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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用那半瓶酒待客,连父亲他们那一辈也没见

  童年时,村头来了一个拉着骆驼的相面先生,许多人围观,我挤进去看热闹,相面先生对众人说我:“这个小孩眉中藏痣,长大了能喝酒。”

三十多年前,我父亲很慷慨地用十斤红薯干换回两斤散装的白酒,准备招待一位即将前来为我爷爷治病的贵客。父亲说那贵客是性情中人,虽医术高明,但并不专门行医。据说他能用双手同时写字——一手写梅花篆字,一手写蝌蚪文——极善饮,且通剑术。酒后每每高歌,歌声苍凉,声震屋瓦。歌后喜舞剑,最妙的是月下舞,只见一片银光闪烁,全不见人在哪里。这位侠客式的人物,好像是我爷爷的姥姥家族里的人,不惟我们这一辈的人没有见过,连父亲他们那一辈也没见过。爷爷生了膀胱结石——当时以为尿了蚂蚁窝——求神拜佛,什么法子都用过了,依然不见好转。痛起来时他用脑袋撞得墙壁嘭嘭响,让我们感到惊心动魄。爷爷的哥哥——我们的大爷爷——乡间的医生,看了他弟弟这病状,高声说:“没有别的法子,只好去请‘大咬人’了。轻易请不动他,但我们是老亲,也许能请来。”大爷爷说这位“大咬人”喜好兵器,动员爷爷把分家分到他名下的那柄极其锋利的单刀拿出来,作为进见礼。爷爷无奈,只好答应,让父亲从梁头上把那柄单刀取下来。父亲解开十几层油纸,露出一个看上去很粗糙的皮鞘。大爷爷抽出单刀,果然是寒光闪闪,冷气逼人。据说这是一个太平军将领遗下来的,是用人血喂足了的,永不生锈,是否能在匣中呼啸,我们不知道。大爷爷把单刀藏好,骑上骡子,背上干粮,搬那“大咬人”去了。“大咬人”自然就是那文能双手书法、武能月下舞剑的奇侠。父亲把酒放在窗台上,等着“大咬人”的到来。我们弟兄们,更是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着他。

