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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的榆树: 我的“伙伴”

              我的“伙伴”

    我是个平常人,我的“伙伴”也很平常。中国大概有三亿人,都有个同我一
样的“伙伴”。它就是在近半个世纪中,年年月月,日久天长,一直陪我、伴我、
帮助我的自行车,自行车也叫脚踏车。它传人中国时,我故乡的人们称为“洋驴”。

    在“洋驴”之前,人们骑“国驴”。在传说和历史里,张果老骑驴,是漂洋
过海的八仙之一;孟浩然骑驴采风,成为与王维齐名的大诗人;蒲松龄骑驴去教
书和找故事,写出了震撼中外的《聊斋志异》;阿凡提骑驴,是新疆各族人民善
良与智慧的化身。我骑了大半辈子“洋驴”历经的酸甜苦辣咸,使我对它产生了
说不清、道不尽的情感。

    一

    在学校时,作为一名穷学生,我是无缘与自行车打交道的。建国前夕,参加
了革命,工作是编辑兼记者,虽说坐办公室,却也经常往下跑。当时,一个部门
只有比单位人员少得多的几辆自行车。车子钥匙由行政人员统一管理。谁外出路
远事急,现去领钥匙。人多车少,当时又极少公共汽车,常常就只能动用“十一”
号,迈开两腿跑,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何况那时单位上有许多老同志,他们进
城前爬山沟,打游击,都是靠两条腿。

    有一辆可说是属于自己的自行车,已是五十年代中期的事了。当时,公车渐
多,记者采访任务也日益繁重。报社领导征得市财政局同意,将旧公车作价卖给
经常外出的人员。分配给我一辆约七成新的东德 28 钻石牌自行车。这车虽说已
经原价折扣近一半,但刚由供给制改为工资制不久,我每月几十元钱,哪买得起?
车款只好分几个月扣交。这车子开始归我了。我业余时间将它擦得明净瓦亮,骑
出去人喜车亮,颇为潇洒。特别是在谈恋爱期间,星期天同爱人各骑一辆车子,
并肩行进在郊区宽阔幽静的大路上,春风杨柳,笑语连连,真是连人加车都沉浸
在幸福之中。

    记者的工作是辛劳的。车子很快便随我风风雨雨,没白没黑,各处奔忙了,
一骑就是三十多年。作为记者,不管是城是乡,是大街或小巷,也不管是平坦还
是崎岖,无处不去。这辆自行车对我来讲,就像老农对黄牛,骑兵对战马,不知
不觉中产生了感情。我由青年、壮年而老年,它也由半新、不新到残破不全,我
们一直难分难离。

    五十年代,一般记者可没有现在这般阔气。在我们这个城市,不用说坐小卧
车,骑摩托的也没有。能骑自行车就很知足了。在市里采访还好办,下乡就费劲
了。如去济南南郊,到十六里河,要爬山岭高坡;过大涧沟,又爬分水岭陡坡,
哪段坡都有二、三里地长。爬到最陡处,弓着腰拉纤似的瞪也蹬不动,只好下车
推着走。冬天爬上去,也常汗湿棉衣。这还是在大路上,要在雨季泥泞的乡村小
路上,车子不仅没法骑,甚至也没法推,迫不得已,只好扛起车子,滑滑擦擦往
前走。乡间有人说:“这车子,晴天是辆车,雨天是个爹!”可这又怎么能怪自
行车,它本来就不是在泥水中行走的工具嘛!

    有一年秋天,连降大雨,山洪暴发。我出发去南山,来到仲宫镇南宽宽的河
水前。当时,这里只有一座既窄又低的旧石桥。眼前,滚滚洪流已漫过桥面,正
呼啸而过。我望望洪水,想到任务之急,便挽起裤腿,扛起车子就下了水,那水
很快过膝,浪涛打湿了衣裳。接着,一连几个浪头,打得我晃了几晃,差点儿没
倒在洪水之中。幸亏那时年轻,还有股劲儿,紧咬牙关,坚持到了对岸。回来时,
水势已大为减弱。听说,洪水从这里冲走了两个人,在下流捞起来时都已淹死,
我还真有些后怕哩!

    自行车啊,自行车!平时,以车代步,省了我多少精力与时间,帮我完成了
多少采访任务。在这特殊的天气里,我们又是这般“同生死,共患难”,这又怎
么能不产生感情?

