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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委发出了关于军队军以上机关开展,林彪、江

  林彪的讲话,为“二月逆流”定了性。从这以后,大会小会在批判所谓“二月逆流”时,都是按照林彪的这个基调进行的。

  七条明确规定,陆、空军的军以下单位,海军基地以下单位一律不搞“四大”,坚持进行正面教育。绝对不准任何人,到这些单位进行串连;各级军事领导机关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取消各种文化大革命战斗组织;对干部一概打倒是完全错误的;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等不良倾向。

  1967年3月29日晚,在中央文革的一次会议上,宣布徐向前不再管全军文革的事。全军文革的工作由肖华主持。4月6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周总理对几位老帅说,由于“三支两军”仓促上阵,大家没有思想准备,没有经验,难免犯错误。准备开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主要是总结前一段“三支两军”工作的经验教训,不要追究个人的责任,希望老帅们和大家一起把会议开好。由于会议被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操纵,几位老帅连会议的进程和日程安排都不知道。4月7日下午,徐向前突然接到通知,勒令他在4月8日下午的大会上作检查。康生一伙亲自到会议各小组点火,批判徐向前。

林彪和江青都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所谓“二月逆流”事件。 1967年是共和国历史上非常的一年。陶铸被江青、陈伯达突然点名后就再也没有“站”起来。毛泽东严厉批评了陈伯达、江青后,所谓造反派头头们经常说的“旧政府与新文革”的斗争出现了转机,政治生态露出一线希望,没有想到2月16日突然发生了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在怀仁堂痛斥中央文革搞乱全国的“二月乱子”。林彪和江青都喜出望外。 散会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迫不及待去钓鱼台16楼向江青汇报。江青的大嘴巴说:“这是一场新的大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总理、康生、陈伯达是在路线斗争中动摇,只有谢富治一个人站在正确路线一边”。然后,她给毛主席的秘书打电话,说“张姚王”三人立即去给毛主席汇报。 毛泽东马上安排听三个人的汇报。张春桥说周总理对《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有意见。毛主席说:“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社论要常委审查”。 然后毛主席说:你告诉总理,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当成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交中央文革小组讨论。 2月19日清晨,毛泽东召集会议,说:“文革小组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回去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哩!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就和林彪一起上井冈山打游击”。 毛泽东拿烟的手指指陈毅,“你们说陈伯达、江青不行,那就你来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好不好?力量还嫌不够,把王明、张国焘都请回来。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 毛主席指示周总理主持,开政治局开生活会解决这个问题。 会议从2月25日断断续续开到了3月18日,主要是安排三老四帅作检讨。 周总理主动承担了责任,说自己“在路线问题上不敏感,迟钝”。 江青不依不饶,指责周总理主持会议那天发生路线问题没有坚持原则,你动摇! 中央文革决定“依靠群众”,会里会外配合,向周总理施加压力。北京街头立即出现成千上万红卫兵示威游行,打着标语,高呼口号:“击退二月逆流”!“誓死捍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粉碎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示威游行要打倒国务院和军委9个人,5位副总理,军委4位副主席。 当时不是造反派头头,是不了解高层内情的。普通学生不理解为什么突然要保卫江青。江青怎么了?不是金枝玉叶吗?不是势头正旺吗?不是势倾朝野吗?不是说打倒谁就打倒谁吗?谁敢反对江青呀?怎么又发生资本主义复辟了?我们班有“首都红卫兵三司”的头头,他们都很激动,说有人要打倒江青同志,我们要誓死捍卫江青同志!我们听后神情漠然,好像他们是煞有介事! 江青是何等精明的人,她看看到了火候,这么闹腾是为了什么呀?赶紧夺权呀? 中央原来的决策机构是1966年8月经过毛泽东同意,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怀仁堂碰头会,吸收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参加,讨论党政和文革大事,碰头会由周总理主持。 江青是特殊人物特殊身份特殊派头。在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她对周总理说:“主席已经讲过了,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以后总理要像对待书记处一样对待文革小组”。 总理说:“那好,我以后只主持国务院办公会议”。 周总理不主持后,文革小组碰头会就是江青自己主持。这样就完全把“三老四帅”排斥在了决策圈儿外,然后进一步闲置、揪斗、流放。 然后,江青又向周总理进一步伸手,说:“地方成立三结合领导班子,总理太忙,不要组织了,由文革小组组织”。这样江青就把组建各省夺权后的领导班子的权力也夺过去了。在当时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正如周总理说的“大势所趋,欲罢不能,势不可挡,要因势利导”,掌握一个寸劲儿。