余占鳌睡到日上三竿方醒,脚底像踩着棉花一样走进作坊,伙计们都怪模怪样地看着他。他恍恍惚惚地记起了昨夜挨打的事,摸摸脖子屁股,却不觉得痛。他口渴,捞起一个铁瓢,从酒流子上接了半瓢热酒,仰着脖子喝了。拉板胡的老杜说:“小余,让你娘一顿好打,还敢跳墙不?”伙计们原本对这个阴沉沉的年轻人有几分惧心,但耳闻了夜里他那通穷叫唤,畏惧心一齐没了,七嘴八舌地把他当疯子戏谑。余占鳌也不答话,拉过一个小伙子,抡拳便打。伙计们挤挤眼,一拥而上,把他按倒在地,一阵拳打脚踢。打够了,又解开他的腰带,把他的头按到裤裆里去,反剪了手,推倒在地。余占鳌虎落平阳,龙上浅滩,一颗头在裤裆里乱挣扎,身体遍地做球滚。折腾了足有两袋烟工夫,老杜不忍,上前为他解开手,把他的头从裤裆里扯出来。余占鳌面如金纸,仰在劈柴堆上,像一条死蛇,好久才缓过气来。伙计们都手持家伙,防他报复。却见他晃晃悠悠奔向酒缸。抄铁瓢舀着酒,一阵狂喝乱饮。喝够了酒,他爬到劈柴堆上,呼呼地睡去。从此之后,余占鳌每日噇得烂醉,躺在劈柴上,似睁不睁一双蓝汪汪的眼,嘴角上挂着两种笑容:左边愚蠢,右边狡猾,或者右边愚蠢,左边狡猾。伙计们头两天还看着他有趣,渐渐地便生出怨言来。罗汉大爷逼他起来干活,他乜斜着眼说:“你算老几?老子是真正掌柜的,女掌柜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我的。”那时候,我父亲在奶奶腹中已长成皮球般大小,奶奶清晨起来在西院里的干呕声,传到东院里来。懂事的老伙计们唧唧咕咕地议论。那日,大老刘婆子过来给伙计们送饭,一个伙计问:“刘婆子,掌柜的有喜了吧?”刘婆子白他一眼,说:“当心割你的舌头!”“单扁郎还真有能耐!”“没准是老掌柜的。”“别瞎猜了!她那副烈性,能让单家爷们沾边?保险是花脖子的。”余占鳌从劈柴堆里跳起来,手舞足蹈地大喊:“是老子的!哈哈!是老子的!”众人看着他,一齐大笑、臭骂。罗汉大爷已经多次提议解雇余占鳌,我奶奶总是说:“先由着他折腾,待几天看我治他。”这一日,奶奶挺着已见出硕大和粗笨的腰身,过院来跟罗汉大爷说话。罗汉大爷不敢抬头,淡淡地说:“掌柜的,该开秤收高粱啦。”奶奶问:“场院、囤底什么的,都弄好了?”罗汉大爷说:“好啦。”奶奶问:“往年什么时候开秤?”罗汉大爷说:“也就是这时候。”奶奶说:“今年往后拖。”罗汉大爷说:“只怕收晚了收不足数。这半天里有十几家烧酒哩。”奶奶说:“今年高粱长得好,他们吃不了那么多。你可先写出帖子去,就说家里没准备好。等到他们吃饱了,咱再收,那时候价钱咱说了算,再说,高粱也比现时干燥。”罗汉大爷说:“掌柜的说的是。”“这边还有什么事吗?”奶奶问。“事倒没什么大事,就是那个伙计,见天醉得像摊泥,给他几个钱,撵走算啦。”奶奶想了想,说:“你领我去作坊里看看。”罗汉大爷头前带路,领奶奶进了作坊。伙计们正往大甑里上发酵好了的高粱坯子。锅灶里劈柴柈子着得呜呜响。锅里水沸沸响,强劲的蒸汽从甑里直蹿上去。那大甑有一米多高,木制,罩在大锅上,甑底是一张密眼竹筚子。四个伙计,端着木杴,从大缸里铲出一块块生着绿色松花霉点,发散着甜味儿的高粱坯子,往那热气蒸腾的大甑里一点点抖落。热气压不住,寻着缝儿往上蹿。哪里蹿热气,高粱坯子就该往哪儿压。端着木杴的伙计们,大睁着眼睛用高粱坯子压热气。伙计们看到我奶奶来啦,抖擞起精神干活。余占鳌躺在劈柴上,蓬头垢面,破衣烂衫,像个叫花子一样,用两只冰冷的眼睛盯着我奶奶。奶奶说:“我今日要看看红高粱怎样变成高粱酒。”罗汉大爷搬来一条凳子,请我奶奶坐下。奶奶在场,伙计们倍受荣宠,手脚格外地麻利,人人都想露一手。烧火的小伙计,不停地往两个大锅灶里填着劈柴柈子,火势汹涌,直托锅底。两口大锅里沸水潮动。蒸汽在大甑里曲折上升的咝咝声与伙计们的喘息声混成一片。大甑里装满了料,顶上盖一块与甑口同大的圆盖,盖上钻满蜂眼。又烧了一会,那些蜂眼里有哆哆嗦嗦的细小热气出现。伙计们又抬来一个锡制的、双层的、顶端带大凹的奇怪对象。罗汉大爷对奶奶说:这就是酒甑。奶奶起身近前,细看了酒甑的构造,也不问什么,又回到凳子上坐下。伙计们把酒甑罩到木甑上,锅里的蒸汽全没了。只听到火在灶里响,看到木甑在锅上一阵酥白一阵橙黄。一股淡淡的、甜甜的、似酒非酒的味儿从木甑里透出来。罗汉大爷说:“上凉水。”伙计们踩着高凳,往酒甑的凹槽里倒进两桶凉水,一个伙计拿着一块船桨状的木棍,踩着高凳,把凹槽里的凉水搅动得飞速旋转。过了约莫有半炷香功夫,奶奶嗅到了扑鼻的酒香。罗汉大爷说:“准备接酒。”两个伙计,各提着一个细蜡条编成、糊了十遍纸、刷了百遍油的酒篓,放在两个大酒甑伸出来的鸭嘴状流子上。奶奶立起来,紧盯着那出酒流子。小伙计挑选了几块饱满松油的劈柴柈子扔到灶里,两个锅灶里火声雷动,白亮一片,那白光从灶里射出来,映照着伙计们油汗淫淫的胸膛。罗汉大爷说:“换水。”两个伙计跑到院子里,提了四桶井拔凉水来。站在凳上搅水的伙计把甑上开关一拧,已经温热的水咕嘟嘟流走,倒上了新打来的凉水,继续努力搅动。高大的烧酒锅威武地蹲着,伙计们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奶奶看着这劳动的庄严神圣,心里不免激动。这时候,她突然感到我父亲在她腹中动了一下。她瞥了一眼躺在劈柴堆上,正用阴鸷的眼睛盯着自己的余占鳌,灼热的烧酒作坊里,只有他那两只眼睛是冷的,奶奶心里的激动冷却了。