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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要领导革命战争转向领导大规模经济建设,

  第一节“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

编者按

  第一节几番心血一堂课

  1950年10月27日,刘伯承乘飞机离开他熟悉的山城重庆,前往北京,去担负筹建陆军大学的新工作。飞机越过大巴山,江汉平原尽收眼底。俯瞰着脚下的锦绣河山,他不由得想到了新中国建设的灿烂前景,想到了军事教育事业即将出现的繁荣春天。这次工作岗位的转换,是时代的需要,是党和人民的召唤,也是自己心甘情愿的要求。随着思绪的滚动,他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振奋。

在脍炙人口的军旅题材电视剧《亮剑》中,主人公李云龙曾经在一所军校中进修了几年。在报到第一天,他的武器被收缴、警卫员被编进学校警卫连,而且由于迟到,还被罚扫了两天马路!这些情节虽有艺术加工的成分,但却真切反映了这所军校从严治校的良好风貌,而这所学校也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它就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成立的第一所军校——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今天我们刊发的这篇文章,将为你讲述这所军校筹办过程中的诸多细节。

  从军事学院成立的那一天起,刘伯承就始终如一的教育全院干部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安心院校卫作;勉励全体教员当一名辛勤的“园侗,以“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奋发精神,做好培养人才的工作。

  6月间,他得知中央军委开会决定,在战争年代创办的各类学校的基础上,改建适应现代战争条件的正规学校。各军兵种要新建自己的各级专业技术学校,全军首先创办一所教育训练中、高级干部的陆军大学。他心中立即萌动起投身院校教育的念头。他清楚地知道,全国解放之后,随着全党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由主要领导革命战争转向领导大规模经济建设,人民解放军的建设也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革命战争年代,军队主要是为了夺取政权而战斗;而今后,将主要是担负保卫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责。这就给军队提出了进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新课题。过去由于客观环境、条件的限制,使军队建设一直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即兵种单一,装备落后,编制、制度的非正规性,作战指挥的不集中、不统一及带游击性等。这些在过去处于敌强己弱、长期忙于应付战争的情况下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客观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了全国统一的政权,掌握了城市工业和全国资源,有了强大而可靠的经济基矗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军队进到建军的高级阶段,即建设诸军兵种合成军队和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的阶段。这是人民解放军面临的又一次伟大转变。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以深邃的战略眼光和非凡的远见卓识,谋划着和平时期军队建设和军事人才培养,军队院校建设问题。

  他自己在这方面,正堪称全院的楷模。

  为了适应这个转变,创办、扩建以陆军大学为首的一批军事院校,自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刘伯承正是有见于此而主动请求来办军校的。

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军共有29所院校,大多是由各野战军根据自身需要建立,缺乏统一规划和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军队从“小米加步枪”飞跃到初具规模的诸军兵种合成军队。毛泽东不失时机指出:我们不但要建设一支强大的陆军,而且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和空军,以及包括步兵、炮兵、通信兵、工程兵和化学兵在内的合成军队。

  每天,当东方泛白,晨曦微露的时候,他就起床了。先到阳台上做一套广播体操,活动一下身体,接着就到书房里看书,或打开录音机,大声朋读俄语。由于他学习俄语较晚,再加上受四川语音的限制,口语会话一直是个薄弱环节。陈毅看到他学习俄语这样用心,就送给他一台钢丝录音机。他把苏联顾问请来,给他朗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一些章节,用录音机录下来。每天早晨,他就跟着录音机一句一句地读,纠正自己的发音,提高口语会话能力。

  就个人而言,刘伯承一贯主张“建军必建校”、“治军必先治校”。从沪顺起义举办军事政治学校,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主持红军学校,以及领导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再到担任抗日牟政大学副校长,直至兼任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校长和政委,不但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培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骨干力量,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管理经验,也逐步激发了对军事教育事业的热爱。

军队建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建设一批正规军事院校,大批培养干部,成为当务之急。

  两个小时之后,他来到楼后的小树林中散散步,接着漱口、洗脸、吃早饭,然后坐车到学院,开始一上午的紧张工作。中午,第二十二章三更灯火五更鸡他只在办公室的长沙发椅上稍微休息一下,下午又继续工作。

  刘伯承想去办学校,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考虑——当时,有人向他透露,中共中央准备调他进京,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一职。

1950年3月10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向毛泽东主席呈送《关于军委机关及军事院校建设问题》的报告。聂荣臻在报告中明确建议筹建一所陆军大学,并提出:“拟以华北军大在长辛店之现址,筹建陆军大学,俟刘伯承同志回京主持之,以便全国部队整编时,储备与深造高级军事干部,并成为建设正规国防军之训练中心,以其研究成果作为全国建军的制式。”毛主席批准了聂荣臻的报告。7月2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研究创办军事院校问题。会议确定,各军兵种都要创办自己的专业院校,全军首先创办一所综合性的陆军大学。

  晚上,回到住所北极阁,他仍旧一个人静悄悄地在书房里度过,手不释卷地读书,一丝不苟地编写、修改教材,经常工作到夜阑人静、万籁俱寂。

  他听了之后,幽默而风趣地说:“我年纪大了,跑不动了,还当啥子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我已经当过四次了,总没有当好嘛!这次就不要再去当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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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他书房里的一根电灯线不知怎么烧着了,哧哧地冒着烟,他却一点儿也不知道。警卫员赶紧跑进去,把他拉了出来。

  我还是去办学校,搞教育,当教书先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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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每天很少休息,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他把全部精力都花在钻研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上,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培养中、高级干部的事业上。

  这一件事,中共中央曾经非正式地征求过他的意见。他明白,这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对他的关怀,他们总想有要为他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但实事求是地考虑,自己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总参谋长这个第一线上的重要职务,最好让年富力强的人去担任。自己应该另谋所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刘伯承主动请缨

  他学而不厌,勤读不辍,用古今中外的军事科学知识丰富自己的头脑。

  他认为:潜心钻研学术,办学校培养干部,这对自己来说倒是最合适的。于是,他提笔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请求辞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去参与筹建陆大。在信中,他恳切地写道:“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的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我愿意辞去在西南担任的一切行政长官的职务,去办一所军事学校。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

中央军委决定创办陆军大学,在全军引起强烈反响。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刘伯承获悉此消息,兴奋不已,当即致函中共中央,表达参与筹建陆军大学的愿望。他说:“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的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我愿意辞去在西南担任的一切行政长官的职务,去办一所军事院校。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

  他一如往昔,对《六韬》、《尉缭子》、《司马法》、《吴子兵法》、《李卫公问对》等古代兵书,对《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描写战争的古典文学作品,十分喜爱,常读常新。对《孙子兵法》更是特别珍爱,几个版本都有,里面的许多章节,越背越熟,而涉及谋算和筹划的《计篇》、《谋攻篇》、《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等,理解得尤为深刻,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中国古代有许多了不起的军事家,也有许多了不起的军事著作和军事题材的小说。”

  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刘伯承的要求,决定委派这位身经百战、德高望重的著名军事家去办学校、搞教育,把他那丰富的作战、建军经验传授给全军中、高级干部,从教育与训练上更好地完成人民解放军向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转变。毛泽东和朱德给他写了亲笔信,让他把西南的行政工作移交给邓小平、贺龙负责,尽快到北京领导筹建陆大。

刘伯承主动请缨,引起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考虑到他历史上担任过红军大学校长和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学识渊博,战功卓著,德高望重,创办新中国第一所高等军事学府,刘伯承是最合适的人选。中央很快批准了刘伯承的请求,决定由他主持筹办陆军大学。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致信刘伯承,让他把西南的行政工作移交给邓小平、贺龙负责,尽快到北京领导筹建陆军大学。

  他也注意研究毛奇、拿破仑、苏沃洛夫、鲁登道夫等外国著名军事家的业迹和指挥艺术,注意研究古罗马战史、拿破仑战史、日俄战争战史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史等外国的战争经验;认真阅读苏沃洛夫的《致胜的科学》、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外国著名的军事著作,以及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法捷耶夫、西蒙诺夫等人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为了提高语言水平,他还读鲁迅的杂文和莎士比亚的剧本。

  这,既是刘伯承的心愿,也是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后作出的重要决定。

刘伯承接到毛泽东和朱德的亲笔信后,迅即向邓小平、贺龙移交西南的诸多工作,同时开始思考筹建陆军大学。1950年10月22日,毛泽东又向刘伯承发出急电:“伯承同志,此间恩来、总司令、荣桓、荣臻和我,希望你速来京主持筹建陆大,你意如何?”接电后,刘伯承即将西南工作交代完毕,于27日从重庆飞抵北京。朱德等中央领导亲自到机场迎候。刘伯承从总司令紧握的双手和期待的目光中,感受到了责任、使命、信任和力量。

  他刻苦钻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例和战争经验,尤其是苏德战争后期,苏联红军继斯大林格勒会战和库尔斯克会战之后,从1944年1月起在一年内接连发动的列宁格勒——诺夫哥罗德战役,第聂伯河西岸和乌克兰战役,克里米亚战役,维堡和斯维里——彼得罗扎沃茨克战役,白俄罗斯战役,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雅西——基什尼奥夫战役,波罗的海沿岸战役,东喀尔巴阡、贝尔格莱德和布达佩斯战役,佩特萨莫——希尔克内斯战役等10个战略性进攻战役的宝贵经验。即所谓的“十次打击”。

  而归根到底,则是历史的抉择,是历史把创建正规化现代化高级指挥学府的使命,放在了刘伯承的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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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之外,一般的娱乐活动他是不参加的。但是,对于战争题材的电影,他却很喜欢看。有一次,他去参加一个会议,会议结束时放映苏联电影《伟大的转折》。这个电影在当时已经放过多次了。秘书劝他不要去看了,在房间里好好休息一下。但是,他坚持去看,而且兴致勃勃地从头看到尾。回来后还对秘书说:”这个电影好得很嘞!看一遍有一遍的收获。你不去看,真是太可惜了。”

  中共中央对给刘伯承递交信件这件事也很重视,特地委托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办理。聂荣臻决定派遣华北军政大学副教育长陶汉章专程前往重庆送信。他对陶汉章说:“你在红二方面军时就认识刘伯承同志,所以送信的差使让你去。”陶汉章到达重庆,在北碚见到了刘伯承,递上毛泽东、朱德的亲笔信。

紧张的筹备工作

  他每次到北京,都要抽空到王府井国际书店转转,看看有没有外国最新出版的军事书籍。中共中央警卫处为了他的安全,不同意让他去。他据理力争,说:“小平同志能去,陈老总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

  刘伯承看完了信,摘下眼镜,一边擦一边高兴地说:“古语说得好,‘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啊!请你转告聂老总,就说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根据中央意见,刘伯承在北京考察选址建陆军大学,考虑到国家财政困难、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为早日开学,培养懂得现代战争的干部以支援朝鲜前线,也减轻人民负担,他建议,陆大校舍暂不动工兴建,先找一个可以办学的地方把学校办起来再说。

由主要领导革命战争转向领导大规模经济建设,聂荣臻在报告中明确建议筹建一所陆军大学。  他还托驻印度大使彭仲贤从国外给他买军事书籍;找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要当年红军大学的教材。为此,何长工和他订了一个君子协定:红大教材可以拿走,但是,军事学院出什么教材也要送一套来。

  我把这里的工作给小平同志和贺老总交代一下就走,不日即到京复命。”

11月上中旬,周恩来先后三次召集刘伯承和时任华东军大副校长的陈士榘等筹委会成员开会,磋商陆大筹建事宜。综合刘伯承等的意见建议,周恩来确定:为了方便学校今后增设海军系和空军系,将原拟陆大的校名正式定为军事学院;校址暂设南京华东军政大学所在地,待条件成熟后再迁北京;以华北、华东军政大学一部分干部为基础,依靠华东军区组织军事学院各级机构。

