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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北京闲得无聊的王洪文回到上海,沪宁线交

  张春桥陷入第三次炮打之中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紧了篡夺最高领导权的活动。
  
  华国锋决定采取隔离审查的方式,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李先念表示赞同,他说:“你是中央第一副主席,这场斗争是你领导的。只要你领头干,人民是会支持你的!”作为这次行动的关键人物,叶剑英深知“这是一步险棋,”他要求“行动果断,更要周密,必须万无一失。”
  
  在江青一伙被隔离审查的第二天,还处在“禁锢”状态的邓小平得知了他盼望已久的消息。终于度过“一生最痛苦”时期的邓小平,不禁感叹道:“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1976年“天安门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随之结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没有这一事件,也就不可能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转折。可以说,粉碎“四人帮”为实现这一历史转折提供了契机。
  
  这年4月清明节期间发生的“天安门事件”,为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
  
  事件发生的起因是周恩来的逝世。在周恩来逝世治丧期间,“四人帮”发出种种禁令,阻挠群众的悼念活动,引起群众的极大不满。事件发生后,“四人帮”又对其大做手脚,颠倒黑白,以致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对邓小平作出了不正确的处理。由于“天安门事件”的定性是毛泽东同意的,就使得这一事件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成为极其敏感的话题。
  
  1976年3月29日至30日,南京市的学生和市民自发地举行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游行,有人还贴出“保卫周恩来”、“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的标语。他们甚至把标语贴在南来北往的火车上。这些举动引起了“四人帮”的恐慌。3月30日,王洪文在电话中问《人民日报》的一位负责人,你们报社在南京有没有记者,如果有的话,就让他们“反映重要情况。”王洪文还说,南京大街上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制造舆论”。因为江苏省委有走资派,所以,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
  
  从这天起到4月26日,王洪文、姚文元等先后给《人民日报》负责人打了24次电话,其内容是:一是把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定性为反革命性质;二是诬陷邓小平;三是打击敢于同他们作斗争的群众;四是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舆论。
  
  4月1日,中共中央通知各地,称南京事件是“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要各地追查“幕后策划人”和“谣言制造者”。也就在这一天,山西的一位青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贴了一首后来广为流传的诗词: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4月2日,姚文元打电话给《人民日报》负责人说:这是一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他还说:“到天安门前纪念碑送花圈悼念周总理,和当前批邓精神不相适应,是针对中央的,是破坏批邓的。”他指示报纸“要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掌握斗争大方向。”第二天,姚文元打电话称,是否写一篇社论,题目叫《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先讲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形势大好,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已经很孤立。“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然后讲“阶级斗争是很激烈的,要提防阶级敌人的破坏,要追查谣言。”至于社论写些什么,姚文元已经想好了。社论写好之后,他又加了几句话:“必须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去分析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倾向和口号的阶级实质。”
  
  清明节这天,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到广场去的达200万人之多。送来的花圈有2000多个,而且写了很多诗词。其中一首写道:
  
  “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
  
  科学院109厂的职工写了“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这首诗后来登在《人民日报》编写的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情况汇编清样》上。可是,姚文元对这首诗做了完全歪曲的解释:“所谓‘再开革命花’,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结果,这个厂的领导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30多人被隔离审查,3人被逮捕。
  
  《人民日报》记者还从天安门广场抄了一份传单,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在周总理患病期间,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全国人民大快人心。”结果,姚文元断章取义,把邓小平污蔑为“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
  
  与此同时,姚文元再一次打电话给《人民日报》负责人,明确地说: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活动,是“反革命性质。”他还指示《人民日报》:“一要抓紧批邓,二要打击反革命。”报社内部应“继续讨论这种活动的性质,认清性质。”
  
  4月4日晚,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叶剑英、李先念没有参加。会议认为,天安门广场上的悼念活动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江青在会上扬言要清理广场上的花圈,逮捕“反革命”。
  
  第二天凌晨,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诗词一夜之间全都不见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布置了三道封锁线。群众同民兵、警察和军队发生了激烈冲突,双方都有人负伤。下午6时30分,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发表广播讲话。他说:“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他还说,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求“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这天,王洪文亲自跑到天安门广场坐镇指挥,要警察“跟着最坏的,离开天安门再抓。”在吴德讲话三个小时之后,一万多名民兵和警察手持棍棒封锁天安门广场,殴打群众,并逮捕了30多人。
  
  就在这天深夜,姚文元给《人民日报》负责人打电话,要求把那篇已经写好的《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的社论在第二天登出来,而且还要放在“一版头条加框”。姚文元要这位负责人转告新华社,在当天就播发,“全国明日都发出,电台明晨6时半广播。”他还叮嘱这位负责人:“这篇社论对反革命是狠狠的打击”,“今天晚上你要把发表社论这件事办好,这是我交给你的政治任务。”
  
  4月6日一大早,中央政治局的部分委员听取了北京市委的汇报,认为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暴乱性质”,要求“尽快通报全国”,并指示公安部门“揪出司令部”。
  
  据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这几天,毛远新经常到毛泽东那里汇报情况。他说,政治局的同志连夜开会,认为天安门前发生的事件不是孤立的,是一次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重演,还说了“邓纳吉”这类词。政治局决定将天安门前所有的花圈烧掉,还通过了吴德同志的那篇讲话稿。“这一时期的决定都是政治局议定后报告主席的。主席也无力细问,只能点头,表示知道了。”4月6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毛远新将会议报告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同意政治局的处理意见。
  
  在此期间,《人民日报》通讯员和记者写了一篇《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姚文元指示《人民日报》负责人,“要鲜明地点出邓小平。”这篇报道详细地叙述了4月5日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情况,歪曲事实真相,认为这个事件是“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张春桥、姚文元和《人民日报》的那位负责人,把“欲悲闻鬼叫”这首诗同另外一首诗拼凑在一起,经过删改后塞进这篇报道里,以此为依据,说明“反革命分子是怎样以极其腐朽没落的反动语言,含沙射影地、恶毒地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同志。”
  
  4月7日上午,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的汇报后肯定了中央政治局对天安门事件所采取的措施。他还提议中央政治局作出两项决议:(一)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他主张公开发表这两项决议和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道。
  
  在下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一伙咬定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无中生有地说邓小平坐着车子到广场指挥,提出要把邓小平抓起来。汪东兴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当即指示,不能让人冲击邓小平。
  
  当晚,广播电台播发了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和吴德的广播讲话。第二天,《人民日报》等各主要报刊发表了这两个决议和报道。
  
  谁知,消息发布后,群众仍在继续举行抗议。有人贴出“邓副主席是我们的贴心人”、“打倒江青、姚文元、张春桥”的标语。还有人打电话、写信给《人民日报》社,对歪曲“天安门事件”真相的报道表示强烈不满。其中有一封信这样写道:“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
  
  “天安门事件”又称为“四五运动”,实际上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唤起了民族的觉醒。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造成了深重灾难,引起了人们的怨怒。人们本来把恢复社会秩序和执行正确方针的希望寄托在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身上,而他们又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就更加激起人民群众对“四人帮”的憎恨,天安门事件就是这种爱恨的集中爆发。这一运动,实质上又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表现了人心向背。11年后,邓小平在同外国朋友谈起这件事时还说,1976年的“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1974年到1975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飞回钓鱼台

  “先斩后奏”于安亭

  真的,“凡事有三”。继一九六七年的“一·二八”、一九六八年的“四·一二”两门炮打张春桥之后,忍耐了八个春秋,第三回炮打张春桥在一九七六年春天开始了,到了清明节那天,达到了高潮——轰轰烈烈的“四·五运动”。第三回炮打张春桥,不光发生在上海,而是席卷全国,声势浩大。

  “回上海,就象出嫁的女儿回到了娘家!”正在北京闲得无聊的王洪文回到上海,心情变得舒畅。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在黧黑的夜色之中,在呜呜呼叫的寒风之中,一架军用专机从北京直飞上海。

  说实在的,两个“一号文件”上,都没有张春桥的大名,明眼人都知道,毛泽东对张春桥投了反对票。要不,为什么一回提名邓小平,一回提名华国锋,偏偏不提似乎注定要当总理的张春桥。

  说是“调查研究”,其实,他也是为了躲避邓小平。当他回到上海的时候,正是邓小平在北京大力整顿的时候。

  机舱里坐着张春桥。平生头一遭,他享受坐专机的待遇。望着脚下茫茫大地,犹如无涯的大海,在翻腾着黑色的浪潮。他的心中,忐忑不安,未知此行是否会覆舟灭顶于上海……

  炮口,再次对准了张春桥!

  虽说天天烟来酒去,王洪文在上海犹如一个“快乐的王子”,其实他的内心空虚、痛楚。人在上海,心在北京。他毕竟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他时时关注着邓小平在北京的一举一动,巴望着有朝一日把邓小平赶下台。

  就在他急急动身之前,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组长,已于这天中午发急电到上海西北远郊、嘉定县内一个位于沪宁线上的铁路小站——安享站,告知在那里拦截火车、中断交通、吵着要北上的一千名上海“造反派”工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张春桥同志即日回上海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

  街头流传新编儿歌:

  他在上海,尽量摆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架势,做出“调查研究”的姿态,不过,他也终究无法把心中的忧烦遮得严严实实。

  短短的一天多时间,安亭的知名度急剧上升。这个小站,一下子闻名全国,外电也纷纷报道:“上海爆发‘安亭事件’。沪宁线交通被‘造反派’工人在安亭切断……”

  三人十只眼,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八日晚十时,当王洪文在王秀珍陪同下,来到上海国棉三十厂“视察”,短短几句话,他吐露了自己的天机。

  事件的导火线,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下午,“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阴谋篡大权。

  这家工厂正在建造新厂房。陪同参观的应五妹,对王洪文说:“等新厂房建成以后,请你再来看看。”

  宣告成立,挂着崭新的红袖章、穿着劳动布工作服的工人们,涌向上海市中心的文化广场。

  唯恐天下还不乱。

  这本是很普通的一句客套话,却勾起王洪文对以后能否再来该厂的一番感叹:

  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央关于工人要“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去串连”、“不要成立跨行业的组织”等文件精神,对上海“工总司”采取“三不”态度,即“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为此,在成立大会结束之后,“工总司”举行规模宏大的游行,前往上海延安路中共上海市委大楼,要求上海市市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曹获秋接见,承认“工总司”。

  同志们,怎么办?

  “到时候再看吧。可能来得了,也可能来不了!”

  曹获秋不予接见。于是,“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决定率队冲向上海北站,声言“到北京告上海市委的状。”

  就是要和他们顶着干,

  “如果我来不了,无非是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修正主义上台,我会坐牢,来不了;也可能是我自己犯错误,给打倒了,来不了!”

  子夜,北站大乱。“工总司”的“副司令”潘国平砸坏了检票口的栏杆,冲上月台,登上一趟北上列车。五时许,潘国平所率领的二百多“造反派”工人,随车驶出北站,于中午到达南京。

  要把他们的阴谋来揭穿!

  这么一大堆的“可能性”,是王洪文内心世界错综复杂的折光。他倒是在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八日——离他倒台前的一年,已经预料到自己可能“会坐牢”。

  王洪文率一千多“造反派”工人,登上原定开往郑州的602次列车,于七时强令调度室发车。列车在八时十七分开抵安亭,上海铁路局下令阻留这趟列车。于是,一千多“造反派”工人滞留在安亭。

  所谓“三人十只眼”,准都明白:江青、张春桥戴眼镜,两人八只眼,加上姚文元,不就“三人十只眼”了!

  不过,在王秀珍和应五妹听来,愕然不知再说点什么好。也正因为这样,王洪文的那几句话被写入该厂的接待记录之中,成为从王洪文心灵中泄漏出来的准确的“忧患信息”。

  王洪文为了向上海市委施加压力,决定卧轨拦车。十日中午十二时,当14次上海至北京的特别快车途经安亭车站时,铁轨上躺着、坐着许多戴红袖章的上海工人。

  另一首新儿歌,也够辣的:

  王洪文在上海的三个半月中,他所下榻的上海东湖宾馆与北京钓鱼台之间,几乎无日不通话。

  特别快车不得不紧急刹车

  蚍蜉撼大树,

  九月,张春桥告诉王洪文“好消息”;毛远新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

  十一日夜十时,在冷雨飘洒之中,张春桥的专机悄然降落在上海北郊的大场军用机场。

  边摇边狂叫: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侄子,是江青的亲信。他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卧病之中的毛泽东之间的联络员,显然加强了“四人帮”的力量。毛远新在毛泽东面前多次汇报,邓小平的整顿,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这时,沪宁线在被切断二十小时零二十一分钟之后,刚刚恢复通车,受阻的大批列车仍未疏散,一长串、一长串停在轨道上。

  “我的力量大,

  毛远新的话,竟逐渐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毛泽东曾说,他平生只做了两件大事,其中之一便是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他是绝不允许否定文化大革命的。

  肩负重任、身穿军装的张春侨,刚刚踏进上海,头一桩事情不是找中共上海市委,却是挂电话给“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司令”是二十一岁的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蒯“司令”

  知道不知道?”

  十一月初,张春桥又把“好消息”告诉王洪文:毛远新从中南海传出信息,毛泽东已经对邓小平的整顿,产生了不信任感。

  那时已经与张春桥有了单线联系。张春桥把“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视为他可信赖的耳目。一个神秘的人物接到张春桥的电话,闪身上了张春桥的轿车,直奔安亭。

  大树说:

  毛泽东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毛泽东的这番话,针对邓小平以及支持邓小平的一批老干部。

  这个神秘人物,几乎不为外人所知。在“四人帮”下台之后,人们追查过,也只知那在子夜与张春桥同车前往安亭的,是“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的一个红卫兵,不知其姓名。

  “我知道,

  听到这番“好消息”,王洪文在上海坐不住了。本来,按照毛泽东的规定,一年的三分之一搞调查研究,他照理应在上海住四个月。王洪文等不得在上海住满四个月,急于要回北京——“四人帮”要对邓小平进行“反击”了。

  笔者在采访一位熟知当时内情的人,才获知那位神秘人物的来历:此人名叫“包炮”,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他的真名叫包得福。他的父亲,倒是一位革命烈士;他的母亲,也正因为政治身份可靠,当时在北京某中央首长家当保姆。由于这么一层特殊关系,包炮的消息十分灵通。这位中央首长何人?据云,乃康生也。

  一张报,两个校,

  听说丈夫要走,崔根娣忧心仲忡。在丈夫当上上海市委副书记之后,她已明显地感到夫妻之间的差距拉大了。丈夫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文化粗浅的她更感到差距越发增大。尤其是丈夫到了北京,她孤零零地住在康平路深院之中,她又不擅长交际,在夫人群中显得格外不合拍。她很想回娘家去住,依然生活在往昔的工人姐妹之中,可是她已成了副主席夫人,怎能再住到拥挤不堪的工人宿舍,何况她的安全怎能得到保障——她已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包炮来到上海,结识了三十一岁的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王洪文。在筹备成立“工总司”的那些日子里,王洪文把包炮当成了自己的谋士。“工总司”最初的“筹备委员”三十多人中,只有两名党员——王洪文和耿金章。耿金章原名耿玉章,上海中泥造纸厂副工长,比王洪文整整大十岁,早在一九四九年入党。不过,耿金章只念初小,文化水平远不如王洪文。正因为这样,王洪文当上了“工总司”

  几个小丑嗷嗽叫。”

  她也曾去北京探亲,住在钓鱼台。丈夫已身居要职,白天睡大觉,夜里倒要外出,她几乎无法适应这种颠倒了的作息时间。丈夫开口闭口政治,她很难插嘴。她索然无味地住着,提早回上海了。

  的司令,包炮成了王“司令”的密友……

  这里的“一张报”,指的便是上海的《文汇报》;“两个校”则是“四人帮”

  这次丈夫回上海“调查研究”,她显得开心。丈夫不那么忙了,吃、喝、玩、乐,很清闲,她总算与丈夫过着团聚的日子。

  向西,向西,轿车朝着安亭急驶。一路上,从包炮的嘴里,掏得了关于“工总司”和“安亭事件”的最准确的情报。张春桥向来是很重视情报的。兵书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张春桥确信这是古人经验之谈。

  当时的据点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常用“梁效”这笔名发表大块文章,攻击周恩来,批评邓小平。至于“几个小丑”,指的便是“四人帮”。

  可是,丈夫又要去北京了。他说走就走,她无法阻拦。

  从大场经真如、南翔、黄渡,轿车在凌晨驶入安亭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

  第三次炮打张春桥的导火线,就是那“一张报”……

  她已经明显感到,丈夫常常唉声叹气。特别是在他酒醉之后,满腹牢骚夺口而出,连毛泽东也挨他诅咒。看得出,他当这个副主席,并不得意,仿佛随时都可能高高地、重重地摔下来。

  张春桥在细雨中刚刚下车,一个清瘦的穿了一身褪色军装、没有领章帽徽的年轻人,马上用雨伞遮住飘落在张春桥脸上的冷雨。

  三月五日,是周恩来的诞辰。新华社在这天凌晨播发了沈阳部队指战员学习雷锋的电讯,内中提到了周恩来对雷锋的题词:“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党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队级斗志。”全国各报差不多都在三月五日全文转载了这一电讯。然而,三月五日的《文汇报》与众不同;第一版醒目地刊登于会泳手下那个文化部写作组以“初澜”笔名所写的大块文章。

  丈夫走了。

  “春桥同志,他就是王洪文。”经包炮这么一介绍,张春桥向那年轻人伸出了手。

  这“初澜”是于会泳挖空心思才想出来的,取义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蓝,蓝萍也;青,江青也。“初澜”即“出蓝”的谐音。新华社那条电讯,被挤到第四版去。据说,因“版面不够”,删去了电讯中周恩来的那四句题词。可是,也就在这个版面上,居然腾出地位,刊登了吹捧毛远新在辽宁“政绩”的两部电影的广告。

  她,只好又开始孤寂的生活。她怀念着当年作为普通工人的自由自在的生活,而那样的生活已经离得很远很远。

  这是张春桥第一次与王洪文握手。于是,因搞“革命样板戏”而江张携手,因批《海瑞罢官》而江张姚结谊,这一回又因“安亭事件”增加了一个同伙——虽说四人结帮而左右中国政局是在好几年之后。

  三月五日《文汇报》一发行,《文汇报》社不断接到读者质询电话;“为什么删去周总理的题词?”