    二

    六十年代中期,黑云压城城欲摧。一场史无前例的“劫命”,降临到了中国
人民头上。

    记得鲁迅曾说,中国人民有长期做奴隶的时候,也有想做奴隶而不成的时候。
“文革”前,我不是奴隶,而是一名革命工作人员,这时,因为写过一些东西,
就给强行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被关进了“牛棚”,“只准老老实
实,不许乱说乱动”,当然也不准外出,其处境连奴隶也不如,而是有“滔天罪
行”的“牛鬼蛇神”。除被批斗外,还每天罚劳役,打扫厕所和院子。我的车子
因长久不骑,在车棚子里落满灰尘,甚至要生锈了。有天劳动之后,我刚想动手
擦擦车子,被造反派看见就批上了,心想:“人有罪,车子何罪之有?”但想到
古诗《焦仲卿妻》所说:“人贱物亦鄙”,也就无言地忍了。

    在翻来覆去历经批斗后,我忽然从“三反”而一下被“解放”,成为高举毛
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五七”战士,全家被送往农村插队落户,名曰“接受贫下
中农再教育”。我的钻石自行车虽属进口,幸好没被划为封资修,也就跟我到了
鲁西南一个贫穷而偏僻的村庄,这村穷到十八、九户人家找不出两辆自行车。这
下好了,我的车子不仅要为我服务,简直成了‘队上的公车。生产队干部因公外
出要骑它,社员孩子生日娘祭日,走亲访友要骑它,而且常常是后座和大梁上还
坐了老婆、孩子,压得车子吱吱嘎嘎。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可也不好说啥。

    一次,有位社员好不容易养起了一头大肥猪,可那猪很不老实,怎么也赶不
到几里路外的食品公司去卖。那位社员也来借车子,后座绑上一块板子,再将上
百斤重的肥猪绑在上面,摇摇晃晃地带走了。我真担心会连车加猪丢在路上。当
时,我也曾想,这车子可否不外借?但看看贫穷的社员们办点事那个难,不借的
话怎么也难出口。若是现在,不少农村汽车、拖拉机和摩托车都有的是,自行车
更几乎家家有,谁还借我那破车子,可当时情况不同呀!

    那次下乡三年,我的自行车就在乡村坎坷不平的庄稼道上,这样没白没黑的
超负荷运转,实在难以承受。所以,不仅一般毛病三天两头出,在我临回城时,
终于连车子大梁也喀喳一声断了!一时间,我真如亲人断肢折臂,不仅当时不能
骑了,想想它陪伴我的年年月月,心情更加难受,但又无可奈何。

    三

    我被调回城市后,花钱将车子大梁焊接起来,又骑着上班下班了。直到八十
年代后期,我已年近花甲,在城市车辆越来越多的大街上,再骑28车子已显得高
了。恰巧,我夫人离退,我便改骑她的26车子。可那辆旧钻石也没舍得卖掉,而
是送给了郊区一家办事仔细认真的亲戚,请他爱惜着骑,时至今日尚存。

    近些年,从工作职务和单位条件讲,我办事和上下班可以乘小汽车了。但我
仍坚持骑自行车上班和参加社会活动(只是有时因公到远处去,我才从机关要车,
这样的情况一年也没几次)。我觉得骑自行车既节约,又方便,还可锻炼身体,
也减少因汽车过多给城市带来的交通压力和空气污染,并免得离休后因没有小汽
车坐而产生什么失落感,何乐而不为?

    1966年“文革”前夕,我随济南文工团去北京演出话剧《医生的职责》。记
得当时的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郭小川、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贺敬之,这两位
大诗人晚上到吉祥戏院看我们的演出,也都是骑自行车。八十年代后期,我见中
共济南市委有位年事已高的副书记,星期天外出办事也骑自行车。无形中,我油
然升起了对他们的敬意。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不分青红皂白反对用汽车。在经济发展、条件许可、工
作需要时,用汽车是一种进步,有利于工作和事业。但是,对那种连干部、职工
工资、药费都难以保证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以及灾区和欠发达地区,一方面伸
手向国家要钱,另一方面又不顾条件购买高级轿车,供少数人享用,这简直与犯
罪无异。至于我个人,有时到区县等所属基层去,也常乘公共汽车或长途车,一
是节约,二是免得给所去单位增加麻烦和负担。当然,不管乘什么车,要以不误
事为准则。

    说了一通我的“伙伴”,要讲有无什么遗憾,也不能说一点没有。从张果老
和孟浩然,到蒲松龄与阿凡提,骑中国驴都颇有建树,能成其正果,我骑了大半
辈子“洋驴”却一生平平,所干多凡人小事,岂不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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