  在刘伯承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他爱书如命。一看到有价值的军事著作,就主动给他买回来。一次秘书在外文书摊上看到一本介绍苏沃洛夫生平的小册子,马上买回来交给了他。他拿到手高兴极了,连连称赞秘书有眼光,说这本书买得好。他一口气就把这本小册子读完了。是时,正值苏沃洛夫逝世152周年。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俄国军队的统帅,他把苏沃洛夫关于士兵修养、品格、学习、训练、纪律等十项著名军事法则译成中文,用毛笔端端正正誊抄一遍,刊载在《军学生活》报上。

  几天后,当陶汉章向刘伯承辞行时,刘伯承再次请他向聂荣臻转述自己坚决服从调动,愿意去办学校的愉快心情。还托他捎回一些四川榨菜、豆瓣酱之类的土特产食品,说:“朱老总、聂老总部是四川佬,这些东西又便宜又好吃,他们一定喜欢。”

周恩来同时指出:搞现代化的军事建设和现代化的军事学院,我们都没有经验。军事学院的办校方针,仍然是抗大的方针,要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把人民解放军丰富的作战、建军经验加以总结提高。同时,需要不断地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外国现代军事科学。要努力把这两方面的知识传授给全军中高级干部。

  对于教学,他更是献出了自己的全部热情和智慧。本来作为德高望重的国家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又是军事学院的一把手,而且年大体残,工作上只须原则指导就可以了,但他始终活跃在教学第一线。1952年5月,他亲自给高、上级速成系学员讲授“集团军进攻战役”。这一课,是系统研究集团军进攻战役的组织、准备与实施问题,亦即战役法理论问题。这是兵团以上高级指挥员和高级领率机关参谋人员的必修课,也是军事学院教学中的“重头戏”。起初,学院训练部委托苏联顾问草拟了一个讲课提纲。他看后感到没有反映出战役法理论的实质,尤其没有体现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法理论研究的特点。便决定自己动手编写提纲。是时,南京己是暑气逼人的夏初了。

  在刘伯承待命的这段时间里,陆大的筹建工作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已经展开了。中央军委向全国各大军区(也称战略区)抽调领导干部,组建了陆大筹委会,并派人到东北等地勘查地形,选择建校地址,准备动工兴建陆大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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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夜以继日、汗流浃背地伏案工作,钻研毛泽东的军事论著,查阅苏联红军战役法资料,结合中国革命战争实践和未来战争的发展趋势,进行综合分析,从中阐发自己的观点。经过18个日日夜夜的紧张工作,他编写出3.7万多字的讲课提纲,然后征求各教授会的意见,反复修改。第一遍用墨笔改,第二遍蘸蓝墨水改,第三遍用红墨水定稿。讲稿上面红字夹蓝字,蓝字套黑字,红、蓝、黑相间,密密麻麻一大片,字字句句都凝结着他的心血和汗水。

  这一年,朝鲜战争的形势日益紧张起来。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帝国主义随后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同时派遣海军进入台湾海峡,侵占中国的领土台湾。9月15日,美国侵略军在仁川登陆,大举向北朝鲜进犯,并把战火烧到了中国东北边境。为了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保家卫国,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开赴抗美援朝战争的前线。前线需要大批干部,而大批干部又需要加速培养,需要系统的教育与训练。形势逼人,创办陆大已经刻不容缓。

原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话剧团曾创作过名为《虎踞钟山》的话剧,艺术再现了刘帅等老一辈革命家高瞻远瞩,筹办军事学院,用科技文化提高干部水平的真实历程,是当代话剧舞台上具有广泛影响的优秀剧作之一,图为《虎踞钟山》剧照。

  讲课那一天,大礼堂坐得满满当当。听课的除了高、上级速成系的学员和全体教员之外,还有中央军委高干集训班的28名高级干部,以及华东军区和南京地区军队院校的领导干部。他们将敬聆这位大军事家的讲授。

  就在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第4天,毛泽东给刘伯承发了一个急电:“伯承同志,此间恩来、总司令、荣桓、荣臻和我,希望你速来京主持筹建陆大,你意如何?”

11月13日,刘伯承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送了《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书》,正式将陆军大学更名为军事学院,校址暂设南京华东军政大学所在地,并提出了训练方针:“在人民解放军现有素质及军事思想的基础上,熟习与指挥现代各技术兵种,并组织其协同动作。同时,熟习参谋勤务与通信联络,以准备与美帝为首的侵略集团作战。”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意见书。

  刘伯承从集团军在现代进攻战役中的地位、作用讲起,讲到集团军在现代进攻战役中的战斗编成、战役规模、战役准备,所采用的各种机动样式、战役布势及梯次配备的纵深,战役实施进程中的炮火保障、坦克兵装甲兵的运用、快速兵团进入突破口的原则和在战役纵深内的动作,以及集团军在现代进攻战役中的工程保障、通信保障、后勤保障和防空保障等一系列问题。

  他接到这封电报,在重庆冉也坐不住了。他把西南的繁忙公务迅速交待完毕,便登上了飞往北京的客机。

11月21日,刘伯承赴南京,具体领导军事学院筹建工作。11月30日,中央军委任命刘伯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

  他整整讲了6个小时,条分缕析、深入浅出,举出了一个个生动的战例,描绘了一幅幅规模宏大的战争图画,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刻阐述了集团军现代进攻战役的理论概则和许多学术问题。

  飞机一路穿云破雾,把万水千山一鼓脑儿地抛在身后。几个小时后,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相继闯入眼帘,逶迄奔腾在峰峦之间的长城,显现出一副非凡的气势。刚刚见到紫禁城里金碧辉煌的建筑群,飞机的机身已缓缓地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的跑道上了。刘伯承步出机舱,见朱德正向他挥手。他急步跨下舷梯,与朱德的手紧紧地握到了一起。

筹建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头绪多,刘伯承紧抓要害,首先组建领导班子和领导机关。按照中共中央批准的名单,成立军事学院临时党委。经报请中央军委同意,从全国各战略区选调一批干部充任学院机关和教学骨干。军事学院所需大批工作人员,则从华北军政大学和华东军政大学选留。在敏感的用人问题上,刘伯承一贯坚持五湖四海,选贤任能。在去南京上任前就说:“我不带什么班子,一个秘书,一个警卫员,几个人干干净净地去南京。”号召全院教职员工“组织起来”、“行动起来”,把军事学院办好。

  这一课在军事学院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军事理论界也引起了震动。它标志着人民解放军战役法理论研究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学员们普遍反映,听了老院长的课,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教员们都衷心佩服老院长理论水平高,学术造诣深,表达能力强。一个教员向刘伯承请教讲课的诀窍。

  第二节中南海的灯光

12月15日,刘伯承颁布了军事学院训练工作大纲,提出训练目的:“在于训练和培养高级和上级指挥员及参谋干部。在实施训练之后,以能培养完全忠实于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人民政府与中国人民事业,且善于组织与指挥现代化团、师及诸兵种合成部队,在战场上进行诸兵种协同动作的指挥员。”同时规定了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从12月份开始,军事学院陆续接收来报到的学员900多名。刘伯承坚决主张严把质量关,把经复查不符合入学条件的140多人退回或转送其他院校,实招学员758名。

  刘伯承笑了笑,风趣他说:“我这是几番心血一堂课,18天准备6小时讲完。

  刘伯承一到北京,便领导陆大筹委会加紧筹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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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有什么诀窍的话,那就是四个字:‘昼夜不息’”。

  首先是确定陆大的校址。以前,中央军委曾考虑把校址建在东北。后来因为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又决定把校址建在北京或其他省市,具体地点授权刘伯承选定。

军事学院的成立

  刘伯承在军事学院有很高的威望。学员们称呼他是“功高德劭的老院长”,教员们赞誉他是”最高学府的学术权威”。但是,刘伯承自己从来不这样看,他经常对学员们说:“我是个老兵,海、空军我不懂,许多军事理论我不行。我号召你们学习,我也要带头学习。”

  11月,北京已是北风呼啸的初冬季节。一天上午,刘伯承和军训部长肖克等人,乘车出阜成门,直奔石景山地区。不一会儿,朱德也来了。他们会合在一起,从石景山向北到八大处,再向西到永定河沿岸,最后向东折回到八里庄忠烈祠,周行70余里。他们不顾风沙扑面、寒气袭人,几次登上山岗,兴致勃勃地察看这一带的地形、水源,选择营建陆大的合适地点。但是,由于当时这一带供水供电困难,只好放弃。

1951年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正式宣告成立。学院举行隆重的成立暨开学典礼。中央军委送来贺幛:“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并委派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军委军训部部长萧克和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三人,出席成立典礼。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一些野战军,以及华东党政机关,也纷纷送来了贺幛或发来贺信,并派代表参加成立大典。

  一天,他接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寄给他的一封信。信中写着:刘伯承同志:兹寄上苏联大百科全书‘刘伯承’小传稿一件,请你详细补充和修正其中所叙事实??他打开稿件,看到开头几行字是这样写的:“刘伯承(生于1892年),四川开县人,革命军事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第二天一早,刘伯承又乘车出西直门,来到圆明园勘查。圆明园位于京郊西北,迄西与颐和园、玉泉山遥遥相对。这个曾盛极一时的清朝皇家园林,1860年遭到了英法联军的焚毁,至今只剩下一片废墟。然而,它占地广阔,环境幽静,地理位置十分优越,确实是办学校的理想场所。但是,他考虑到圆明园遗址是帝国主义列强侵华的历史见证,对于教育后代,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军队不应该占用。于是又把在这里建校的想法放弃了。

创办建国后第一所军事学院,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军队建设史上一件大喜事,举世瞩目,各方同贺。中央军委发来热情洋溢的贺词:“兹值军事学院开学之际,特向你们祝贺!望全院同志们努力学习,总结我军作战经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学习苏联的建军经验。掌握正规化现代化的军事科学与指挥艺术,根据马列主义的建军原则与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在我军现有基础上,为建设更强大的中国人民的国防军而奋斗!”为祝贺军事学院成立,毛泽东主席亲笔题词:“努力学习,保卫国防”;朱德总司令也亲笔题词:“为建设近代化的强大国防军而奋斗!”

  他微微沉思了一下,然后拿起毛笔,把“革命军事家”5个字中的最后两个字勾掉,添上了一个“人”字。

  经过两次勘查校址,刘伯承考虑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还没有根本好转,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百废待举,百业待兴,财力、物力都很紧张,要兴建这样一个大型的军事学校要花很多的钱,更需要一定的时间。为了早日开学,培养懂得现代战争的干部以支援朝鲜前线,也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他建议:陆大的校舍暂时不动工兴建,先找一个可以办学的地方把学校办起来再说。他的意见得到筹委会的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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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站在旁边,一边看他改一边读:“革命军事家——革命军人”。觉得这样写不合适,忍不住表示意见,说:“你这样改不行,人民解放军每个成员都是革命军人。人家这是写你!”

  刘伯承把目标投向了华东军区军政大学。华东军大设在南京城的东南隅,原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国防部的院内。占地约3平方公里,房屋面积达47万平方米,各类设施也较齐全。早在1949年5月,刘伯承主政南京的时候,就曾经去过那里,详细查看过那里的房屋、设施情况,并向中共中央专门作过汇报。那时,他就考虑过将来在那里办学校培养干部的问题。

来源 | 国防大学 中国陆军

  他抬起头来,看着秘书,很严肃地说:“我又怎么样?我也是革命军人嘛!我们都是在毛主席领导下打胜仗的。革命军队是个‘大家’,不要说自己是军事家嘛!”接着,他又对稿件做了几处事实上的更正,让秘书誊写清楚,寄给了中央宣传部。

  所以,他现在毅然决定向中共中央提出报告,建议把陆大暂时设在南京。

作者 | 李津津

  这一年的“八一”建军节前夕,刘伯承从北京开会回来,在大礼堂前散步。这时,学院俱乐部的几个干事正在布置会场,张贴标语。其中有一条标语上写着“攻书求实用,应如攻坚求战果”。这是刘伯承在5月5日学习节为《军学生活》报出版两周年的题词。他马上对这几个人说:“快把这条标语撤下来。我的话怎么能够写到标语上去呢?不行,不行,快把它换掉!”

