘知道后,高兴得一把将我搂在怀里,给我讲了那个“从小偷针、长大偷金的强盗,临被杀头前,咬掉了妈妈乳头”的古老故事。我把它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有一次,我拉板车回家时,顺手带了公家一根捆货的绳子。父亲看到后勃然大怒。他骂道:“你拉了几年板车,还不懂拉板车的规矩。拉车的拉金子都不兴眼红,你见到一根绳子就动心了,今后还咋做人?!”我把绳子送回去后,心想:爹的话不仅是拉车的规矩,也是做人的规矩。
  如果说家庭是我植根的土壤,那么是学校和老师给了我赖以成长的阳光和雨露。我家里穷,衣服破旧,上学怕同学笑话。老师结合课文,给我们讲了艰苦朴素的故事,从古代贤达讲到今日伟人;从革命烈士讲到劳动模范。一个个娓娓动听的故事使我明白了真正的美并不是靠穿着打扮获得的。从此,我再也不开口向母亲要花衣服了。同学们也没人笑话我的衣服破旧了。
  由于家庭困难,父亲曾瞒着我,悄悄到学校给我退学。好几位老师围着父亲劝导他,还有两位老师专门到我家来开导父亲,他们说:你家经济困难,学费可以少交点。让孩子帮你推车,可以让她免上几门副课,千万不要让孩子退学。孩子不仅是你家的,更重要的还是国家的。孩子不仅需要吃饭穿衣,更需要丰富的知识和高尚的情操。老师的苦心终于打动了父亲,从此,他再也没有提出让我退学。就这样,老师为我争取了继续读书的机会。
  就在我开始思索应该选择怎样的人生之路时,母亲又用她的鲜血和生命,为我树立了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红路标。
  1971年5月中旬的一天,母亲拉板车时,发现一位小伙子从坡上放重车失去了控制,小伙子眼看就要被重车拥倒,车前还有两个吓呆了的小孩。娘见后,急忙冲到车前,用肩膀死死顶住车把。小伙子和两个孩子得救了,母亲却被重车拥倒,1000多斤的重车碾过她的颈骨。从此,身强体壮的母亲成了终身瘫痪。十几年来,母亲瘫痪在床,从没有为此而说过一句后悔的话。有人劝母亲:“你是为救人负伤的,应该让被救者的单位养活你一辈子。”母亲总是说:“我已经是个废人了,还给上级找麻烦干啥。能把人救出来,比什么都强。”弟弟、妹妹能够继续求学,我主动向爹提出退学。当我离开了带给我欢乐和理想的学校,离开了谆谆教诲我成长的老师,离开了朝夕相伴的同学们时,我再也忍不住了,两行热泪夺眶而出。我虽然非常痛苦,但我可以骄傲地说,我是挺着胸脯走向社会的。因为,我胸前有一枚闪闪发光的共青团团徽。我虽然合上了学校课桌上的书本,却又翻开了社会这本大书,我要在社会这个大课堂里用实际行动为团组织争光,决不辜负老师的一片心血。
  比金子还要重的由于“左”的破坏,祖国曾走过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我并不为我个人和家庭所受的委屈、磨难而怨恨。相反,我为我能够和祖国一道承受灾难而自豪。苦难可以使人倒下,也可以令人奋发。艰苦的生活也曾使我迷惘、彷徨甚至绝望。但是家庭的影响、学校的教育以及社会上千千万万用汗水为祖国创造财富的劳动者的实践,使我认定了一个道理:情操的高下,不在于社会地位的高下;对祖国责任的大小;不在于从祖国获取利益的大小,人生道路的选择,更不在于生活是安逸舒坦,还是艰苦曲折……后来,我曾和其他几位待业青年一道卖过糖果糕点。一次遇到了几个原先的同学,一个女伴顺手拿了几块糖招待他们。待同学们走后,我悄悄垫上了糖钱。
  我还在街道小厂干过临时工。厂长见我有文化,让我当出纳。有几次厂长拿白条来报销,我认为不符合财经手续,坚决顶住不报。厂长生气了,说:“你不给报销,就让你下车间。”我说:“就是解雇我,也不能破坏财经纪律。”第二天,我主动下车间劳动。我平时胆子非常小,跟生人说话都脸红。但一遇到这种事我却一点不怕。我想,人只要立得正、站得直,靠劳动吃饭,不搞歪门邪道,到什么地方也胆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父亲的错案得到了平反,重新回到银行工作。后因年纪大,办了退休手续,让哥哥顶了职。弟弟前年光荣入伍,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银行为了照顾我们家庭生活,又让我和妹妹到银行当临时工。三中全会的甘霖点点滴滴滋润着我们干渴的心。再苦再累从不掉泪的娘高兴得直哭。父亲兴奋得连话都说不好了,总在唠叨:“共产党最讲实事求是。20多年了,还惦着给我平反。
母亲还在担任村妇女主任,我出生刚刚几个月。  只有共产党能做到这点。”我到银行上班时,爹特意让我买了一身新衣服穿上,佩戴上崭新的团徽。爹说:“银行的票子是成堆的,可是人格要比金子还重啊!”
  当我第一次从金库领出一捆捆人民币时,我的心在微微发颤,我知道我接过来的不仅是一捆捆的钱,而且是国家对一个青年的信任。这种信任是比金山还要重的!
  有人说:为了每月26元钱的工资,一个临时工去拼命是不值得的。我说,为了比金子还要重的祖国的信任、共青团员的人格,我就是死10次,也是值得的!
  ……