  许多女人对她投来羡慕的目光,因为在她们看来,副主席的夫人简直象天上的星星一样难以够着。几乎很少有人知道她内心的痛楚。

  “这是小潘,‘工总司’的‘副司令’。”包炮把一个眉目清秀的二十岁的小伙子,介绍给张春桥。

  “三·五事件”尚未平息,“三·二五事件”又风波叠起。

  其实,自从“造反”以来,王洪文也没有过过一天真正称得上幸福的日子。他同样是在提心吊胆之中度过那一天又一天周恩来尸骨未寒……

  “哦,我知道,潘国平!”张春桥马上说出小伙子的大名,使这个上海玻璃机械厂的青工感到分外高兴。

  那是二十天后,《文汇报》头版刊登《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新闻稿。文中有一句话,深深激起了读者的震怒。那句话说:

  王洪文飞回钓鱼台,确实正是时候:邓小平正在受到“四人帮”的猛烈攻击,处境维艰,而作为邓小平的坚强支柱的周恩来,已病入膏育。

  谈判,就在安亭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里进行。谈判的一方是“中央大员”张春桥,另一方则是“工总司”正、副司令。潘国平是在得知张春桥要来安亭的消息之后,从南京赶来的。

  “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

  周恩来如同风中残烛。毛泽东也已病情日重。“接班人”之争,日趋激烈。

  张春桥很快就发现,潘国平能言善辩,乍乍呼呼,话虽讲了很多,没有份量。

  所谓“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当时对邓小平的“专用代同”,谁都一看就明白的。至于“党内那个走资派”,显而易见,是指周恩来。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日,周恩来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详细谈及了四届人大以后他的不断加重的病况:

  王洪文到底比潘国平年长十一岁,是个干部、党员,讲话不多,却都在点子上。

  “《文汇报》骂周总理是‘党内走资派’!”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众多的读者反反复复捉摸着《文汇报》头版的那句话。短短几天之内,《文汇报》接到抗议信件四百二十多封,抗议电话一千多次。

  “今年开会(引者注——指四届人大)后,大便中潜血每天都有,大便也不畅通。因此利用三月间隙,进行食钡检查,始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分有一肿瘤,类似核桃大,食物成使经此肿瘤处蠕动甚慢,通过亦窄。若此肿瘤发展,可堵塞肠道。

  在潘国平讲了一大通之后,王洪文开口了,很简洁地代表“工总司”,向张春桥提出了五个问题:

  “《文汇报》如此狗胆包天,后台是张春桥!”本来,愤怒的汽油早已撒遍中国大地,《文汇报》“三·五”、“三·二五”事件的火花,点燃起反张春桥的熊熊烈火。

  灌钡至横结肠,在肿瘤下,抽出钡液无血;灌钡至升结肠,在肿瘤上抽不出钡液,待与大便齐出有血。在食钡检查时,食道、胃和十二指肠、空肠、小肠均无病变,更无肿瘤。而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四十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引者注—

  第一,上海“工总司”是不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张春桥的神经,像二胡的弦,一下子拧紧了。

  —指一九三五年八月在四川省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在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领导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在的。由于病有内因,一说即明。好了的疮疤,现在生出了肿瘤,不管它良性还是恶性,除了开刀取出外,别无其它治疗方法。政治局常委四同志(王、叶、邓、张—

  第二,我们北上控告中共上海市委,这是什么性质的行动?

  张春桥的眼睛,天天盯着《内参》;张春桥的耳朵,夜夜听着各地爪牙从长途电话中传来的密报。

  —周恩来原注)已听取了医疗组汇报,看了爱克斯光照片和录相电视,同意施行开刀手术,并将报请主席批准。

  第三,“安亭事件”的责任由谁来负?

  三月十一日,福建省中部并不很出名的三明市,街头突然贴出长篇大字报《论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张春桥》。作者是三明市农机公司的赵大中。大字报明确指出,“张春桥是坏人!”

  ……

  第四,能不能答应我们的要求——曹获秋作公开检查?

  三月二十五日晚,南京大学有三十个小组上街刷大标语:“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

  作为“王、叶、邓、张”的“王”,王洪文是很清楚周恩来的病况,知道他来日已不多。“张”——张春桥,心里也很明白。

  第五,能不能给“工总司”提供工作方便?

  南京轰动了!

  张春桥早就死死盯住国务院总理这个位子,他把第一副总理邓小平看成了势不两立的对手。他只有打倒邓小平,才能在周恩来去世之后,成为国务院新总理。

  张春桥一路上,已经预料到“工总司”会提出这些问题。他早就打好主意:借助“工总司”的力量,来冲击中共上海市委,打倒陈丕显、曹获秋。一旦把陈、曹拉下马,那上海便是他张春桥的天下!

  这时候,来往于南京站的一列列火车,成了大学生们刷大字标语最集中的地方。

  王洪文也把邓小平看作眼中钉。因为原本是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正是邓小平取代了他。

  正因为这样,他非常痛快地支持了王洪文:“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

  因为火车一开动,刷在车厢上的大字便成了“流动标语”,北上北京,东进上海,沿途点火,全国轰动。

  一九七五年九月七日,从北京医院传出的消息,更是表明周恩来已经日薄西山。

  谈判十分顺利地进行着。虽然潘国平坚持还要带领去南京的二百多人继续北上,终究还是被王洪文说服了。

  大学生们最得意的一条大字标语,便是:“谁反对周总理,就砸烂谁的驴头!”

  那天,周恩来强支病体,在北京医院会见罗马尼亚党中央书记伊利那·维尔德茨所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成为周恩来一生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十二日早上八时,一辆大卡车驶往安亭火车站。张春桥站在火车上,冒雨向两干多上海工人讲话。他的左侧站着王洪文,右边站着潘国平,后面站着包炮。

  “驴头”是谁?一想到张春桥那如驴之头,个个哑然失笑。

  周恩来是一个铁打铜铸的共产党人。他知道自己离最后的日子已经不远,但是,他却显得异常冷静。他对罗马尼亚的战友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张春桥重复着那些动听的话语:“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

  三月三十日,南京人民对“驴头”指名道姓了。南京市中心一座大楼上,醒目地挂出大字标语;“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

  周恩来追忆往昔,不胜感叹:“时间过得真快,就在十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去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大衣也没穿,步行走了四个多钟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连四分钟我也走不了了!我再也不能看到漂亮的布加勒斯特了!”

  张春桥讲毕,王洪文以“司令”的名义,大声地号召:“‘工总司’的战友们,张春桥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春桥同志对我们的支持,就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支持。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我们马上返回上海……”

  四月一日,南京铁路中学校园水泥地上,刷出大字标语:“打倒张春桥,清除隐患,挖出定时炸弹!”

  周恩来感叹了一番,声调变得激昂起来:“维尔德茨同志,请你转告齐奥塞斯库同志,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现在,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

  张春桥与王洪文第一次进行了成功的合作。中午,王洪文率领一大批“工总司”

  从南京传来的每一条消息,都使张春桥惶恐不安。他无法稳坐钓鱼台了。姚文元不时从《人民日报》那里,把“炮打”的消息告诉张春桥。张春桥忽地问姚文元:

  这时,在旁陪同的一位领导同志对周恩来的话加以解释说:“他所说的副总理,就是指邓小平同志。”

  工人登上火车,返回上海。下午四时,张春桥也回到了上海。

  “你读《红楼梦》,最欣赏的是哪一句话?”

  周恩来点了点头,说道:“具有五十五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

  张春桥一到上海,马上挂通了北京长途电话,把情况向江青汇报。他深知,江青会在毛泽东面前为他“美言”,而毛泽东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姚文元茫然,不知张春桥为什么突然提及了《红楼梦》?

  就是周恩来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之后不久,九月二十日,他已病危,被推进手术室。

  翌日傍晚,上海的大街小巷,张贴着浆糊未干的传单,标题是《张春桥同志签名同意五项要求》。我从当年的“一月革命展览会”所保存的展品中,查到了张春桥签字原件。那是写在一张笔记本的横幅纸上,字迹细稚,甚至把曹获秋写成“曹狄秋”,可见是出自“工总司”头头之手。末尾,有蓝黑墨水签的“张春桥1966·11·13·于上海”。

  张春桥自己答复了自己的提问:“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十二月一日至五日,美国总统福特应周恩来之邀,访问中国。如此重要的外事活动,不见周恩来露面,这表明周恩来气息奄奄。

  全文如下(照手稿抄录。各种传单上字句有出入):

  说罢,一声长叹!

  接班之争已经白热化。

  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张春桥的话,倒使姚文元记起《红楼梦》中的另一句格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王洪文猛烈地攻击邓小平道:“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是还乡团的分团长……”

  二、承认“11·9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派少数代表)。

  姚文元和王洪文给南京打电话,充当灭火消防队。于是,南京广为张贴《四·一电话通知》,声称:“据了解,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予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

  “四人帮”已在着手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了。

  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你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对有关群众要做好思想工作。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上午九时五十七分,周恩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位七十八岁的当代伟人的辞世,象地震震撼着中国,震撼着世界。

  四、曹获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不言而喻,所谓“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亦即“炮打张春桥”的文绉绉的代用词。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下午三时,周恩来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南呼北应。南京的反张烈火尚未扑灭,蓦地,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烈火升腾,在两辰年清明节总爆发了。

  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

  张春桥签发的这“五项要求”的传单,飞快地传到了中共上海市委。

  清明节——农历三月初五,阳历四月四日,正值星期天,涌向天安门广场的人们达二百万人次!一个又一个白色花圈,郑重地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无限哀思,一片深情,献给离世三个月的周恩来总理。据统计,从三月十九日北京朝阳区牛坊小学的红小兵在纪念碑前献上第一个花圈,至四月四日深夜,共有一千四百多个单位献上了二千零七十三个花圈!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向成排的话筒,含泪致悼词,对周恩来的一生作了正确、全面、深刻的评价。

  当天晚上,刚吃过晚饭,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魏文伯手里拿着传单,踱进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的家门。

  银花簇拥在纪念碑四周,诗如潮,歌似海。这一回,人们用一首首诗歌作为一发发炮弹,射向江、张、姚(当时的王洪文的面目,尚未完全暴露)。

  周恩来尸骨未寒,王洪文对他的秘书肖木发出“指示”:“我应当有一个讲话。”

  “老陈,你看过了张春桥的传单了吗?”魏文伯扬了扬手中的传单。

  一首《读三月二十五日(文汇报)有感》,斥责张春桥为“伪君子,卖国贼”:

  王洪文怎么忽然要秘书替他拟讲话稿呢?

  “早就看过了!”陈丕显指了指书桌上放着的传单,说道,“张春桥算是什么?

  三月二十五,妖雾起黄浦,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编印的《情况汇报》,据说是道出了上海人民的“心声”:

  谁给他那么大的权利,可以签发这种‘五项要求’?”

  《文汇》充当马前卒。

  “周总理死了,邓小平要打下去了。张春桥当总理我们一百个放心,王洪文当总理我们更放心。”

  魏文伯也是一样的情绪,说道:“张春桥签字,将来只能由张春桥自己负责!”

  攻击总理真露骨,

  按照王洪文的如意算盘,他要么当总理,要么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眼看着邓小平非倒不可。他怎么可以不准备一个讲话——他的施政纲领!

  正说着,门外响起了四川口音,戴着金丝眼镜的上海市市长曹获秋也来了。

  当用开水煮!

  据肖木回忆,当时王洪文“口授了一个提纲,又是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又是右倾翻案风在各方面的表现,口气都是全面性的,要我按他的提纲先写个草稿出来。

  虽说事先并没有通知,这上海的“三巨头”不期而遇,聚在一起话题自然集中在张春桥身上。

  伪君子,卖国贼,

  我拖了几天,王还迫不及待地来催问。后来我搞了个草稿,印了个大样送给他。他说:春节期间你改一下,再送给我看。……”

  “三巨头”的意见完全一致:张春桥擅自签字,是错误的!

  谋权篡政心太黑。

  王洪文变得忙碌起来,不再钓鱼,不再打猎,忙着粉墨登台了。

  他们三个越说越生气,陈丕显提议:“给北京挂电话!”魏文伯、曹获秋立即赞同。

  几番梦中称王侯,

  王洪文的长篇讲话稿,一次次地改,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三日、一月二十八日、二月四日先后印了三稿。他以为,一旦由他出任总理或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的这个讲话稿,在《人民日报》上起码要占几个整版!

  陈丕显打电话给张春桥的顶头是司——“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正巧,王力在陈伯达身边。大抵由于陈伯达那福建式的“普通话”叫人很难听清楚,王力替他接电话,替他向上海转述意见。

  无奈是鼠辈。

  丙辰年的春节——正月初一,是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张春桥在‘五项要求’上签字,你们知道了吗?”陈丕显心中有气,就往电话里发泄。陈丕显向陈伯达提出一系列为什么:“原先中央说过不承认建立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为什么张春桥承认了?卧轨拦车,明明是破坏交通,为什么张春桥承认这是‘革命行动’?张春桥在签字之前,为什么不与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

  好儿女,皆揩泪,

  肖木忙得连春节都过不好,要替王洪文捉刀。

  为什么他反而说,一切后果要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

  总理灵前列成队。

  二月三日——正月初四,肖木把在春节期间改好的讲话稿送给王洪文审阅,王洪文刚刚派人把这第三稿送印刷厂付印,一桩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陈伯达的答复,像做大报告似的,从宪法规定工人有结社自由讲起,一直讲到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他冗长的回话,清楚地表明,他站在张春桥一边。

  驱妖邪,莫慈悲,

  华国锋成为接班人

  陈丕显挂上电话,太阳穴上的青筋怒张。看得出,他的心中窝着一把火!

  要以刀枪对!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一份红头文件——中共中央一号文件,送到王洪文手中。

  “我给陶铸挂电话!”曾获秋说道。

  令人捧腹的是一张题为《给〈文汇报〉开的诊断书》的大字报,署名“赤脚医生”。人们拥着挤着,围在大字报前。于是,不得不由一个小伙子高声朗读。一边读,人群中一边发出轻蔑的哄笑声。

  这是任命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正式文件。

  电话迅速接通了,耳机里传来“中央文革”顾问陶铸的清楚的话音:“张春桥签署‘五项要求’,是错误的!张春桥是一个没有群众运动经验的人!”

  给《文汇报》开的诊断书

  在一月二十一日、二十八日,毛泽东先是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然后又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正式向全党下达这一决定。另外还宣布,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陶铸的话,使曹获秋以及坐在旁边的陈丕显、魏文伯都受到鼓舞。

  《文汇报》负责人:

  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这意味着毛泽东否定了张春桥当总理的可能性。

  张春桥呢?也在往北京挂电话。他又是向江青汇报……

  读贵报三月二十五日奇闻,真为你的身体担心,让我给你检查一下吧:哦,原来发了高烧,发烧引起神经错乱。建议赶紧治疗,否则亿万人民不饶。治疗方法:

  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意味着毛泽东依然冷落了王洪文。

  上海,剑拔弩张,陈、曹、魏与张春桥严重对立;北京,两派的意见也泾渭分明。

  一,把你们的意图写到题目里去,大张旗鼓地讲嘛!古云:人逢喜事精神爽,死到临头便发狂。可以再发表令人一目了然的文章。那时人们的眼睛就会闪光——红光。同时你们的眼睛也会闪光——绿光。这样会收效如神。除不如仙人之外,自然病除。以为上策。

  挫败“四人帮”的夺权阴谋,毛泽东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已经看出,江青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正觊觎着中国的最高权力。虽然这一次毛泽东选定接班人,又一次是采用了由他个人指定的这样并不恰当的方式。

  张春桥,顿时处于矛盾的焦点。诚如他后来曾对王洪文所说:“处理安亭事件,要么立一大功,要么犯一大罪!”

  二,停刊万年吧。大为遗憾,不能除根,引为下策也。

  四年前,就在毛泽东选定王洪文为接班人的时候,已考虑到华国锋。不过,当时他更倾向于王洪文。

  显然,在针尖对麦芒之间双方作出裁决,唯有毛泽东。

  说得对,吃我的药;说得不对,分文不取。见笑,见笑。

  一九七三年五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华国锋和王洪文同时列席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

  十六日,毛泽东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明确地表了态。毛泽东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毛泽东支持了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的“先斩后奏”。

  赤脚医生

  一九七三年八月,在中共“十大”,王洪文当选为副主席,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王力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消息飞快地传到上海,张春桥长长舒了一口气,背脊上的冷汗才算干了。他,终于“立一大功”!

  丙辰清明

  一九七四年冬,在“四人帮”组阁阴谋甚为活跃之时,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住了一百多天,充分表示了他对华国锋的信赖——当时华国锋兼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毛泽东的话,不光是支持了张春桥,而且等于承认了上海“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从此,王洪文的“工总司”,成为张春桥手下的一支强大的“炮队”。

  思念总理,总是伴随着斥责奸佞之辈。一首《斩河妖》,锋芒直逼江、张、姚:

  张春桥、王洪文以为打倒了邓小平,他们就有出头之日,不料,毛泽东指定了华国锋作为接班人。

  毛泽东的话,也等于批评了中共上海市委,批评了陈丕显、曹获秋、魏文伯。

  斩河妖

  就是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下达的翌日,王洪文的讲话提纲第三稿印出来了。一气之下,王洪文连翻也不翻,把讲话提纲扔进了抽斗。

  从此,他们成了“炮队”重炮猛轰的目标。

  读三月二十五日《文汇报》翻案奇文,怒火满腔,挥笔疾诗。

  周恩来的去世,使毛泽东黯然神伤。他已经病重,却仍在中南海书房里一次次接见外国首脑。本来是王洪文坐的那张沙发上,如今坐着华国锋。剃着短平头、穿着中山装的华国锋,看上去没有王洪文那般风流,却显得朴实,甚至还可以看出农村干部的一种气质。王洪文瞧不起这浑身“土”气的华国锋。可是,华国锋毕竟取代了他。

  从北京调来“大炮”聂元梓

  翻案图穷匕首见,

  接见外国首脑人物时,坐在毛泽东身边的人物,由林彪变为王洪文,变为邓小平,变为华国锋,构成中国的“文革进行曲”。

  张春桥在上海点起了一把火。火势熊熊,正在烧向陈丕显、曹获秋、魏文伯。

  攻击总理罪滔天。

  王洪文又变成了“闲人”。他的钓鱼瘾、打猎瘾又发作了。

  此时此际,张春桥却想滑脚了:第一,他只想“借刀杀人”,借助于王洪文干掉上海市委;第二,北京正处于大动荡之中,争夺在中央的地位比上海更重要。

  浦江摇桥闪鬼影,

  王洪文的警卫王爱清,以自己亲眼目击的情景,写下回忆:

  十六日晚,在“最新最高指示”下达之后,张春桥给江青挂长途电话:“我想回北京了。”

  誓斩河妖红霞现。

  王洪文一人在北京、上海就占用了九辆汽车。他到外地坐飞机,三叉戟还嫌小,一定要坐波音707。

  “我给你派一员女将到上海。她是一尊大炮,用她准能轰垮上海市委。”江青的语调,那么的洋洋得意。

  诗中“浦江摇桥”,指的便是“江”青、“摇”文元和张春“桥”。

  王洪文的住地,本来已安排得很好,但仍不满意,大发牢骚说:厨师不给好的,理发椅子型号不对,枕头不好,床单不好,台灯不好,给的桔子也是皮厚、不甜。

  张春桥一转眼珠子,马上猜着了“谜底”:“是聂元梓吧?”

  更有“万万千作词,千千万抄写”的《捉妖战歌》,从南京传至北京,痛快淋漓地斥骂江青和张春桥:

  他为了图舒服,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给他推拿一两个小时。

  “不错!”江青哈哈笑了起来。

  妖风起处,定有妖精,

  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浓咖啡,或者吃兴奋剂,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参汤。

  聂元梓,这个四十五岁的女人,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晚上,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无线电波,名震中国。

  妖为鬼域,必显灾情。

  一日三餐,顿顿是鸡、鸭、鱼、肉,还嫌不够,又提出要吃燕窝。经常吃烤蛤蜊,有时还吃炸牛排、牛尾汤等法国名菜。他喝的是“茅台”、“人参”、“三鞭”等名酒。

  此人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共党总支书记。她颇有点来历:十七岁的时候,便在山西晋城的华北军政干校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进入延安,在那里结识康生之妻曹轶欧……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日起,曹轶欧进驻北京大学。据说是搞“调查研究”。

  乱党乱军,祸国殃民,

  他不读书,不看报,经常要秘书廖祖康代他划圈批文件,他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玩牌、下棋、钓鱼、打猎、打鸟、看电影。为了打猎,甚至不参加会议,不接电话。他钓鱼有时从早上四、五点钟一直钓到九、十点钟,从下午三点一直钓到晚上八、九点钟。他用的钓鱼杆,有的是从外国进口的,一根一百多元,他用的钓饵还要放香油、茅台酒。

  聂元梓因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反过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与校党委结下深仇。曹轶欧与聂元梓一拍即合。在“曹大姐”的指点下,聂元梓联合六名老师,于五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宋硕,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彭佩云,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大字报经康生推荐给正在武汉的毛泽东。六月一日下午,毛泽东在长途电话中同意康生的建议,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这张大字报……于是,聂元梓这个普通的女人,在一个晚上成为中国的新闻人物。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聂元梓等写的大字报,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尾巴高翘,始露原形。

  他以战备为名,从部队弄来吉普车,装上专用灯光,经常深更半夜带人驱车到郊外打野兔子。白天还经常打野鸭子,要工作人员为他赶鸭子。

  此后,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在他那篇著名的《炮打司令部》一文中,称聂元梓等的大字报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聂元梓名声鼎沸了!