她平静地看着那两个手扶酒篓等待接酒的伙计。酒香愈加浓烈,有细小的蒸汽从木甑的接缝处逃逸出来。奶奶看到那白锡的酒流子上汪着一片亮,那亮凝集着,缓缓地动着,终于凝成几颗明亮的水珠,像眼泪一样,流到酒篓里。罗汉大爷说:“换水,加急火!”两个提水的伙计川流不息,提来凉水,锡甑上的换水龙头大开,凉水从上注,温水从下边流走,锡甑始终保持着凉冰冰的温度,蒸汽在锡甑夹层里遇冷凝结,汇集成流,从酒流口喷出来。初出流子的高粱酒灼热、透明、飞溢蒸汽。罗汉大爷找一把干净的铁瓢,接了半瓢酒。递给我奶奶,说:“掌柜的,尝尝酒吧。”奶奶闻着扑鼻的酒香,舌尖在嘴里发痒。这时我父亲又在她腹中动了一下。我父亲想喝酒。奶奶接过酒瓢,先嗅了嗅,又伸出舌尖舔了舔,又用双唇嘬了一点,仔细地品咂滋味。酒非常香,同时非常辣。奶奶喝了一口酒,在嘴里含着,觉得双颊柔软,如有丝棉擦拭,一松喉,那口酒便滑溜溜地到了喉咙深处。奶奶全身毛孔一奓一闭,心里出奇地快活。她连喝了三大口,腹中似有一只贪馋的小手抓挠。奶奶仰起脖子,把半瓢酒全喝了。奶奶喝酒后,面色红润,眼睛明亮,更显得光彩夺目,灵气逼人。伙计们惊愕地看着她,忘了手里的活。“掌柜的,您是海量!”一个伙计恭维道。我奶奶谦虚地说:“我从来没喝过酒。”“没喝过酒还这样,练练准能喝一篓。”那伙计加倍恭维。哗啦哗啦接满一篓酒。哗啦哗啦又是一篓。装满酒的篓子就摆在劈柴堆旁。余占鳌从劈柴堆上爬起来。解开裤子,对着一个酒篓撒尿。伙计们麻木地看着那道清亮的尿液滋到满盈的的酒篓里,溅出一朵朵酒花。撒完了尿,余占鳌对着我奶奶咧嘴一笑,摇摇晃晃走上前来。奶奶满面红潮,立着不动。余占鳌伸胳膊抱住了我奶奶,在她脸上亲了一口。奶奶的脸霎时雪白,站立不稳,跌坐在凳子上。余占鳌气汹汹地说:“你肚里的孩子,是不是我的?”奶奶流着眼泪说:“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余占鳌双眼放光,全身肌肉紧绷,像打滚后爬起来的骡马。他脱得只穿一条裤头,对我奶奶说,“你看着我出甑!”烧酒作坊里最苦的活儿是出甑。酒流干了,锡甑搬掉,揭掉蜂眼木盖,露出满木甑高粱酒糟。高粱酒糟酱黄色,热气灼人。余占鳌站在一条方凳上,手持短把木杴,把酒糟铲出来,拍到筐子里。他动作很小,几乎只靠小臂运动。热气喷得他半身赤红,脊背上的汗水流成小河。他的汗水里有一股强烈的酒味。我爷爷余占鳌干净利索的活儿,使全体伙计和罗汉大爷从心里佩服。潜藏数月的爷爷崭露锋芒。爷爷出完甑,喝着酒,对罗汉大爷说:“二掌柜的,我还有一高招。你看,酒从流子里喷出时,热气蒸发,要是能在流子上安装一个小甑,必定能收得上等好酒。”罗汉大爷摇着头说:“恐怕不行吧?”我爷爷说:“不行割我的头!”罗汉大爷看着我奶奶,奶奶抽泣几声,说:“我不管,我不管,他愿意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奶奶哭着回了西院。从此,爷爷和奶奶鸳鸯凤凰,相亲相爱。罗汉大爷和众伙计被我爷爷奶奶亦神亦鬼的举动给折磨得智力减退,心中虽有千般滋味却说不出个甜酸苦辣,肚里纵有万种狐疑也弄不出个子丑寅卯。一个个毕恭毕敬地成了我爷爷手下的顺民。爷爷的技术革新大功告成,从此高密东北乡有了高档的小甑酒。爷爷撒过尿的那篓酒,伙计们不敢私自处理,搬到院子里一个墙角上放着。有一天傍晚,天阴沉沉的,东南风刮得挺急,伙计们在闻惯的高粱酒味中,突然嗅到了一种更加醇朴浓郁的香气。罗汉大爷嗅觉灵敏,循味而去,竟发现散出倾城倾国之香的竟是那篓加尿高粱酒。罗汉大爷没说什么,悄悄地把酒篓搬到店里去,关上前后门,堵严前后窗,点燃豆油灯,挑大灯草,开始研究工作。罗汉大爷找一个酒提,从那酒篓里打上一提酒来,又慢慢地往篓里倒,酒散成一条嫩绿色的帘儿,直挂进酒篓。酒浆落到篓里的酒面上时,打出十几朵花儿,像一朵菊花形状。那股芳醇味儿在打花的过程中更加积极地挥发。罗汉大爷舀起一点酒,用舌尖尝了尝。他果断地喝了一大口。他找了点凉水漱了漱口,又从酒缸里舀了普通高粱酒喝了一大口。他扔下酒提,敲开西院大门,直冲到窗前,大喊一声:“掌柜的,大喜!”曾外祖父被我奶奶一顿热包子打出大门之后,牵着毛驴回了家。一路上他骂不绝口,回到家后,又在我曾外祖母面前颠颠倒倒地把我奶奶如何认曹县长做干爹,如何转眼不认亲爹的事说了一遍。曾外祖母也忿忿大骂。老两口对着生气,像一对拼命死争夺树上蝉的老蛤蟆。后来曾外祖母说:“老头子,你甭气啦,『大风刮不了多日,亲人恼不了多时』,缓两天你再去找她,她承受了万贯家财,从指头缝里漏漏就够咱老俩口子吃的。”外曾祖父说:“也罢,待个半月二十日,我再去找这个小杂种。”住了半个月,外曾祖父骑着毛驴,来到了我家,奶奶紧闭大门,任他在大门外吵闹。他吵得累了,骑着毛驴走了。外曾祖父第二次来时,我爷爷已在烧酒锅上工作了,奶奶那五条狗也团结一致,形成了一股强大力量,外曾祖父一敲响大门,那群狗就在院子里狂吠。大老刘婆子开了门,群狗冲去,包围着外曾祖父,只叫不咬。外曾祖父背靠小毛驴,对着狗连连作出友好动作。小毛驴在他背后瑟瑟地抖。大老刘婆子问:“你找谁?”外曾祖父气汹汹地说:“你是谁?我来看俺闺女!”“谁是你闺女?”“你家掌柜的是俺闺女!”“你等着,我进去说说。”“你就说她亲爹来啦!”