我父母亲养育了五个孩子,我是老四,有一个哥,两个姐,一个弟,哥是老大,大姐比哥小两岁。我的大姐今年54岁了,在我印象中,我大姐一直是个勤劳能干、善良的人。

导言:《载敬堂集·风习事物记》载:"浙南造用之板车,车架两边护栏高尺许,车架底部左右纵木方而粗,前延伸段渐朘稍圆是谓车手,车手前段略内向,以利挽拉。车底中部横一铁轴,左右各着一轮。单人拉之行,上坡或足重时常有一人从车旁助推。

我爹,原是河北省阜平县一个普普通通的庄稼人,只是一场大洪水带来灾难以后,才逃难到山西榆次成为一个从事体力劳动的,平平常常的城市受苦人。是一个永远值得我们兄弟姐妹怀念、事事念想的好父亲。

童年留给我最深印象也是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和大姐一起度过的春夏秋冬。春天里,大姐带我一起挖野菜、追蝴蝶、放风筝;夏天白天,大姐带着我割草放羊,晚上有时摸蝉、看露天电影;秋天,大姐带着我到地里刨番薯、摘棉花;冬天,大姐和我一起打雪仗,打冰凌,堆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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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爹兄弟五人,他是长子,自那年老家遭了大水灾后分家,兄弟们各自谋生。我们小的一辈不仅没见过爷爷奶奶,也没见过二叔,三叔和五叔,只见过后来也去了山西榆次的四叔。

从我记事时起,母亲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喂猪、喂羊、烧水、做饭,饭后就跟其他村民一起下地干活。那时父亲在外地工作,很少回家,母亲在家既要照顾奶奶外婆,又要抚养我们兄妹五个,一家人的生活负担全压在母亲肩上了,家里的生活靠父亲微薄的工资收入和母亲挣的工分维持。

文 |黄公子

在老家,祖上生活境况宽裕点,老人们也深知叫子弟们读书识字的重要性,所以也请过教书先生,教岳氏门中我爹一辈的人。但我父亲,用他自己的话说终究是一个“菜和尚”,念书实在不是块料。远不如同辈的堂兄弟们,念的结果仍然是斗大的字认不了一筐。我们小时候,记得我爹也看书,家里有一本古版书,封面是一个吊在树上的孩童,爹说是本《西游记》,每逢阴天下雨在家歇工,爹就看这本书。而且像当时的老秀才诵诗一样,摇头晃脑,朗朗有声。大概学下当时教书先生念书的姿态吧。书还能凑合着念念,看来还识些字,但写就不行了,凑合会写自己的名字。我爹整个就是一个大老粗,只能卖力气,干活,受苦。

母亲在家是一位孝顺的儿媳、女儿、贤妻良母,在外是一位吃苦耐劳、工作认真的农村干部。母亲曾担任过村妇女主任、大队妇女主任和公社妇女主任,在任职的几十年中任劳任怨,受到领导、村民的一致好评,曾多次被评为县、公社的先进个人、劳动模范,直到母亲年纪大了才从岗位上退下来。

从记事起,爷爷就拉着他心爱的板车,穿梭在街道小巷中,做点小本生意,向邻居销售些打捞上来的鱼虾,然后赚点生活费。爷爷身材高大魁梧,即使年老了也神采奕奕,老当益壮,邻居们都称赞他越活越年轻了。

俗话说“有智的吃智,有力的吃力”。没有文化,幸好我爹当时身体强壮有一把好苦力。因而,自到山西榆次后,就像许多外路一样靠卖苦力养活全家人。才到榆次那时,经人介绍在榆次西站货场扛脚行(装卸工)。郭家堡村到西站约摸有个五六里地,我爹每天都是徒步往返,无论白天黑夜,有时下工回家还要再扛上一大块炭,回到家“咚”的一声扔到院子里(听我三哥说)。那时候苦力干一个月才六七块大洋。可就是用这七块大洋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除了在西站扛脚行外,还在那里的晋华纺织厂当装卸工,据说爹说,干这活儿要经过考试,就是要扛起二百多斤的棉花包,走上一大遭就算通过了。我爹身体强壮,又是受苦人出身,扛起二百多斤的棉花包根本不当一回事。那时候,我们家已经从郭家堡搬到晋华街住,住的是北面第五排,距离直通晋华厂西门的铁路转运线很近。所以,晚上每每听到火车拉汽笛的叫声(我已经记事了)。这就是说,又来棉花包了,明天有活儿干。于是爹就催促我娘起来做早饭,吃了好去干活儿。

大姐读小学和中学时,母亲还在担任村妇女主任,有时到乡镇开会、检查工作,除此之外,母亲也经常踩着自行车去离家几十里的乡镇去卖菜,那时家里做饭炒菜的活就落在我大姐身上了,中午,大姐放学回家做饭,又要喂猪喂羊,急急忙忙吃好饭后就赶往学校。

卖完鱼后,爷爷都会到3公里外的地方赶集,给我买回最爱吃的河粉和胭脂糖,几年如一,从不食言。我知道爷爷很爱很爱我,很多东西舍不得吃,攒着存着就是想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们父子俩。