  中共中央始终关注着陆大的筹建工作。在筹备期间,政务院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三次会见了刘伯承和陆大筹委会的成员,传达了毛泽东对办好陆大的指示,提出了陆大临时党委的组成方案、干部配备和组织机构等问题,研究确定了教学方针和教学内容。对如何办好这个学校作了重要指示。

刊期 | 20190284期

  这位中外著名的军事家,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人民解放军的普通一兵,时刻把自己置身于革命军人的行列之中。

  第一次是在11月初,周恩来特意把刘伯承等人请到中南海。

本期编审:钱晓虎

  第二节大连休假

  刘伯承与周恩来久已相熟,从南昌起义到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他曾与周恩来共事,襄助戎机、擘画军事,两人相得益彰,也由此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刘伯承对周恩来一向十分敬佩。周恩来对刘伯承也很尊重,常对人称赞他博学强记,通晓古今,总是亲切地称他”刘老”,喜欢和他交谈,倾听他的见解。

值班编辑:崔 炜 王在宇

  自1952年以来,由于过度劳累,刘伯承常感身体不适。他右眼早已致残,看书写字全靠视力微弱的左眼。时间一长,就头昏脑胀,夜不能寐。再加上战争年代的其他旧创也不时发作,使得他的健康每况愈下。

  当刘伯承等人来到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室的时候,周恩来刚刚起床,还没有吃早饭。他和人家一一握手问候,并亲切地对刘伯承说:“刘老,你来了。我起晚了。”

  高、上级速成系第一期毕业后,卫生部门几次劝刘伯承外出疗养一段时间,但是他一拖再拖。1953年春,为了迎接全军正规训练的热潮,他又领导军事学院开展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提高与普及军事科学思想的教育运动,主持召开了教、学员代表会与座谈会,研究改进教授法与学习法,并组织审查修改了66种教材。就这样,一直到这一年夏天,学员们开始放暑假的时候,他才决定去大连休假。

  刘伯承知道,周恩来日理万机,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常常不能按时睡眠。他深情地说:“总理,你多睡一会儿吧。我们昨天是睡久了。听说你每天要工作到早晨三、四点钟才休息,太劳累了!”

  8月的一个早晨,刘伯承来到下关轮渡码头,与送行的人员一一握手告别。这时,人们突然发现他身后还跟着两个人,一个是翻译室主任,另一个是学术编辑部的编辑。

  周恩来说:“不要紧,我习惯了。”

  “院长休假,带他俩去干什么呢!”大家都有些疑惑不解。

  一会儿,工作人员端来了早餐,周恩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便开始用餐。趁此机会,客人们环顾了主人的住所:这里是会客室兼着办公室。房间陈旧,设备简陋。靠墙排满了书柜,三张方桌接成一个长会议桌。最显眼的是那张又宽又长的写字台,上面放满了摞得很高的文件和书籍。再看主人的早餐:三块烤馒头片、一碟咸菜、一杯牛奶和一个煎鸡蛋。看着这一切,刘伯承和同来的人都很感慨:住进北京城中南海的周恩来,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那种艰苦朴素的作风。

  刘伯承看到大家的这种神情,开口笑了,风趣地说:“他俩是跟我要帐的。等到了大连,我还他们的帐。”

  周恩来用完早餐,谈话开始了。

  原来,刘伯承很早就想抽出一段空暇时间,把军训部交给他审定的《苏联红军野战条令》校译一遍。这本条令,总结了苏联卫国战争的经验,阐述了诸军兵种合成作战的概则,在当时有一定的参考与借鉴作用。于是,他决定利用这次假期,带这两个助手共同完成这项任务。

  “总理,我接到毛主席的电报就来了。”刘伯承微笑着向周恩来报到。

  刘伯承等人乘渡船到达浦口车站,坐上了北去的列车。在车厢里,刘伯承向协助他工作的两个助手交待说:“这本条令我搞过好几遍了,但总是不大放心,因为它是全院最基本的教材。这次,我们把它从头到尾认真校译一遍,要从翻译角度上,从军事学术、军事术语和文字表达上,一字一句仔细推敲,做到内容准确、文字清通。这样,才能使学的人容易接受下来,教的人也可避免以讹传讹,贻患于后。我们争取一个月左右搞好,再向中央军委写个报告,请示正式颁布使用。”

  “你这个人组织性纪律性是非常强的,只要中央有命令,你马上就会来。”周恩来用非常满意的口气回答。

  车到大连,刘伯承住进老虎滩疗养院。说是疗养,其实只是换了个工作场所。每天清晨,他到海滩上散一会步,吃过早饭就投人工作。他把俄文版的条令反复阅读,然后与译稿对照比较,检查泽得准确与否。发现有矛盾、有出入的地方,就和两个助手一起研究,共同磋商,看看如何表达才准确恰当。

  “我来是来了,就是怕搞不好。”刘伯承谦逊地说。

  刘伯承作风民主,学术上更是善于取长补短。他积极鼓励两个助手开动脑筋、独立思考,敢于争论问题,而不要有任何顾虑。他们说对了,他会豁达地哈哈大笑,说:”你们说得对,我钻牛角尖,钻进去出不来,被你们一句话点破了。”他们说错了,他也从不责怪,总是笑着说:“恐怕不是这个意思,你们再想想看。”遇到疑难之处,他和他们反复推敲。有时他还讲些历史典故和战例,启发他们思索,寻求一致满意的正确答案。如果各执己见,谁也说服不了准,他就把问题“挂起来”,让他们各自准备材料,找出根据,次日再讨论。有时夜深了,他还披衣起来,到两个助手的房间,和他们继续探讨白天争而未决的问题。

  “你槁得好,搞得好的。你有几个特长:有学问,有搞教育的经验,又非常严格,严师出高徒嘛!”周恩来笑着鼓励他。

  刘伯承治学态度严谨,钻研问题细致入微。他对每一个军事术语的译法,都反复思索,仔细推敲。既考虑到它的准确性,又注意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他常说:“什么文章也没有军事文章更具有美学价值。因为每个字都关系到战场上的胜负,关系到军官和士兵的生死存亡。所以不能轻易下笔,笔重千钧啊!”他很赞赏近代翻译家严复提出的理论,一篇好的翻译文章应该做到三个字:“信、达、雅”。但是,对这三个字,他融进了自己的解释。

  “总理,可不能那么讲,我是能做一点就做一点。我能力实在不足,过去搞红大,那个好搞,两三个月就过去了。现在搞现代化,我也是没有经验的。你看能不能给我找几个好助手?”刘伯承向周恩来诚恳地表达自己的心情和要求。

  他认为,“信”就是准确无误,忠实于原著;“达”就是讲究修辞,讲究语法;“雅”就是文字隽永,行文似流水。他还把做翻译工作形象地比喻成是做两国文字“结婚”的工作。两国文字“结婚”,应该生出一个漂亮的“混血儿”,不应该生出一个“丑八怪”来。他与两个助手在讨论条令中关于陆军与海军舰队的协同动作时,对“以火力协助陆军濒海翼侧的部队”中的“濒海”一词,就是把它与“滨海”、“临海”、“沿海”、“近海”等几个词反复研究比较,最后才确定用上去的。把沿用多年的“冲锋”改成“冲击”,也是在这次校译中定下来的。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陆大临时党委的组成方案,并和刘伯承一起,详细研究了陆大的组织机构和一些领导干部的人选问题。

  日复一日,刘伯承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拿着毛笔,整天伏案工作。时间一久,他仅存的一只眼睛就不住地流泪,眼球上也布满了血丝。但是,他毫不松懈,坚持把20多万字的条令一字字、一句句、一章章全部校译出来。

  几天以后,周恩来第二次会见了刘伯承等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办好陆大的指示。基本精神是,陆大的方针仍然是延安抗大总校的方针,要在人民解放军建军传统的基础上,认真学习外国军队的先进经验。周恩来还告诉他们,为了办好陆大,毛主席已经聘请了一批苏联顾问来帮助工作。

  为了指导学员学好这本条令,他还写了一个6000多字的“中文译本说明”,在总结军事学院教学和吸取抗美援朝战争经验的基础上,有重点地阐述了院校教学和部队训练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何理论联系实际,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如何重视集中统一,组织诸兵种协同动作;如何以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为指针,从中学习关于军队建设和军队指挥的思想方法等等。

  一提到顾问问题,刘伯承很自然地想起当年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交往。李德那种独断专行、飞扬跋扈的霸道作风,曾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也在他的心中刻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

  不知不觉,一个多月过去了。其间,刘伯承对协助他工作的两个助手,照顾得十分周到,让他们与自己一同就餐,一桌吃饭。天气凉了,还给他们送去毛衣。

  以往的教训,记忆犹新。他向周恩来建议:“总理,我考虑了很长时间,叫顾问不如叫专家好。顾问,顾问,就是要‘顾’我们的‘问’。叫专家就超脱了。你当你的专家,我们于我们的工作。我请你,你就讲;我不请你,你就不要‘顾问’我嘛!”

  偶有余暇,刘伯承也陪两位助手游览大连的公园和名胜。在旅顺口的高岗上,他遥望要塞四周,见这里地势险要,设施完备,进出港湾的海上通道细如咽喉。他手指着旅顺要塞,向随行者问道:“你们看过《旅顺口》①这部小说吗?这部小说反映了日俄战争中的一些战役战术特点。”接着,他根据小说的内容,对照现地讲起了当年日俄战争的情况。

  周恩来还和刘伯承等人研究了筹建工作的一些具体事宜:一是校名问题。鉴于将来要开办海、空军科,刘伯承建议将陆大更名为军事学院。二是校址问题。为了早日开学,减少国家的财政支出,刘伯承提出把校址暂时设在南京华东军大所在地。以后有条件营建新校舍再行搬迁。三是干部问题。

  夏去秋来。刘伯承写完“中文译本说明”之后,又拟定了给中央军委的关于请示出版此书的报告,还题写了书名——《苏联红军野战条令(草案)》,规定了版本样式、印刷规格、封面装潢等具体事宜。最后,要求两个助手认真做好校对工作,不要错一个字,并嘱咐说:“这本条令是军训部组织译出来的,封面上一定要印上‘军事训练部译稿’,然后再赢军事学院校译出版’。”

  当时朝鲜前线急需干部,新建立的各军兵种及其领导机关需要干部,地方上各条战线也需要军队干部去支援,使军队的干部不够用的问题显得很突出。

  9月底,在大连度假的刘伯承完成了他预定的20多万字的译稿。他感到“还了帐”。胸中流露出真正的轻松和无比的愉快,身体似乎也比过去好多了。走在松软的海滨沙滩上,步履也显得格外轻捷有力。大海是多么宽阔,大自然是多么美丽啊!这时,也只有在这时,如释重负的刘伯承,才真正享受到了度假的欢娱。

  所以,从全军调干部很困难。刘伯承请求以华东军大和华北军大的一部分干部为基础,依托华东军区组织起军事学院的各级机构。这些意见,周恩来完全赞同。

  第三节在全军高于会议上

  当谈话结束,刘伯承等人起身准备离开的时候,周恩来再次亲切地问道:“刘老,你看还有什么事情吧?”

  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军范围内开展了统一的、正规的、以军事为①《旅顺口》是反映1904年到1905年间,日、俄两国军队反复争夺中国旅顺口的一部小说。

  刘伯承用试探的口气说:“总理,我想,校址既然设在南京,能不能让陈老总来兼政委呢?”