  当时村人们都饿得半死,以草根树皮糠菜果腹,酒是极端奢侈之物,我既然“能喝酒”也许就必有酒喝,有酒喝生活必然不会错,于是众人便用异样的眼光端详我,看我这将来的酒徒,记得我当时也颇为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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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年代初,生活略有好转,有一次父亲在家招待一位尊贵客人,剩了半瓶酒,放在后窗台上。我盯着那半瓶酒,突然想起了相面先生的预言,便踏着小凳取下酒瓶,拔开塞子,狠嘬了一口。口腔麻辣,眼睛出泪,是酒给我的第一次感觉,这便是我饮酒生涯的开始了。

唯有酒香

  从此只要家中没人我便偷喝瓶中酒,自然是日日少下去,担心被发现皮肉受苦,灵机一动,去水缸里舀来水,倒人酒瓶中,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发现了这方法后,就更加放肆地偷喝,反正水缸里有的是凉水。渐渐地连我也品尝出瓶中酒味淡薄了。终于有一天,又有客人来,父亲用那半瓶酒待客,竟然没有发现,也许是发现了没说。

盼了好久,也没盼到奇人,连大爷爷也一去无了踪影。爷爷的病日渐沉重,无奈,只好用小车推到人民医院,开了一刀,取出了一块核桃大的结石,活了一条命。等爷爷身体恢复到能下河捕鱼时,大爷爷才归来。骡子没有了,据说是被强人抢去了。身上的衣服千丝万缕,像是在铁丝网里钻了几百个来回。那柄单刀竟奇迹般地没丢。但刀刃上崩了很多缺口,据说是与强人们格斗时留下的痕迹。奇侠“大咬人”自然也没有请到。我们的这位大爷爷,自身也是个富有浪漫精神的游侠,传说他曾只身潜入日本人的军营,偷出一匹像大山一样巍峨的洋马。他本想用这匹洋马改良家乡的马种,但偷出来才发现是匹骟过的马。他还很会扶乩,扶出过“东风息,波澜起”这样费解的话语。他也是极善饮的,曾与好友在坟墓间做豪饮,一夜喝了十二斤酒,大醉了三日方醒。

  母亲是知道我的鬼把戏的,但她没有揭穿我。我从小嘴馋,肚子似乎永远空空荡荡。饿苦了,所以馋。家里有好吃的东西,无论藏到什么地方,都避不了我偷食。母亲对我的馋无可奈何,她曾用手指点着我的额头说:你怎么这样馋呢?什么时候你才能把馋毛病改掉呢?偷喝你爹的酒,你以为我不知道?