从到榆次那年起一直到解放初,我爹一直在榆次西站和晋华厂干着装卸工这苦力活儿。好在我爹庄户人家出生,身体结实,腿脚灵活,腰里常系着一条白布带子,天生就是一个出卖苦力的人。扛脚行好几年养活大了我二哥,三哥和三姐。他们陆续补进晋华纺织厂当童工,上了班。最令人迷惑的是我爹无论在铁路上还是晋华干了那么多年,从不愿意站住脚,成为固定的正式工,始终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好多和他一样在铁路上和晋华厂干活的人都转为正式工人,而我爹始终是一个自由的体力劳动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好汉不挣有数的钱”,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糊涂观念,也是最大的失算。最终因为是临时工而没有固定的收入而受累,受治的还是我爹和一大家人。

大姐不仅学习成绩很好,大姐在班里担当班长,而且体育也好,短跑项目是我大姐的强项,我大姐在校运会中100米、200米都得过好名次。哥哥18岁时去部队参军了,大姐看到母亲那么辛劳,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大姐读完初三就退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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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的那几年,我爹卖过菜,卖过水果。我记得的是卖梨,清早要早起徒步从几十里地外的山庄头挑回来卖,就是从那里我们知道了榆次东赵盛产梨,最有特色的是夏梨和小白梨。皮薄、水大,甜,还有一种需要捂一段时间,又绵又好吃的小红梨。一直到一九五二年榆次成立了一个以运货为主的平车运输社。不过要自备小平车(一种两面有钢圈胶皮轮子木制车棚子,可以推,可以拉,有的地方叫板车)。平车社是一个有组织,有领导的集体组织,统一安排运输任务,按时上下班,按月发工资。那时,拉一趟货,一个平车要装足1000斤,想想看这要花多大力气能拉动。一天的工作量是上下午各拉两趟,真是繁重的体力劳动。所以,为了减轻拉车的负担,每辆车都有一个人从后面推车,有自己老婆来推得,也有自己半大孩子来推。我爹拉车,最多的是我和弟弟两个给父亲推车,同伴都说我们是我爹的哼哈二将,至于什么是“哼哈二将”,令我们摸不着头脑。

如果当年大姐不是为了我们这个家、为了我和弟弟退学,按照她当时的成绩,我大姐就会考上大学,她人生的命运就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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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平车可以说是一种强体力劳动,记得那时拉的最多的就是从榆次西站前的粮食直属仓库往粮店街的面粉厂送麦子,一麻袋实实的二百斤,一车装五袋1000斤,粮食库到面粉厂有五六里地,一天要送四趟,还要装,还要卸,得消耗多少体力啊。我爹那时已是五十多岁的人,多年的体力劳动,经常腰疼,腿疼,拉车特别感到吃力。那时候,我们虽然小,但是还很要面子,觉得推车丢脸,见了熟人不好意思。就这样,坚持星期天或者放假,连耍带玩地双双去给父亲推车。也就在那时,我和弟弟认识了许多地方,如棉麻公司(那时叫花纱布公司),百货站、五交化仓库、粮食直属库、面粉厂等。增长了见识。记不清是哪一年了,五八年还是五七年,爹在一次装卸时不慎被砸了腰,休息了好长时间,好了也不能再拉平车,只好从平车社退下来,那年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已经是不能再从事体力劳动的年岁了。

我大姐十几岁就和母亲一起下地干农活,除了干农活,还要卖菜,不仅仅是到离家近的城里卖菜,还要到很远的乡镇卖菜。

尊老爱幼,爷爷的品德村里人也皆知,尤其在孝顺父亲和爱子爱孙方面,堪称道德模范。在村里,几乎也不会跟别人争吵,即使自己吃亏了,地被占了,房屋被别人损坏了,甚至被诽谤侮辱,也总是忍气吞声,挥挥手,常伴嘴里的一句话就是:“罢了罢了,由他去,几十年光景,好人自有天助,恶霸自有天收。”

我爹的一生,可谓是最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了,无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都是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是劳苦大众的一员。很早成家,为家室拖累,虽然送儿女参加革命队伍,自己却未能投身革命事业。解放后,虽然参加了有组织的平车运输社,也是没知识,没文化,以其忠诚老实的性格做着本分工作。所以,一生也是以庄户人家子弟始,以普通体力劳动者终。一生默默无闻,平平淡淡养育了我们众多的兄弟姐妹。

为了贴补家用,冬天农闲时,我大姐就和几个邻居伙伴一起到葡萄酒厂打工,每天工作八小时,那时一小时一毛五分钱,一天一元二角钱,一个月36元钱,没有休息日。我印象中很深的是,大冬天很冷,我晚饭后就躺在被窝里了,大姐才上完班回家,看到大姐冻得直搓手,母亲给大姐递上一碗热开水让大姐暖暖手。有时大姐领工资时,就会从街上买一大包白面馒头回家。看到白花花的白面馒头,我馋的很,迫不及待地从袋子里掏出来一个馒头就啃。

他就是这样,宁愿自己吃点亏,也不想争吵和得罪人,处处为人着想,也不会得理不饶人,选择默默啃掉。

有一句话是怎么说来着,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位贤内助,那实在是对干大事业而成功出名的人物说的。对中国最多数的劳苦大众来说,其实一切普通平常的劳动者,家里都有一位贤妻良母型的女人,为其生儿育女,操持家务。我爹是一位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体力劳动者,所以,家中也有一位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女人,那就是我娘。

我有时和母亲、姐姐们一起去菜地里拔草,碰巧邻居家也在地里干活,母亲边和邻居聊家常边干活。有时到地里收割菜、捆菜,大姐用压井压水,我洗菜,洗干净摆放在板车上。有时一大早,大姐就会拉着板车到菜市场卖菜。我盼着大姐早点卖完菜回家,因为大姐经常卖完菜会买些西瓜、葡萄、苹果、梨子等好吃的东西给我吃。