  主的训练。这一年,为配合全军正规训练,军事学院实施了十几次军事演习。

  “我明白你的意思,陈毅是华东军区司令员,你让他兼政委,找他要人、要钱、要房子就好说了,是这个意思吧?”周恩来坦率地点穿了刘伯承的心思。

  演习之多,甚至在一个月内就接连实施过三次。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步兵团对预有防御准备之敌进攻战斗的实兵示范演习”,“陆军师行军遭遇战斗实兵示范演习”,“师防御及转入进攻战斗的炮火保障与航空兵轰炸示范演习”,“师进攻战斗后方组织与物资保障示范演习”,“工兵渡河器材示范演习”,“军指挥所示范演习”等等。

  “是啊!我是有这个意思。”刘伯承一面回答,一面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周围的人也哈哈大笑起来。

  对演习工作,刘伯承一向抓得很紧。从第一次临淮关演习起,每次重大演习他都亲自主持制订实施方案,亲临现场指导作业。他认为:“实兵演习最接近实战”,“经常实施各种不同的实兵演习,以贯通理论知识,以教会学员这种训练军队的方法,应为军事学院今后采用的训练方式,进而求得在全军中开展。”

  第三次会见是在一个晚上。周恩来围绕如何办好军事学院问题,和刘伯承等人作了3个多小时的长谈。

  这些演习,中央军委组织了各军区、各院校的干部近万人参观见学,对刚刚起步的全军正规训练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他们首先研究了教学方针和教学内容。在大体确定军事、政治、文化各课的课程后,周恩来特别强调要搞好文化教学,指出军队的干部文化低,这是历史造成的。只有学好文化科学知识,才能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接着,又研究了教员问题。刘伯承提出,选调教员非常困难。现在有一批起义、投诚和解放过来的原国民党军官,他们当中有的人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军事学术素养。周恩来表示,可以计这些人当教员,团结教育他们为新中国的国防建设事业服务。以后,再从每期毕业学员中选留一些人员任教,逐步改变这种状况。最后,周恩来勉励刘伯承说,搞现代化军队建设,许多东西我们都没有经验。虽然刘老是个老教育家,搞了很久了;但搞现代化的军事学院,也还要不断地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现代军事科学,研究现代战争的特点,把丰富的作战、建军经验加以总结提高,传授给全军中、高级干部。

  11月24日,在结束军指挥所示范演习后,刘伯承接到中央军委的通知,赴京出席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会议是为总结全国解放后军事工作的经验,确定军队建设的总方针和总任务,讨论军队的组织编制和加强部队训练,以及实行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等重大问题而召开的。

  谈话结束了。周恩来将刘伯承等人送出西花厅,一一握手告别。

  12月7日会议正式开幕。由国防部长彭德怀主持,朱德总司令致开幕词。

  这时,夜已经很深了。中南海显得格外宁静、安谧。但是。这里,那里,一座座庭院仍然放射出明亮的灯光。中共中央的领袖们还在埋头筹划着治党治国治军的方略。

  在会议的发言中,刘伯承全面、系统地回顾了军事学院创建三年来的工作。他指出,三年来,在训练方面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报告中央军委讨论解决:一是学制要正规。三年来,各个系学制不统一,学员入学、毕业时间不一致,造成了学院工作的混乱状态。今后要把学制确定下来,速成系两年,预科半年,正科1年半;完成系4年,预科1年,正科3年。学员入学和毕业均应在寒、暑假进行。

  刘伯承等人沿着中南海湖畔的砖石雨道向大门口走去,瑟瑟寒风吹在他们身上。他们却感到心里是热乎乎的。

  二是入学审查和毕业考试要严格。要挑选政治、文化、身体等方面合格而有培养前途者入学,不能把犯了错误或文化水平低、年龄大、身体差的干部塞进学院。学习期满,速成系要进行学院考试,完成系要进行国家考试。

  第三节创建军事学院的意见书

  考试合格者,毕业后要尽量分配作教育训练工作,发挥种子作用。不能让他们担任公路局长、体育大队长、人民检查署长等职,或长期住招待所闲置不用。

  根据周恩来三次谈话的精神,刘伯承和筹委会的同事们一起研究起草了《关于创建军事学院的意见书》。

  三是增强学院与部队的联系。中央军委各相关部、各军兵种要加强对学院的指导和支援,要建立经常的联系,提供必要的器材,派领导干部到学院讲课、作报告,以增强训练效果。还要适当提高教员的级别、待遇,使学员、教员与部队干部一致起来,从而鼓励教员钻研学术,热爱教育工作。

  11月13日晚,刘伯承带着这个意见书,又一次来到中南海总理办公室,向周恩来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聂荣臻、肖克等作详细汇报。

  四是增设战役系,培养训练全军高级干部;增设研究生院,从完成系中选拔若干品学兼优的毕业学员作研究生,经考试授予学衔学位。

  汇报会由周恩来主持。他读一条让大家讨论一条。遇到有修改补充的地方,随手记下来。

  刘伯承还提出,三年来每次举行较大的实兵示范演习,都要临时抽调部队,调拨器材,来往电报不胜其烦。学院要派人前往接收,要组织训练指导作业。而担任演习任务的部队,既要完成演习任务,又要完成原来担负的工作任务,无形之中加重了学院与部队的许多负担。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建议调一个现代化装备的建制师,长期驻在南京附近,专供军事学院和总高级步兵学校演习之用,并建立一个专门制造演习使用的弹药和器材的工厂。

  刘伯承起草的《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书》,除校名和校址按他原先的建议,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暂设南京外,主要内容是关于组织机构和训练方针。

  刘伯承把上述问题,整理成“关于学院三年来训练干部的概况和向军委高干会议的建议”的文字材料,作为1953年11、12两月向中央军委的综合工作报告和向这次会议的书面报告,提交大会秘书处。

  关于组织机构,学员与班次:共设陆军本科、陆军速成科、空军速成科、海军速成利、情报参谋训练班、俄文训练班等6个学习单位,及一个陆军函授科的业务机构。陆军个科定额370名,收团、营级及部分优秀的连级干部,有初中文化水平,年龄在30岁左右者。陆军速成科定额500名,收军、师、团及个别兵团级干部,具有高小文化水平音。情报参谋训练班,由总参情报部选送学员50名,俄文训练班,由中央军委俄文编译局负责选调50名相当大学文化程度、有俄文基础的人员再予提高,并授以军事知识,以解决军事翻译及俄文教员的缺额。函授科定额150名,收在职团级至兵团级干部,有自学能力者。学制,陆军本科两年,陆军速成科、情报参谋训练班、俄文训练班均为一年,陆军函授科一年半。海、空军速成科暂缓成立。

  亲自动手,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写报告,这是刘伯承多年的习惯。军事学院成立以来,他仍然坚持执行1948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决定,每两个月都给中央军委、毛泽东作一次“两月工作综合报告”,从未间断。

  领导机构:全院设训练部、政治部、院务部和干部管理处。并设立战史。

  这些报告绝大多数都是刘伯承自己动手写的。他不愿意让工作人员代笔,只让他们提供情况、问题和典型事例。特别情况下由别人起草时,他也要提出详细提纲,写好后他再左一遍右一遍地修改,有时修改得原稿的字句所剩无几。

  战役战术、司令部工作,后方勤务、通信联络、政治经济、文化外语等15个教学组织,以及学术研究室和翻译室。

  如果有哪一次报告没有按时送上,刘伯承都严肃地申明原因。比如,他在1952年5月29日给中央军委所作的3、4两月工作综合报告的后面就写着:“因为忙于自己准备战役法教材上课,脑眼又病,所以这个报告迟误到现在才作出来,谨此申明。”如果一段时间他因病或因其他情况没有直接领导军事学院工作,他就委托主持工作的陈伯钧教育长或钟期光主任给中央军委写报告。在报告后面注明刘伯承(病假)、陈伯钧或钟期光(代行)。

  所需干部:除已决定调作学院领导干部的促其到职外,拟再由全国各大军区调25名军、师级及个别团级,有相当文化程度及实战经验,有培养前途的军政干部来院培养,作各教学组织和各学员科的领导。学院各级行政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由华东军大和华北军大选调。

  对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刘泊承总是认真贯彻、坚决照办,从来不打折扣、不讲价钱。他曾经谦虚地说:“我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行,但在组织上我是服从的。”

js333金沙线路真人平台,  关于训练方针,确定为:在人民解放军现有素质及军事思想的基础上,熟习与指挥现代各技术兵种,并且组织其协同动作。同时熟习参谋勤务与通信联络,以准备与美帝为首的侵略集团作战。

  有一个时期,刘伯承听到有人反映,说军事学院因为有德高望重的刘伯承院长,不认真执行总参、总政、总干和军训部等几总部的指示。这个反映虽然未必属实,但却引起了他的重视,他更加严格地教育部属不许打着他的旗号对上级领导机关讲价钱、推客观、请求额外照顾。

  《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书》由周恩来主持修改后,上报中共中央。

  当时,总参、总政、总干和军训部等领导机关经常派工作组到军事学院调查研究、检查工作。刘伯承每次都指示有关部门热情接待,如实汇报情况,主动配合他们搞好工作。他还亲自向工作组汇报,征求对学院、对他本人的意见。

  三天后,毛泽东亲自批准了这个报告。从此,开始了筹建工作的新阶段。如果说,以前的工作主要是研究起草军事学院的创办计划,那末,以后的工作则是把这个创办计划讨诸实施,把蓝图变成现实。

  遇到这种情况,工作组的成员感到很不好意思。刘伯承笑着说:“有啥子话就说嘛!你们是代表上级领导机关的,站得高,看得远,掌握着全局,要把意见留下来,不要带走嘛!”

  11月21日夜晚,刘伯承乘火车赶赴南京,投入了紧张的建校和教学准备工作。

  军事学院的重大工作,诸如训练大纲、教学计划、开办各军兵种学员系、开展各项运动等等,刘伯承都事先向中央军委请示,事后向中央军委报告。

  第二天上午,刘伯承便开始办公。首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成立中国共产党军事学院临时委员会。临时党委由刘伯承、陈士榘、陈伯钧、钟期光、刘忠等5名委员和两名候补委员组成。接着,召开第一次会议。当时,除刘忠之外,其他委员都已到职。但说来也巧,正当会议进行之中,原任西康军区司令员的刘忠千里迢迢赶来报到了。

  1954年1月15日,刘伯承在全军高干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题目是《我在学习党的总路线中对同防现代化的一些见解》。这篇发言的内容分五个方面:(一)关于国家工业化与国防现代化的关系。

  刘忠原是第一二九师和第二野战军的干部,见到刘伯承倍觉亲切。他一面向刘伯承立正、敬礼,一面气喘吁吁地说:“刘司令员,我??我来晚了。”

  他认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一是实现国防现代化。也就是建设社会主义与保卫社会主义的两大任务。在党的统一集中领导下,地方主要是“一化三改”,即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军队主要是在国家统一规划下,实现国防现代化。也就是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只有国家工业化,国防现代化才有物质基础;也只有国防现代化,国家工业化才有保障。忽视任何一面,都是不可容许的。

  刘伯承从座位上站起来,快步走到刘忠跟前,紧紧握住他的手,风趣诙谐他说:“刘忠同志,你来得不晚,来得正好。你看,就差你这一脚(角)了嘛!”