  原名狸精(注:江青笔名“李进”的谐音),化名蒋亲(注:江青的谐音),

  他还经常在住地周围打鸟玩。他共有猎枪、鸟枪十二支。

  这个桀骛不驯的女人与江青、张春桥第一次结识,是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晚。

  年方六十,实在年轻。

  他下棋一下就是四、五个小时,打扑克有时长达十几小时。王洪文有时竟摔手表玩,一边摔一边说什么:反正戴手表不花钱,摔坏了再到上海去拿。

  那天晚上,一串轿车鱼贯驶进北京大学燕南园六十四号。从车上下来的,是“中央文革”的大员们——康生、江青、张春桥、戚本禹。

  奇装异服,迎接外宾,

  一九七六年,王洪文从国家体委要了一辆“佳娃”牌摩托车,一日数次骑着玩。

  在门口恭候的,便是聂元梓。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大操场,人山人海,北京大学师生们正在等待着“中央首长”的光临。在燕南园稍息,江青、张春桥与聂元梓相见恨晚,正在热烈地交谈着。江青此行,本是为了宣布撤销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张承先之职,而聂元梓以及她手下的大将孙篷一却谈起了另一个不相干的话题——常溪萍。

  妖态百出,不得人心。

  他的秘书沈少良说:

  如果说,陆平是聂元梓心中的头号大敌,那么常溪萍便是二号仇敌了。常溪萍是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本来,常溪萍在上海,聂元梓在北京,素不相识,从无来往。常溪萍被聂元梓恨之入骨,那是一九六四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五年六月,受教育部和中共上海市委的委派,常溪萍担任了北京大学社教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常溪萍是个富有正义感的人。当聂元样借助于社教运动整陆平的时候,常溪萍保护了陆平,批评了聂元梓,要聂元梓作检查……

  攻击总理,手段卑鄙,

  “王洪文到北京后,生活上已有补贴,但他还每年数次向上海大量要钱,每次三百、五百甚至上千元。……

  “春桥同志,你是上海的,托你一件事……”聂元梓见到张春桥,这么说道。

  蒋帮敌特,配合密切。

  “王洪文的小兄弟,一来北京,他立即要人用专车接到他的住地吃喝、密谈,这已成为惯例。对安插在北京的小兄弟,也经常用请客送礼等手段,进行阴谋活动。

  张春桥一时弄不清聂元梓的用意,支吾着。

  欺骗主席,罪大恶极,

  王洪文在住地请客,用的都是高级酒、菜、烟、茶,但他感到还不阔气,就到大饭店设宴招待,中国菜吃腻了,还要做外国菜。他这些小兄弟经常比谁被请的次数多,吃得高级,谁最受王的信任。……”

  “我写好一张大字报,批判常溪萍的,托你转交给上海市委。”经聂元梓说清楚了意思,张春桥大喜,当即一口答应。

  狐假虎威,借助钟馗。

  当笔者访问王洪文的贴身秘书廖祖康时,连他也摇头:“当时,我也悄悄地、转弯抹角地劝过他。我觉得,他作为党中央的副主席,弄了一辆摩托车蓬、蓬、蓬骑着玩,他在钓鱼台骑,在中南海骑,那影响多不好。还有半夜兴师动众去打猎等等。我当时是从维护他的声誉来劝他的。可是,他连我的话,也听不进去。他完全不象刚去北京时那样谨慎。他放纵自己。当然,我也知道,他当时心境不好,闲得无聊——这对于外面的人是很难理解的,以为他是副主席,一定忙得很。其实在邓小平、后来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期,王洪文很闲。他自己心中明白,毛主席对他已不信任了……”

  原来,聂元梓是个报复之心极强的女人。她一听说江青、张春桥要来北大,便写好她的“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鬼喊打鬼,贼喊捉贼,

  王洪文的警卫和两位秘书的回忆,翔实地勾画出当时王洪文的处境和生活。他刚进中南海的时候,连咳嗽都轻声轻气,现在已满不在乎,姿意玩乐了,完全显露了“造反司令”的本色原形!

  在张春桥答应之后,聂元梓就把一大卷黄纸头塞到张春桥手中。

  当年武斗,她是罪魁。

  天安门广场的怒火

  张春桥打开大字报,飞快地掠了几眼,顿时乐不可支。那标题,就充满了火药味儿:《常溪萍是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是暗藏的反革命黑帮》!

  有个同伙,妖法更多,

  进入一九七六年四月,王洪文无法钓鱼、打猎了。

  大字报一开头,那语气便咄咄逼人:

  名叫蠢翘(注;“春桥”谐音),最会奸笑。

  雨辰年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在首都爆发了。

  “最近,我们得知常溪萍负责领导上海的高等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十分震惊!

  两妖合作,收集喽罗,

  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天安门广场,花圈如山,诗如潮。人吼出了心中的声音:怀念周恩来,誓斩人间妖魔;

  “常溪萍究竟是什么人?他是扼杀北大社教运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是三家村黑店的新伙计,是暗藏在前北大社教工作队中的政治投机家……”

  篡权计划,有纲有目。

  “四人帮”之中的三个——江、张、姚,成为众矢之的。

  江青和张春桥去北大,竟有如此重要的意外收获,连连抚掌而笑。

  先夺舆论,伪装老左,

  一首题为《向总理请示》的诗,在天安门广场贴出之后,飞快地流传开来,脍炙人口:

  张春桥毕竟乃当世奸雄。他从聂元梓手中接过那卷黄纸,却并没有直接由他自己派人送往上海。因为这时候的他,在上海人面前,还需要保持面带三分笑的可爱形象。倘若由他出面攻击常溪萍,未免太暴露了……

  谈古论今,蛊惑人心。

  黄浦江上有座桥,

  事情那么凑巧,四天之后——一九六六年八月们,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曹获秋提前几天来到北京。张春桥来了个“借刀杀人”之计,把那卷黄纸交给了曹获秋,叫他带回上海去。

  侈谈什么,儒法斗争,

  江桥腐朽已动摇。

  这,无疑叫曹获秋左右为难。带回去吧,势必会使常溪萍无端蒙尘;不带回去吧,这可是江青、张春桥交办的。

  无非想当,封建皇帝。

  江桥摇,

  笔者从浩多的“文革”档案中,查到曹获秋于一九七一年六月卜四日所写的一份手稿。虽然当时江、张正在“台上”,曹获秋还是如实写下自己亲历的经过:

  自己复辟,不须放屁,

  眼看要垮掉,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晚问,北大师生开全体大会,中央文革的负责人去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议过程中,聂元梓等人把写好的一张对常溪萍的大字报交给张春桥。次日,张春桥把这张大宇报送给我。对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我和张春桥研究结泉,决定去请示康生。二十六日见到康生,正谈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时,他临时被别的人找去了,没谈下去。几天和他相约都没有空,我感到这张大字报老摆在我这里不是办法,这时我想到北大杜教问题是邓小平处理的,决定去找他……

  打击正直,排除异已。

  请指示,

  康生几次推说没空,其原因显而易见——他在打“太极拳”!当曹获秋求助于邓小平,邓小平非常爽快地予以明确地答复。曹获秋继续写道:

  滥用法权,施出诡计,

  是拆还是烧?

  我到了邓小平家,向他提出对北大关于常溪萍的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他的答复是北大社教问题已经中央书记处作了处理,这个问题不要再挑起,大字报不要送回上海。

  既想遮天,又想盖地。

  这里的“江桥摇”,正是“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合称”!

  他叫我不要再去找康生。他会告诉康生。

  张春桥陷入了第三次炮打之中。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政治危机,已经横下一条心。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日,张春桥在写信给儿子张旗(小名毛弟)的信中,透露过自己的心迹:

  诗,成了投枪,成了匕首。人们以诗为武器,挞伐恶贯满盈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这样,那张关于常溪萍的大字报就扣押在我那里,这就起了保护常溪萍的作用。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引者注:即第二次庐山会议,张春桥曾受到林彪集团的激烈攻击),我思想上己准备全家被杀了……

  广州半导体材料厂青年电工庄辛辛从羊城写信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发出了南国人民的声音:

  邓小平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康生。

  此后,在姚文元面前,张春桥曾露出一句真言:“爬得高,跌得重哪!”

  我们的呼声:

  康生迅即转告江青。江青勃然大怒:“上海市委不贴这张大字报,我去贴!”

  前两回的炮打,他靠江青、林彪替他解围。这一回,怎么办呢?

  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

  曹获秋的那份回忆材料,在记述了会见邓小平的经过之后,继续写道:

  两项决议使张春桥忧喜参半

  支持邓小平!打倒姚文元!

  不几天,江青在会场上见到我,对我说:常溪萍这张大字报你们如不送回上海,你们市委要被动的。

  四月四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紧张的气氛中召开会议。主持者是华国锋。

  支持邓小平!打倒江青!

  在小山一般的档案堆里,笔者又寻到另一份重要材料。那是魏文伯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一日写下的亲身回忆,这位喜欢书法的高级干部的潇酒的字迹起了“旁证”作用:

  华国锋两道浓眉仿佛拧在一起。往日,他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不大开腔。眼下,他是代总理兼公安部长,是毛泽东指定他主持中央工作,把他推到第一线,他不能不明确表态,无法再保持“中立”。

  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革命人民心中!

  一九六六年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有一天散会的时候,当曹获秋和我出会场门外的时候,江青赶上来质问曹获秋:“北大写给华东师大常溪萍一张大字报,如果不在华东师大很快地贴出来,你们上海市委就要被动。”江青讲这话的时候,我在场亲耳听见的,也看见的。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在党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华国锋已经作了一次表态:“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

  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发出了同一个声音——打倒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

  曹获秋迫于无奈,只得嘱咐秘书道:“把那张大字报交机要交通员带回上海,在教卫部和华东师大两个单位贴一贴就行了。”

  四月四日——星期日的晚上,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谁都心中明白,要对正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态摊牌。

  然而,却没有提到王洪文。王洪文的面目,在当时还不很暴露。副主席的光圈,周恩来追悼会的主持人,十六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给人们留下的深刻印象,使得王洪文还没有遭到“千夫指”。

  曹获秋原名曹仲榜,号健民,一九○九年生于四川资阳。父亲曹品江在小镇上开酱品店。二十岁那年,曹仲榜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改名曾获秋,是因为他喜欢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诗句:“枫叶获花秋瑟瑟。”从一九三一年他来广海出任左翼中国文化总同盟秘书以来,与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结厂深缘。正因为这样,解放后担任过重庆市市长、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他,曾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出任上海市市长。“文革”中,他受尽磨难,于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九日逝世于上海。很遗憾,他没有亲眼见张春桥的末日。

  会议开始不久,由北京市市长吴德报告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姚文元的秘书匆匆进来,递给姚文元一张纸头。姚文元看了一下,马上就说话了:“天安门事件,究竟是什么性质?我来念一份大字报。这是刚刚在纪念碑前贴出来的,许多人围在那里看。《人民日报》记者也在现场,抄了下来,打电话传录,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情况。标题叫《大事记》……”

  那些日子里,王洪文显得异常活跃。在“四人帮”之中,他是唯一没有被群众点名的,他显然比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处境要主动得多。为了保护他的三个同伙,王洪文扔下钓鱼杆、鸟枪和扑克牌,打出了副主席这一王牌。

  魏文伯比曹获秋年长四岁,出生于湖北新浙县的农民家庭。一九二六年便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比曹获秋幸运,能在“文革”后复出,担任司法部部长,于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五日病故于上海。

  姚文元念起了《大事记》:

  天安门事件的前奏,是三月下旬在南京发生的炮打张春桥事件。

  幸亏曹获秋和魏文伯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都把关于那卷黄纸头的前前后后的经过,与邓小平、康生、江青、张春桥的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都写成文字,留请后人。

  一、七四年一月,江青扭转批林批孔运动的大方向,企图把斗争矛头对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三月三十日,王洪文对《人民日报》总编鲁瑛下达“指示”:“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造舆论。”

  曹获秋还保存了张春桥写给他的一封亲笔信,同样至关重要。我在档案中,查到了这封信:

  二、七四年二月,江青背着中央接见外国传记记者,污蔑中央领导同志,污蔑文化大革命,并企图在四届人大争当总理。

  王洪文的话,为南京事件定性。

  荻秋同志:

  三、七五年一月,主席识破了江青的野心,召开了四届人大,邓小平同志重新回到了中央工作,取得了斗争的初步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

  当初造反之际,张春桥为王洪文撑腰。如今,王洪文又遮护张春桥。

  北大的斗陆平计划,有一条要把常溪萍揪回来斗争,已经贴出去了。据康生同志告诉我,江青同志有一次在毛主席那里也说要把常溪萍揪回来斗。此事,请你回去后同市委同志好好议一议,不然很被动。

  四、七五年七月,主席严厉地批评了江青,停止其在中央的工作,周总理养病期间,中央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持,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国民心大快。

  天安门事件爆发后,张春桥和姚文元只能躲在人民大会堂里,用望远镜观看广场上那澎湃的怒潮,心中捏了一把冷汗。

  春桥

  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

  王洪文却坐着轿车在天安门广场东钻西窜。看了一圈之后,王洪文给从上海“选拔”、安插在公安部中共核心小组的祝家耀打电话:“你还在睡觉啊!我刚到天安门去看了一下,那些反动诗词你们拍下来没有?不拍下来怎么行呢,将来都要破案的呀!要不,到哪里去找这些人呢?你们应该组织人去把它拍下来,要考虑到将来的破案!”

  不过,回到上海之后,曹获秋、陈丕显、魏文伯仍然想方设法保护常溪萍。聂元梓鞭长莫及,在北京干着急。

  江青听罢,拍案而起,像扫机关枪似的,冲着华国锋说道:“这种大字报,贴在天安门,恶毒攻击中央首长,你管不管?中央的人身安全还有没有保证?是谁把党内的机密,泄露出去,要不要查?写大字报的人,要不要抓?天安门广场闹得这个样子,你这个代总理、公安部部长,还管不管?如果你不管,我去找主席去!”

  这时,张春桥作了重要的补充:“要派便衣去!便衣很起作用,只有便衣才能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最重要的情况。”

  江青和张春桥决定对上海采用“北京模式”。攻下中共北京市委这“堡垒”,从北京大学轰开局面。看来,要把华东师大当作上海的“北京大学”,把常溪萍当作“陆平”而“大炮”依然是聂元梓……

  江青从姚文元手中,夺走那张《大事记》,站起来要走。

  于是,大批穿着便衣的公安人员,混进了天安门广场那愤怒的人群。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13次北京至上海特别快车旋风般驶入上海北站。从软卧车厢走下一男一女,都戴着雪白的大口罩,披着绿色军大衣。男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年教师孙篷一,女的便是聂元梓。

  华国锋连忙请这位“第一夫人”坐下来。

  姚文元指派一批记者,也混进了人群。

  奉张春桥之命,“中央文革”驻上海记者站记者甄某带着几个红卫兵,前来接站。半小时之后,聂元祥和她的“副帅”孙篷一便住进了衡山宾馆,这是位于上海市区西南的十五层的高级宾馆。这座米黄色外墙的宾馆,建于一九三六年,解放前叫“毕卡第公寓”。它所在的衡山路,与张春桥家所在的康平路一百号,相距只几百公尺。

  江青气鼓鼓地坐下,朝毛远新说道:“远新,你好好记一记,回去向主席汇报。

  记者们编造假情况,印在《情况汇编》上,混淆视听,把正义的怒火诬为“反革命事件”。

  在“中央文革”驻沪记者站的小楼上,张春桥和聂元梓由甄某安排了秘密会见。

  尤其是华代总理的话,你一句一句都要记清楚!”

  王、张、江、姚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了这些记者。

  “从常溪萍身上,炸开上海市委的缺口!”张春桥向聂元梓交代了战略:“你要深入常溪萍的老窝——华东师大,在那里放一把火!”

  华国锋一脸尴尬地坐着。

  姚文元介绍说:“他们就是搞天安门情况的。”

  张春桥思索了一下,补充道:“在上海,你必须跟王洪文见一次面。你只有依靠‘工总司’的力量,才能在上海打胜仗……”

  姚文元这么一煽,江青这么一问.“军师”在节骨眼儿上说话了。张春桥的话不多,他的一句却起码顶江青十句。张春桥慢条斯理地说:“天安门闹事,使我想起了二十年前的匈牙利,想起了那个纳吉。纳吉原先是匈牙利的部长会议主席,给赶下了台。他在一九五六年就煽动闹事,发动叛乱,当上总理。我看,邓小平就是今天的纳吉,中国的纳吉!”

  王洪文马上以副主席的身份,表彰道:“你们有功劳呀!”

  就在这次秘密会见之后,一辆红卫兵的宣传车驶进华东师范大学。那是一辆三轮卡车,上面挂着两只大喇叭,铁皮车厢紧紧关着门。

  王洪文马上附和道:“春桥同志说得对。天安门闹事的总后台,就是邓小平!

  江青的话最多,不断地说:“我们胜利了!祝贺你们!”

  这辆其貌不扬的三轮卡车,直奔第三宿舍。那儿原本是留学生宿舍。“文革”

  刚才文元同志念的大字报上,那些家伙不是说,‘中央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待,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锋同志,政治局该对天安门闹事采取强硬措施了……”

  江青还“亲切慰问”他们:“你们挨打了没有?”

  一开始,留学生们纷纷回国,那里成了一幢空楼。

  华国锋终于定下调子——“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决定采取紧急措施……

  王洪文高高地举起酒杯,对记者们高喊:“干,我们为胜利干杯!”

  从宣传车上下来的,便是聂元梓和孙篷一。他们秘密地“下榻”于此,会见了一批又一批华东师大的红卫兵,发动了对常溪萍猛烈攻势。

  四月四日子夜,向纪念碑献花圈的人们已经散去。空旷的广场上,小山一般的花圈在风中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只有一些自告奋勇看守花圈的人,在纪念碑四周巡逡。

  干毕,张春桥才说出了几句至关重要的“指示”:“那帮家伙写反动诗,就是要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他们的后台,就是邓纳吉。我们的报道,一定要注意把天安门事件与邓小平挂起钩来!”