对待家庭更是如此,从不打骂过奶奶,也没有打骂过父亲几兄妹,对于我更是疼爱有加。对奶奶的残余印象不好,她很凶,会无理取闹,脾气大起来,东西都砸,我们都很怕她,然而爷爷却处处忍让她,用自己的所有温柔去爱她,可惜她走得早,留下爷爷独自思念伤神。

我娘在老家也是出生于普通的庄户人家,我们弟兄们没见过爷爷和奶奶,同样也没有见过姥爷和姥姥。只是解放后才见到两个从老家来的舅舅。从那一年老家遭水灾无法生活下去,随我爹毅然奔山西来以后,就一直是操持家务,生儿育女,和我爹可真正应了那“男人主外,女人主内”的话。

我有时和大姐一起去菜地里摘黄瓜,看到哪根像好吃的样子,就摘下来,用手把刺一撸,就“嘎吱嘎吱”啃了,那种清香脆甜的黄瓜味真是令人回味无穷。

父亲、伯父与姑妈,都是爷爷一手养大的,虽然仁慈的爷爷不惹事不霸道,但是对待家规,却是异常严格与独裁。他这样教导着自己的儿女:“人这一辈子啊,很短,唯有忠孝仁义才会永存,我的子孙一定会是最孝顺的最有信义的人,即使我们还暂时贫穷,但这是宗族留下给我们最耀眼的财富,敢违背者,我老头不会放过你们。”每次认真讲家规事,父亲他们都觉得不习惯,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无所适从。

操持家务,我娘堪称一把好手。

随着我慢慢懂事长大,我知道生活很不容易,知道父母亲、大姐为了这个家很辛苦,上初中、高中的那几年,周六周日不上课和寒暑假的时候,我主动帮着家里干家务,刷锅刷碗、喂猪喂羊、割草放羊、种菜摘菜。

在爷爷的培养下,伯父和姑妈性格很好,很讲义气和顾念手足之情,唯独父亲比较娇惯,小时候比较调皮,偷过别人东西,后面被爷爷知道,当众人的面狠狠地揍过他一顿,父亲感觉脸面全无,恨过爷爷。年轻气盛的时候,还经常顶撞爷爷,爷爷一改常态,又是一顿暴揍,父亲叛逆过,怪过爷爷偏心,觉得爷爷讨厌他,还曾对爷爷出口不逊:老了,懒得养他。

在我们童年记事的时候,已是解放后了。那是五二,五三年,因为我哥和我姐都在晋华纺织厂上班,我们家已经从当初落脚的郭家堡迁到晋华厂的工人宿舍晋华街,因为我们家人口多(八口人)所以住得是一明两暗的三间房。那些年我记得最清楚的每天凌晨,冬天天还黑古隆冬;夏天天刚濛濛亮,就听见我娘已经起床了,是给上早班的哥哥或姐姐做早饭了。那时候,晋华厂拉汽笛(早上六点二十分拉头汽,七点拉二汽正式交班;中午十二点拉汽,下午二点二十拉头汽,三点拉二汽;晚上十点二十拉头汽,十一点拉二汽)供职工们掌握上下班时间,纺织厂施行三班制,早班,中班,和夜班。我娘做饭从来没有耽误我哥,我姐们上班,就是给他们带的都是有滋味,香喷喷的饭菜。所以,我记得我哥我姐从来都不吃厂里补餐的馒头,往往带回家来。继我哥起我姐之后是我爹拉平车那几年,再以后是我们小兄弟上班以后,我娘都是坚持早上起来单独为我们做饭,保证我们上班前吃好喝好,多少年都不变,其实不仅仅早饭,一日三餐,调剂花样,粗粮细作,按时做好。即使你因故回来的晚一些,我娘也要把做好的盛出来放在火边。我们兄弟们上学,上班从来没有迟到过。以至于我们兄弟们各自成家后上班或有了孩子,上学,都要早上起来做饭,吃好饭上学,这种好习惯都和我娘的身教有很大关系,这种良好的习惯不仅保证了我们吃好,喝好,按时上班工作好,最重要的是保证了身体好,且看我们兄弟姐妹没有一个有胃病什么的。

我有时也会和大姐一起拉着板车到菜市场卖菜,我大姐教我认秤、算账收钱。大姐像母亲一样教导我说:“妹妹,咱们卖东西,可不能缺斤短两,要诚实,不能骗人,自己家种的菜,多给人家没有关系。”那时母亲和大姐的教导一直陪伴着我成长,直到今日,我都是一名诚实守信的人,我想和母亲、大姐当年的教导分不开的。

当爷爷把所有积蓄拿出来,给父亲建一间砖瓦房时,那一刻,叛逆的父亲低下了高昂的头颅,彻底动容了,原来看似对生活节俭苛刻的爷爷,原来留了一手,全是为了他,偏爱着他,他从此原谅了爷爷,一改之前的坏脾气,性情变得温顺起来,对爷爷很是尊敬。

我娘没有文化,连自己名字都不认识,更不要说写了。但是,我娘属于那种精明强悍型的中国妇女,别看没有文化不识字,但心算能力特别强。解放初那几年,每月逢买粮,我们家人多,买得也多,每次细粮多少,粗粮,小米,红面,玉米面多少,多少钱我娘都能算出来,和应付的钱相差不多,至于日常买菜,买东西应付多少钱,比卖主都算的快。