  早在1966年9月1日,在由叶剑英主持,徐向前、聂荣臻等人参加的军委常委会议上,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汇报了驻京部队各大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其中提到:部队中不准组织红卫兵,师以下部队及军以上机关的警卫、通信部队统统搞正面教育,不准地方到部队串联,也不准部队到地方串联,更不让地方群众和红卫兵到部队营房搜查。如果发现有人企图煽动部队搞武斗,各级党委要采取措施,坚决制止,并立即上报。萧华的讲话,总的精神是要保持部队的稳定。聂荣臻是完全同意这些意见的。叶剑英、徐向前也都同意。9月3日,中央军委向全军批转了萧华讲话的要点,要求部队坚决遵照执行。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叶剑英主持军委碰头会议,同其他几位军委领导同志反复商量,一致认为无论如何要稳住军队。叶剑英说:“我们军队要搞个法,搞个命令,搞个章程,不能把军队搞乱了。”聂荣臻说:“不能再乱下去了,军队要有个限制才行。”1月24日晚,徐向前、叶剑英和聂荣臻先后到毛家湾林彪住地,向林彪提出军队要有个限制,要尽快搞个条令和规定。

  揪斗肖华后,又揪斗杨勇。眼看着全国各地党政机关瘫痪了,军队如果再乱下去怎么办呢?身为全军文革组长的徐向前心急如焚。他多次叫人电话请示中央文革,却得不到回音。在全军文革刚成立时,林彪曾规定:全军文革属军委和中央文革双重领导,主要是中央文革领导,有事先请示中央文革,然后再报告他。但实际情况是,陈伯达、江青都很难找到。徐向前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他既不能眼看着军队乱下去,又不能按自己的见解行事。几次叫秘书打电话给林彪的办公室,要求见林彪。回答不是说“身体不好”,就是说“已经报告过了”,林彪不肯见。

  越远,行为也越来越猖狂。

  2月18日深夜,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一些老同志,责令他们检讨。周恩来也作了检讨。从2月25日起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召开了7次“政治局生活会”进行批判。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把“三老”、“四帅”在不同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批评诬陷为“二月逆流”,借机掀起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此后,中央政治局便在实际上停止了活动,由中央文革小组取代其职能,批判斗争一直没有停止。1968年10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又一次大肆批判“二月逆流”。谭震林被剥夺了参加中央全会的权利。参加全会的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在会上遭到围攻。康生说:“二月逆流首先打第一炮的是叶剑英。”林彪说:“二月逆流是一次严重的反党事件”,“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这次全会公报说:“全会严肃批判了那个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①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版,第406页。

  黄杰心中明白,在这个时候遭到诬陷,与有人要打倒徐向前有关。她不加思索,坚定而又心酸他说:“我绝不是叛徒,让组织去审查好啰,要不,我们可以离婚,免得你连我,我连你,说不清楚!”

  4月7日,聂荣臻专门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以澄清这句话是他说的,与叶剑英没有关系。刘少奇被打倒后,专案组人员要聂荣臻写材料证明刘少奇是反对“八·一”南昌起义的。聂荣臻说:“我没法证明刘少奇是叛徒、工贼,让我写事实可以,让我表态也可以。”聂荣臻证明说:“南昌起义时,刘少奇是中央委员,他因为有病,住在庐山。恩来同志交代我把南昌起义的决定告诉他,好有所准备。我到九江找到了刘少奇同志,转达了中央的决定。他没有表态,没有说过反对起义的话,我怎么能说他说过呢?”“刘少奇的结论由组织上全面考虑,我知道这话他没有说过。”①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