“大咬人”没来,爷爷的病也好了,那瓶白酒在窗台上,显得很是寂寞。酒是用一个白色的瓶子盛着的,瓶口堵着橡胶塞子,严密得进不去空气。我经常地观察着那瓶中透明的液体,想像着那芳香的气味。有时还把瓶子提起来,一手攥着瓶颈,一手托着瓶底,发疯般地摇晃,然后猛地停下来,观赏那瓶中无数的纷纷摇摇的细小的珍珠般的泡沫。这样猛烈摇晃之后,似乎就有一缕酒香从瓶中溢发出来,令我馋涎欲滴。但我不敢偷喝,因为爷爷和父亲都没舍得喝,如果他们一时发现少酒,必将用严酷的家法对我实行毫不留情的制裁。

  那时候的酒是用红薯干做原料烧出来的,味道苦辣,稍喝多一点便烧心、心痛、吐酸水,而用高粱烧出来的酒,无论喝多少也不会烧心、头痛的、我的大爷爷——爷爷的亲哥哥——是喝酒的专家,关于薯干酒和高粱酒的区别,我是从他嘴里得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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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大爷爷是个中医。父亲说他三十多岁才立志学医,后来竟学成了。他虽不是扁鹊、张仲景,但也算一方名医,为乡里父老解除过不少病痛。父亲经常用大爷爷老大立志、学有所成的榜样来鞭策我,让我跟他去学习中医。父亲说:只要你能学成,一辈子吃香的喝辣的。那时我因组织“蒺藜造反小队”被学校开除,干农活又不中用,便有许多时间泡在大爷爷家。其实是泡在那儿看热闹、听四乡八幢前来求医的人说一些轶闻趣事。大爷爷是地主成份,只因有医术,村里特别照顾,没强制他下田劳动。那时他已年近八十,但耳聪目明,头脑清楚。他是个很健谈的人,尤其是三盅酒落肚之后。我从他嘴里听到过很多故事,这是事实,并不是因为马尔克斯有个善讲故事的外祖母而我也造出一个善讲故事的大爷爷来抬高自己。后来听长辈们说,大爷爷年轻时是个花天酒地的人,干过不少风流事儿。听到祖辈的私史,感到很亲切,并没影响我对他的尊敬。大爷爷有一种深刻的怀!日情绪,薯干酒令他很不满意,但当时高粱酒难买到大概也买不起,所以他也只能喝着薯干酒怀念高粱酒。

终于有一天,当我看了《水浒传》中那好汉武松一连喝了十八碗“透瓶香”,手持哨棒、踉踉跄跄闯上景阳岗与吊睛白额大虫打架的章节后,一股豪情油然而生。正好家中无人,我便用牙咬开那瓶塞子,抱起瓶子,先是试试探探地抿了一小口——滋味确是美妙无比——然后又恶狠狠地喝了一大口——仿佛有一团绿色的火苗子在我的腹中燃烧,眼前的景物不安地晃动。我盖好酒瓶子,溜出家门,头重脚轻、腾云驾雾般跑到河堤上。我嗬嗬怪叫着,心中的愉快无法形容,就那样嗬嗬地叫着在河堤上跑来跑去。抬头看天,看到了传说中的凤凰;低头看地,地上奔跑着麒麟;歪头看河,河里冒出了一片片荷花。荷花肥大如笸箩的叶片上,坐着一些戴着红肚兜兜的男孩。男孩的怀里,一律抱着条金翅赤尾的大鲤鱼……

  据说那时候我们这个只有三十户人家的小村子里竟然有两家烧酒的作坊。东北乡遍地高粱,作坊里自然烧高粱酒。那两家烧酒作坊都有自己的堂号,一日“总记”一日“聚元”两家在“土改”时都被划为地主成份,他们的后辈都低头弯腰地承受了几十年祖辈遗给的灾难。“总记”的一个小儿子是大学生,“文革”时被赶回农村劳动,与我混在一起。我常见他瞪着被薯干酒烧红的眼睛说一些怒火汹汹的醉话。现在终于都直起腰杆子来了。“总记”的几个后代扬言要恢复昔日的荣耀,说不单要重开烧酒作坊而且还要办葡萄酒厂。他们弄了一些葡萄苗子让村民栽,可惜这几个幻想家的热情在葡萄没结果前就冷却了。

从此,我一得机会便偷那瓶中的酒喝。为了防止被爷爷和父亲发现,每次偷喝罢,便从水缸里舀来凉水灌到瓶中。几个月后,那瓶中装的究竟是水还是酒,已经很难说清楚了。几十年后,说起那瓶酒的故事,我二哥嘿嘿地笑着坦白,偷那瓶酒喝的除了我以外还有他。当然他也是喝了酒回灌凉水。