  十一月二十四日,在上海市中心的友谊电影院里,张春桥向上海的造反派讲话时,点了常溪萍的名:

  凌晨三时,突然,黑压压的队伍、成群的大卡车,包围了纪念碑。五千民兵、三干公安干警、二百辆卡车袭击那层层叠叠的花圈。先后只用厂一个小时,两千多个花圈被二百辆卡车运走。五十七个看花圈的人全部被抓走。

  在四月七日,“四人帮”终于赢得了胜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天作出决定:

  我一到北京,第一次到北京大学开群众大会,他们给我送来了大字报。常溪萍在北大问题很严重,这个我知道。但详细情况我不清楚。大字报是我接过来的。我才明白,常溪萍在北大社教工作中,犯下那么严重的罪行……

  翌日,当旭日照耀着天安门广场,北京的市民们这才吃惊地发现:花圈和诗,全都不翼而飞。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这是“导演”在提示;这是阴谋家在煽动。一席言毕,张春桥不见踪影。

  人民震怒了,成千上万的人,闻讯冲向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四周,已被军警布置了一道警戒线。据说,纪念碑从今日起开始“维修”,不得放花圈!

  王、张、江、姚对这一决定欢欣鼓舞,他们七斗八斗,总算斗倒了邓小平。马天水在上海闻讯,拿出江青所赠的用油莎豆酿成的酒,与同伙们弹冠相庆,一饮而尽。

  他出现在机场,飞向北京了。

  怒不可遏的群众,提出了一连串的质问:花圈哪里去了?看花圈的人哪里去了?是谁下达的命令?

  不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天通过的另一项决议,却使“四人帮”刚刚赢得的胜利被冲淡了:

  就在他离开上海的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五日,上海文化广场挤满了红卫兵。

  天安门广场响起嘹亮的口号声:“还我花圈!还我战友!”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本来,这天是召开“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上三司”)的成立大会。聂元梓建议,“在战火中诞生”。于是,成立大会改名为“批斗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大会。叽叽喳喳的“喧宾”——聂元样,反客为主,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高呼:“打倒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上海必须大乱!”

  红色的广场,英雄的广场。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三千多爱国学生在这里聚集,燃起了“五·四”运动革命烈火。如今,“四·五”运动又在这里爆发……

  华国锋从“代总理”到“总理”,使张春桥的总理梦破灭。

  大会结束后的第四天——十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爆发了第一二桩轰动全国的事件,即“《解放日报》事件”。红卫兵们要求把他们的《红卫战报》第九期,与当天的《解放日报》一起发行,理由是这一期《红卫战报》上刊登了长文《〈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必须送到每一个《解放日报》读者手中,以求“消毒”。聂元梓、王洪文成为红卫兵们的指挥。红卫兵们占领了《解放日报》社,持续了九天九夜。

  张春桥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八日写给儿子张旗的信中,谈及了自己的“四·五”感想:

  华国锋一下子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提升为副主席,而且还加上了“第一”两字,分明是针对王洪文的。

  果真,上海处于大乱之中……

  四月五日,我是中午到的大会堂(引者注:指位于天安门广场一侧的人民大会堂),如同亲眼看到匈牙利事件一样。

  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出的副主席,原是五位,依次排列为: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策动徐景贤“后院起火”

  我有幸看到这个纳吉的丑恶末日,出了一点气。(这,一段,外人不知道,你们也不要吹出去。)

  周恩来去世之后,王洪文名列副主席中的第一位。此外,康生已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病死,李德生于一九七五年一月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辞去了副主席之职。因此,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只剩王洪文和叶剑英。眼下,华国锋突然跃入副主席之列,而且定为“第一副主席”,使王洪文退至第二。

  犹如下棋一般,张春桥已经对以陈丕显、曹获秋为首的中共上海市委,“将”了两“军”:

  张春桥度过了四月四日的危机,到了四月五日便如此“神气”起来。

  在中共党史上,从未有过“第一副主席”之称。在省委、市委,倒是设过“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副主席,一般排名有严格顺序,但从未称“第一副主席”。在中共“九大”,为了突出林彪,副主席减至一人,也就无所谓第几了。这一回,毛泽东在华国锋出任副主席之际,特意加了“第一”两字,分明是考虑到身后之事。

  第一回,借助于“安亭事件”,扶植了王洪文的“工总司”,“将”了一“军”;第二回,借来“大炮”聂元梓,猛轰常溪萍,扶植“上三司”、“红革会”

  四月五日晚九时二十九分,大逮捕开始了。在北京,一下子抓了三百八十八人!

  毛泽东自知病情日重,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四人帮”会兴风作浪。任命华国锋为第一副主席,等于明文规定了由华国锋继任中共中央主席。

  (全称为“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把上海中学、大学红卫兵组织起来,策划“《解放日报》事件”,又“将”了一“军”。

  毛远新的那个辽宁,竟逮捕了六百八十五人!

  成了公子哥儿

  深谋远算的张春桥,正筹划着下一步棋,以求把上海市委“将”死。

  全国各地一下子逮捕了近万人!

  天安门事件刚刚过去,毛泽东病重的消息已在报端披露。

  “看来,一定要来个‘内外夹攻’。”回到北京,张春桥跟姚文元说出了自己的意思。

  形势急转直下。四月七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报告了“四·五”如何“镇压反革命暴乱”。偏听偏信,毛泽东竟作了如下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晚,毛泽东在华国锋的陪同下,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

  “是呀,光靠王洪文、聂元梓从外面进攻,上海市委还是倒不了的。”姚文元这个“秀才”,如今居然也满口军事术语了。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当天又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两项重要决定、这两项决定在当天晚上便向全国广播:

  第二天,新华社发布的会见照片上,毛泽东的脑袋歪靠在沙发上,眼皮低垂,有气无力。

  “我看,这一着棋,要由你出面——争取‘丁学雷’和‘罗思鼎’起义,来一个‘后院起火,中心开花’。”张春桥说着,划了一根火柴,点起了香烟,“‘丁学雷’、‘罗思鼎’都是你的‘脚碰脚’的文友。你给他们打电话,比我方便……”

  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布托抵达香港,向记者透露来自北京中南海的消息:由于毛泽东健康欠佳,今后不再会见外国首脑。

  “行。”姚文元很痛快地答应下来。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布托的消息,后来被证实:他成了毛泽东一生中会见的最后一位外国首脑。

  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起,姚文元与上海丁香花园之间,架起了“热线”……

  中共中央

  失去了周恩来,毛泽东又年迈病重,中国人民忧心似焚。就在这时,中国大地成千上万个收音机里,又传出沉痛的哀乐声: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九十高龄的朱德病逝!

  丁香花园位于上海静安寺与徐家汇之间,闹中取静的所在。这是一座不对外开放的花园,一道波浪起伏的围墙巧妙地砌成长龙卧地的形状,名叫“卧龙壁”。花园里古色古香,据说当年是清朝大官李鸿章的别墅,因园内种植许多丁香,所以得名“丁香花园”。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朱德追悼会,依然由王洪文主持,华国锋致悼词。

  就在丁香花园旁边,有一幢小洋楼,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所在地(严格地讲,那座楼不属于丁香花园范围)。写作组建立之际,正是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的时候。秀才们也真会动脑筋,取了香花园的“丁”为姓,以“学雷”为名。于是,上海报刊上常常出现署名“丁学雷”的文章。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真有“丁学雷”其人呢!

  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虽说王洪文仍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以副主席的身份进进出出,但是他在天安门广场镇压那革命的烈火,已使他的面目逐渐暴露。特别是四月七日下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由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那“第一”两字明确地向全国人民公开透露:王洪文已不是毛泽东所指定的继承人。

  “丁学雷”写作组负责人,便是徐景贤。

  中共中央

  在那样愁云铅垂的日子里,中国的老百姓居然没有失去幽默感。

  至于“罗思鼎”,取义于雷锋的名言:“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亦即“螺丝钉”的谐音。“罗思鼎”写作组的负责人叫朱永嘉,原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姚文元在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请朱永嘉帮助查阅明史资料,朱永嘉由此发迹,“文革”中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复旦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不能在天安门广场写诗,不能贴“炮打王洪文”大字报,老百姓们编出了一个个精彩绝伦的政治笑话,辛辣地嘲讽了王洪文。

  此处单表徐景贤其人。笔者曾于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在上海市监狱,对徐景贤作了录音采访……

  在通过这两项决议之际,张春桥的心境是复杂的,忧喜参半;喜的是从此把邓小平赶下了台;忧的是华国锋不仅成了总理,而且成了“第一副主席”。

  这些政治笑话没有登过报,没有上过广播,如同链式反应一般,迅速在北京扩散,迅速传遍全国。

  徐景贤,上海人叫他“徐老三”。其实,他并非排行第三,却是因“文革”中,上海的“老大”乃张春桥,“老二”乃姚文元,他是“老三”。

  从政治危机中解脱出来的张春桥,开始谋算着怎样干掉华国锋了……

  这些政治笑话,也许是在中央电视台播送朱德追悼会时,王洪文神气活现地主持大会,引发了老百姓们的创作灵感:

  徐景贤比姚文元小两岁。论笔头,他不比姚文元差;论口才,远远胜于姚文元。

  “狄克”的末日

  其一:

  他长着“奶油小生”般的脸,颇有风度。做起报告来,一口气讲三、四个小时,滴水不漏。倘若把他的报告整理成文字,便是一篇思路很清楚的文章。

  一九七六年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为多事的一年;一月,周恩来去世;

  王洪文当了副主席,有一天,去看望朱老总。

  徐景贤的人生经历,与姚文元有许多相似之处。

  二月,开始“批邓”;

  朱老总对他那妄自尊大的神情默然无言。良久,用拐杖指了指天,又戳了戳地,依然不置一词。

  徐家原在上海郊区奉贤县县城——奉城镇。在镇的东街八号,开过一家名叫“东王成”的布店,后来改为百货店,那便是徐景贤的老家。双开间的门面,雇两、三个伙计,日子小康。

  三月,《文汇报》事件引发第三次炮打张春桥;四月,天安门事件;

  王洪文嚼不出滋味来,便去找邓小平。邓小平冷笑一声,答道:“这还不明白?

  一九○四年,徐景贤之父徐宗骏出生在那里。徐宗骏又名徐雅平,一九一七年小学毕业以后,就离家到松江上中学。一九二一年,他考入南京的东南大学化学系。

  五月,“四人帮”喧喧闹闹纪念“文革”十周年;六月,全国着手深挖天安门事件的“后台”;七月,朱德去世;

  他是说你不知天高地厚!”

  一九二六年夏天,他从东南大学毕业之际,正处于中国大革命的高潮之中。他回到了奉城老家。在这县城里,大学毕业生并不多见,二十二岁的徐宗骏受到了乡亲们的尊敬。

  八月,京、津、唐和松潘大地震,中国大地在撼动;九月,毛泽东去世;

  其二:

  就在这个时候,徐宗骏在镇上结识了当地豪绅之子李主一。李主一也是个知识分于,与徐宗骏情趣相投。不久,徐宗骏才知道,李主一是中共党员。在李主一的介绍下,徐宗骏在一九二六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姚文元的父亲姚篷子则在潘汉年介绍下,在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徐、姚的父亲的经历,也是那么的相近。

  十月,终于爆发了中国的“十月革命”。

  又有一天,王洪文去找朱老总,朱老总对王洪文的狂妄自大冷若冰霜。忽然,他要王洪文把桌子上的一个鸡蛋立起来。王洪文苦思冥想,无计可施,讪讪而走。

  经李主一提议,借助于徐宗骏在当地的影响,于一九二七年在奉城创办了私立曙光中学,徐宗骏出任校长。学校里来了两位湖南口音的老师,皆姓刘,人称“大刘”、“小刘”。大刘名叫刘德超,又名刘柄;小刘则是大刘的堂弟,名叫刘先齐。

  如此紧锣密鼓的时刻,张春桥给徐景贤挂了长途电话,说是需要一个秘书。

  为此,王洪文又去找邓小平。邓小平连声说:“容易,容易”,他拿过鸡蛋便使劲往桌子上一磕,鸡蛋立住了。

  在今日中国,刘先齐这名字,几乎无人知道。这个当年的“小刘”,后来变成了“刘晓”——把“小刘”颠倒了一下。刘晓是中共著名人士之一,一九三一年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一九四二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解放后,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

  张春桥早已配有秘书。接到电话,徐景贤以为,一定是张春桥在北京的事情太多,忙不过来,要增加一名秘书。

  王洪文大惊失色,叫道:“怎么把鸡蛋打破了?!”

  徐宗骏手下,除了“大刘”、“小刘”之外,还有李白英、王厚生、姜兆林、姜辉林、范纯、范志超、张模、周务农等进步教师,其中大都是中共党员。曙光中学成立了中共党支部。后来,这个党支部扩大为淞浦特委,负责人之一便是刘晓。

  徐景贤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竟然“拎不清”。他从复旦大学物色了一位男教师,以为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准备推荐给张春桥当秘书。徐景贤把此人的档案寄往北京。

  邓小平漫不经心地答日:“不破不立,这不就立住了吗?”

  李主一则出任曙光中学校董。

  几天之后,张春桥便把档案退回,附有一信给徐景贤。徐景贤看信之后,方知自己实在糊涂,怎么不知张春桥的用意?!

  这些政治笑话,虽然只是中国老百姓的即兴之作,但是反映了老百姓们心中的形象:朱老总德高望重,王洪文不学无术,邓小平机智过人。

  曙光中学成了“共产党老窝”,这消息传入奉贤县县长的耳朵。

  张春桥的信,寥寥数语,说自己在北京太寂寞,想找一个伴……信中还叮嘱,阅毕即烧掉,不要保存此信。

  这些政治笑话,当然都是虚构的,而虚构来自现实。王洪文确实是那么个锦绣其外、败絮其中,目空一切又志大才疏的人。他的警卫员王爱清曾回忆:

  一九二八年四月,趁学校放春假之际,国民党县政府逮捕了李主一,查封了曙光中学。

  徐景贤恍然大悟:张春桥要的是女秘书,为的是“做个伴”!

  朱德同志逝世第二天,王洪文继续在值班时钓鱼。

  一九二八年四月七日,上海《申报》第三版刊登了徐宗骏的“自首申白”。

  文静,已成为张春桥的累赘:每一回“炮打”,文静的历史问题都成了攻击张春桥的炮弹。张春桥几次打算提出与文静离婚。可是,细细一想,又打消了离婚的念头。因为张春桥已是“大人物”了,一旦“休”了糟糠之妻,又会成为“炮打”的“炮弹”……唉,真叫张春桥左右为难。

  在毛主席重病期问,王洪文在中南海值班看护,根本不把毛主席的病情放在心上,不安心值班。他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上旬就把钓鱼杆拿到毛主席住地开始钓鱼。

  不久,李主一被国民党枪决,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张春桥独自住在北京。即便回到上海,也不回家,不与文静见面。他不再给文静去信,去电话,一切信息通过儿女“中转”。

  七月中旬,王洪文又提出要打鸟,把汽枪拿到中南海,就在毛主席住地到处打鸟。在车上说,这个地方那么多鸟,没有人打,我来打。

  徐宗骏逃往上海,起初在一所中学任教,后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担任教师。

  这样若即若离的夫妻关系,不时折磨着张春桥的心。他口中念叨着:“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无奈,他的心也是肉长的。

  七月二十日左右,王洪文在毛主席住地值班时,又要游泳,马上从上海要来高级游泳裤,游了好几次。有一次在车上说,本来这里游泳池的水,可以加温到三十度,他们不肯烧。

  从此,他埋头业务,脱离了共产党。这一段经历,又大致与姚篷子类似,但徐宗骏没有像姚蓬子那样成为叛徒,为人也比姚蓬子老实。

  在庆祝“五·一六通知”发表十周年——亦即“文革”十周年的那些日子里,五十九岁的张春桥常常感叹不已:十年前,他节节上升,欢天喜地;眼下,总理梦一次又一次化为幻影,已预感到末日的来临。

  八月中旬,王洪文在值班时经常看电影,有时他亲自打电话给文化部的刘庆棠要电影片。有一次他在车上说,今天又看了个《基度山恩仇记》,这个片子很有意思。还说抽时间把这本书和《红与黑》这本书看一下。

  一九二八年八月徐宗骏与戴秋楠(前妻)结婚。一九三三年,戴秋楠生下一子,取名徐景贤。

  风雨飘摇之际,独居钓鱼台。偌大的房间,反而使张春桥觉得空虚、寂静。这时,他强烈地产生了一个念头:需要一个伴!

  八月二十日左右,王洪文在值班时早晨五点钟就打电话,叫工作人员给北海公园联系,要去北海公园钓鱼,联系后,下午三点左右就去了,连钓了两次。

  徐景贤小学毕业后,正值父亲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兼任化学教师,他考入了这所在上海赫赫有名的老牌中学。父亲的政治生涯,毕竟给了他以影响。在中学里,他接近了中共地下党支部……

  “徐老三”明白了张春桥的意图之后.便悄然在上海张罗起来。自然,张春桥的这个“伴”,必须政治历史干净,不叮再有任何把柄落到别人手中。此外,还要年轻、漂亮、有文化、有政治头脑,况且女方要愿意做这个“伴”。

  毛主席逝世,开了追悼会不几天,王洪文就在他自己的住地下象棋、看电影,又到八一靶场去打靶。这位副主席,已成了十足的公子哥儿!

  解放后,头脑灵活、笔头又快的徐景贤,成了中共华东局宣传处的一名干事。

  徐景贤毕竞头脑灵活,派人在上海医学院物色对象,藉口是给“中央首长”挑选一名贴身护上……

  再揪“走资派”

  写写总结,起草文件,替领导拟个发言稿,这些工作锻炼了他的政治才干。

  “对象”总算找到了。照片、档案送往北京,张春桥也满意了。

  王洪文有闲有忙。在“四人帮”处境不妙的时候,他钓鱼他打鸟!一旦“阶级斗争”的弦拧紧了,他就显得忙碌紧张了。

  一九五七年,在“反击右派”的时候,上海《解放日报》上最活跃的是姚文元,而张春桥则用各种各样的笔名发表文章。这时,也冒出几篇署名“徐景贤”的文章,向“右派分子”发射几发炮弹。

  就在这个护士打算动身去北京的前几天,任凭徐景贤一次次给张春桥挂电话,一直没有人接电话……

  在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两报一刊社论中,忽然用黑体字公布了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

  此后,徐景贤写了一些报告文学。他的父亲是“老交大”,在交通大学当了二十来年化学教师。这使徐景贤熟悉交大,了解交大。他以交大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穆汉祥的事迹为题材(迄今,上海交大校园里,仍屹立着穆汉祥纪念碑),写了人物传记《穆汉祥》,连载于《中国青年》杂志。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晚八时,接到华国锋的通知,说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政治局会议。三辆红旗牌轿车,驶出钓鱼台。

  “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他写起杂文、政论、影评来了。他的发迹跟姚文元一样,关键的一步棋,是被张春桥看中,调入上海市委写作班子。从此,他可以不断地从张春桥那里,听到何庆施的声音。他关心政治,胜于关心文学。他花大量的功夫,用来揣摩、猜度柯庆施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当张春桥、姚文元步入怀仁堂,等待着他们的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作家的名声是与作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徐景贤很想成为一个作家,无奈,他在报上所发表的杂七杂八的文章,很难算得上是正儿八经的作品。

  王洪文比他们仅先到一步,已经就擒了。

  “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员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机会终于来临。听说上海戏剧学院排演了陈耘的话剧《年青的一代》,很不错,何庆施去看,他也赶紧随之同去。何庆施正在大力提倡“写十三年”,《年青的一代》正合他的心意。于是,柯庆施派人,帮助提高这出戏的质量,以求在全国打响,树为“写十三年”的“样板”。柯庆施派谁去呢?派的便是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徐景贤。

  江青在中南海她的住处就擒。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是十二年前讲的。姚文元手下的秀才们,却把这些话放进了七一社论。姚文元的用意是很清楚的,提醒人们重新“警惕”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亦即“走资派”。

  徐景贤在“提高”的过程中,参加了创作,成了作者之一。于是,随着《年青的一代》在一九六四年三月成为文化部的获奖优秀话剧,随着话剧搬上银幕,徐景贤名声大振。

  江青在就擒时,狂喊乱叫了一番,提出了一连串的“抗议”。姚文元瞪着金色眼发愣。唯张春桥长叹一声,束手就擒……

  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一步步深入,“四人帮”开始第二次揪“走资派”。在他们看来,光是打倒一个邓小平,还远远不够。

  一九六五年,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出版了徐景贤的书《生命似火》。他兴高采烈地在样书上题字,广赠文友。

  毛泽东去世之后,张春桥对形势分析了一番,托肖木向上海传话:“毛主席去世了,要有像毛主席那样有威望的领袖是不可能了……现在比列宁去世时好,那时斯大林威信不高,托洛茨基做过红军总司令,威望比斯大林高……”

  邓小平虽然被撤职,他到广州去“休养”了。在那里,他得到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保护。叶剑英也不时与正在“休养”中的邓小平保持联系。

  就在这个时候,姚文元不声不响地在那里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张春桥的话,需要“翻译”方能明白:他,自比斯大林,而把华国锋比做托洛茨基。他以为自己的威信比华国锋要高,因此取华国锋而代之仍大有希望。

  王洪文说过这句话:“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是还乡团的分团长……”

  那篇大块文章突然在《文汇报》上冒出,曾使徐景贤感到震惊,感到嫉妒,也感到失落——姚文元太不够朋友了,连半点风声也不漏!