  (二)在国防现代化中加强党的统一集中领导,坚持政治工作制度。

  11月30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伯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

  他强调,国家工业化与国防现代化必须在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实现。任何人不管是有意地无意地离开了党的领导,伤害了党的领导,破坏了党的团结.将来就会造成历史上不可容许的罪恶。现在我们必须保持发扬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如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思想领导,群众路线,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有所发展,才能实现正规化现代化的目标。国防建设中有三大问题——兵员问题、军械军需问题、干部问题,都必须在党统一集中领导之下军队与地方合作。将来实行义务兵役,也需要在中共中央统一集中领导之下,从中央人民政府、各大行政区到盛市、县的民政部门与军队密切配合,才能实行得好。

  同时,任命陈士榘为训练部长,陈伯钧、陶汉章为副部长,钟期光为政治部主任兼干部管理处主任,刘忠为院务部部长。

  (三)现代化国防军在统一集中指挥协同动作下的组织与训练问题。

  这个领导班子是中央军委从全国各大军区抽调干部组成的。其中,陈士榘、钟期光来自华东军区,陈伯钧来自中南军区,刘忠来自西南军区,陶汉章来自华北军区。这些人,除陈士榘1952年调军委工程兵部工作外,其他的都跟随刘伯承在军事学院度过了8个春秋。他们在以刘伯承为书记的学院党委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努力工作,为军事学院的创立与壮大,为全军教育与训练事业的不断发展,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他指出:现代化国防军,人数众多、装备复杂,必须统一意志、协同动作,这部机器才能正常运转,发挥功能。根据中央军委拟定的全军干部训练制度草案,他强调,训练就是教战,也就是多流汗少流血的备战工作。训练有军队训练,有干部训练,而干部训练尤为重要。为此,就要建立健全各类各级干部学校,包括培养指挥干部、技术干部、政治干部、行政干部的学校,而且各自又应分为初、中、高不同的层次,形成一个院校网,使全军干部训练全面开展起来。

  领导班子组成之后,刘伯承连续主持召开了院务工作会议、团以上干部会议和教学工作人员大会,号召全院同志“组织起来”、“行动起来”,把“组织起来”作为军事学院开宗明义的“第一乐章”。

  (四)国防现代化与培养高级将领的重要性。

  从11月下旬开始,奉中央军委命令,由全国各大军区调给军事学院担任领导工作的干部陆续报到了。但是,原定调的25名,只到了11名。其他大部分因种种原因没有到任。刘伯承只好先以这11名干部充任各教学组织和各学员科的领导,然后把从华东军大、华北军大调来的干部分配到机关各科室、各基层分队工作。另外,又把新入伍的1000多名青年学生编成一个教导团,下设步兵、炮兵、工兵、装甲兵和通信兵等5个营,专供演习使用。就这样,初步建立起了军事学院的组织机构。

  他提出:我们党高级的政治干部、将领干部都是国家栋梁之材,安危所系的人物,在领导国家工业化与国防现代化中都是如此。我们党在组织上、训练上培养高级将领干部太重要了。为此,他提出军事学院准备开办战役系的打算,并诚恳地点出了杨得志、张爱萍、肖克、肖华、邓华、李达、叶飞等10个人的名字,希望他们都能来战役系学习。

  在选拔和使用干部上,刘伯承坚决服从中央军委的决定和总政、总干的安排,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的原则。他说:“我办军事学院,是把华东军大和华北军大‘两块银’镶嵌在一起了。”

  (五)理论与实际结合,学习外国先进军事科学。

  从12月份开始,学员们陆续从全国各地前来军事学院报到。根据报到的学员们的实际情况,刘伯承重新调整了各个学员科的组成和学制。把原来的情报参谋训练班改为情报科,学制两年。把原来的陆军本科、陆军速成科分为3个科:一个训练团及部分优秀的营级干部,学制两年;一个训练师、团级干部,学制一年;一个训练师以上高级干部,学制也是一年。

  刘伯承阐述了理论与实际结合,学习外国先进军事科学的意义,强调“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最大关键,还是要在实践之中。此时只能教以主观与客观符合的思想方法。”这个观点,就是刘伯承一再强调的:在贯彻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方针时,着重点应有所不同,学员入学时鼓励学进去,反对经验主义;学员毕业时提倡去实践,克服教条主义。首先是学进去,尔后是扯出来。

  对于各个学员科和教学组织的名称,刘伯承字斟句酌,反复推敲。训练师以上高级干部的学员科,有人提议叫“将官班”。他认为这个名称不好。

  这个“见解”,是刘伯承对于国防现代化所作的全面、深刻,有代表性的一篇发言。发言所阐述的一系列观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他想得深、看得远,所提建议是完全可行的。对国防现代化建设中许多争论不休与混淆不清的问题,画出了一个解决的轮廓。

  国民党陆军大学就曾经设有“将官班”。那是蒋介石为了分化瓦解国民党内部的各个派系,收买拉拢各派将领而设立的,根本不是传授军事学术的组织,而且早已声名狼藉。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将它定名为高级速成科。训练师、团级干部的定名为上级速成科,训练团级及部分优秀营级干部的定名为基本科。

  1月26日,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闭幕。朱德致了闭幕词,彭德怀作了总结发言。

  对于教学组织的名称,刘伯承也翻书查典,很动了一番脑筋。他查阅了俄汉辞典、露和辞典和原版俄文辞典等好几种工具书。最后,看到露和辞典上有一个词:“Кафедра”,俄文原意是讲坛的意思,是教授们进行学术交流的场所。他非常欣赏这个词。他认为,作为给学员传授知识的教学组织,应该是一个有充分学术民主和学术研究空气的宽松和谐的组织,不应该把它搞成一级行政组织机构。于是,他根据露和辞典这个词,把军事学院的教学组织定名为“教授会”。他解释说:“教授会,教授会,顾名思义,是‘教之以理,授之有术’,是教授们开会的组织。”

  这次会议之后,军事学院的训练工作和全军的训练工作一样,进入了一个兴旺发达的“黄金时期”。

  对于报到的学员,刘伯承按照中央军委规定的入学条件进行了严格的复查,将“少数师团干部,则身体残疾不能坚持学习者,及一部分营级干部,军事基础太浅,无实战经验,非优秀干部,确无造就前途者”,一概退回。

  第四节组织国家考试

  但是,由于当时干部的文化程度普遍很低,对学员文化程度的审查则不得不适当放宽尺度,只要求有高小甚至初小文化水平就可以了。

  全军高干会议结束之后,刘伯承在北京又出席了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这是揭露和批判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增强党的团结统一,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贯彻实施的一次重要会议。

  报到学员共900多名。经过复查,不符合入学条件,退回或转送其他学校的有14O多名,军事学院只招收了758名学员。刘伯承说,这样做的目的,是把好钢用在刀刃上。选拔一个合格的学员入学,就要出一个合格的产品交给国家。

  会议期间,刘伯承和陈毅、贺龙,都住在北京东交民巷原法国驻华大使馆的房子里。他们对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十分愤慨,白天一起出席会议,晚上经常交谈到深夜。

  12月15日,刘伯承颁布了军事学院训练工作大纲。大纲规定:“中国人民解成军军事学院的目的,在于训练和培养高级和上级指挥员及参谋干部。在实施训练之后,以能培养完全忠实于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人民政府与中国人民事业,且善于组织与指挥现代化团、师及诸兵种合成部队,在战场上进行诸兵种协同动作的指挥员。”大纲还规定了基本科、上级速成科、高级速成科、情报科的训练内容和训练方法,规定了军事、政治、文化教育的时间比例。军事训练占70%,政治教育占12%,文化教育占18%。

  在进入大会发言时,由于发言的人很多,大会秘书处要求发言要简短,最好能在10分钟之内讲完。为此,秘书先后给刘伯承准备了两个稿子。但是,他都没有采用。在事关党的团结统一的重大问题上,他要自己动笔写发言稿,表示自己鲜明的立场和态度。写好后,他让秘书拿给他的老战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小平提意见,帮助修改。然后,让秘书看着表,他照着稿子念了好几遍,琢磨着在10分钟之内讲完用什么速度合适。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他就象一个恪守校规的小学生那样认真严肃、一丝不苟。

  不久,刘伯承又颁布了政治工作大纲。大纲规定:“学院政治工作要掌握在我军现有基础上去建设现代国防的指导思想。掌握联合兵种的作战本领,必须是和总结我们过去的作战经验相结合。应当强调学习新东西,但不能脱离我们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大纲还指出:“一方面应当说明我们现在迫切需要迅速掌握现代化的军事科学;又一方面又应根据学员实际情况,协助改进教学方法,巩固与提高学习信心与学习情绪。同时,反对骄傲自满、懒惰松懈,闹个人主义以及无组织无纪律等现象。”这两个大纲,体现了中央军委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方针,明确了军事学院训练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基本方向和任务。

  2月8日,刘伯承在全会上发言。他首先指出居功自傲、个人主义是妨碍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源。接着,联系自己的经历说:“我个人原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又是从熊克武旧军队那里出来的。后来在入党时我的誓词是‘绝对服从党’。此后即经常自勉:我是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的高级干部,必须对党尽无限的忠诚,并以身作则,教育所带军队完全接受党的统一集中的领导,而成为光荣的党的工具。??我个人向党保证,愿在自己的工作中确实遵守党的决议,并为党的团结而尽最大的努力和做必要的工作。”

  工作起来,刘伯承仍是战争年代那种雷厉风行的作风。尽管组织机构尚未健全,但他已着手进行各项具体的教学准备。他主持召开了军事学院第一次训练准备会,很快拟订出基本、上级速成、高级速成和情报4个科第一学期的教学计划;确定了这4个科军事基本课目的教授方法和野外作业实施方法:并组织了对一些重要课程的集体备课和试教工作。

  2月14日,刘伯承回到南京。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召开军事学院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宗旨就是“把党中央提出的总路线、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全军高干会议决议贯彻到训练工作中,完成培养德才兼备的干部的任务。”

  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刘伯承向全体教员、学员和机关工作人员,作了题为《学习任务与学习任务的保障》的动员报告。他说:“全国人民在今天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反对帝国主义的怒潮中,筹建了我们的军事学院。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是在国家被侵略的斗争状态之下筹建起来的。这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当时,在学员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仍然是骄傲自满、功臣自居和狭隘经验主义。军事学院党委曾经在精简整编、三反、整党、提高与普及军事科学思想教育等运动中多次进行整顿。

  接着,他历数美国侵略者的罪行,赞扬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前线取得的伟大胜利,勉励全院同志努力工作,尽快把军事学院创办起来,为建设一支“如虎添翼”的新型的正规化、现代化人民军队而奋斗。

  党代会期间,刘伯承又花了很大气力解决这些问题。他给海军、空军、炮兵和装甲兵四系学员,给全院党员干部,给全体教职员工,作了一次又一次报告,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宣传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团结的决议。同时,严肃指出骄傲自满如不克服而任其发展的严重危害:从骄傲开始到“骄隋”,学习、工作赖得去干,甘当思想懒汉;其次到”骄奢”,贪污腐化,忘记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忘记了油、盐、柴、米的价钱;再次到“骄横”,个人居于党之上,把自己领导的地区或部门看成是“独立王国”,最后走上反对党、分裂党的危险道路。

  在抗美援朝的炮火与硝烟中,刘伯承和全院人员用心血与汗水,谱写了军事学院光辉历史的第一章。大家以满腔的革命激情,迎接军事学院的正式诞生。

  各个学员系根据刘伯承的报告,普遍进行了一次思想整顿,借高、饶事件的教训检查清理骄傲自满的各种表现,并重点批评教育了一些人员。最后,刘伯承拿着一大棵整顿的总结材料,在全院大会上高兴地说:“好。这才是马列主义。各路诸侯来到军事学院,都讲自己如何过五关斩六将,这不行。

  第四节火红的校旗

  高岗就是因为骄傲、有野心,才犯了错误。党中央是核心,我们都要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1951年1月15日晨,风平雾消,红日高照。军事学院在这一天举行了盛大的成立典礼。刘伯承领导学院全体人员经过了紧张艰苦的工作,仅仅用了48天时间,筹备工作就大体就绪。基本科、上级速成科、高级速成科和情报科第一期,已经在1月8日开始上课。