  那时候我们这个偏僻的小村庄里酒香洋溢,村中上了年纪的男人,大都在两家烧酒作坊里干过活。在酒作坊里工作,酒是管喝的,只要不误了于活,掌柜的就不会出言。我的一个表亲说,那时伙计们的饭食很不坏,逢年过节有鱼有肉,酒管够。所以干活时没有一个不卖力气的。大爷爷那时开药铺,也算村中的头面人物,自然不会到烧酒作坊里卖大力,但他对烧酒的过程了如指掌。我写作《红高粱家族》时,从他们的生活中吸取了一些灵感。

我喝酒的生涯就这样偷偷摸摸地开始了。那时候真正的馋呀,村东头有人家喝酒,我在村西头就能闻到味道。有一次,竟将我一个当兽医的堂叔家的用来给猪打针消毒用的酒精偷着喝了,头晕眼花了好久,也不敢对家长说,长到十七八岁时,有一些赴喜宴的机会,母亲便有意识地派我去,是为了让我去饱餐一顿呢,还是痛饮一顿呢,母亲没有说,她只是让我去,其实我的二哥更有资格去,也许这就是天下爹娘向小儿的表现吧。有一次我喝醉了回来,躺在炕上,母亲正在炕的外边擀面条,我一歪头,吐了一面板。母亲没骂我,默默地把面板收拾了,又舀来一碗自家做的甜醋,看着我喝下去。我看到过许多妻子因为丈夫醉酒而大闹,由此知道男人醉酒是让女人极厌恶的事,但我几乎没看到过一次母亲因儿子醉酒而痛骂的。母亲是不是把醉酒看成是儿子的成人礼呢?后来当了兵,喝酒的机会多起来,但军令森严,总是浅尝辄止,不敢尽兴。我喝酒的高潮是写小说写出了一点名堂之后,时间大约是1986~1989年。这时,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官场上喝酒已经算不上腐败现象。每次我回故乡,都有赴不完的酒宴。每赴一次官宴,差不多就是被人扶回来。这时,母亲忧虑地劝我不要喝醉。但我总是架不住别人的劝说,总感到别人劝自己喝酒是人家瞧得起自己,大有受宠若惊之感,不喝就像对不起朋友一样。而且,每每三杯酒下肚,便感到豪情万丈,忘了母亲的叮嘱和醉酒后的痛苦,“李白斗酒诗百篇”“人生难得几次醉”等等壮语在耳边轰轰地回响,所以,一劝就干,不劝也干,一直干到丑态百出。

  大爷爷八十多岁时,每次还能喝半斤薯干酒,年轻时能喝多少,谁也说不准。他对我讲过他自己的两次喝酒经历。一次是他出外为人诊病归来,在路上碰到一位朋友,朋友背着一坛酒,十二斤装。两人寒暄几句,坐下就喝,没有佐肴,端着坛子,你咕嘟几口递给我,我咕嘟几口递给你,一会儿工夫,就把一坛酒咕嘟光了。然后抿嘴站起来,意犹未尽,拱手别,各走各的,没事人一样。人均六斤白酒,竟然都没醉意,用现在的眼光看,简直就是海量了。而另一次,在邻村的一次酒宴上,他一眼看到对面而坐的竟是一位不共戴天的仇人,一杯酒饮罢,辞席而去,摇摇晃晃,感到烈火在脑子里燃烧,过了连结两村的小石桥,一头栽到村头的一个草垛边上,醉了整整一夜,醒来后看到一个车轮大的红日冉冉升起,照耀着遍地霜雪。