  张春桥仍把上海视为“基地”。在徐景贤的笔记本上,亲笔记下了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张春桥派肖木传达的口信:

  迟群对王洪文的话加以发挥、发展,说出了王洪文要说的意思。迟群此人,原是八三四一部队(亦即中央警卫部队)的一个宣传科副科长,后来作为“军宣队”派驻清华大学,成为江青的亲信。

  “姚文元”这名字变得炙手可热。一时间,徐景贤无法靠上张、姚那条船。他毕竞是市委写作班子的核心人物,在张、姚看来,他是陈、曹线上的人物。于是,当“安亭事件”风起云涌之际,徐景贤所忙碌的事,竟是为陈、曹起草检讨书!他受到造反派的大轰大嗡。

  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研究,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马克思主义刚出来时。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到了列宁,中国懂得马列的也很少。现在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在世界传播了,比起那时候来懂得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所以要建立信心。当然要看到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

  迟群一次次地鼓吹:

  眼看着陈丕显、曹获秋大势已去,败局已定,善于随机应变的徐景贤,已在向张、姚暗送秋波了。他已准备好扯起白旗,反戈一击了。

  上海的工作,转告上海不要急,不要多出头,许多事让外地去搞,我们要把工作做得扎实一些。上海不搞,别人还会拿出几条来讲你。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邓小平这个还乡团团长被揪出来了,还有副团长、政委、参谋长、团员呢!”

  形势不断吃紧。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罗思鼎”头头——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负责人朱永嘉被复旦大学红卫兵揪回学校,进行批斗。红卫兵送给他一个雅号,叫做“黑秀才”。红卫兵勒令朱永嘉交代,在市委写作班里,接受过陈、曹什么“黑指示”,替他们写过什么“黑文章”。反正什么都要加一个“黑”字:黑线,黑帮,黑话,黑笔杆……

  张春桥的这段话,同样需要“翻译”。他警告徐景贤,上海正面临着“大考验”。

  “还有穿军装、戴帽徽、领章的走资派!”“他们是中央一级的大官,现在还在台上掌握一部分权力,装模作样!”

  二十七日夜,丁香花园附近出现复旦大学红卫兵的身影。他们前来捉拿“丁学雷”,要把“黑秀才”们一锅端掉。

  “要打仗”。

  “揪出他们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火烧眉毛,徐景贤终于在二十八日清晨,拨通了北京“中央文革”的长途电话,向张、姚求救。

  在十月初,在张春桥亲笔写下的提纲中,有着这样的句子;“革命与专政。怎样革、怎样巩固政权。杀人。”

  “走资派不是几个人,而是一层人。”

  “时候到了!”刚从上海返回北京的张春桥,与姚文元计议了争取“丁学雷”、“罗思鼎”的“起义”之策。

  上海在准备着“打仗”、“杀人”。根据张春桥的“指示”,“要警惕党内出修正主义,在中央,在上层。”上海给民兵发了七万四千余件枪、炮。弹药一千多万发。

  为了揪这“一层”“走资派”,“四人帮”乘“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明暗两线,通向徐景贤:明里,姚文元从“中央文革”给徐景贤拨电话;暗里,张春桥挂电话到上海康平路家中,把意见告诉文静,再由文静转告徐景贤。

  十月二日,奉毛远新之命,沈阳部队一个装甲师,朝首都北京进发。叶剑英闻讯,下令该师立即返回原处。

  王洪文散布了一系列的再揪“走资派”的言论:

  姚文元的一个电话,就救了朱永嘉。姚文元在长途电话中,嘱令徐景贤转告复旦大学红卫兵:“朱永嘉同志在批判《海瑞罢官》中,做了许多工作,是姚文元同志的助手。你们马上释放朱永嘉同志……”

  箭在弦,弹上镗,剑出鞘。

  “现在到处有走资派。走资派就是复辟派。这些人,也就是民主革命时期的那些民主派!民主派=走资派=复辟派!”

  果真,朱永嘉跳出了“牛棚”。

  风闻,十月七、八、九日,北京将有“特大喜讯”。王洪文一口气拍了一百多张照片,以供登台时用。上海的红纸头被抢购一空,准备庆贺“大喜之日”。

  “现在的革命对象,就是旧社会里吃过糠,抗日战争负过伤,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的民主派。现在要打倒的,就是爬雪山、过草地的走资派,戴红领章红帽徽的走资派,就是勤勤恳恳、清清白白,不是叛徒特务,不搞贪污腐化的走资派!”

  徐景贤深有所感。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当年“脚碰脚”的文友姚文元,如今一个电话就那么管用。“中央文革”,有着无形的、庞大的权力。在“《解放日报》事件”的猛烈冲击下,上海市委已变得发发可危了。徐景贤已经意识到,张、姚取代陈、曹,一统上海,是大势所趋了。

  毛泽东在病重之际,曾说过:“看来只有在腥风血雨之中交班了,我死了以后会怎么样,只有上帝才能知道。”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日,王洪文在跟祝家耀谈到天安门事件时说道:

  姚文元一次次通过电话,催促徐景贤亮出“起义”之旗……

  已经蒙受十年浩劫的中国人民,怎么还受得了新的一场“腥风血雨”?

  “天安门事件是走资派挑起来的,走资派是主要危险。”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晚上,姚文元打电话给徐景贤,催促秀才们赶紧“上火线”。姚文元问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在打倒上海市委之后,写作班子能不能成为我们的工作班子?”

  十月六日晚,不费一弹、不开一枪,“狄克”和他的伙伴,“和平”地进入了监牢……

  五月三日,他在接见国防科委、七机部负责人时又说:

  政治“灵敏度”非常高的徐景贤,马上意识到,这是封官许愿之言。一旦打倒上海市委,在陈丕显、曹获秋下台之后,张春桥、姚文元理所当然会坐上上海的第一、第二把交椅。但是,他们的目标,是在中央立足,是坐在北京遥控上海。正因为这样,他们需要在上海挑选一个信得过的“老三”,建立一套“工作班子”。这样,写作班子的秀才们,一旦“起义”,就会一一封官……

  张春桥的铁窗生活

  “要通过这次把运动深入搞透。现在抓的是表面的,要把幕后策划者、深的搞出来。主席讲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比较难的是在党内,领导层要追下去,千万不要手软,揪出一个拿来教育群众。

  第二天下午,徐景贤紧急召集写作班子的全体秀才,传达了姚文元在电话中透露的重要信息。秀才们都是聪明人,真的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人物。决定写作班子的这次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子夜,秀才们越谈越兴奋,文诌诌的话语里充满火药味:“我们不再做旧市委的‘奴隶’!”“我们要照‘中央文革’的指示办事。”“我们要杀回马枪!”“我们要来个‘里应外合’!”“我们要向外抛出陈、曹的‘核心材料’,从内部攻破堡垒!”……

  四年之后,“狄克”和他的伙伴作为反革命集团主犯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不要手软,该抓就抓,该批就批,该斗就斗。”

  会议的温度升到沸腾之际,市委写作班党支部副书记郭仁杰站了起来。他激动万分,说出了一段“名言”:

  在被告席上,江青依然“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

  “要趁这个机会打翻身仗。”

  “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现在到了决定我们写作班命运的时候了,现在正需要一面从市委内部杀出来的旗帜——那就是我们!”

  王洪文倒是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六月二十三日,王洪文又对七机部负责人说:

  后来,“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这一“新潮”口号,在上海广为流传:成为街上的大字标语,成为游行时高呼的口号,成为大会主席台两侧的对联……

  姚文元胸前依然别着一支钢笔,金鱼眼睛仍朝着天花板,一般尚能认罪,但往往要咬文嚼字,掂斤簸两。

  “要抓大官,抓上线。”

  不过,秀才们喜欢钻牛角尖。有人反复推敲着,觉得“造反才知主席亲”一句语病甚为严重:第一,“主席”指谁?须知,当时主席是毛泽东,而国家主席是刘少奇,怎么可以只写“主席”呢?

  唯有张春桥胡子邋遢,双唇紧闭,从头至尾一言不发,以沉默相抗。他松弛了的眼睑低垂,一双眼睛更显得成了三角形……

  于是,七机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舒龙山、党的核心小组列席成员叶正光、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兼副部长曹光琳在与王洪文密谈后,便向下“吹风”。

  第二,即使写成“造反才知毛主席亲”,也不行。试问,你什么时候“造反”?

  香港黄河浪先生当时为审判台上的张春桥,写了一首诗,颇为传神:

  舒龙山说:

  还不就是在“文革”中才“造反”的。难道在此之前,你就一点也不知“毛主席亲”?!

  当年舌头分叉

  “党内资产阶级在党内形成一股政治势力,从广度上不是一个人,是一批人。”

  这两点,不用“上纲”,就已经在“纲”上了。于是,赶紧加以修改,改成:

  喷吐谎言的瀑布

  “从深度上来看,从中央到地方,从幕前到幕后。”

  “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毛主席亲。”如此这般,才终于“无懈可击”……

  每一星唾沫

  “在领导权问题上不要避嫌,等了十年了,这次无论如何不能再等了。”

  市委写作班的动向,被《支部生活》(中共上海市委内部刊物,全市党员几乎人手一册)的造反派头头王承龙获知,遂与写作班建立“联合阵线”。这两支秀才队伍,在中共上海市委内,竖起一面造反大旗,名曰:“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

  都是杀人的蛇毒

  叶正光说:

  聂元梓来“串连”了。她与徐景贤初次见面,便非常投机。他们这次会面产生的成果,就是拟定了全上海造反派的行动“战略”口号:“炮打上海市委!”“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获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

  而今哑口无言

  “从中央到地方,有一根又粗又长的黑线。”

  秀才很注意修辞的不重复性。徐景贤和聂元梓分别用“炮打”、“火烧”、“揪出”、“打倒”、“砸烂”,体现了“政策”的“不同”。

  滔滔雄辩已冰封

  曹光琳说:

  十二月十八日下午,这个口号在上海文化广场高喊着。这是一个“后院起火”

  你的心冷到零度

  “一天也不能等了。要先解决司令部的问题,不要犯历史性的错误。”

  的大会。扇形的会场,宽大的主席台,上面高悬横幅:“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召开这个大会的,便是“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这是“联络站”的第一次公开亮相。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张春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他的罪名是: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九十三条策动武装叛乱罪,第一百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

  在王洪文的指挥下,在一九七六年七月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上海市委常委黄涛放炮了,说是“批邓”,锋芒所向直指华国锋。

  坐在主席台上的,有徐景贤、王洪文、孙蓬一(聂元梓于十六日离沪返京)等等,大会主席为郭仁杰。坐在台下接受批判的有陈丕显、魏文伯、曹获秋。杨西光和常溪萍作为“反党分子”,押上了主席台。

  张春桥被关押于北京远郊的秦城监狱。

  本来,开这样的会,上海理所当然会派出马天水。不过,在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三日,马天水得了一点小病,便住进上海华东医院。徐景贤把“马先生病住院”的情况急报张春桥。张春桥作了如下批示:

  徐景贤以他悬河般的口才,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历数上海市委的“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行。这是徐景贤第一次以“造反派”身份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

  差不多每隔一、两年,从那高墙深处,总要传出一点关于张春桥的消息。

  “天水同志,应安心治疗,工作多安排别的同志去做。”

  几乎每一个步入文化广场的人,都得到一份传单。这份传单可以说是“秀才造反宣言”。

  在“四人帮”之中,只有江青与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姚文元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王洪文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张春桥的批示,在上海引起一阵猜疑:“为什么要马老‘工作多安排别的同志去做’呢?”

  现把传单全文摘录于下:

  到了一九八三年一月,张春桥与江青缓期二年已满。根据刑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死刑缓刑期间如有悔改表现,可改刑为无期徒刑”。张春桥与江青均被改判为无期徒刑,理由据说是:“没有以极端的方法抗拒劳动改造。”

  很快地,传出了消息:马天水已内定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

  最高指示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二日日本《朝日新闻》,刊载了该报驻北京特派员横崛的电讯,报道他走访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发言人、办公室主任鲁贤所得到的信息。

  这消息有“可靠来源”,因为王洪文曾对马天水说过:“中央考虑,你到国务院主管国家计委是很合适的。”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横崛在询问江青近况之后,问道:“另外三个人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他们的情况怎样?据说张春桥患癌症死了?”

  这“中央”,是指王洪文自己,或是“四人帮”,便不得而知了。

  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造反声明

  鲁贤答道:“要这三个人接受改造谈何容易。王洪文在审判期间曾认罪,但这种认识远远不够。张春桥还活着,三个人都还健康。北京监狱的牢房有一号、二号……

  马天水既有微恙,而且王洪文已对他封官许愿。他这匹“老马”也就乐得在上海华东医院小病大养了。

  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怒涛,正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的方向,冲开一切暗礁、险滩,奔腾澎湃向前猛进。

  等许多,‘四人帮’当然是分别关押在各处。如果关押在一起的话,他们就会交谈商量,那不行。”(笑声)

  于是,上海派出马天水的副手黄涛前往北京。

  今日上海,“革命造反有理万岁”的口号响彻云霄。革命工人群众奋起造反了。

  一九八六年七月,公安部部长阮崇武在与外国记者谈话时,透露了张春桥的情况——

  黄涛在会上放了一炮,在北京引起了注意。华国锋派人调阅了一九七六年七月十六日印出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简报》增刊第五期所载《黄涛同志在华东组的发言》,黄涛发言矛头直指“上边有些人”:

  革命造反派小将在斗争中锻炼得更勇敢、更坚定、更聪明、更成熟了。革命学生同工人群众开始相结合了。广大受蒙蔽的于部和群众,也正在觉醒,在挣脱反动路线的枷锁,开始站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边来了。上海市委内部的一小撮赫鲁晓夫式的坏蛋的末日到了。

  美联社记者问:“四人帮”近况如何?他们在监狱里能否读书看报?

  当前,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深入批,同邓小平对着干。但是,他们担心上边有些人“批归批,干归于,还是照老样子干。”

  上海在大乱。这样革命的大乱好得很!

  阮崇武答:“四人帮”在服刑。在监狱里可以读书看报、看电视,我们对他们照顾得不错。比他们当初对我们要好得多。

  去年的经济工作“务虚会”,在邓小平的指挥棒下,究竟务的是什么“虚”?

  我们——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全体工作人员和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徐景贤(丁学雷小组负责人)、朱永嘉(罗思鼎小组负责人)郑重声明:我们要造反,我们要造上海市委顽固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我们要造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反特反,一反到底!

  问:每月给他们多少钱?

  务的是哪个阶级的“虚”?搞的是哪个阶级的政治?名日规划国民经济,实为策划右倾翻案。有的同志,同邓小平那一套货色,岂止是共鸣?分明是合唱了!经济领域里右倾翻案风的风源,盖出于此吧?!

  上海市委中的老爷们,我们这个反是选定了。你们把那些惯用的什么打击迫害、造谣中伤、欺骗拉拢、分化瓦解等等卑劣手段,统统使出来罢。我们有毛主席撑腰,有革命造反派小将支持,有广大工农兵革命群众的支持,什么都不怕。我们上了梁山,就决不再回头。而你们,除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外,休想捞到半根稻草!

  答:犯人不给钱。每月有生活费。他们吃得好,住得好,生活得不错。

  在会上,另一位“炮手”,则是辽宁省委书记杨春甫。他是毛远新手下的大将,当时毛远新名义上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实际上操纵辽宁党政大权。杨春甫到北京后,王洪文向他“吹”过“风”。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日印出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简报》增刊第九期,刊载了《杨春甫同志谈务虚会等问题》,锋芒毕露:

  炮打上海市委!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获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

  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我国记者能否会采访他们?

  国家机关的领导权,是不是都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啊?我看不是。

  消息飞快地传到“中央文革”,江青笑了,张春桥笑了,姚文元笑了。

  答:我估计外国人去采访的希望不大。

  务虚会是资本主义泛滥,计划会议是掩护邓小平退却。

  张春桥要姚文元打电话给徐景贤:“口号提得很好,四个人分四档,表示是有区别的。”

  合众社记者问:江青、张春桥的身体怎么样?张春桥能下床走动吗?

  国务院的务虚会,务了什么虚?在邓小平路线下,能务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虚吗?我认为,是资本主义大泛滥。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总得对大家有个交代吧!

  就在这时,刚刚返回北京的聂元梓给张春桥打来电话,要汇报她的上海“放炮”之行。张春桥已处于“百忙”之时……

  答:两人的身体都还可以。年纪都大了。没有听说张春桥不能下床走动。有病都可以治疗的。

  杨春甫同志还提出一个质问;为什么让邓小平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念悼词?我们不能不怀疑,是不是受邓小平影响的人搞的?

  秘密约见蒯大富

  问:什么病?

  杨春市最后提出的那个“质问”,完全超越了计划工作座谈会的范畴。但是,这一“质问”,却是不点名的点名,他所说的“受邓小平影响的人搞的”显然指华国锋:因为“让邓小平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念悼词”,除了毛泽东之外,便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杨春甫当然不会也不敢去批评毛泽东,因此,不言而喻,他的“质问”是针对华国锋的。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就在张春桥遥控着上海,指令徐景贤实行“中心开花”之际,他在北京又干了一桩“大事”……

  答:年纪大了,多少有一点老年病。

  黄涛和杨春甫是前台的“演员”,幕后“导演”便是王洪文。他要借“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借再揪“走资派”,搞掉华国锋,搞掉叶剑英,摘掉李先念。

  下午,北京中南海西门,一辆草绿色的吉普车开到门口,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三个穿军大衣的男人。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对门警说:“我是蒯大富。春桥同志打电话,约我来的。”

  问:江青现在的态度怎么样,有无悔改之意?