那时,有时天不亮我一人拉着板车去菜市场卖菜,在没有人买菜的时候,我就会拿出书本看书学习。我从没有少过一次秤,经常还会多给顾客,碰见老师和同学去买菜,我都会拿菜给他们。

父亲得到之间房子后,娶了隔壁村的姑娘,也就是我母亲,然后结婚生了我。在我出生之后,母亲做不了家务活,起初些年,也不怎么愿意外出打工,家里的经济情况也就更拮据了。贫贱夫妻百事哀,母亲骂过父亲没有本事,父亲也骂过母亲好吃懒做,他们因为一些小事疯狂争吵过,互不相让,都是爷爷劝的架,他们经常会给爷爷面子,争吵就会熄火。

在榆次本地人都认为外路人,特别是河北,河南人邋遢,意思是不利落、不精干,不干净,不收拾家,很看不起外路人。但是,我娘却不是这样的人,我娘的精干在宿舍里是有名的,我清楚地记得一件事可以证明。刚解放的那几年厂家属宿舍居委会对卫生抓得很紧,要定期不定期地挨门挨户地检查各家的卫生。我们家住三间房,那时也没什么家具,也就是一个衣箱,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我娘每天都擦拭的干干净净,坑上的被子总是叠得整整齐齐,地面上的砖缝都扫得干干净净。而且把我们小孩子管得挺严,绝不允许在家里乱折腾,往地面上乱扔东西。所以,我们家的卫生一直都得到居委会检查卫生的好评。

为了给哥哥盖房子,我和父母亲、姐姐们一起到田地里用板车拉土垫坑。房子盖好了,哥哥结婚后又回到部队里了。几年以后,我大姐二十岁多了,经亲戚介绍,大姐嫁到离我家很近的村子里,姐夫家那边也是菜园,他们家的菜地比我家还多,有很多大棚。姐姐嫁过去后,生活也过得不富裕,整天辛苦着忙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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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们家兄弟多,而且正是贪玩的时候,费衣服费鞋。因此,穿衣穿鞋就是一个大问题。那时候衣服鞋子都不靠买,都要家里母亲一针一线地缝制。我们家当然是由我母亲做。我记得,我们兄弟几个特别费鞋,做鞋是我娘日常最多做的活,每逢阴天雨后,地面潮润,我娘就搓麻绳(本地人不是搓,而是有工具拧),常常一搓就是几米长的一串,以备纳鞋底用。而每逢晴天大日头好天气便收拾出一大堆旧衣片,撮一锅红面浆糊,往墙上打袼褙,然后依鞋样大小,做成一双双的千层底鞋,保证我们兄弟们有鞋穿。那时候,我们兄弟们每年只做一身衣裳,常常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一年”或“哥穿了我穿,我穿了弟弟穿)。但我们就是穿旧衣服也是齐齐整整,干干净净,就是打补钉我娘也要选出同一颜色的布片,剪成合适的布块,针角细密地,仔细缝补好,我们兄弟几个穿得衣服无论夏天还是冬天从来没有肮脏褴褛过。

每逢放寒假、暑假,我就会抓紧时间做假期作业,我和母亲忙完自己家地里的农活,经常会到我大姐家去帮着干活,如:挖地、摘菜、捆菜、洗菜,特别是批发商来村子里收菜时,如夏天收辣椒、秋冬天收芹菜时,更是忙得不可开交,有时候都忙到半夜三更,忙的都没有时间做饭,姐夫就到街边买点东西带回家吃,一家人快速吃好后又紧接着紧张地挖菜、摘菜、捆菜了。

爷爷似乎也老了,很多活也干不动了,就把家里唯一值钱的板车给了父亲,希望父亲撑起家的重任,而父亲起早贪黑,继承了爷爷的工作,用板车拉起了一家人的生活起居,虽然很勤奋,但也显得有些窘迫。

再说做饭,榆次本地人总说外地人的“茶饭不好”,意思就是说做得饭不好吃。但我娘做得饭菜最好最香。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件事可以证明 。那时我已到棉毯厂参加了工作,棉毯厂老工人中有一位叫李富民的,当年曾和我姐他们在晋华纺织厂一起工作过,说起来那时我姐带的菜,无论什么菜总是特别香,特别好吃,大家在一起吃饭,总是抢着吃我姐的菜。的确是的,我娘蒸得馒头又白又软和,逢年过节,圆圆馒头上还要点上一个红点。还要蒸上一些花卷,枣山等看上去又祥和又喜气。每当我爹过生日,还要蒸些寿桃。烙得饼又香又酥。特别是一种油脂饼(用猪板油)烙的真好吃。手擀面更是好,擀得面又细又长。,关于榆次本地人最爱做得剔尖,无论是白面的,还是高梁面一样可以剔得又细又长。关于日常的鸡蛋拌汤(疙瘩汤),荷包蛋掛面,做出来香气四溢。我娘最善于在粮食定量供应时花样翻新,粗粮细作。玉米面不蒸成窝头而蒸成发糕,白面少就和红面做成包皮面,包饺子用荞面,蒸金银卷,总要做的让大家喜欢吃。