1988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与县里的一班哥们儿喝酒,一口气喝了四十二杯白酒,外带十几扎啤酒。第二天上午去酒厂参观,又喝了刚烧出来还没勾兑的热酒半铁瓢。中午又陪着一个记者喝了十几杯。当天下午,人们把我送到县医院,又是打吊针,又是催吐,抢救了大半天。这次醉酒,使我的身体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闻到酒味就恶心。从此喝酒谨慎了,但几杯酒下肚后,往往故态复萌,但醉到入院抢救的程度再也没有过。小时候偷酒喝时,心心念念地盼望着:何时能痛痛快快地喝一次呢?但80年代中期以后,我对酒厌恶了。进入90年代,胃病大发作,再也不敢多喝。有一段时间,干脆不喝了,无论你是多么铁的哥们儿,无论你用什么样的花言巧语相劝,也不喝。这样尽管伤了真心敬我的朋友的心,也让想灌醉我看我洋相的人感到失望,我自己的自尊心也受到损伤,但性命毕竟比别的更重要。不喝酒就等于退出了酒场中心,冷眼观察,旁观者清,才发现了酒场上有那么多的名堂。在某种意义上,酒场成了干部们的狂欢节,成了钩心斗角的战场。饮酒有术,劝酒也有方。那些层出不穷的劝酒词儿,有时把你劝得产生一种即便明知杯中是耗子药也要仰脖灌下去的勇气。在酒桌上,几个人联手把某人灌醉了,于是皆大欢喜,俨然打了一个大胜仗。富有经验的酒场老手,并不一定有很大的酒量,但却能保持不醉的记录,这就需要饮酒的技术,这所谓的技术其实就是捣鬼。有时你明明看到他把酒杯子干了个底朝天,其实他连一滴也没喝到肚里。酒场捣鬼术名堂繁多,非有专门人才研究不可。我渐渐地感到,中国的酒场,已经成了罪恶的渊薮;而大多数中国人的饮酒,也变成了一种公然的堕落。尤其是那些耗费着民脂民膏的官宴,更是洋溢着王朝末日奢靡之气,巨大的浪费,扭曲的心态,龌龊的言行,拙劣的表演,嘴上甜言蜜语,脚下使绊子,高举的酒杯里,似乎都盛着鲜血。与我有同感者多乎哉!但百姓的愤怒屁用也不管。酒厂如雨后春笋般往外冒,铺天盖地酒广告,酒的广告费高到令老百姓瞠目结舌的程度。钱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还有那些假酒、毒酒、迷魂酒。酒酒酒,你的名字叫腐败,你的品格是邪恶。你与鸦片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了。

  后来我渐渐大了,必须劳动身体换取自己的饭食,大爷爷家不能去泡了,学习中医的事也就罢休。父亲对我的不堪造就十分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因为食物不足,家庭里永远笼罩着阴沉的空气,所以我和哥哥姐姐们,除了吃饭、睡觉不得不回家外,其余的空闲时间几乎都泡在六叔家。六叔家当然也吃不饱穿不暖,但穷欢乐的气氛浓厚,村里有十几位颇有趣味的人,是六叔家的常客,在那些漫漫的冬夜里,他们每晚必到。房子小,人挤,我的位置在墙角,与一株养在破水缸里瑟缩在墙角熬冬的夹竹桃紧挨着。屋子里永远不生火,脚冻得像猫咬着一样痛。一灯如豆,温暖地照耀着众人模模糊糊的脸。屋子里烟雾腾腾,这些乡村的口头小说家你一段我一段地编织着奇闻怪事,有时也议论经济,有时也批评政治,最多的话题则是妖魔鬼怪和村中人的男女情事。有一夜晚,下着鹅毛大雪,众人照旧来了,不知是谁说:要是有壶酒就好了。没有酒,但每个人都在想像着雪夜饮酒的幸福情景。六叔灵机一动,拿出一必给猪打针消毒用的酒精(他是土兽医)兑水喝了起来。这件事在《酒国》里得到了表现,但喝瞎眼睛的事是没有的,想是与我们摄人的酒精量很少有关系。

我曾写过一部名叫《酒国》的长篇小说,试图清算一下酒的罪恶,唤醒醉乡中的人们,但这无疑是醉人做梦,隔靴搔痒。酒已经成为中国官场的润滑剂,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大概也就真正成为酒国了吧?只有天知道!

  到了八十年代,生活好转,喝酒已是常事。各种各样的酒造出来,散装的红薯干酒很少有人喝了。报章上不时揭露用王业酒精勾兑假酒喝坏了人的事件,读之令人心休。假酒制造者遍布各地,手段卑劣,令人发指。大批的假酒制造者和销售者发了横财,被揭露者千百不过一二。即使被揭露了,也不过罚点款了事,这点罚金与他们牟取的暴利相比,根本不算什么。所以,更多的假酒制造者继续用他们的毒药害人,许多地方的官员对形形色色的造假集团是姑息的甚至是庇护的,其背后的情景可以想像。其实何止是假酒呢?常有人戏言:除了假药是真的,其余的都是假的。好在我们被蒙骗惯了,人命又不珍贵,所以买了假货也就摇摇头,连愤怒的兴趣都日益淡薄了。近日来,正在掀起一个揭露假货的运动,但愿运动过去,不要恢复如初,甚至变本加厉。我在北京,为防止上当,轻易不买个体户的东西,因为这些人的东西真货不多。而且这些人大都怀揣利刃,弄不好就要捅人。但从报纸上看到,连堂皇的国有商场里也充斥着假货,不用说,进货的人发了财。看起来,泛滥成灾的造假和销假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现象背后有深刻的背景,在腐败没得到铁腕扼制之前,假货怕难灭绝。