  关于杨春甫发言的幕后情况,他在七月二十日晚写给毛远新的一封信,说得非常明白:

  门警接通了张春桥的电话,听见张春桥说道;“让蒯大富一个人进来。”

  答:江青的态度怎么样,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她这样的人很难说有什么悔改之心。

  远新同志:

  于是,吉普车只好停在门外,两个男人——一个是司机,一个是蒯大富的秘书,留在车上。

  问:我们听说江青在监狱里被强迫做布娃娃?

  今天下午两点十五分到三点十五分,洪文同志来宾馆将我找到上海市黄涛同志的房间,了解会议的情况。在我们汇报中,洪文同志有些插话,现整理报告如下,供参阅。

  蒯大富独自进入中南海,张春桥与他单独谈话。

  答:你是不是听信了一个意大利记者的报导。他怎么知道江青做布娃娃,是不是从门缝里看到的?(众笑)

  洪文同志说:有些人通了,有些人不通,有些人半通半不通,也有假通的。要斗,不斗就不能胜利,在这可以斗,回去还可以斗。实践证明,不斗不行。不斗,修正主义老爷就拆你的台。

  这是一次极为机密、极为重要的谈话。张春桥从来没向别人透露谈话的内容。

  关于张春桥的最新消息,是新华社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五日北京英文电:

  ……上边出了问题,不同于一个工厂、一个基层单位,一出问题就是全国性的。

  所幸,谈话的另一方——蒯大富,总算三次说及此事。

  下星期一出版的英文《北京周报》报道,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成员现时仍然活着,他们仍在狱中服刑。

  杨春甫

  第一次,那是一九七○年十二月,蒯大富被作为“五·一六”分子受到审查。

  这四人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

  七月廿日晚

  他在“交代提纲”中,写及:

  该周刊援引公安部一名发言人说,有关他们中间有人因健康问题已获暂停执行刑罚或已获假释的谣言,是毫无根据的。

  其实,王洪文来京西宾馆,找杨春南谈话,那是他第三次去那里了。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期间,王洪文到京西宾馆去了四回,每一回都找黄涛。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小屋子召见,号召反刘少奇。二十五日“一二·二五”打倒刘少奇大行动。

  该官员说,除了前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一九八三年七十二岁时在狱中病死外,所有的人都活着,并在狱中服刑。

  会议还没有开始,王洪文便在电话中告诉黄涛“北京气候”情况:“主席关于社教批示下来后,那些大官们这几天是惶惶然。”

  第二次,是在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五日,蒯大富在给清华大学党委的信中,有一句:

  该发言人说,其中一些人年老体弱,如果他们患病,会得到正常的治疗。

  王洪文所说的“大官们”是谁,黄涛心照不宣。

  春桥同志号召我们反刘少奇大行动。

  江青现年七十四岁,张春桥七十一岁。

  后来,黄涛在一份检查材料中,交代了王洪文四次找他谈话的情况:

  以上两次,语焉不详,事出有因:张春桥当时正在台上,蒯大富怎敢详细透露谈话内容?可是,他又不能不把张春桥这张王牌掼出来,以便堵住审查者的嘴。

  在即将结束本书之际,对于“狄克”,再补充几笔。

  今年七月去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座淡会的前一天晚上,马天水找我去,问我;“都准备好了吧?”我说;“做了一些准备。”

  只有在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当张春桥被押上被告席,蒯大富这才写下自己的真实证言。现照蒯大富亲笔写的回忆,摘录于下:

  其一:

  在会议期间,王洪文来京西宾馆找我四次。我向王洪文说了开会的情况,我说:

  在西阿内(引者注:指中南海西门)靠北的传达室内,张春桥领着我从南门进,往右拐的套间内,我和他谈了有一小时左右的话。整个谈话过程中,除了张春桥和我以外,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场……

  经中央专案组查实,张春桥在被逮捕之前,从未向组织上交代过他曾用过“狄克”这一笔名,也从未提及过他在三十年代曾化名“狄克”攻击鲁迅。

  “谷牧同志的开场讲话,自我批评轻描淡写,是一篇官样文章,几个部的发言也很不象样。”王说:“好不了,一批邓,就批判到他们头上去了。”还说:“洋奴哲学,崇洋媚外要狠批,假洋鬼子要狠整。”我说:“大批判再闹它两三天,就要转入讨论下半年生产计划调整。”王说:“可以考虑多搞几天,批深批透,不要急,先把这个会开好。”王洪文第三次来时,把上海小组和辽宁小组的人找在一起。王说:“辽宁小组的发言看到了,批得很好,问题提得很尖锐,批判就要直捅,不要不痛不痒的,怕什么!”又说:“国务院务虚会的问题很值得研究,看务的什么虚,‘二十条’、‘十八条’,同一个时间各部门都搞这种东西,搞‘管、卡、压’。

  张春桥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仍然不肯投降,他虽然作了检查,态度还是不好嘛,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嘛,不要半途而废……

  其二:

  这些问题你们可以同杨春甫再研究一下。”我说:“刮右倾翻案风同国务院务虚会有很大关系,批条条专政这个问题要点出来。”王洪文说:“你们要点就点,我不管。”我按照王洪文的旨意,和杨春南等人串连在一起,追“风源”,批“邓小平为头子的少数人对多数人专政”,把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王洪文第四次来时,我对他说:“当我正发言时,谷牧同志也进来参加听了,是面对面的。我在会上发言的简报看到了吗?”王说:“已经送上来了。”我问他:“怎么样,有什么意见?”

  我一听就很明白,张春桥要我们去反对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要把刘邓搞臭……

  上海一个名叫徐锡驹的人,也知“狄克”底细。此人出乎仰慕大文豪巴尔扎克,取笔名“肖扎克”。解放后,因历史问题被捕,在上海青浦县劳改。他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写下一份揭发“狄克”的材料;一九四六年春,我在上海和崔万秋合编《笔》月刊时,曾改编小说《八月的乡村》为电影剧本,初稿写成后,我就送给崔看,要他同意。但崔万秋反对我改编为剧本和拍摄成电影。崔万秋对我说:‘鲁迅作序的《八月的乡村》,是被国民党所反对的。在鲁迅作序的《八月的乡村》出版后,我当时在《大晚报》就组织狄克写《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文章反对鲁迅,鲁迅写了《三月的租界》来反击,引起了一场论战。我看见这部小说就有气,你拍它做什么!’”

  王笑笑说;“我不发表意见。”王的这个态度我是心领神会地意识到,他是完全肯定、支持、赞赏我的那个发言的。

  张春桥成了道地的教唆犯。他单独召见蒯大富,面授机直,为的是借蒯大富之手,向刘、邓开炮。

  虽然肖扎克“炮打”张春桥,开炮晚了一点,不过,毕竞还是提供了一份重要的佐证。

  在政治局听取会议情况汇报后的第二天,王洪文亲自打电话来说:“那个发言要印发?但是有两处要修改。”后来我打电话问他:“怎么改法?”王说:“一处是关于‘风源’问题,我同张春桥商量过了,那样提法也不大确切,关于务虚会那一段还是都拉掉,这个问题还是让别人去讲,让辽宁他们去讲。关于‘以邓小平为头子的少数人’的提法也要改,这样打击面太大歐,不利。”这就是王洪文在政治局会议后急忙对我的那个发言打的两个补漏洞的补钉。但是,张春桥在政治局会议上还是说:“有意见让人家讲嘛,要允许人家讲话嘛!”王洪文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结束时,(作为)中央领导人接见会议代表时也说:“有的同志在这次会上开了一炮,开的好!”他们的讲话都首先是支持我的那个发言的。

  蒯大富在证言中继续写道:

  其三:

  建立“第二武装”

  我当时是清华大学学生,又是井冈山红卫兵的头头,在十二月二十五日那一天,我发动了清华大学群众五千多人,开了两辆广播车,带了大批大字报、大标语、传单到北京城里天安门广场、王府井、西单一带放高音喇叭,刷大标语贴大字报,撒传单,还进行游行示威,中心口号就是“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这个所谓的“一二·二五”大行动,实际上是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打倒刘少奇同志的运动,推向社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张春桥在我们围攻和诬陷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幕后操纵者的角色。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选集》第四卷二六六页,在《三月的租界》一文中,对“狄克”新加了一条注释(过去出版的《鲁迅选集》、《鲁迅全集》从未注释过“狄克”)。这条注释,是千万人“炮打”而得来的成果:

  毛泽东的病情,日重一日。

  张春桥,郭沫若称之为“狗头军师张”。张春桥找蒯大富单独密谈,授以锦囊妙计,充分显示了他的“狗头军师”的技俩。刘少奇被彻底打倒,就是从这次密谈开始的。

  狄克 张春桥的化名。张春桥,山东巨野人。当时混进上海左翼文艺界进行破坏活动。七十年代是“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他攻击《八月的乡村》和攻击鲁迅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一文,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的《大晚报·火炬》。

  他自知不起,余日不多,而他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毕竟声望不高。他发布“最高指示”:

  本来,虽然在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轰了刘少奇一炮。但是,后来刘少奇写了检查,毛泽东看了,在十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基本上写得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部更好。”毛泽东的话,在那时“一句顶一万句”,刘少奇似乎渡过了政治危机,可以喘一口气了。在党内,刘少奇还名列第八位。

  这就是历史给“狄克”所作的结论。

  “要造这个舆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要使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

  张春桥深知,要干掉刘少奇、邓小平,唯有借助于红卫兵。正因为这样,他亲自给“蒯司令”挂了电话。

  纵观张春桥跌宕多变的一生,当他“步步高”的时候,每一次“高升”都伴着一场“炮打”。坐在高位上,他日日心虚,惶惶不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倒是锒铛入狱之后,他的心踏实了,再也不必为念“权经”而绞尽脑汁了。

  无奈,舆论大权握在姚文元手中。姚文元对毛泽东的这一“最高指示”不予理睬。

  密谈后的一个星期,上万红卫兵涌上北京街头(除清华外,北大各校也纷纷响应),“打倒刘、邓”之声震撼首都,雪片般的传单撒向全国,掀起“打倒刘邓”的高潮。

  《苟子·大略》云:“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借用“国妖”两字为张春桥勾画形象,是颇为传神的。

  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四人帮”对华国锋不服气,他指定的接班人可能接不了班。毛泽东在病榻上向华国锋意味深长地讲了一段历史故事:汉高祖刘邦在临终时,看出吕后和诸吕阴谋篡权的野心。

  十二月三十日,江青和姚文元来到清华大学,当众紧紧拉着“蒯司令”的手,讲了许许多多鼓励的话。顿时如同火上加油,清华大学红卫兵“打倒刘、邓”的声调变得更高了。诚如蒯大富当时所言:

  一九八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初稿于上海。

  毛泽东把妒虐成性、野心勃勃的吕后比做江青。毛泽东提醒华国锋:

  “江青同志和姚文元同志这次亲自来清华看我们,大大提高了我们清华井冈山的威望和影响,说明我们打刘少奇对了,干得好、干得漂亮。”

  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改毕二稿,上海。

  “江青有野心。”

  清华大学红卫兵们沸沸扬扬,江青、姚文元发表演说叽哩哇啦,唯有张春桥像“隐身人”一般神不知,鬼不晓:他与蒯大富密谈时,再三关照,只是“随便聊聊,不要往外说”;江青去清华时,张春桥不去,却要姚文元替他去……他是一个擅长于摇鹅毛扇的人物。倘若借用毛泽东当年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的话来形容张春桥,倒是非常妥切:“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

  “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如果不是后来蒯大富成了阶下之囚,作了交代,那么谁也不知“打倒刘、邓”之火,是张春桥点起的。

  七月以后,毛泽东变得口齿不清,只能用颤抖的手握着铅笔,给华国锋写下“最高指示”:

  张春桥的阴险,也就在于此。

  “别着急,慢慢来。”

  返回上海“摘桃子”

  那字迹依然是人们熟悉的“毛体”,不过,失去了当年的道劲笔力,已经变得扭扭曲曲了。

  一次密谈接着一次密谈。

  为了使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经受得住“四人帮”的挑战,毛泽东写下了近乎遗嘱的“最高指示”: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夜,北京平安里三号,《解放军报》社的办公楼。

  “你办事,我放心。”

  一辆从西郊北京大学驶来的轿车,载着三男一女,驶入报社。他们刚刚在二楼小会议室坐定,张春桥、姚文元一身军装,踱了进来。

  死了周恩来、朱德,倒了邓小平,病了毛泽东,中国政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春桥同志!”为首的三十来岁的男子,亲热地跟张春桥握手。

  华国锋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不过几个月而已。接班人之争,愈演愈烈。

  “这是文元同志,”张春桥介绍道:“这是王洪文同志!”

  在姚文元的指挥下,大报、小报组成一支声势浩大的啦啦队,在那里歇斯底里般大喊大叫:

  王洪文介绍了同行者,二十五岁的陈阿大和十八岁的“小廖”。

  “邓小平的整顿就是复辟!”

  陈阿大是上海良工阀门厂的工人,此时已成为上海“工总司”常委,王洪文的小兄弟。至于那“小廖”,名叫廖祖康,上海国棉十七厂技工学校的学生,此时成了王洪文的“秘书”。“文革”前,王洪文担任技校民兵连指导员之际,廖祖康是他手下的民兵。“文革”中一起造厂党委的反。从此,廖祖康成为王洪文的心腹。

  “警惕还乡团!警惕党内资产阶级!”

  “文革”十年中,不论王洪文在哪里,廖祖康一直是他的“贴身秘书”。

  “打倒新老走资派!”

  至于那位女宾,嘿嘿一笑,冲张、姚点点头。她,老熟人——聂元样。王洪文、陈阿大、廖祖康是昨天乘飞机抵达北京的。他们直奔北京大学,聂元梓安排他们住在学校招待所,随即给张春桥挂了电话。

  “揪出邓小平的代理人!”

  “春桥同志、文元同志,上海群龙无首,只有你们出马,才能压住阵脚!”王洪文在汇报了上海发生的第三次风潮——康平路事件之后,说出了这句话。

  姚文元还下令组织编写《赫鲁晓夫怎洋上台》、《吕后怎样各个击破诸侯王》之类“以史为镜”的材料。

  “是的,我们也准备马上去上海——《文汇报》明天就要夺权,这是整个上海夺权的先声。”张春桥停顿了一下,说道,“如果我和文元这时候不回上海,将来大权旁落,就很难挽回!”

  不过,他们心里也都清楚——

  “你也马上回上海——现在上海到了关键时刻。”姚文元对王洪文说道。

  江青说:“我手无寸铁,他们要搞我是很容易的。”

  就这样,决定发动“一月革命”的密谈,在北京《解放军报》社二楼悄然进行着……

  张春桥说:“我们只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

  翌日,出现在上海街头的《文汇报》,突然用整版篇幅重新刊登《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社论——出自毛泽东手笔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王洪文则说:“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

  《文汇报》的造反派以这样特殊的形式,宣告《文汇报》“新生”——再不成为原中共上海市委的喉舌。

  他们不约而同,都把目光投向枪杆子……

  就在《文汇报》撒向四面八方之际,张春桥和姚文元正在九千米的高空,朝上海疾飞。十时,他们刚刚降落在上海机场,就钻进轿车,直奔兴国路上高墙围绕的兴国招待所。这家名为“招待所”,其实,绿茵草地拥簇着一幢幢西式小楼,比高级宾馆还高级。此处在“文革”中,曾经长期成为张、姚在沪的据点。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日,上海的一次密谈,传来使“四人帮”万分焦虑的消息。

  张春桥行魂甫定,头一桩事情便是打电话给几百公尺处的丁香花园旁的小楼,那是徐景贤的据点——武康路二号,为了免遭意外,徐景贤把“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牌子,挂到淮海中路最热闹的地段——六二二弄七号原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里,而把武康路二号的小楼作为他的秘密办公处。

  这天,一个穿绿军装的人物,在上海延安饭店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这“三驾马车”聚首。此人名叫丁盛,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司令员,现调任南京部队司令员(与许世友对调)。

  下午二时半,当张春桥、姚文元出现在这幢“丁学雷”小楼,徐景贤、郭仁杰、王承龙、朱永嘉等一班秀才早已到齐了。

  本来,丁司令从南京来沪,马、徐、王只是作礼节性的拜访。不料,这次拜会成了一次极为重要的密谈,一直到夜半才结束。

  “一月,是关键性的一个月。”张春桥对上海的形势进行分析,“陈、曹的垮台,已经是大势所趋。我和文元这次回到上海,目的就是在推倒陈、曹之后,在上海建立崭新的政权,而你们——‘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将是新政权的工作班子……”

  丁盛透露军内秘密情况:

  张春桥的话不多,每一句话都很有分量。他的话,使秀才们陷入无限的兴奋之中。“工作班子”,意味着秀才们手中不光握笔杆,而且要掌大权。一席密谈,张、姚定下了“一月革命”的步骤……

  “我从广州调来南京,只身上任,在南京很孤立。六十军不听我的。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一线,对上海是一个大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

  紧接着,第二天,张、姚与王洪文、潘国平密谈给“工总司”布置了“任务”。

  马、徐、王闻言,面面相觑。上海号称“四人帮”的“基地”,如今处于六十军的枪口之下。六十军连了盛都控制不了。万一六十军有个什么行动,上海这“基地”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

  紧接着,第三天,由“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工总司”联合召开了十万人大会—一“打倒以陈丕显、曾获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通过电视向全市传播。徐景贤和王洪文在台上慷慨激昂地作长篇讲话,而“主角”并未出场——张、姚躲在兴国招待所里,目不转睛地看电视……

  这消息传入“四人帮”耳中,他们怎不为“基地”的安全日夜担忧?!

  大会结束之后,上海外滩的一幢十几层大楼上,出现四条从顶至底的红色巨幅标语,据说是反映了上海人民的“心声”。上海,一下子为之轰动了。这四条巨幅标语是:

  王洪文甩掉钓鱼杆,突然出现在上海。

  欢迎张春桥同志当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王洪文在上海只作短暂逗留。他的声调显得急促:

  欢迎姚文元同志当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

  “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准备上山打游击!”

  欢迎张春桥同志当上海市市长!

  “要赶紧把仓库里的枪支拿出来,发给工人民兵——我们要建立第二武装!”

  欢抑姚文元同志当上海市副市长!

  王洪文曾说过,搞民兵,他是内行——“文革”前,他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就是民兵连长。

  这四条大标语挂出之后,上海人为之瞠目结舌:张春桥、姚文元什么时候已经成了上海的总管?!不然,怎么来个“欢迎”呢?怎么职务已经写得那么清楚,那么具体?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王洪文出任总指挥,踏平上柴“联司”,这位“造反司令”就已经意识到手中要有一支“武装力量”。

  原来,那大标语是“工总司”挂的,而标语的字句都是徐景贤拟的!所谓“上海人民的心声”,竟是“丁学雷”的声音!