  这一次思想整顿,对全体学员教育很大。特别是对即将结业的基本系和情报系第一期学员,教育就更为深刻。

  校园里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大门口扎起了彩坊,大路旁插上了彩旗,一些楼房上悬挂着大幅的标语,到处呈现出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

  基本系和情报系是完成系。第一期学员从1951年1月入学,到1954年的3月,所学课程全部结束,进入毕业考试阶段。

  校园里的中心广场,布置得更加庄严肃穆。检阅台粉刷一新,上面悬挂着一颗巨大的“八一”军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两侧搭起了参观台和来宾席,再往外还竖立了两个横向标语牌,一边写着“学习先进的军事科学提高自己的军事水准”,另一边写着“掌握现代的技术兵器指挥各兵种协同动作”。

  3月下旬,中央军委任命朱德为主席,刘伯承和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等为副主席,组成国家考试委员会,对军事学院毕业学员进行严格的考核验收。

  广场的中央矗立着一根银白色的旗杆和一个金黄色的标语塔,上面写着:”全学院教职学员团结努力,为完成学会战胜敌人的军事学术的任务而斗争”。

  所谓国家考试,就是由国家统一命题,由中央军委、总部领导任主考官,对毕业学员实施军事(理论与想定)、政治课程的考核。军事理论考试主要是口试,军事想定则进行图上作业。口试的方法是抽签答题,即把试题写在试题签上,放在试题盒内。应考学员可以从盒内任抽一签,根据签上的试题准备10至15分钟时间,然后对主考官作出回答。除了试题签上的试题之外,主考官还可以提出其他有关问题,学员也必须作出回答。最后,由考试委员会按5级分制评定考试成绩。

  中央军委为军事学院开学发来了祝词。祝词全文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刘院长并全体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教员、学员同志们:兹值军事学院开学之际,特向你们致贺!望全院同志们努力学习,总结我军作战经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学习苏联的建军经验,掌握正规化的军事科学与指挥艺术,根据马列主义的建军原则与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从我军现有基础上,为建设更强大的中国人民的国防军而奋斗!

  3月25日,甘泗淇来到军事学院,首先主持了政治理论国家考试。接着,学员们又进行了军事想定作业的国家考试。

  毛洋东为军事学院成立题词:“努力学习,保卫国防”。

  4月19日,朱德来到军事学院,亲自主持基本系、情报系第一期军事理论国家考试。

  朱德为军事学院成立题词:“为建设近代化的强大的国防军而奋斗!”

  对于朱德的到来,刘伯承心里十分高兴。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两人相知相亲,友情甚笃。刘伯承对朱德一向十分敬重和爱护。在一次涉外招待宴会上,一些外宾和外国军官,出于对朱德的敬佩,争先恐后向朱德敬酒,弄得朱德不胜招架。刘伯承主动上前应酬,代替朱德把外宾的敬酒左一杯、右一杯都喝了。他本来不会喝酒,一下喝了这么多,结果宴会一散就虚脱了。

  中央军委送来了贺幛,上写:“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并派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军训部氏肖克和总政副主任肖华等3人为代表,出席成立典礼。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一些野战军,以及华东党政机关,也送来了贺幛,并派代表参加这规模宏大的盛典。

  第二天,秘书和警卫员都埋怨他不会喝酒不该“逞强”。他却幽默地说:“你们知道啥子嘛!我这是代朱老总领功,替朱老总受奖,是很光荣的啰!不然的话,朱老总可就承受不住嘞!”

  上午8时,刘伯承身穿黄呢军服,精神矍烁,步履稳健地走上检阅台,向中央军委代表报告典礼开始。这时,军乐队奏起国歌,一面五星红旗在广场中央的银白色旗杆上冉冉升起。

  这次,他亲自带领学院的领导,到下关轮渡码头迎接朱德,陪同朱德检阅了由学员组成的陆、海、空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军容严整、军威雄壮,受到朱德的高度赞扬。

  首先举行授旗仪式。陈毅代表中央军委授旗并讲话。他说:“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举行成立援旗阅兵式。我代表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将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伟大的光荣的‘八一’旗帜,授予刘院长伯承同志和军事学院全体同志。这面旗帜,代表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克服困难,英勇战斗,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传统。这是常胜的旗帜,它强有力地庄严地显示几十年来中国劳动人民能以自己的武装,英勇地战胜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我希望军事学院全体同志在刘院长领导之下,保持和继承我军的光荣传统,去完成毛主席、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所给予的通晓马列主义军事科学、通晓毛泽东军事思想、通晓组织与指挥现代化作战、负责训练与培养高级指挥员的光荣教育任务!我相信在刘院长领导下的军事学院,将能在我国的军事建设中以及在保卫祖国、保卫世界民主和平的伟大斗争中起重要作用。”

  第二天,刘伯承又陪同朱德视察了军兵种教授会的专修室。专修室布置一新,整洁明亮。墙上挂着一些兵器的照片、图表;地上放着这些兵器的实物或模型;桌子上摆着沙盘和其他教具等。朱德饶有兴趣地看着墙上的照片和图表,指点着一些兵器,和他愉快地交谈着。他告诉朱德,这种专修室每个教授会都有一个,全院共有几十个,为教学和学术研究提供了方便。朱德称赞专修室建得好,并建议内容要不断更新,不断充实;要把它们充分利用起来,为教学和学术研究服务。

  陈毅讲话之后,刘伯承用标准的军人姿态,正步走到军旗前面,先跪下一条腿,双手捧着军旗的下角,吻了一下,然后站起身来,接过军旗致答词。

  4月25日,基本系和情报系进行最后一门军事理论的国家考试。考场所在的大楼布置得焕然一新。外墙正中悬挂着一颗金色的国徽,两边垂放着大幅标语,一边写着“国家考试就是我们向党向国家向毛主席报告训练与学习的成绩”,另一边写着“保证参加国家考试的学员争取优秀成绩是当前全院共同的任务”。考场外面还贴上了醒目的考试规则。

  他说:

  考试从上午8时开始。应考学员排着整齐的队列进入考场大楼,按顺序先到各个候考室等候,听到点名后进入应考室。应考室正中坐着主考官,两旁是陪考官和苏联顾问。应考学员先向主考官报到,接着就抽签答题。整个考试程序正规、严格;整个考场气氛紧张、严肃。这就是当时人们所称的“三堂会审”。这一天上午,刘伯承陪同朱德视察了整个考场的情况。朱德还亲自考了两个学员。下午,朱德听取了陈伯钧教育长和学院首席顾问罗赫里斯基的汇报,并接见了全院教授会主任以上的干部,发表了即席讲话。他热情地赞扬了军事学院创办三年多来,在“传授先进军事科学”“为全军培养高、上级干部”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告诫学员要把技术与战术同等重视起来,“只有学会善于驾驭现代装备的技能,才能在战场上创造出奇迹来。必须注意好好学习技术。”他极口称道学院组织学术委员会和学术研究协会的创举,要求学员毕业后把这个办法推广到部队中去,倡导部队研究学术风气,提高全军学术素养。强调指出:“军事科学是最高深最精密的学术”“科学第一,没有科学我们就不能前进。”他明确提出要提高教员的待遇,提高教员的荣誉。要把当教员看作是光荣的事业、豪迈和荣耀的事业。

  “我接受了我们军事学院的战斗旗帜之后,让我在您面前,向我们中央人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提出保证:我们全院人员将永远保持这面尊严的富有光荣的斗争历史传统的旗帜,作为我们军人的英勇与荣誉的象征。”

  朱德这番讲话,说到了与会者的心坎上,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

  “军事委员会给予军事学院的任务,是在人民解放军现在素质及军事思想的基础上,训练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忠实于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事业,能熟悉与指挥现代各技术兵种并组织其协同动作,同时熟悉参谋勤务与通信联络,以准备与美帝为首的侵略集团作战的指挥人员。我在此向您提出保证:我们刚成立的军事学院的学员、教员、政治人员、行政人员,一定能团结努力,发扬高度的组织性,为如期完成这一光荣任务而斗争。”

  基本系和情报系第一期国家考试,前后进行了9天。参加考试的324名学员均获得比较好的成绩,其中得5分的占30%,得4分的占50%,有45名学员各门课都是5分,被评为学院的优等生。5月1日,在全院欢度国际劳动节的热烈气氛中,军事学院举行了基本系和情报系第一期毕业典礼。刘伯承和军训部长肖克等人,在雄壮的军乐声中检阅了毕业学员的队伍。然后,由肖克宣读中央军委准予324名学员毕业的命令,再由刘伯承致训词。刘伯承走上讲台,望着台下坐得整整齐齐的毕业学员,心里很不平静。这两个系的学员大多数是团级干部,年富力强,学习刻苦,充满着革命朝气。刘伯承很喜爱他们,尤其喜爱基本系,把基本系称为“学院的心脏”,倾注了更多的心血。3年零4个月来,这两个系的学员从入学到毕业,度过了一段紧张的学习生活,而学院的教学工作也经历了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

  刘伯承讲完话,双手擎着军旗,走下检阅台,登上一辆敞篷吉普车。在两名头戴绿盔、手握钢枪的警卫战士的护卫下,乘车绕场一周,把军旗向全场展示。然后,交给在仪仗队前面站立的军旗手。

  基本系和情报系第一期学员入学时是427人,而毕业的只有324人,计4个人入学只有3个人合格毕业。这使刘伯承想起在北京出席全军高于会议时,毛泽东问他的一个问题:“究竟是培养人才快些,还是国防工业建设快些?”

  接着,举行阅兵式和分列式。刘伯承同陈毅、肖克和肖华,乘敞篷吉普车,检阅了由学员、教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组成的各个方队,然后回到检阅台。

  刘伯承回答说:“我还要算算这笔帐。”

  在登检阅台的时候,刘伯承、陈毅互相礼让。刘伯承请陈毅先上,陈毅推刘伯承先上。最后,两人挽臂携手,一同走上检阅台。这两位野战大军的统帅,过去,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曾赤心相扶、协力等策,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今天,在国防现代化建设事业上,又紧密团结、并肩战斗了。他们站在检阅台上,不时地举手还礼,向接受检阅的各个方队致敬。

  毛泽东告诉他:国防工业比培养人才快。我们的国防工业是日日有进步。

  各个方队以“八一”军旗为前导,迈着整齐的步伐,呼着嘹亮的口号,渐次通过检阅台。在他们中间,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各级指挥员。对于阅兵,都曾经历过多次。但是,他们感到这一次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他们不仅是通过军事学院成立庆典的检阅台,而且是在通过人民解放军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转折点;他们不仅是行进在普通的操场上,而且是行进在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宽阔大道上。

  我们的空军建设,技术进步很快,海军建设,技术进步也很快。而人才培养还赶不上。苏联曾经提出“技术决定一切”,后来又提出“干部决定一切”。

  当晚,在南京市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军事学院成立庆祝大会。刘伯承致开幕词。他首先对各单位前来参加成立典礼的代表们表示欢迎,对华东军区、华北军区参加筹建工作的人员以及华东党政各机关表示感谢。他重申了中央军委赋予军事学院的训练任务,要求学员要拿出过去打败敌人的战斗精神来攻读所学的课业,日有进益,象过去历次战斗胜利成功一样,获得学习的胜利成功。

  我们是平行战役,一边工业化,一边培养干部。干部训练,特别是高级干部的训练很重要。“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需要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

  陈毅代表中央军委在会上讲话。他阐述了在人民解放军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学习现代军事科学的重要意义,号召全体学员“要用苦功从事学习,要有克服困难的决心,要打破轻视学习的情绪,要打破自高自大不求进步的情绪,要克服拒绝吸收新知识的保守倾向,要把战场上的突进勇气转到学习上去。”