我最近又开始饮酒,把它当成一种药,里边胡乱泡上一些中药,每日一小杯,慢慢地啜。我再也不想去官家的酒场上逞英雄了,也算是不惑之年后的可圈可点的进步吧。

  刺激了我的神经、触发了我的灵感,使我动笔写《酒国》的是一篇刊登在某家报刊的文章:《我曾是个陪酒员》写这文章的是一位家庭出身不好,在上学时就被划为“右派”的人。他念的是中文,毕业后分到东北某矿山的子弟学校当教员,一直郁郁不得志。偶然的一次机会,他发现自己对酒精毫无反应,是个永远喝不醉的人。渐渐地,他干杯不醉的声名传播了出去。有一天,矿山党委派员来考察他的酒量,他当着来人的面连灌三瓶烈性白酒,面不改色心不跳。于是他被调到矿山党委,具体工作是陪矿山的干部出席酒宴。于是无数的来宾倒在他的面前。他是中文科班出身,编几句敬酒词劝酒词是小试牛刀,人又机灵,常常妙语连珠惊四座,深得领导宠爱。他走到街上,许多人都投过来敬仰的目光。邻近的几家大企业想用重金把他挖过去,矿山绝不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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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是这位饮酒的天才调回南方故乡后写的,字里行间充满痛定思痛的味道、如果他还在东北,谅他也不敢写这文章《酒国》动笔于一九八九年九月,原想写部五万字的中篇,但一写起来就没了遮拦。原想远避了政治,只写酒,写这奇妙的液体与人类生活的关系:写起来才知晓这是不可能的。当今社会,喝酒已变成斗争,酒场也变成了交易场。许多事情决定于觥筹交错之时,由酒场深入进去,便可发现这社会的全部奥秘。于是《酒国》便有了一些讽刺意味,批判的小小刺芒也露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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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每年消耗的酒量是惊人的。虽然禁止公费吃喝的明令再三颁布,但收效甚微。只要是头戴一顶小乌纱帽,几乎天天赴酒宴。各种各样的斗酒方式应运而生。我与很多小官吏是朋友,也跟着他们喝了很多不花钱的酒。我深深体会到,赴这种比赛酒量的宴席决不是一件乐事,只要你还讲信义、好冲动,必定要被放倒,只有那些冷面冷心冷静的人,才能不被灌醉。而喝醉后的难受滋味,比感冒了难熬许多。我醉酒一次,脑筋要麻木起码一星期。但一上酒席,三杯下肚,便忘了先前的痛苦,像英雄一样豪饮,像狗熊一样醉倒。那些小官吏,其实也想回家与家人一起吃饭,有兴时自随自便吸两盅,但他们身不由己。一方面他们因用公费吃喝被百姓诅咒,一方面他们又深受了酒宴之苦。这大概是中国的一个独特矛盾。我想中国能够杜绝公费吃喝哪怕三年,省下的钱能修一条万里长城。这又是白日梦。能把月亮炸掉怕也不能把公费的酒宴取消,而这种现象一日不绝,百姓的腹诽便一日不能止。

  《酒国》中写了几位小官吏,我对他们表示了充分的理解与宽容。因为我深知,假若把我放在他们的位置上,我会跟他们一样。我经常想,能不能像朱元璋那样,把贪官污吏剥皮植草,挂在公堂上,以警后任?我把这想法跟好友说,他们笑我幼稚。朱元璋剥皮植草,也没制止王朝的腐败,我是太幼稚了。

  当然,《酒国》首先是一部长篇小说,最耗费我心力的并不是揭露和批判,而是为这小说寻找结构。目前这小说的结构,虽不能说是最好的,我自认为也是较好的了。语言也让我挖空心思。最好写的是酒后絮语,最难写的也是酒后絮语。如果读者能从这部书里读出一些不同于我过去作品之处,就使我欣然如醉了。

  写到此处,这文章也该收尾了。却流连不忍离去,何故也兮囚为遗憾太多,过去五千年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几同一部酒的历史,酒成就了多少好事,也坏了多少好事。古人沉醉着,度过了多少峥嵘岁月,写出了多少辉煌诗篇,而我醉着酒,只写出了这冷眼文章。我想今后一定会有关于酒的巨著产生,我这《酒国》不过是一声长啸而已,当有高啸如风者在后。

  附注:“苏门啸”钱仲联注引《魏氏春秋》曰:“阮籍……尝游苏门山,有隐者莫知姓名,有竹实数斛,杵臼而已。籍闻而从之,论太古无为之道,论五帝三王之义,苏门先生修然曾不眄之。籍乃吟然长啸,韵响寥亮。苏门先生迥尔而笑。籍既降,先生喟然高啸,有如风音。”

  长啸自谓不凡,更有高啸在的。

  一九九二年五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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