  张春桥也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在总结踏平上柴“联司”的“经验”时,就亲笔写下关于“武装左派”的七点意见。

  四条大标语,一下子传遍上海滩。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姚文元从北京打电话给王洪文作了具体布置:“春桥同志和我共同表示一个明确的态度,支持成立上海民兵指挥部,建议先组织武装民兵十万人左右。”

  羞答答,主角终于从幕后走到台前亮相了。

  那时候,张春桥、姚文元是王洪文的“首长”。一九六七年九月,在上海外滩三十二号,王洪文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召开会议,落实“首长”的“重要指示”。“

  那是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在“上海革命造反派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上,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万众鼓噪声中,步上主席台。

  一支上海工人武装队伍,便在“斗争”中建立起来了。

  张春桥走到话筒前,一口气讲了好多个“们”,好多个“革命”。幸亏当年的讲话记录稿尚在,不然,那样的“革命”的口气,几乎很难模拟:

  从一开始,王洪文就强调:“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的领导权要掌握在上海市委手里。”

  “上海的革命工人、农民、革命的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于部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同志们、战友们: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问大家好,向你们致最热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王洪文曾直言不讳地说:“在上海民兵成立的时候,张春桥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上海‘工总司’来组织,就避开了上海警备区,实际上就夺了上海警备区的民兵领导权。”

  紧接着,他自称“小学生”,来了一番谦逊:

  王洪文还点明了其中的奥秘:“因为上海警备区有两派。这两派中间,实权是掌握在不支持上海市委这一派手里。”

  “同志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姚文元同志和我到上海来,是来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是来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的,是来当小学生的。

  王洪文向上海两家工厂下达了制造步枪的命令。这些步枪,用来武装上海民兵,据说这叫“自力更生”。

  “我非常高兴地参加今天的会,并且我们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身体也非常健康,这是我们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毛主席对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向是非常关心的。

  他又向部队要来一批重武器,武装上海民兵,其中有一三○火箭炮、一二二榴弹炮、八五加农炮以及水陆两用坦克二百三十四辆,摩托车四百三十八辆。

  大家都还记得,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就是从《海瑞罢官》这个反动戏的批判开始的,而这个正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在上海揭开的。毛主席对上海造反派提出来的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获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背得熟极了,我还背不出来呢!……”

  这么一来,上海民兵成了一支颇有战斗实力的武装。

  一位“小学生”讲毕,另一位“小学生”上台,姚文元重复着张春桥的调调。

  王洪文抓民兵工作,还有所“发明”。一九七○年六月七日,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民兵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民兵三位一体”,亦即把“民兵、治保、消防”三者结合在一起。

  也照当时的传单摘录于下:

  在王洪文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后,在一九七三年九月十八日,他对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代表说:“厂里的‘三位一体’经验,要抓一抓,总结一下,否则我在北京讲话讲不响。”

  这次,春桥同志和我来到上海,或者说回到上海,我们是来做小学生的,是来老老实实做小学生的。在上海革命人民面前,在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面前,我们确确实实是小学生……

  于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民兵,便来了个:“王副主席指示为纲”,贯彻王洪文的“三位一体”指示。一九七三年国务院一六二号文件转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其实,上海的“桃子”熟了,两个“小学生”是来“摘桃子”的。

  的《上海城市民兵情况调查》,便介绍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三位一体”经验。

  “小学生”虽“小”,口气却很大:

  当王洪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形成“四人帮”,上海民兵便成了“四人帮”的帮派武装。

  他们把自己在上海夺权,称为“一月革命”——据说,在人类历史上,能与上海“一月革命”相提并论的,也就只有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他们把自己在上海建立的新政权。称为“上海人民公社”——据说,在人类史上,能与“上海人民公社”相提并论的,也就只有受到过马克思赞赏的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巴黎公社。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日,王秀珍进京,在王洪文那里住了四天。

  张春桥自己宣布对自己的任命:

  王洪文跟王秀珍谈起了上海民兵。王洪文说:“上海民兵是我和张春桥搞起来的。上海民兵是新生事物,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有战斗力的,你们要抓好。

  “根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建议,并且得到发起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同意,姚文元同志和我两个人即日起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工作……”

  今后打仗要靠这支队伍。军队有问题,路线不端正,是靠不住的。”

  只要不是傻瓜,谁都明白,两个“小学生”所谓“参加工作”,意味着什么?

  王洪文提醒王秀珍:“上海民兵指挥部这个班子要配备好,要把工会常委多派进去。”

  “狄克”正在做着美梦。上海这个“桃子”,已经唾手可得了。

  那时的上海市总工会脱胎于“工总司”。上海市总工会的常委,大都是“工总司”常委,是王洪文的“小兄弟”。

  就在这个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炮打”,把张春桥打得七荤八素,北今朝南,差一点跌入黄浦江……

  王洪文还对王秀珍说起他的“雄心壮志”:

  “一·二八”炮打张春桥

  “我要搞全国民兵总司令部,我亲自抓,把周宏宝调到全国民兵总司令部,打起仗来依靠群众。”

  蓬、蓬、蓬、蓬、蓬、蓬……

  幸亏毛泽东否定了王洪文关于成立全国民兵总司令部的计划,使这支全国性的“第二武装”未能拉起来,使中国避免了一场全国性的内战。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深夜,上海街头忽地冒出一支支骑着摩托车的奇兵。

  一九七五年夏秋,当王洪文在北京郁郁不得志,溜到上海“调查研究”的时候,他越发觉得手中一定要有一支“第二武装”。

  车上的人物,几乎都穿军装,但是没有领章、帽徽,肩上佩着红色袖章,上面印着毛泽东手迹“红卫兵”三个大字,还印着一行小字:“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九月十八日下午,王洪文以“上海民兵创始人”的身份,在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陪同下,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接见了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全体成员。

  这个样式的袖章的红卫兵,在《解放日报》事件中已为上海人所熟悉,一望而知是“红革会”。

  王洪文发表了杀气腾腾的讲话。

  在上海的红卫兵之中,全市性的组织有四个:“红上司”、“红三司”、“炮司”、和“红革会”。其中,“红革会”的名声最大,力量最强。它的核心,是复旦大学的红卫兵。

  以下是根据当时记录摘引的王洪文的原话:

  那天夜里,兴国招待所的电话不断,令人吃惊的消息,不断传入张春桥耳中:

  群众对三位一体反映怎么样?能不能设法抓一个区总结一下,这样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不能结合起来,主要是消防和治保,民兵没有多大问题,这个问题阻力好大呀!因为是我提出来的,有人不满意也不敢反,上海认识上也有阻力,其实有什么不方便。

  “红革会袭击中共中央华东局!”

  有一点同志们要清醒,关于上海民兵是经过斗争的,今后还是有斗争的。我们要谦虚谨慎,不要翘尾巴,特别是以后是不是站得住,同志们要注意,你们要做点思想准备,人家一巴掌打过来,看我们是否站得住。实践上都能站得住脚,将来就驳不倒。如我们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站得住脚了,我也可以说话了。有些材料是有说服力的,如三位一体,民兵抓阶级斗争,这些都要很好的总结。

  “红革会袭击中共上海市委!”

  上海这个地方要立足于自己。关于一三○炮的问题,过去我和春桥同志商量过,还是要靠自己造,现在看来新八五站住脚了!比一○○的性能好。而且轻了三吨,我最欣赏的新八五是自行设计,自己制造的,比一○○优越得多。

  “红革会袭击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民兵指挥部,要搞个编制,把武装部的人要考虑进去。如果上海民兵指挥部拆了,你武装部要把全部工作给我抓起来,你抓得起来?我不相信你抓得好!没有阻力不可能,就是有人把这个机构改过去了,我二十年后还是要改过来。只要我不打倒,我不死,我还是要把它改过来。现在有人总是觉得过去的东西顺手,方便,还有人说民兵抓阶级斗争不正规化,还有人骂我们,上海搞第二武装集团。什么。

  像一阵狂飚,“红革会”的年轻人们在一夜之间,夺走了上海党政机关的二十三颗大印!

  怔规化呢,要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要服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反正我知道一点。

  大抵是受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夺印》的影响,这些“嘴上没毛”的年轻人以为“夺权就是夺印,夺印就是夺权”。眼看着上海的大权就要落到张、姚手中,便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发动突然袭击,夺走二十三颗本头疙瘩。“红革会”

  已经有人点明“上海搞第二武装集团”,王洪文仍毫不在乎,仍要坚持干到底。

  的年轻人们已经发觉,那两位“小学生”不是来“学习”,而是来上海夺权,况且年轻人们灵敏的耳朵,已经风闻张春桥的历史有问题、老婆文静是叛徒、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红革会”毅然决定,先下手为强!

  王洪文回到北京以后,中国的政局愈加动荡。一场大拼搏,眼看着已经无法避兔……

  二十三颗大印在手。这些从未见识过大印的年轻人们,以为上海“夺权”宣告成功。于是一月二十五日,上海大街小巷,贴满“红革会”的《夺权通告》。

  上海一片刀光剑影

  “哼!”当《夺权通告》迅速被人送到兴国招待所,从张春桥的鼻孔里发出了响亮的一声。

  一九七六年四月八日凌晨,酣梦正香的王秀珍,被电话铃声吵醒。

  他依然躲在幕后,只给徐景贤挂了电话:

  抓过电话耳机一听,她睡意顿消。从耳机里,传出王洪文那熟悉的声音:“秀珍吗,有一件紧急的事情要告诉你。”

  徐景贤紧急约见“红革会”头头。

  王秀珍连忙问:“什么事?”

  从徐景贤嘴里,讲出了张春桥的话。那声音,是傲慢的!那口气,是教训人的:

  王洪文说道;“天安门事件,总算过去。不过,这一次暴露了北京工人民兵的大问题,简直是‘豆腐兵’,连对付学生都感到吃力。这使我想到了上海民兵,一定要抓紧训练,提高应急能力,决不能象北京民兵那样!一定要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夺权,没有春桥同志、文无同志点头,行吗?

  “行,行。你放心,我马上向上海民兵指挥部传达你的指示。”王秀珍连声答应。

  “春桥同志已经关照《文汇报》、《解放日报》,不登你们的《夺权通告》。

  “注意保密,不要给人家抓住把柄!”王洪文又叮嘱了一句。

  他还关照全市各造反派组织,不要支持‘红革会’的夺权。

  从电话耳机里传出的王洪文的“指示”,象槌子一样敲响了王秀珍这面锣。

  “你们还是早一点把那些大印支出来。要不,我们会对你们采取革命行动!……”

  翌日清早,王秀珍那喇叭般的嗓子,在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响了起来。

  在那“革命”的年代,最厉害的要算是“革命行动”。“红革会的头头们清楚地知道,徐景贤所说的“革命行动”意味着什么!

  上海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马上落实、贯彻“王副主席指示”。他们制订了代号为“反击一号”、“反击二号”、“反击三号”三个作战方案,以应付突然发生的不同事态。

  徐景贤的话,深深地激怒了“红革会”的年轻人。

  上海民兵变得忙碌起来。首先是“政治挂帅”,学习上海民兵指挥部印发的《民兵宣传教育》材料。那材料中,已经非常清楚地点出“要随时准备粉碎”“武装暴乱”;

  一月二十六日,“红革会”举行常委扩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先于掉“徐老三”,再干掉“张老大”、“姚老二”!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由于党内走资派比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危险得多,所以我们民兵的主攻方向应该革党内走资派的命,这是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规律所决定的。

  蓬、蓬、蓬、蓬、蓬、蓬……

  “把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民兵继续革命的重要任务,不停顿地进行战斗。

  一月二十七日夜,上海街头又响起“红革会”的摩托车声。

  “要搞清楚民兵与党内资产阶级斗,既要认真对付他们搞‘和平演变’,又要随时准备粉碎他们的武装暴乱。”

  红卫兵们驶过上海淮海中路,鱼贯而入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徐景贤约好“红革会”的头头,去那里再一次举行谈判。

  民兵们经过“学习”,明确了民兵主要任务便是与“走资派”斗。

  梳着光亮的小分头,徐景贤笑迎“红卫兵小将”,以为这一回他们会拱手交出二十三颗大印。万万想不到,几个身强力壮的“小将”,不由分说,连拖带拉,把徐景贤塞进了一辆吉普车。

  一支摩托化的民兵部队,即将举行演习。王秀珍为他们进行“战前动员”。

  于是,浩浩荡荡的车队,出现在子夜时分的上海街头:吉普车前有摩托车开路,后有摩托车压阵,左、右有摩托车护送。

  她的话,比《民兵宣传教育》材料更加无遮无拦:

  “什么?徐景贤被抓到复旦大学去?”从电话耳机中传出张春桥惊慌失措的声音。

  “现在形势复杂,斗争是长期的,今后会更复杂、更激烈。

  “红革会”这一拳头,打到了张春桥的痛处:徐景贤知道张、姚的底细,万一在红卫兵的皮鞭、棍棒之下说了出来,那就不好收拾了……

  “我们要有出现反复的思想准备,无非是杀头坐牢,杀了头不过碗大的疤。

  “徐海涛吗?你马上出动部队,到复旦大学,把徐景贤给我抢回来!”张春桥一边打电话,一边狠狠地拍了一下台子,徐海涛在电话耳机里都听到了。

  “我们要豁出命来干,不能做投降派,不当叛徒,要干到底!

  徐海涛,上海警备区的一个师政委,只因效忠于张春桥,成了心腹。后来,此人竟依仗张春桥之势,成为总政保卫部副部长。

  “部队靠不住,要准备打仗,内战外战一起打!”

  冷僻的上海东北郊,在一月二十八日凌晨又响起一阵蓬蓬声。绿色的车流涌入复旦大学的校门。

  王秀珍传达了王洪文的话:

  这一回的车队井然有序,十八辆带船形坐舱的草绿色的摩托车上,都坐着三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摩托车队之后,是一辆越野指挥车。指挥车后面,跟着两辆军用大卡,站满解放军战士。好家伙,张春桥的一个电话,调来了四个摩托排,一个步兵连!

  “谁搞修正主义,就造谁的反!”

  像铁桶一样,绿色的车流迅速包围了“红革会”总部大楼。

  一九七六年六月,关于毛泽东主席病重的通知已由中共中央通知各省市党组织负责人。上海的民兵更加抓紧了训练,随时准备“造修正主义的反”。

  手无寸铁的红卫兵,无法抵御全副武装的军队,只得听凭他们闯入大楼。

  如马天水所供认:

  “奉上级命令,执行任务。”徐海涛板着脸孔,用冰冷的语言对“红革会”的头头们说道。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上海)民兵指挥部送来一份发枪报告,七月三日我就批复同意都发下去,到八月十号我要民兵指挥部汇报时,他们提出发枪报告还未批下来,我才知道办公室压了下来。当时我把办公室有关同志找来大批了一顿。

  “你的上级是谁?”红卫兵们并无惧色。

  立刻批了‘立即发’三个字。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徐海涛扛出了当时中国最硬的牌子。

  “为什么这样急于发枪?当时正是毛主席病重时期,担心发生内战,要赶快加强民兵这支力量。同时这也和在八月十日我和徐、王和丁盛谈话有关系。丁盛谈话也谈了打内战问题。……”

  “哦,张春桥派来的!”红卫兵们马上明白了,又问,“执行什么任务?”

  《关于上海民兵装备十年规划设想意见的报告》,也急急地送到王洪文手中——

  “你们必须马上释放徐景贤!”徐海涛斩钉截铁般说道。

  市委、市革委会:

  “徐景贤?徐景贤在哪里?我们不知道!”红卫兵们摇着头。

  根据市委领导关于装备民兵五十万件武器和总部民兵装备要搞十年规划的要求,加强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民兵建设,市现有二百六十万民兵,规划五十万件武器。

  “你们必须马上释放徐景贤!”徐海涛重复这句话。

  全市装备民兵十个高炮师。一百八十五个高机连,三个地炮师,一个130火箭团,一个水陆坦克师,三十六个武装基干团,五百十八个武装基于连,四千二百十二个武装基于排,一个摩托团,一个通信团,共装备民兵六十五万人……

  “你有什么证据?”“你凭什么闯进我们‘红革会’总部?”“我们要向毛主席报告——上海的解放军,镇压红卫兵!”……

  上海民兵指挥部

  人们常说:“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这一回倒过来,兵遇着秀才,竟然说不清了。特别是红卫兵们说要向毛主席报告,不能不使徐海涛心虚了。

  上海,江青称之为“基地”的上海,已经是磨刀之声可闻。

  赶紧拨通兴国招待所的电话,汇报了情况。得到的答复是一个字:“撤!”

  上海,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苦心经营了十年的上海,在准备作最后的搏击。

  当绿色的车流远去之后,拥有六万之众的“红革会”深深地愤怒了,怒火朝张春桥喷去。“红革会”在上海街头,刷出排炮般的大字标语:

  “文官”要夺权

  “镇压学生运动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虽说毛泽东已经明确指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王洪文并不把华国锋放在眼里。在他看来,华国锋倘若作为对手,远不及邓小平厉害。

  “警惕反革命两面派!”

  一九七六年七月,王洪文又叮嘱他的秘书肖木,为他起草“全面”的讲话提纲。

  “张三反对毛主席就打倒张三!”

  半年前,王洪文在周恩来去世后,以为自己会主持中央工作,要秘书肖木起草“全面”的讲话提纲,弄得肖木连春节也没有休息。

  这里的“张三”指谁,上海人没有一个不明白的。不点名的标语,很快被指名道姓的“炮打”标语所代替:

  这一回,王洪文又要肖木“辛苦”一番了。那是他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商量过内容的,因为他是副主席,就由他出面草拟。

  “张春桥算老几?”

  这个“全面”的讲话提纲与上一次一样,被打进了冷宫——因为他并没有能够挤掉华国锋。不过,那草稿的“全面”的口气,却清楚地反映心中的企望。

  “张春桥≠中央文革!”

  现据原文,摘引于下:

  “谁说张春桥的屁股摸不得?!我们偏要摸张春桥的老虎屁股!”

  (一)积极创造条件,区别不同情况,建立和完善老中青三结合。一种是较好的,只需在斗争中逐步完善即可,不必把组织问题作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去搞。

  “坚决反对张春桥当上海第一书记、姚文元当第二书记!”

  一种是需要作些充实、调整的,主要依靠省委自己去搞。再一种是一、二、三把手都问题较多,群众已不大那么信任,需要中央直接去帮一手的。

  “打倒张春桥!火烧姚文元!”

  (二)国务院各部的问题,这次铁道部让万里同志不管事,专心检查自己问题,又调了两个青年干部去当核心小组副组长运动有了生气,看来是得人心的。这个经验需要总结,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其他各部,也要积极创造条件,有领导地逐步参照解决。这些部自建立以来,大多没有好好触动过。现在的情况是下面变了,上面不变或有变也不大,矛盾越来越尖锐。趁这个机会变一下,广大基层干部、群众是高兴的。

  一条条大标语,如同一发发炮弹,落入那幽静的兴国招待所。张春桥如坐针毡。

  (三)军队问题,基层是好的,主要问题在上面。比较起来,总参的事情更紧迫些。

  他,从“狄克”,到《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到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到为“女客人”抓“样板戏”,到批判《海瑞罢官》,到中央文革副组长,每一步高攀,都费尽心机。如今,眼看着上海党政大权就要到手,难道功亏一篑,失于“炮打”?

  王洪文除了以这样“全面”的口气准备好讲话提纲之外,还叮嘱肖木写了一封致毛泽东主席的信。

  “红革会”决心跟张春桥大干一场,准备召开全市性的“炮打张春桥大会”,组织十万人的“炮打张春桥”大游行。

  据肖木回忆,王洪文在给毛泽东写信时,是这样吩咐他起草的:

  急急如律令。二十八日下午,“红革会”的头头们云集上海市中心的俄式建筑物——那座与北京西直门外的“中苏友好大厦”用同一张图纸建成的上海“中苏友好大厦”。这儿,离姚文元父亲姚蓬子家,近在咫尺。

  “他对我说,毛主席最近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我看国内问题还是要批邓。

  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北大厅,“红革会”的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晚上,还在那里讨论着掀起全市炮打张春桥高潮的计划。

  全国运动有几种情况,一种搞得好的,一种比较一般,还有一种是问题比较多的。

  七时,一辆轿车驶入中苏友好大厦大门,径直朝北大厅驶去。从车上下来四个穿军大衣的人。

  这后面两种,占全国多数,都需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特别是第三种不解决不行。

  惊人的消息,飞快地传入会场。“红革会”的头头们差一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国务院有些部,军委有些部门,也是这样。解决的办法要象有的部已经做的那样把主要领导干部换掉。他要我根据他的这些话整理一封给毛主席的信。我整理了去送给他,他准备修改、重抄,并说有机会要送毛主席看。……”

  张春桥、姚文元各带一名秘书来了!