  现在,刘伯承深深体会到,培养人才确实不容易,确实需要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需要花费无数心血和汗水。

  肖克、肖华、学员代表、高级速成科班主任杨勇,也先后在大会上讲了话。肖克说:我是和学员同志们坐在一条板凳上的。军训部和军事学院一样,都有研究学术的任务。刘院长不仅是军事学院的老师,也是我们的老师。我愿意和军事学院的同志们一起,在这位老师的指导下,共同学习。肖华强调:学习同打仗一样,只要有决心,只要勇敢顽强,没有学不会的东西。杨勇表示:我们学员大多数出身于工农,又加上长期处在战争环境中,学习机会很少。我们一定要在这次学习中克服种种困难,克服可能产生的保守观点和狭隘经验主义,努力完成学习任务。

  想到这里,他觉得对毕业学员既要鼓励,更要鞭策,促使他们进一步成长发展。在讲话中,他简单地回顾了3年零4个月训练工作的基本情况,对毕业学员提出了要求:毕业不是学习的终结,而是进一步到实践中去学习的开始。要把在学院所学的知识拿到实践中去,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发展,推动军事科学思想不断前进。他特别指出,在这次国家考试中,有些人只知道背诵条文,答复问题时还不能很好地联系中国革命战争、苏联卫国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实际来阐发自己的观点。因此,必须警觉不要有教条主义发生。

  他们的讲话,表达了全军广大干部努力学习与掌握现代军事科学的坚强决心,激起了全场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和此起彼伏的口号声。

  最后,他还对留下当教员的56名学员提出了希望。希望他们记住朱德总司令的话,把留在学院当教员视为最大的荣誉,为全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刘伯承致完训词,向全体毕业学员颁发了毕业证书、证章、奖状和奖品。

  当这些毕业学员从老院长手里捧过毕业证书的时候,心情无比激动,有的甚至眼噙泪水。他们深深感到,在自己取得的每一份成绩里面,都有老院长的心血和汗水,有院党委和全院教职工的心血和汗水。3年零4个月的时间,过去总觉得很长,现在却一下子逝去了。他们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学院,舍不得离开老院长!

  基本系和情报系第一期参加国家考试的324名学员,以优良成绩结束了在军事学院的生活。他们象一颗颗种子一样,撒到了全军广大指战员之中。

  今天,在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的行列中,在军事院校和军事科学研究的领导岗位上,都可以找到他们的踪影。

  第五节培养高级将领

  1954年5月16日,刘伯承坐上了向北京奔驰而去的列车。他此行的任务是领导全军高级干部进行“集团军防御战役”集训。

  这是继1952年5月,“集团军进攻战役”集训后,又一次全军范围的在职高级干部短期军事集训。

  这次集训,是在刘伯承的积极倡议之下举行的。全国解放后,刘伯承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和在许多会议上的讲话里,在强调训练一般干部重要意义的同时,特别强调训练高级干部对于人民解放军实现正规化现代化的极其重要的意义,提请中央军委把这一工作逐步开展起来。

  中央军委十分重视刘伯承的意见。除按期选调一部分中、高级干部人军事学院离职学习外,还采取多种方法训练大多数在职中、高级干部:一是批准军事学院开设了高级函授系,招收一批学员进行函授教育,在开学和毕业考试时到军事学院短期集中,其他时间则在职学习,由军事学院发给教材讲义,并派出教员巡回辅导。二是在军事学院举行较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时,组织全军中、高级干部参观见学,从中学习诸军兵种合成作战的组织与指挥。3年多来,全军共有1万多名中、高级干部参观见学。三是利用军事学院的教学力量和教学条件,组织高级干部短期集训,每次学习研究一个专题。

  5月18日,中央军委以军委办公厅、总参作战部和军事学院三家组成集训班秘书处,以副总参谋长张宗逊为集训班班主任,负责日常行政事务,而集训班整个训练工作则由刘伯承以军事总导演的名义领导实施。参加集训的正式学员有各大军区、志愿军,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事院校的领导干部,以及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第二期学员,共138人。还有旁听学员113人,总数为251人。

  5月19日,集训班正式开课。刘伯承把整个身心都扑在集训班的工作上。

  他吃、住都在集训班。白天,和学员们一起听课,参加课题讨论。晚上,听取各个小组汇报,检查学习进度和学习情况。他还担任了“集团军防御战役原则”一课的讲授任务,并组织指导了集团作业和室内半示范演习。

  对于参加集训的高级干部,刘伯承严格要求他们遵守纪律,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努力学好军事科学与指挥艺术。他对学员们说:“学习军事科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家要多流点汗水,我是要提问大家的。”在他的领导和模范作用的影响下,学员们学习刻苦、作业认真,晚上经常加班到十一二点钟,有时星期天也不休息。整个集训班充满着刻苦钻研军事科学的浓厚空气。

  6月19日,集训结束。刘伯承作了学习总结和学术总讲评。他首先指出:集团军进攻与防御战役集训,统称为战役法集训,是学习研究现代战役法一般准则,即组织战役、指挥战役的领导艺术。这是兵团以上高级指挥员及其领率机关参谋人员必须掌握的。接着,他结合军事导演三个阶段的实施过程,阐述了集团军防御战役中关于战役计划的拟制,集中主要力量,实施反冲击、反突击和反攻等若干军事理论问题。根据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对于现代化战争的不断探索,把集团军防御战役这样一个大兵团作战的战斗编成、战役布势和指挥方法等各个方面讲得十分清楚透彻,使这次集训的理论水平大为提高。

  各个学习小组在总结时都说:集训内容生动丰富,集训方法灵活多样,准备工作周到细致,教员讲课系统熟练,军事导演组织严密、指挥得当,在集中兵力和协同动作方面更有独到之处。他们还一致谈到,刘伯承院长的模范作用、严格要求和不断督促检查,砥砺和鞭策了大家,推动了学习的深入。

  这次集训结束后,各大军区、各军兵种仿照这次集训的内容和方法,也普遍进行了一次战役法集训,从而掀起了全军高级干部学习军事科学的热潮。

  这次集训也使刘伯承在训练高级干部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回到南京,他又趁热打铁、马不停蹄地组织筹备规模空前的“集团军进攻转海岸防御首长——司令部演习”,即山东半岛演习。

  10月17日,刘伯承以演习指导部部长和军事总导演的名义,发布了演习动员令,指出这次演习是培养高级指挥员的作战指挥能力、加速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一次重要演习。所有参加演习的人员和部队都要充分认识演习的重要意义,牢固树立为参观见学人员服务,为高级干部的教育与训练服务的思想,积极做好思想、组织、训练诸方面的准备工作。

  11月17日,刘伯承来到山东平度县张戈庄,现地组织指导这次演习。

  演习地域宽30公里,纵深300多公里,包括当时山东昌潍、莱阳等专区及青岛市的10个县、100多个主要村庄。演习部队有步兵、工兵、炮兵、装甲兵、通信兵,还有海军和空军参加。连同表演人员、保障人员等,总计有8000多人。全军共有264名中、高级干部参观见学。其中兵团级以上干部就有21名,他们分别见学了集团军司令员,集团军参谋长,集团军作战、情报、通信、防化等部门首长以及快速集群、航空兵、炮兵等特种部队指挥员的演习作业。整个演习分3个阶段实施,到11月30日结束,历时14天。其规模之大、地域之广、时间之长,不仅在军事学院是第一次,在全军来说也是第一次。这次演习更为深远的意义是,它为1956年中共中央军委组织实施的辽东半岛抗登陆大演习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经验。

  几年来,刘伯承在军事学术上一直致力于现代大兵团攻防作战的战役法研究。编写战役法教材,讲授战役法课程,主持战役法集训,组织指导集团军战役演习,为发展和完善人民解放军的战役法理论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为使全军高级干部掌握现代大兵团作战的组织与指挥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1955年,军事学院开办了战役系,并开始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

  关于开办战役系问题,刘伯承和陈伯钧、钟期光曾在1954年7月,联名向中共中央军委写了报告。报告中说:“学院党委曾向军事系统高干会议提出,在军队改装备、各级学校成立之后,建议开办战役系,加强高级将领的训练,第一期学员名额,拟宜适应国防工作最低的要求,至少为30至40名兵团及其以上高级将领”。

  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了他们的报告,调杨得志、韩先楚、陈锡联、廖汉生、张震等52名高级干部人战役系学习。

  见到杨得志等人来军事学院学习,刘伯承打心眼里高兴。他对学院训练部的负责人说:“我年纪大了,要培养年轻将领。杨得志同志是志愿军副司令员,他来学习,和我们一起研究学术,这很好。他们都是中国革命几十年斗争保存下来的党的宝贵财产。将来,在我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时,要靠他们来掌握局面、指挥作战。”

  同时,刘伯承也强调不要放弃领导。他指出:“唯其是高级干部更应加强领导。对他们放松了,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相因成习,积重难返。

  我们对他们的最大照顾,是保障他们能学到东西。”

  为此,刘伯承召开会议,与有关人员一起分析战役系学员的一般特点,研究战役系的训练计划。他认为,战役系学员思想水平高,党的观念强,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和工作经验,有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据这些特点,战役系的训练计划应当以学习高级兵团的战役为主,以学习组织指挥及其思想方法为主;训练方法应当贯彻“精讲多练”的原则,提倡学术研究和学术争鸣,把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起来。

  为了执行这个训练计划,刘伯承还深入到战役系学员中间,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他给他们详细他讲述了关于训练计划的几个问题,亲切地对他们说:“讲的目的,主要是打通思想,达到上下通气。并让大家出主意,共同解决。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把意见反映上来,领导研究统一后,再交大家讨论。因为这个计划包括施训与受训两个方面。”

  1955年9月1日,战役系52名高级干部学员开始了为期两年的正课学习。刘伯承多次为他们讲课,组织指导他们实施室内或野外作业与演习。他还亲自批阅他们的考卷,并对杨得志、秦基伟、刘震、张震等人的考卷写过中肯的评语。

  对战役系学员,刘伯承始终寄予着厚望,倾注了自己更多的心血。战役系学员在他的领导下,刻苦学习,认真钻研,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学习情绪,给全院学员做出了榜样。

  战役系的开办,使军事学院学员系增加到10个,学员增加到3000多人。

  刘伯承幽默地称军事学院是全军院校的“托拉斯”。

  这时,刘伯承又在考虑分建学院的问题。军事学院成立之初,他积极创办了各军兵种学员系,主动承担了为各军兵种培养训练干部的任务。现在,各军兵种的建设已经初具规模了。为了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专门人才,为了更集中地培养高级将领以适应各军兵种飞速发展的需要,他向中共中央军委提出了分建6个学院的建议:以战役系、高级速成系为基础,建立高等军事学院;以海军系、空军系、炮兵系和装甲系为基础,分别建立海军学院、空军学院、炮兵学院和装甲兵学院;以基本系、情报系为基础,继续开办南京军事学院。

  刘伯承和陈伯钧、钟期光等反复研究了在北京建立高等军事学院的方案。其中包括招生定额、组织编制、教员和干部调配、建校地点和校舍建筑计划等一系列问题。

  经过多次研究,刘伯承领导起草了“高等军事学院编制表”和“高等军事学院房舍筹建计划”两个报告,派教育氏唐延杰和院务部长刘忠两人携带这两个报告到北京,向中共中央军委作详细汇报,并了解各军兵种领导机关筹建各军兵种学院的情况。

  唐延杰、刘忠两人走后,刘伯承想到还有一些问题没有交待清楚。于是,他又给中共中央军委、国防部和总参写了一个报告,对高等军事学院的校址、组织机构以及建立各军、兵种学院提出了建议。

  不久,唐延杰、刘忠两人返回南京,向刘伯承报告说,所有问题均获中共中央军委批准,高等军事学院和海军学院、空军学院、炮兵学院、装甲兵学院的筹建工作在中共中央军委统一领导之下,即将全面展开。刘伯承听了以后万分高兴,全军训练高级干部的事业又将大大向前迈进一步,这是多么令人鼓舞啊!