  下放到江西的王震特地赶到湖南看望。湖南省军区的一些好同志对处在困境中的叶剑英尽力给予关心照顾。叶剑英和这些同志相处甚安,经常说古谈今,启发他们读书明理,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①他在外地的弟弟和子女偶尔来看望,或捎信来问候,他表示感谢:“千里寄书能慰我,似逃空谷听人声”,在给选宁的复信中写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在“战备疏散”期间,叶剑英虽然身处逆境,年老多病,儿女失散(有的在监,有的致残),但仍胸怀开阔,泰然处之,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和乐观情绪。每天坚持读马列、毛泽东著作和古典文学,学习外语,坚持锻炼身体,坚持收听广播,关心天下大事,为国为民忧心。他利用各种机会,经常出外走一走,转一转,参观工厂,看望群众,向有关部门领导反映情况,提出合理化建议。他登临岳阳楼,极目八百里洞庭,览物动情,反复吟诵范仲淹的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一次又一次的批判和无情的折磨,使徐向前的身体越来越难以支持。他的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暗暗为老帅的健康担心。徐向前身经数百战,什么苦头都吃过,草地来回走过3次,严重的路线斗争,他经历过,惊涛骇浪都不可能使他低头。他依然冷静、安详地面对着眼前的处境。他教育子女,并鼓励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不要怕,不要担心,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我看天塌不了!”这时,唯一使他为难的是:要检查对“文化大革命”

  说完往外就走。周恩来连忙劝阻。陈毅也对谭震林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此时,会场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其他的老革命家纷纷发言,批评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

  1968年底,毛泽东亲自抓北京的“六厂二校”作为指导“斗、批、改”的试点单位。1969年春节,毛泽东找几位元帅谈话,要他们到工厂去蹲点,作点调查。叶剑英被指定去新华印刷厂。

  所谓的“二月逆流”,倒并不是逆流,它是“文化大革命”中几位老革命家大义凛然的庄严举动,是对林彪、江青一伙阴谋篡党乱军分子的英勇反击,是捍卫真理、顺应历史潮流的革命行动。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军委的领导人,在党的会议上,发表不同意见,完全是正大光明的事情。可是林彪、江青一伙却说:“这是一场大的路线斗争,一场新的大路线斗争”。徐向前和几位领导人,受到了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伙的批判。陈伯达说,“徐向前是打头炮的”。他们利用窃取的权力和地位,一方面继续在全国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另一方面,对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老革命家大兴问罪之师;说“二月逆流”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保护一小撮走资派和叛徒、特务”。共产党的民主原则受到了践踏,一场危机真正到来了。

  1月2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参加军委扩大碰头会的高级领导干部。毛泽东在听取了一些领导干部关于当前形势的汇报和出现的一些问题后说,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要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指出,军队要稳定,要团结,不要你搞我,我搞你,不要闹分裂。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叶剑英在主持以后的军委扩大碰头会上,同其他几位军委领导人一起,反复商量无论如何要稳住军队。叶剑英表示:“我们军队要搞个法,搞个命令,搞个章程,不能把部队搞乱了。”这时,聂荣臻也毫不犹豫地说:“不能再乱下去了,军队要有个限制才行。”

  1969年3月,苏联军队悍然入侵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县珍宝岛。

  尽管历史的长河滔滔向前,也难免碰到暗礁,遇上逆流。“文化大革命”

  可是过了两天,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就发出了《关于组织外地高等院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开始了全国性的大串联。聂荣臻与叶剑英议论说,让这些娃娃们去工厂、农村到处乱窜,煽风点火,这股火烧到哪里,那里的生产就得停顿,此举实不可龋10月5日,林彪授意发布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明确提出:在和党委的关系上,运动期间要突出地强调文革小组的权力作用。军队院校要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充分发扬民主,开展“四大”。此后,全军院校相继大乱,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造反派们互相串联,人民解放军的领导机关连连遭到冲击。