大姐结婚一年后,大儿子出生,接着两年后小儿子又出生了,孩子们的出生给这个家里增添了很多的欢乐,但是负担又加重了,我大姐姐夫更忙碌更辛苦了。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大姐就会把两个小孩随身带在身边,让两个孩子在菜地边玩;有时大姐把小孩带到我父母家,让我外婆帮着带,我外婆那时候年纪虽然快八十岁了,可是身体很好。

有天,他坐在庭院里等回家的父亲,见到了疲倦的父亲,便对父亲说,“孩子啊,我老了,你也长大了,也学会了担当责任,年少时你可让我操心了,现在长孙也有了,爹也安心了,家虽然现在不富裕,正直与善良的心不能丢,教育会改变命运的,不管多苦,你一定要让孙子读上最好的大学。”父亲拼命点着头,也知道他的父亲交代这话有些意味深长,忽然畏惧责任与死亡,但是他不能拒绝和逃避。

渡过困难时期的三年,经济好转时,逢年过节,一家人团聚或招待客人时,我娘更是大显身手,什么肉片,肉块,肉丸子,热菜,凉菜,能摆一桌子。烹,炒,煎,煮样样做的精。包饺子,包粽子,包包子,蒸花卷都得心应手,就是玉米面蒸窝头,吃起来也格外香。有两件小事也可以证明我娘做得饭菜可口,人人都爱吃。我在棉毯厂上班时要带午饭,午饭几个同志要凑在一块吃,大家互相品尝各自的菜,都说我带的无论什么菜都香,大家喜欢吃。另一件事,到我们兄弟们谈婚论嫁带回家的对象,我娘总单独做饭接待,即便是一碗拌汤,也使女方吃得非常满意,因此,而加深了彼此的感情。

让我大姐、姐夫最大的安慰是:两个孩子身心很健康,读书学习自觉,努力认真,成绩很好,从不让我大姐姐夫操心。

之后需要在家庭做主的事,爷爷也不再过问了,把精力放在我身上,毕竟是长孙,延续好家风的重任不能丢弃。爷爷跟父亲交代完后,踏着轻松的脚步来到我身边,对我说过,“有一天我老了,走不动了,真想叫你父亲把我丢了,让我安静的不拖累家人地去。”我记得我哭了,哭得很伤心,紧紧抱住爷爷,“我不让你走,不能丢了你。”

我娘其实并不仅仅是一个家庭妇女的角色,只是被家庭条件 ,旧的观念所约束,而在家中围着我爹,我们和锅台转。一旦条件允许,我娘以其精明强悍的性格同样可以走向社会。一九五八年以后,我们兄弟们陆续长大成人走向工作岗位,这就把我母亲从繁重的家务中解放出来。陆陆续续到晋华厂食堂和晋华工程队食堂参加了工作,就是做饭。我娘喜欢干净整洁,熟练地择菜,炒菜以及做饭的技巧得到了发挥,也得到了单位的好评。我娘最后一次参加工作的机会是在那特殊的“文化大革命”的年月里。那会儿兴起创办“五七”工厂,在晋华家属“五七”工厂里,我娘参加了用煤灰做砖的工作,我娘那时已经是花甲之年了,又是旧社会过来经过裹足的妇女。制砖也是力气活,对于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真是够戗!我娘坚持做了三年。

那个年代,农村人基本上是靠天吃饭,旱涝不保收的,家乡那里夏天经常是下大雨,大姐家的地是洼地,有时辛苦种的菜还没有长成就淹死了。

03

我爹,我娘都是出生于劳动人民家庭,按他们的说法都出生在“庄户人家”,自小就劳动惯了,一生勤快,勤谨,勤劳,节俭,吃苦而耐劳,为人忠厚,善良,正直,从不知耍奸取滑,使坏心眼。从河北到山西,生儿育女,为一家人的生存,生活终其一生本份。自打我记事起,我们家由于人口多,总是贫穷,为经济问题所困,等到国内经济好转,人们及我们兄弟们生活也开始好起来的时候,我爹我娘也先后告别了人世,离开了我们。留给我们兄弟姐妹的是终生的遗憾,没叫我爹我娘过上今天的好日子。所以,我们每当祭日时总要给我爹我娘多烧化一些纸钱,表达我们的心愿:愿他们在那个世界里生活的幸福一些。

看到这种情况,为了生活,大姐、姐夫通过亲戚介绍到了工地上打工,在饭堂里帮别人做菜做饭。有时候周末,我到大姐姐夫工作的工地上去玩,看到他们都忙上忙下,捡菜洗菜,帮工人打饭菜,我心里很心疼他们,可是,我又不能帮他们做些什么。那时我大姐就经常叮嘱我:“妹妹你一定好好读书,知识改变命运,考上大学以后你就能找到一个好工作,就不会像我们这么辛苦了。”

我抱着的这位老人终于在岁月的淫威下,倒在了中风的路上,8岁那年,爷爷瘫了。姑妈伯父伤心极了,但是在外面谋生的他们也只能望着远方去挂念,照顾爷爷的担子自然交给了父亲,父亲的眉头皱了,外出打工,起早贪黑,回家还得照顾爷爷,其中的辛苦,没有经历过的人们,是无法真正体会的。

大姐的话我铭记在心,我暗暗下决心要好好读书。我做到了学习勤奋,刻苦训练,92年8月16日,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我高兴地跳了起来,而父母亲、大姐高兴得热泪盈眶,开学前,大姐还到商场给我买被子。