  1955年,军事学院教育训练的形势和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形势,都是令人鼓舞的。

  这一年,刘伯承在北京出席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和七届五中全会时,曾向毛泽东主席反映:由于学员系不断扩大,学员人数不断增加,军事学院教员队伍已经出现严重缺额。在朝鲜停战和大军区改划①之时,本想从全军选调,但未能如愿。因此,刘伯承请毛泽东批准,从军事学院毕业学员和其他军队院校的毕业学员中间选留一批作教员。

  毛泽东风趣地说:“这个办法很好。但是,你为什么不早喊呢?”

  刘伯承回答:“我很早就喊了嘛!每次给中央和军委的工作报告,都论及此事。”

  毛泽东说:”你喊的声音还是不大嘛!”

  刘伯承高兴地笑了,说:“那好,以后我就大声喊。”

  回到南京,刘伯承很快就向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作了《关于军事学院情况及提请补充教员的报告》,提出:“为了解决学院教员队伍严重缺额的情况,请军委授予我一个权力,不管是从哪里来的学员,只要学有专长,能胜任教学工作,我都可以选留作教员。

  毛泽东很快批准了这个报告。

  刘伯承采取了果断的“行动”。当军事学院基本系、情报系第二期毕业时,他从毕业的400多名学员中,一下就留下了200名当教员。又从军事工程学院、后勤学院、总高级步兵学校和测绘学校等的毕业学员中选调了100多名当教员。这样,就较好地改变了军事学院教员队伍的构成,提高了教员队伍的质量。不仅适应了当时教学工作的需要,同时也为后来分校建院准备了师资力量。

  刘伯承还从基本系第二期选拔10名品学兼优的年轻的毕业学员作研究生。加上1954年从基本系第一期选拔的5名,从政治系第一期选拔的两名,以及后来从空军系第一期选拔的3名,从地方大学本科毕业生中选调的3名,共有军事科学研究生23名。他领导制定了研究生的培训计划、专业课目分工,公布了指导教师名单。并组织指导1954年选拔的7名研究生,着手撰写学位论文。

  9月23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22次常委会通过决议,授予刘伯承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同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根据这个决议,发布了授予刘伯承元帅军衔和勋章的命令,以表彰他在领导创建人民军队,创建革命根据地,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党为国为民立下的巍巍功勋。

  11月29日,刘伯承出席了南京军区和南京地区军队院校的授衔授勋典礼。他代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彭德怀国防部长,授予176名高、中① 1955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决定将原来的东北、华北、中南、华东、西北和西南六大军区(也称战略区),改划为沈阳、北京、南京、广州、成都、济南、武汉、兰州、昆明、内蒙古(后划归北京)、西藏(后划归成都)和新疆部队(后改称乌鲁木齐部队),以后,又组建了福州部队。

  级军官以各级军衔和勋章。军事学院战役系52名学员中,有5人被授予上将军衔,23人被授予中将军衔,24人被授予少将军衔。战役系成为名副其实的“将官系”。

  第六节建院五周年

  光阴荏苒,斗转星移。军事学院很快度过了5个春秋。

  在军事学院庆祝成立五周年前夕,1956年1月11日,毛泽东和陈毅、谭震林、罗瑞卿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来到军事学院视察。

  毛泽东向刘伯承详细询问了学院组织、训练等方面的情况,亲切地接见了院和各部、系、教授会的领导干部。

  接见时,毛泽东十分高兴,让刘伯承一一介绍,他一一握手问候。当刘伯承介绍宣传教育部部长郭奇时,毛泽东说:“我认识你,你是延安的大哲学家①。”介绍战史教授会主任方正时,毛泽东诙谐地说:“你是方针(方正的谐音)啊!那好,我们应该跟你走。”介绍政治经济教授会主任朱庆云时,毛泽东说:“政治经济学是上层建筑,你在我们上头。”

  接见之后,毛泽东高兴地对大家说,党中央派刘伯承当军事学院院长是知人善任。希望大家在刘伯承领导下,把军事学院办得更好,把培养训练全军中、高级干部的工作做得更出色。

  毛泽东还兴致勃勃地视察了军事学院校园。当他看到院内有一个设备完善的室内游泳馆时,立刻”游兴”大发,入水畅游了一个多小时。出水后,他兴犹未尽,对刘伯承说:“传达我的命令,大将除外,从上将到少校,都要学会游泳。明年和我一起横渡长江。”

  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的视察,为军事学院成立五周年增添了光彩。整个学院沉浸在一片喜气洋洋的欢乐气氛中。

  1月15日,军事学院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校庆活动。

  这一天,刘伯承发布了建校五周年嘉奖令,授予战术教授会写作组等13个单位以集体奖励;授予杨得志、张震等33名同志以一等奖;授予廖汉生、吴克华、林浩等118名同志以二等奖;授予孙继先、左良等494名同志以三等奖,以表彰这些教员、学员和机关工作人员,在各自的岗位上刻苦学习、努力教授,积极做好训练中的组织工作、政治思想工作与保障工作,为军事学院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这一天,军事学院隆重召开了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全院学员、教员和机关工作人员欢聚一堂,听取刘伯承作《五年来的基本总结》报告。

  在总结报告中,刘伯承用十分清朗、欢快的语调,给大家列举了一连串数字,展示了军事学院五年来一系列发展变化:五年来,学员系和学员人数不断增加。学员系由最初的4个发展到10个,现正筹备成立战史系和化学兵系。学员人数由758人发展到近3000人。

  五年来,教员队伍不断壮大,质量不断提高。学院成立时,有教授会11个,教员290多名。其中,大多数是起义、投诚和解放过来的原国民党军官。

  在军事教员中共产党员只占8.9%。现在有教授会50个,专修室86个,教员1300多名。在军事教员中共产党员已占63%。已经从毕业学员、在职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中培养出一支具有较高政治理论水平、具有现代军事科学知识、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无产阶级教员队伍和科学研究队伍。

  五年来,政治工作不断深入,发挥了巨大作用。学院政治工作始终坚持以保障训练为中心,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在人民解放军现有素质与军事思①郭奇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生。1937年春投身革命,到延安后,曾任抗日军政大学教员。

  想基础上学习外国先进军事科学,反对经验主义、防止教条主义的指导方针,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议、指示和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训词进行了连续的政治思想工作,先后搞了十次思想整风。不断批评骄傲自满、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提高了学员、教员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保障了训练任务的完成。

  五年来,教育与训练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教材建设从一无所有发展到现有军事、政治、文化、外语等各方面教材上千种。以军事教材为例,从团到军,再到方面军;从技术到战术,从各军兵种战术到合同战术,再到原子化学条件下的战役战术;从理论概则到想定作业,再到想定作业指导法共350多种。已经成龙配套,形成了科学的完整的体系。举办了4次师资训练班,以及各种程度的军事、政治、文化、外语集训班。派出了3批赴朝鲜前线参观见学团,出版了战例汇集、作战经验汇集、军语画一、军语释要等多种不事著作和军事学术研究著作。实施了35次实兵示范演习、首长——司令部演习和12次规模较大的现地作业;五年来,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中、高级干部。已经有上级速成系第一期,政治速成系第一期,高级速成系第一、二期,基本系和情报系第一、二期共1008名学员毕业。他们已经把在学院学到的知识运用到部队的工作中。海军系、空军系、炮兵系、装甲兵系、高级函授系第一期,政治速成系第二期,高级速成系第三期,基本系和情报系第三期共1200名学员即将毕业。

  这些数字,记载着军事学院从小到大不断发展的历程;记载着在学院党委和刘伯承院长领导下,全院教职员工奋发图强、励精图治、艰苦创业的历史。

  这一天,军事学院还举办了建院五周年校史展览。在展览馆里,展出了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军委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给军事学院的祝词、题词、训词和各种指示信、批复件;展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一些外国国家元首、外国军事代表团视察、访问、参观军事学院时的照片。同时,也展出了军事学院五年来编写、翻译的各种教材,发表、出版的各种学术论著,以及军事学院历届优秀毕业学员的名单和他们的考卷、作业与学习笔记本。一份份文件、一帧帧照片、一本本书刊、一张张图表,使前来参观的学员、教员和干部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其中,最使他们感动的是刘伯承院长撰写、翻译和校正的大量教材。在密密麻麻、端端正正的蝇头小楷上面,间或有用红墨水和蓝墨水反复修改的笔迹,加起来足有上百万字。这是右眼受伤致残、左眼视力也极其微弱的老院长,在多少个不眠之夜写下的啊!许多人看着这些教材,都禁不住流下了泪水。院长把自己的精力、心血和汗水融进了一页页教材,奉献给一期又一期的学员。他是用整个身心办学,用整个身心培养干部埃军事学院成立五周年的校庆活动,不仅使全院学员受到了教育和鼓舞,同时,也牵动了广大毕业学员怀念刘伯承院长、怀念母校的缕缕情思。

  在南京附近的毕业学员,专程赶到军事学院,参加校庆活动。战斗在朝鲜和海边防前线的毕业学员,在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公安部队担任领导工作的毕业学员,在中共中央军委各部、各大军区机关和各军事院校作训练工作的毕业学员,纷纷发来了贺电、贺信和贺词,汇报他们的工作,表达他们的心情。

  志愿军代司令员杨勇从朝鲜前线给刘伯承院长和全院同志发来了贺电。

  志愿军一位副军长给刘伯承及其他院的领导人来信说:“我于1954年12月份毕业后回部队工作。在这短短的一年里,在指导部队正规建设和战斗训练方面,深深体会到:由于学院的培养,自己是大大提高了一步,特别是军事学术的收获更显著些。因而,在组织指导部队指挥员和参谋人员训练方面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解决了各项工作中的很多问题。我之所以能够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取得这样大的收获,完全有赖于党的关怀和母校卓越的工作。”

  志愿军一个军的4名领导干部联名给刘伯承来信说:“一年来,我们深深体会到在学院所学的东西,对于指导实际工作的重要意义。过去所学的理论,帮助我们在工作上解决了许多困难,使我们在许多问题上能够正确地贯彻执行建军方针,服从建军利益。如果说我们离校后在工作上稍有成绩的话,这就是学院对我们教育的结果。”

  野战部队一个师的领导干部来信说:“全师部队都在修建营房,未进行全训,只是干部进行了各级指挥员和各级司令部图上和现地作业。进行作业时,我在母校所学的东西是完全用得上的,在组织与领导作业时更大有用处,这就使我体会到学与用是完全可以结合的。”

  海军陆战师的一个领导干部来信说:“我们这里正在进行登陆作战演习。

  我有几个不懂的问题,向院首长请教”。许多毕业学员来信,要求军事学院将攻防战斗概则,各兵种战斗概则,江河战斗、遭遇战斗、山地战斗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的教材讲义发给他们一套,便于他们继续学习和指导部队训练。

  刘伯承读着这封封来信,心中感到莫大的安慰。军事学院五年来的训练工作究竟如何,事实已经做出了最好的回答。五年来用心血与汗水浇灌的“树木”,已经结出了累累的“硕果”。为国防现代化建设而奋斗的共同愿望,已经把他和成百上千个毕业学员的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如今,这位严谨、勤勉、谦和的“园侗,已经“桃李满天下”了。

  五年来,刘伯承为了办好军事学院,为了训练好全军中、高级干部,起早睡晚、废寝忘食、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工作比战争年代还要繁重、更为辛苦。过度的勋劳,使得他多病的身体越来越衰弱了。他的夫人汪荣华说:“在我们共同生活的数十年中,我看到他这一时期的学习和工作是最辛苦的,身体也是最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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