  他曾对人说“经过三座门(军委办公地点)就头疼”。他这天感到事情不大对头,当晚便写了一张纸条,通过军委办公厅电话传给叶剑英,解释说, 19号下午开会,因为安眼药吃多了,讲萧华是绅士不是战士,这个话他否定,要收回来。①二下达军委八条命令和七项规定1月2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军委扩大的碰头会的高级领导同志。周恩来和毛泽东坐在一起。毛泽东特意招呼叶剑英等坐在他的身边,并询问碰头会上的情况。叶剑英扼要地谈了自己的意见。军队一些高级领导同志此时此刻见到毛泽东主席,心情非常激动,纷纷向他汇报部队在“文化大革命”中遇到的问题,诉说领导干部在运动中受到残酷斗争的情形。毛泽东说军队要抓紧战备,要稳定,要团结,不要你搞我,我搞你,不要闹分裂。

  1972年,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群众都觉得徐向前等几位老帅会进政治局,有的还买了鞭炮,准备庆祝。结果大出意料,徐向前等几位老帅们又一次被排斥在政治局之外。

  聂荣臻在检讨中始终不承认“二月逆流”是有预谋的反党活动,对许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议论,他认为是正常的同志间的接触,没有准备作检讨。但陈伯达等人步步紧逼,追问他与叶剑英、陈毅等人接触了几次。聂荣臻表示曾多次去过叶剑英家,也经常和陈毅、徐向前见面。这时,有人在会上拿出监视聂荣臻活动的登记,逼他承认是“反党集团”的活动。聂荣臻当场痛斥了这种严重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我们政治局委员之间就不能交往了吗?有事就不能相互商量了吗?党内还有什么民主?你们这是搞什么?是搞特务活动。”然而林彪、江青一伙不顾事实真相,硬把这说成是“反党活动”。按他们的说法,老同志分为两摊,李富春、李先念、陈毅为地方上的一摊;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为军队中的一摊;陈毅是联络员,两边跑。

  ③《叶剑英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54页。

  1967年2月8日开始,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吸收有关负责人参加。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等。主要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会议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陈伯达、康生一伙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

  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聂荣臻因肺炎高烧39℃以上,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他的心率每分钟达150多次。早在1965年,国家卫生部就接连向中央递交了两份关于聂荣臻病情的报告,要求让他全体一段时间。然而,工作太多,他只能坚持。“文化大革命”以来,聂荣臻由于过度操劳,以至心脏病频繁发作,不得不经常住院。这次聂荣臻住院期间,叶剑英给张瑞华打来电话,请她一定要转告聂荣象说:“我相信我自己,也相信聂总,我们不是搞阴谋的人。”叶剑英的几句话,给病中的聂荣臻以极大的安慰和鼓舞。

  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徐向前、聂荣臻也相继指责他们的错误。叶剑英嘲讽地质问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会后,陈毅对叶剑英说:“剑公,你真勇敢!”

  不要全面铺开,可分批进行。因为军队肩负着战备任务,特别是地处沿海、边防的军区,即使内地军区,也要区别情况,如武汉军区地处水陆交通枢纽,搞不好对全国都有影响。要搞,可以在一两个军区试点。徐向前这个意见,实际没被采纳。

  叶剑英等几位军委副主席为保持部队的稳定,进行了各种努力,费尽了心血。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②爱国利民,其志更坚。心有所感,则吟诗填词以明志。1970年端午节,他遥望汨罗江,凭吊屈原,作诗一首:泽畔行吟放屈原,为伊太息有婵娟。

  1966年秋,红卫兵全国性的大串联开始不久,各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军队院校有的“造反派”向林彪当面告状,说军队院校“镇压群众”,“限制太多”。于是林彪提出:发一个紧急指示,军队机关、院校和文体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一样搞。10月5日,以军委名义,发出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取消了院校党委领导,强调“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从此以后,军队院校和机关就大乱起来,军队与地方的一些“造反”组织,相互串联、勾结,相继发动了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领导干部的事件。11月8日,一批“造反派”把木板搭到警卫部队战士的身上,踏着“人桥”,疯狂地冲进国防部大院和总参谋部大楼。随后不久,在林彪的坚持下,军委发出了关于军队军以上机关开展“四大”的通知。徐向前向林彪提出,各大军区开展“四大”

  聂荣臻被编在陈伯达掌握的第二小组。江青一伙专门安排聂荣臻的一些老部下参加这个组,发动大家兴师问罪。但在会上,那些老部下除了一般地表表态以外,没有揭发什么。没过多久,一位参加会议的老部下对聂荣臻的秘书说:“聂老总是个正派人,几十年了我们都知道,什么参加反党集团?!