爷爷瘫的那段日子里,母亲的怨言多了,我也要上学了,父亲压力重重,濒临崩溃。不喝酒的他,也学会了喝酒解愁,因为家里的经济来源越来越少,父亲连酒都不能碰了,有时在照顾好爷爷之后,他就呆呆地坐在草坡上,神情凝重地望着远方,眼神却空洞。

我大学二年级暑假回老家,大姐去了罐头厂打工,听大姐说,是挖桃核,按照重量记工资。为了帮助大姐能多拿点工资,我就和她一起去了罐头厂挖核桃,搬桃子,又洗又挖,可是挖了整整一夜,非常辛苦,手都不小心刮出血了,大姐已经做工三天了,她累得更很,手脚都被水泡的发白脱皮了,腰累得快要直不起来,感觉实在撑不下去了,我劝大姐辞职不干了。大姐干了四天工,工厂一分钱工资没有给,说是试用期一周,不做完一周,不给工资。每当我想起来那件事,想着很心酸,觉得那工厂太黑心。

父亲跟我说过他不后悔也没有怨言,本来照顾父亲,孝顺父母是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一种优良的家规,不能因为疲倦而去放弃责任。我很尊重我父亲,日子虽苦,却很有担当。

读大学的四年里,每逢放寒假暑假前,我都会给大姐两个儿子买新衣服,在家里,我力所能及地帮大姐家干点活。后来,大姐和姐夫除了种大棚菜,还租了场地干起来刷车的生意,刷车虽然辛苦,但是收入还是有保障的,家里生活水平提高了。

但是久病床前无孝子,父亲也许累了,生活重担压在他的身上,母亲心情烦躁,不想工作,也不想分担照顾爷爷的义务,因为感觉也有些不方便。爷爷瘫了后,生了好几场大病,父亲出海打捞卖鱼的一些钱,全部垫付了爷爷的医药费,后面还借起了亲戚的,穷人无地位,借钱无保障,后面无人肯借了,再后来,我学费也交不起了,唯好一直拖欠着学校的,父亲一直不敢跟爷爷说,怕他担心。

时间过得很快,我大学毕业分到广州工作,转正后结婚了,第二年孩子出生了。母亲帮我带了一年小孩,后回老家帮我弟弟带孩子了,我就请了保姆,没有想到保姆心眼坏,不仅偷钱还虐待孩子。我痛苦,难过,自责,我很对不起孩子,缺乏对小孩的关爱,我也很后悔自己为什么对保姆那么好,为什么她偷了那么多钱,我还没有报警,也没有把钱留下,那是我几个月的工资,我觉得自己就是个傻瓜,被一个18岁的女孩欺骗。

贫困潦倒的家庭加上一个中风生病的老人,无疑是雪上加霜,因为拖欠学费过久,我差点被劝退学,父亲几番乞求,学校领导才肯答应,并去家访查明真相,于是,还不知实情的爷爷知道了孙子差点因为他要退学,便性情急躁起来,把汤药弄倒,爱干净的他随意拉撒起来,对父亲不理睬,受了委屈的父亲既莫名其妙又觉得好气,也因为他是他父亲,而选择了默默忍受。

远在老家的大姐得知我和小孩的处境,很是心疼小孩。她两个儿子在读小学,她到广州帮我带小孩,孩子在读学前班以前,有半年是我大姐帮我带的,那期间孩子一次没有生病过,没有受过一次伤害,我内心很感激大姐。

总以为情况会改善,没有想到的是爷爷变本加厉,甚至看到我都骂,“一群没有出息的家伙,我不用你们管,让我死了算了,不想看到你们。”有几次,爷爷选择了绝食,然后在我与父亲的苦苦哀求下,爷爷才勉强吃点东西,经过折腾,爷爷变得更加虚弱了,发病情况更多了,但是他拒绝配合治疗,而我们无可奈何。

岁月如歌,日子忙碌中过着,转眼间,大姐两个儿子都已经长大,他两个读高中时成绩名列前茅,都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大姐的大儿子考上了军校,小儿子考上了广州的一所工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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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母亲年纪也大了,可是父母亲闲不住,有时候自己种点菜,种点小麦,我大姐姐夫在很忙的时候都要抽空帮父母亲干家务活、收割麦子。

04

2004年,我家里发生了重大的变故,一个人带着孩子过日子。大姐看着我的情况,也很心疼我和小孩。我看到大姐在家刷车很辛苦,挣的钱不多,我给我大姐姐夫出主意说,还不如到广州来工作,这样还能经常见到他们的小儿子。

父亲憔悴了很多,无尽委屈的他那天对我说,“我真的好累啊,真的想放弃了,如果以后我瘫了以后会给你们带来这么多负累,我选择自杀算了,免得害人害己。”说完他暗自伤神,而我感觉背后一股寒意,年纪也还小,不知如何反驳这个被生活折磨到如此痛苦的父亲。我静静守住他身边,就像他一如既往地守住爷爷身边一样。

2006年大姐和姐夫决定来广州打工,大姐大姐夫刚开始工资也不高,但是比在老家收入高点,大姐姐夫住在我这里,我也没有那么孤独了,我们姐妹俩相互照应着,那时候我的孩子还小,在我忙的时候,大姐和姐夫也帮我带小孩。

爷爷的情况更加槽糕了,父亲的忍耐也达到了极限,加上爷爷的责骂与妈妈的怨言,我的父亲爆发了,那天,爷爷把粥泼到他头上,叫他把爷爷丢在山坡上,让他死去,父亲吼了一句,“我不管,随你生死”,说完,摔了碗,夺门而去。