  王洪文还没有来得及把信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已无法视事。“文革”中,贴遍中国大地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大字标语和响彻云霄的“毛主席万岁”呼喊声,无法使毛泽东永生。按照大自然的规律,年迈的毛泽东还是一步步接近他人生的终点。

  “狄克”,到底是“狄克”!坐在兴国招待所,他已接到确切情报:“红革会”头头们,正在秘密策划十万人“炮打张春桥”大游行。他思索着对策。再动用军队吧,弄得不好,事态会进一步扩大。任其秘密策划吧,一旦大游行爆发,那么他就将葬身于上海群众愤怒的海洋。‘仿佛脚下的大地随时都会裂开,仿佛兴国招待所建造在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之上。张春桥心中打着小九九,来了个铤而走险,干脆,“走到群众中去”,用三寸不烂之舌,说服“红革会”!

  九月上旬,毛泽东已处于弥留状态。争夺中国最高领导权的斗争,已经进入了最激烈的阶段。

  当张春桥拉着姚文元一起去的时候,姚文元直摇头。姚文元以为这样的“高姿态”太危险,等于走进炸药桶!

  九月二日,“小兄弟”陈阿大来到北京,王洪文马上“接见”。陈阿大一回到上海,便传达了北京最新消息:“中央两条路线斗争非常激烈。这是党内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江青同志、春桥同志、文元同志、洪文同志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只有紧跟他们,才可能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不犯错误!”

  张春桥呢,笑了,说姚文元大缺乏“群众斗争经验”。

  九月八日,江青来到北京新华印刷厂,请工人们吃文冠果。这种壁厚的果子并不可口,江青却大讲其中的典故:“你们知道吗?文冠果的另一个名字叫文官果,象征着‘文官夺权’!”

  姚文元无奈,只能跟着富有“群众斗争经验”的张春桥,坐上了轿车……

  江青的话,透露了四个“文官”——王、张、江、姚的心声。

  张春桥走在前,姚文元跟在后,步入北大厅。张春桥的脸,此时此刻一直保持三分笑。他尽量使每一步都稳稳地迈向前。他径直走向会场的中心,坐在一把最显眼的椅子上。姚文元随着他,坐在他的旁边。

  就在江青到处分赠“文官果”的时候,毛泽东的生命列车驶入了终点站。

  红卫兵们一下子被镇住了。会场变得鸦雀无声。张春桥为自己的“高姿态”能够赢得这样的效果,脸上从三分笑增加到五分笑。他侧过脸白了姚文元一眼,仿佛在说:瞧你,多么缺乏“群众斗争经验”!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凌晨零时十分,毛泽东与世长辞。这位曾经参与缔造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中国人民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又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当代政治伟人,终于松开了手,撒下了已经握了二十七年之久的中国最高权杖。

  当张春桥刚刚说了一句“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好”,“红革会”的头头们已从刚才突如其来的惊讶状态中复原,有人高声地打断了张春桥的话,争得了会议的主动权:“打开《毛主席语录》,十三页,第二段,最高指示——”

  毛泽东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人物。他的睿智和卓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幸福和光明。他的历史功勋,永垂青史。然而,他又犯了一系列“左”的错误,从批胡风、反右派,到批判彭德怀、开展“四清”,直至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由于他晚年的严重错误,“文革”把中国人民推入了灾难的深渊。然而,即便在这场深重的政治灾难中,他却又有着粉碎林彪集团、重新起用邓小平、揭露和批评了“四人帮”、保护了一批老干部这样重大的历史功绩。毛泽东的宿敌把他骂得一钱不值,而毛泽东的虔诚的拥护者如华国锋则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他的一切遗教,却不分其中的正确与错误。其实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毛泽东是人中之杰,他的英名当之无愧地列入世界伟人长廊。不仅在他执政时他给了中国以不可估量的影响,在他离世后十年、百年,他的思想仍将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他却又不是一个至善至美的伟人。

  顿时,大厅里响起一片背诵声,因为这段“最高指示”,红卫兵们差不多都已背得滚瓜烂熟:“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

  哪怕是过了一百年、一千年,与他的名字紧密相连的十年浩劫,仍将永远受到历史的谴责。

  一听念这段“最高指示”,张春桥马上意识到这下子要麻烦了。那时候,无论是谁,在发言之前,总要念几段毛主席语录,诚如乐曲的前奏。一听念什么样的“最高指示”,就可以大致猜出下面的发言是什么样的倾向。

  毛泽东刚刚离开这个世界,王洪文的手就伸向了毛泽东放下的中国最高权杖……

  果真,语录念毕,就有人直呼“张春桥”,而不是用那种又亲昵又尊敬的“春桥同志”,大声质问:“张春桥,今天凌晨,派解放军到复旦大学镇压学生运动的,是谁?”

  毛泽东去世后的激烈争斗

  一听这话,姚文元用金鱼眼睛瞪了张春桥一眼,仿佛在说:哼,这下于可好,你的“群众斗争经验”,要倒大霉啦!

  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各地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张春桥的脸,由红转黄,由黄转灰,由灰转白。红卫兵们像排炮似的,向他发出一个又一个炮弹:

  西安。中共陕西省委。省委书记李瑞山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办”)的长途电话,当即亲自作了记录。

  “你说,旧上海市委是修正主义的。你也是旧上海市委的领导干部,你难道不是修正主义的?”

  1976.9.12日上午十点多。

  “你说,《海瑞罢官》是大毒草。上海上演《海瑞上疏》,你没有责任?”

  中办:米思(士)奇电话:

  “你为什么镇压‘红革会’”

  中央领导同志指示:

  张春桥冷冷地从嘴巴里挤出一句话:“红卫兵小将们,你们要提高警惕,不要被陈丕显、曹获秋所利用……”

  主席丧期发生重大问题及时报告。有重要问题不好解决及时请示。

  这下子,像火上加油,锣里加钹,红卫兵们更加气愤了。于是,有人不客气地揭他们的老底了:

  找米士奇同志联系。

  “张春桥,你的臭老婆是什么货色?”

  不光是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接到了这样的电话,在九月十一日晚、十二日上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都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米土奇电话。

  “姚文元,姚蓬子是什么货色?”

  米土奇何许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电话,觉得蹊跷。用当时的话来说,湖南是“毛泽东生活过的地方,华国锋工作过的地方”,毕竟与众不同。张平化当即给华国锋挂了电话。

  没想到,张春桥的“高姿态”,却为红卫兵们斗他提供了绝好机会——他竟与姚文元一起,坐着轿车,送上门来供红卫兵批斗。用一句中国的俗语来说,是他们自己“撞到枪口上去了!”

  “什么?重大问题要找米士奇联系?我不知道呀!”华国锋感到吃惊。他告诉张平化,“米士奇是王洪文那里的工作人员!”

  从晚上七点,一直斗到凌晨一点,整整六个小时!红卫兵们抽走了他们的椅子,叫张春桥和姚文元站在那里,叫他们低头认罪。这两个大“左派”,第一次尝到了批斗的滋味。虽然正值天寒地冻之际,张春桥一身冷汗,衣衫湿透。他们的秘书被红卫兵看管起来,无法出去打电话,所以张、姚只得听凭红卫兵批斗,无人救驾。

  不言而喻,王洪文要米士奇向全国各地打那样的电话,显然是为了抢班夺权。

  直到凌晨一点,红卫兵们要把张、姚押往复旦大学。张春桥、姚文元上了轿车,一溜烟,逃了!

  身为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不知此事。他问另一位副主席叶剑英,叶剑英也不知此事。

  这一天——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永远留在上海人民的记忆之中。“一·二八”炮打张春桥,成为上海尽人皆知的笑谈。

  于是,华国锋马上要秘书以中央名义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打电话,发出通知,发生重大的问题,应向华国锋请示。

  一月二十九日晚,复旦大学大礼堂人声鼎沸,“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在那里隆重举行。大会结束之后,以“红革会”为主的几千名红卫兵涌向上海街头,连夜张贴海报。

  王洪文不得不缩回已经伸出来的手。

  海报上印着这样的醒目句子:“一月三十日上午,举行全市炮打张春桥大游行。

  笔者在一九九○年七月十五日访问了米士奇。他原是北京二中一九六一年高中毕业生,优秀团员,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进入中南海。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他被临时抽调到王洪文办公室工作。

  下午,在上海人民广场举行上海市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

  据米士奇回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张春桥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他使出了浑身解数。

  “九月十日晚七点多,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告诉我,王洪文让廖带我到中南海值班。廖祖康告诉我,王洪文说,中办秘书处就不来人了,就你一个人值班。廖还说,王洪文说了,有两个事,一是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二是在此期间有些解决不了,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就说是中央领导同志说的,让你给各省、市、自治区打个电话。另外,各省、市有事打电话就找你。我说:电话以咱们办公室的名义打吧。廖说:不、不、不,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打。十一日晚和十二日上午,我即用紫光阁休息室的一部红机按王洪文的指示,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打了二十七个电话。”

  二十九日凌晨,他冷汗淋漓地逃回兴国招待所,疾步奔向电话机,挂通了长途电话,向江青呼救……

  原来,米士奇电话里所说的“中央领导同志指示”,就是王洪文指示!

  一个电话接着一个电话:

  也就在这个时候,“四人帮”的亲信发动了写“效忠信”的运动,各种各样的“效忠信”飞向中共中央,提出各式各样的“建议”,说出了“四人帮”不便启唇说出的一些话:

  张春桥通知徐海涛,部队处于戒备状态,随时准备上街镇压游行队伍。

  毛主席的中共中央、江青同志:

  张春桥通知王洪文,“工总司”必须紧急动员起来,粉碎“红革会”的“阴谋”。

  我以极其悲痛的心情,向党中央写这封信。我们这些小人物最担心的是毛主席逝世以后,党中央的领导权落到什么人手里?

  就在二十九日晚,“红革会”忙着在复旦大学召开“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的时候,在衡山宾馆,张春桥与王洪文秘密会见,策划着明天的行动……

  我恳切的向党中央建议:江青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增加春桥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增加洪文同志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

  秘书把一份刚刚收到的特急电报交到了张春桥手中。张春桥的目光飞速掠过电文,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脸色由白转灰转黄转红。

  这位自称是“毛主席的共产党员”,完全违背了毛泽东对于“四人帮”的批判。

  他拿起“BH”铅笔,刷刷地在电报的天头上写下一行批示:

  江青却把这些信当成了“民意”。

  “印八开,二十万份,立即出动宣传车,广为宣传散发。”

  “基地”与“四人帮”保持步调一致。王秀珍和陈阿大在上海鼓吹:“毛主席逝世了,主席还会有。到底是我们掌权,还是他们掌权,现在还不清楚。中央斗争很复杂。……”

  当秘书拿着电文坐上轿车前往印刷厂的时候,张春桥在向王洪文口授“指示”: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的第九天——九月十八日,首都百万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毛泽东大会。

  立即转告全市人民:这一场斗争,不是一个小问题,也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能否贯彻的问题,关系到上海运动的大方向问题……

  主持追悼大会的,仍是王洪文。对于追悼大会的程序,他已相当熟悉,因为在短短九个月间他已接连主持了周恩来、朱德追悼大会,这已是第三回了。

  上海,落入张春桥手中

  不过,这一次仍由他来主持大会,则是向国内外表明:在中国失去毛泽东之后,王洪文是仅次于华国锋的第二号人物。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清晨,上海气温骤降。来自北方的寒流扫过这座海滨巨城,那些已经贴好“打倒张春桥”的游行横幅在寒风中索索瑟瑟作响。

  “现在请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致悼词。”尽管王洪文的嘴里极不情愿吐出那“第一”两字,不过,好在还不是“中共中央主席”,那个最高位子仍空缺。

  只差两小时!只差两小时!

  华国锋用一口山西话,念起了悼词。他的神态是充满自信的,因为毛泽东亲笔为他题写的“你办事,我放心”成了他的接班“证书”。

  原定,上海十万人“炮打张春桥”大游行在上午八时开始。可是,清晨六时,几十辆“工总司”宣传车驶上街头,几万“工总司”工人把守交通要道,“炮打张春桥”海报纷纷被“中央文革特急电报”所覆盖。

  江青一身黑,黑衫黑纱,仁立在天安门城楼最醒目的地位。她已摆好一副架势,仿佛她已成为这个国家的舵手。

  宣传上的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播送着《中央文革特急电报》:

  张春桥和姚文元用嫉妒的目光注视着正在念悼词的华国锋。

  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同志

  大会刚刚结束——九月二十一日,王洪文便在“基地”上海露面。据说是为了落实毛泽东遗体的防腐保存问题,而暗中对“基地”的民兵布防作了部署。

  并转上海“红革会”的同学们:

  就在这一天,徐景贤出现在北京钓鱼台。据说是来开卫生部的会议的,而暗中与张春桥密谈。

  (一)“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最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不是指向以陈丕显、曹获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完全错误的。

  也就在这一天,上海《文汇报》头版头条刊出:《上海工人阶级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既定方针》。

  (二)“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无理绑架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同志,必须立即释放,并向他们道歉。

  九月二十三日,匆匆返回北京的王洪文,给王秀珍挂了长途电话,叮嘱她:

  (三)中国人民解放军采取保护革命群众组织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扣押了人民解放军的师政委,是十分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是不甘心失败的,总有人会抬出邓小平的。”

  (四)各群众组织内部之间的争执,应当采取协商和谈判的方式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绑架、拘留等非法手段。

  张春桥在九月二十八日派肖木到上海,带去富有煽动性的口信:“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五)希望上海“红革会”的同学们,帮助“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立即改正错误。如他们坚持错误,你们要同他们划清界限。

  张春桥的言外之意,便是提醒“基地”,眼下正面临“大考验,要打仗。”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张春桥通过他的亲信向上海传达“要准备打仗”的指示。亲信在信上特地注明: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阅后即毁,不然,大人苦哉1小人苦哉I”

  张春桥双管齐下:广为散发《中央文革小组加急电报》,同时指令“工总司”

  姚文元也以富有“启发性”的话,要上海作最坏的打算:“你们要学会当我们不在的时候,在复杂情况下独立作战。这个问题你们想过没有?”

  冲上街头,使“红革会”原定两小时后举行的“炮打张春桥”大游行流产了!

  倒是给姚文元说中了!

  在强大的压力下,“红革会”被迫于当天上午释放徐景贤。

  历史的进程,急剧地加速着。十年浩劫,终于到了末日。如同本书第一章《覆灭前的疯狂》所曾描述的:

  张春桥发出了一阵狞笑。他终于危翼存卵,胜利了!

  九月三十日:天安门城楼上,王洪文曾“超前”,越过了华国锋,然后赶紧收住脚步。

  二月一日,张春桥和姚文元双双笑嘻嘻地露面,接见上海的一些红卫兵代表。

  十月二日;王洪文急拍“标准照”,准备上台。

  如今尚存的传单《张春桥、姚文元同志谈红革会》,倒是张、姚那次“双簧”的如实记录。摘录如下,张春桥胜利后的得意,姚文元被斗后的怒气,都跃然纸上——

  十月三日:王洪文在平谷县“吹风”。

  张春桥:矛盾会转化的,很多群众组织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原来是革命的组织,现在也不一定是革命的。

  十月四日、五日:上海动向异常,而一场大搏斗已在北京悄然展开。

  姚文元:红革会在中苏友好大厦质问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红革会?把我和春桥同志斗了六小时,还叫我念“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段毛主席语录。他们这么于,他们炮打春桥同志,矛盾确实会转化的。

  十月六日,叶剑英联合华国锋、李先念等,来了个“快打慢”,终于一举扫落了那四个祸国殃民的“灾星”。

  张春桥:他们已经到了无聊的地步……他们幕后有人。他们的“炮打”,适应了陈丕显、曹获秋的要求、我今天收到曹荻秋的一封信,说要跟我个别谈话。曹荻秋的信,早不写,晚不写,就在今天写来,看来跟红革会是相呼应的。曹荻秋曾对我说,“你来上海尝尝味道”!

  中国的历史,开始了新的一页……

  姚文元;一点也不错,曹荻秋讲过这话。他对我也说,“你们在北京、中央发号施令,这一回你们到上海尝尝味道!”他所说的“尝尝味道”,就是指尝“炮打”

  的味道。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红革会是有后台的。

  张春桥:同志们,你们注意到中央文革特急电报中的措词了吗?电报中总是提“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这就把红革会的某些头头与广大红革会战士加以区别。

  红革会某些头头是什么性质?我看,以后会下结论的。

  姚文元:同志们注意了吗?最近,马路上批判陈丕显、曹荻秋的大字报没有了,有的只是炮打春桥同志的大字报。曹荻秋根本不承认自己被打倒,陈丕显的问题根本没有揭透。红革会的“炮打”,适合了谁的需要,不是很清楚的吗?红革会转移了斗争的矛盾,红革会的大方向错了!当前,上海广大革命造反派有两项旨要任务:

  第一,斗争陈丕显、曹荻秋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二,大联合,大夺权。

  这两项首要任务,都给红革会破坏了!

  张春桥:文元同志的话,是值得大家重视的。现在,街上没有打倒陈丕显、曹获秋的标语是不正常的。我们要高举大联合的旗帜,高举夺权的旗帜,继续打倒上海市委,打倒陈丕显、曹获秋。

  姚文元:上海的形势很复杂,左派要联合,右派也在集中。走资派在造反派里寻找代理人。我看,红革会就是走资派的代理人!

  张春桥:确实,阶级斗争最复杂的地方,就是上海。上海两个阶级的力量都很强。这一次,牛鬼蛇神、帝国主义、美蒋特务都出来了,是大好事。不能把红革会看成孤立的现象。红革会代表了一种势力,是阶级斗争的反映……

  张春桥和姚文元,你一言,我一语,不断地给红革会“上纲上线”。

  终于,张春桥梦寐以求的一天到来了: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下午,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上,举行“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王洪文登上主席台。从此,上海落进了这伙阴谋家手中,蒙尘近十个春秋。“狄克”,成了上海的主宰。

  张春桥刚刚上台,当即发布“上海人民公社”的“第一号通令”:凡是反对“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破坏上海人民公社”的,都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要“立即逮捕法办”。

  一旦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张春桥收起了笑脸,举起了血腥的屠刀。第一个遭殃的,就是红革会!第一笔要算的账,就是“一·二八”炮打!因为炮打张春桥,亦即炮打中央文革,而炮打中央文革,亦即“现行反革命”。

  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因参加“—·二八”炮打张春桥而受到打击迫害的达两干五百多人(不包括一般的请罪、写检查),其中被隔离审查的二百多人,被办“学习班”进行审查的四百四十多人。在审查中,有五人被逼死,六人被逼疯,好多人被打成残废……

  张春桥,一手拿着“棍”笔,一手拿着屠刀,这才成为上海第一号“铁腕人物”。

  不,不,“棍”笔,屠刀,都是明摆着的。“华蒂社中坚”张春桥,步希特勒的盖世太保、蒋介石的“中统”、“军统”的后尘,在上海秘密建立了“张氏特务纵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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