  “八条命令”和“七条规定”相继颁布后,逐步消除了一些地区的混乱现象,保证了部队的正常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挫败了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乱军夺权的阴谋。叶剑英根据“命令”和“规定”,先后解决了成都、青海、新疆、南京、内蒙、甘肃、广州等地军事机关和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围困之灾。

  海军司令肖劲光被北海舰队的“造反派”抓到天津。徐向前闻讯后,立即打电话给海军文革办公室,命令那里的“造反派”立即把肖劲光送回来。

  怀仁堂会议是双方斗争的最高潮。

  为了进一步解决稳定军队局势问题, 1967年2月6日,军委碰头会议转移到西山,在叶剑英主持下继续开会。叶剑英分析一些地区军队混乱的局势,感到“八条命令”还不够,也未完全落到实处,还要再规定几条加以限制。他说:“军委命令本来是九条,拿到中央文革讨论,他们把党委领导,不成立战斗组织的一条内容删掉了。这些问题同他们就是讲不通,免不了还有一场争论!军队机关如果允许成立战斗组织,不就是允许夺权吗?这个问题要进行辩论!”①他和几位老帅商量后,于2月8日以军委名义发出通知:明令外出串连的人员,限期返回本单位,设在各地的联络站一律撤销。

  这是一幢二层楼的宿舍。徐向前和一些接受“再教育”的老人,分别住在楼上、楼下。铺盖是随身带的,睡的是单人床。冬天还没过去,夜晚寒气袭人,往往不能成眠。徐向前患着病,和工人们吃一样的饭食,还要到车间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工厂开批判大会要参加,车间的批判会也要参加。

  问,一边通知了值班的秘书。虽然聂荣臻当时住在西山,但保密室里存有大量的机密文件。值班秘书很紧张,不由得摸了摸腰间的手枪。这时,大门外有人高喊:“错了,错了”,“往北,往北”。门外,一阵嘈杂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了。造反派突然出现在萧华家里,要抄家抓人。而早有戒备的萧华,连忙从后门离开家,几经辗转,来到了叶剑英家里。

  ①徐向前:《功勋卓著,光辉一生》,载1986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

军委发出了关于军队军以上机关开展,林彪、江青为了实现乱中夺权的阴谋。  11月13日,在工人体育场举行全军院校10万来京师生大会。周总理、陶铸副总理,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参加接见,周总理、陶铸副总理接见后退场,由四位老帅讲话。他们在讲话中,表示拥护毛泽东领导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但共同的是强调稳定军队的重要性。陈毅在讲话中说,有的同志头脑发热,给他一条冷水毛巾擦一擦有好处。徐向前在讲话中强调:“一刻也不要忘记我们周围还存在着强大的敌人,我们必须经常保持高度警惕,不容丝毫的松懈。”叶剑英说: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学毛主席著作,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信。不要光注意背书,不会行动,那样就会变成教条了。老帅们从稳定军队出发,苦口婆心地引导。叶剑英讲话时,兽医大学的一名学生递了一张条子,质问今天的会议经过林彪批准没有?叶帅看了条子很气愤,当场念给大家听,说:“他怀疑我们偷偷开会,大家相信吗?总理和陶铸同志都来了嘛。四位军委副主席的讲话,我们是集体讨论过的,这能说是背着军委开会吗?”贺龙元帅当时已受诬陷,他出席大会,引起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忌恨。江青气急败坏他说:“你们把贺龙拉出来亮相,是向中央示威!”