2013年一月份,父母亲来广州过年了,在广州的三个月里,我和大姐一起带着父亲在医院做了全身体检,父亲除了有轻微的高血压,其他各方面都很好的,大姐很细心地照顾着父亲。

那天,父亲拉着板车出去,很晚才回来,我端粥去喂了爷爷,爷爷摸着我的头,“你会不会怪我骂你父亲,这些日子里,苦了他,我也不想因为我而让你辍学,爷爷年纪老了,不想拖累你们咯。”爷爷说完,闭了眼,摇手叫我出去,我分明看到他眼角里有着泪痕,或鲜或旧,我知道,这位老人哭过很多次。

在广州的几个月里,父母亲一起出去买菜做饭,我和大姐有时也一起做饭菜。一家人一起吃饭,谈天说地,好热闹。我下班后就有热腾腾的饭菜吃,有汤喝,那时的我很开心、很幸福。

也许是受的委屈很多了,父亲不肯原谅爷爷,也不想去照顾爷爷了,母亲也不管了,把这个任务丢给了我,我年纪小,帮爷爷翻不了身,他长了很多褥疮,身子也发着恶臭。我告诉了父亲,父亲有些担忧,但始终不想去见爷爷。

我父母亲有时在小区里玩,有时坐公交车到离家近的公园游玩。父亲有时还骑着自行车逛大街,有时,周末我和父母亲一起到动物园、华南植物园、公园游玩,我给父母亲拍了很多照片,大姐工作不忙时,也陪父母亲一起逛公园,我们一家人有说有笑地过得很开心。真是没有想到仅三个月后,父亲因为一点小毛病被庸医用错药永远地离开我和大姐,离开了他无比眷恋的家。

一天夜里,我看见父亲偷偷起了身,走到了爷爷的门前,探头看了几眼,然后进去了,过了好久才出来。我因为明早也上学,没有去打扰,便熟睡了。

父亲的意外离世给我和大姐留下了无尽的悲哀。2014年的一天,得知母亲病了,大姐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们的父亲不在了,母亲生病了,我们要好好的照顾母亲,你的工作是不能请长假的,我辞工要专心陪伴照顾母亲。”大姐在医院里、家里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母亲,让我感动不已。

05

没有想到,在父亲去世的两年多的时间里,母亲也悲惨地离开了我们。父亲离开我们四年多了,母亲离开我们两年多了,在这几年的日子里,我和大姐每天都在想念父母亲,我们常常陷入失去父母亲的悲痛中。

第二天的夜晚,父亲拉着板车来到了爷爷的门前,把爷爷抱上了车上面,往着葬人的那个山坡方向焦急地跑去,事发突然,我也跟着跑了出去。父亲越跑越快,一下子不见了踪影,我拼命跑都赶不上,于是,我停了下来,准备在上路等待父亲回来。

老天让我有五个兄弟姐妹,父母亲在的时候,我们像蒜瓣一样抱团成长,父母亲不在了,各奔东西,各自有各自的家庭和孩子,我们虽然彼此血脉相连,却又性情迥异,幸运的是我和大姐性格最像,关系最亲近。

过了好一会,父亲拉着板车遇上了我,神情紧张,我赶紧起来,看见了板车上不见了爷爷,便质问起父亲来,父亲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讲不了谎话的他向我“坦白”说,“爷爷丢了,找不到了。”我听到父亲这话,顿时生气起来,面前这个我最尊重的人,居然骗我,而且还伤害爷爷,我怒喊了一声,“我不信!”

在人生的几十年甚至一百多年的岁月中,总有一段想留住的时光,可是时光不会倒流,日子在不停地往前走,我和大姐两个相互安慰着鼓励着,人生的悲欢离合无法改变,只有坦然面对,珍惜现在的每一天。

父亲继续用着谎言来骗着我,我根本听不进去,一心想要寻找爷爷。父亲把板车推到一个神坑边,想要把这板车丢掉,我大叫,“父亲,你要干嘛?”父亲看我大惊小怪,然后说,“板车也跟爷爷一样了,老化了,没有用了,留着干嘛!”

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地会从生活中得到一些回报。我得到的回报是:我实现了自己儿时长大后当老师的愿望,现在孩子也健康快乐成长着,考上大学了。我大姐吃过很多苦,受过很多罪,如今我大姐苦尽甘来,大姐的两个儿子都已成家立业了,她的两个儿子、儿媳妇都很孝顺,经常给大姐、姐夫买很多好吃的东西、买衣服,他们也给我买。

那时,我也没有想这么多,想到父亲这样的所作所为,我便说了一声,“父亲,板车还有用的,等你老了以后,我也会像你对待爷爷一样,用板车把你丢到山坡上。”

现在大姐在他小儿子家帮忙买菜做饭,看到大姐一家和睦快乐地生活着,我由衷地为大姐感到高兴,衷心祝愿我大姐一家永远幸福快乐!

父亲心理防线终于崩溃,拉着我的手说,“孩子,父亲知道错了,我不是人,我们去把爷爷找回来吧,我对不起他。”

爷爷在回来之后,没有过一个月就离世了,父亲伤心欲绝,常常责怪自己未能更好照顾爷爷,后面,板车经过父亲的修理之后,焕然一新,放在了爷爷的房间里,我经常看见父亲摸着板车独自流泪,喃喃自语。

有一晚,我依稀听到父亲的梦话:老父亲啊,那晚,我不应该答应你,用你送我最爱的板车把你带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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