  聂荣臻住在城里,被造反派纠缠不休,每天连正常的看文件、读报纸的时间也难以保证,不得不搬到西山。在僻静幽雅的山坳里,聂荣臻与住在那里的叶剑英、陈毅、刘伯承、徐向前经常在一起议论“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左”的错误,对中央文革的乱军行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日后,这些同志间的正常接触和谈话,竟被当成“二月逆流”反党集团的重要“证据”。①聂荣臻常说,人民军队是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天下大乱,军队不能乱。针对林彪、江青一伙妄图把军队搞乱的阴谋,在叶剑英等几位军委副主席的提议下,1967年1月14日,中央发出了《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同一天,林彪却授意《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的社论。社论指出:“决不能借口军队的特殊而对军队搞文化大革命有所动遥”第二天,林彪又授意军委发出《重申军队绝不允许当防空洞的通知》。这些举动,完全与中央通知精神相悖,进一步导致了许多造反派组织冲击军队,其矛头直接指向叶剑英、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德高望重的元帅们。

  “斯人有斯疾,闻道可闻禅。信回天有力,前路共巨艰”。①他希望有回天之力能医好陈毅的病,好再并肩战斗,继续完成艰巨而重大的历史使命。以后,又写信安慰陈毅:“望宽心医治,老英雄定能战胜顽疾,祝早日恢复健康。”

  历史是无情的,历史是公正的审判官。1971年9月13日,林彪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彻底败露,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沙漠上。这一事件犹如在中国上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全国上下,大感意外,无不惊喜林彪终于自食其果,人民拍手称快。

  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能搞清楚。

  五忍辱负重,坚持斗争

  他不禁又回想起鄂豫皖斗争的年代,张国焘搞肃反扩大化,为了搜集诬陷他的材料,竟以“改组派”的罪名,把他的爱人程训宣逮捕,严刑拷打逼供不成,最后杀害了她。35年之后,竟又重演历史的悲剧,真叫这位领兵的老帅心情沉重。他了解黄杰,信任黄杰。她1928年入党,是一位久经艰苦斗争考验的老共产党员。50多年来,她忠心耿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历史清白无污,现在居然得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难道这就是他们说的“要革革过命的人的命”吗!

  毛泽东的讲话与林彪的讲话不同。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封锁,他不了解“二月逆流”的真相。他说:这件事我不大了解,经过差不多半个月,就比较了解了。这件事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意见要说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是公开出来讲的,不是两个大闹嘛,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京西宾馆。他这个大闹就证明他是公开出来的嘛,没有什么秘密。

  毛泽东亲自找几位元帅进行研究,最后审定批示“很好,照发”。《军委八条命令》于1月28日由中央军委颁布执行。2月21日,中共中央又正式通知全国各地执行。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接着,毛泽东亲自批发了这个文件。这就是1月28日颁布的《中央军委命令》即“八条命令”。“八条命令”明确规定: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以及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允许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一切外出串联的院校师生和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军事工厂的人员与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今后则一律不准冲击;军队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地进行“文化大革命”。《中央军委命令》公布后,受到了全军指战员的拥护,直接打击了江青一伙的反党乱军阴谋。

  1967年1月19日下午,军委在京西宾馆开扩大的碰头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军委领导人,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央文革成员共40余人。主要议论军队搞不搞“四大”的问题。会上,江青、陈伯达、康生等蓄意制造混乱,起劲地叫嚷,要军队支持革命群众开展“四大”,要和地方一样搞“文化大革命”,不能搞特殊。叶剑英和军委其他领导人则不同意在军队开展“四大”,坚持维护军队的稳定。有人采取折衷的态度,主张军队要搞“四大”,但又要保持稳定。针对这种情况,叶剑英态度非常鲜明,坚决反对搞“四大”。他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战备任务很重,负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重大责任,军队稳不住,一旦敌人入侵,就无法应付。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建军路线的一个根本原则。纪律是执行路线的根本保证。如果开展“四大”,必然发生无政府主义,什么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都将变成一句空话。这样搞下去,怎么能执行党的路线?怎么能打仗?怎么能担负起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重任?军队没有铁的纪律,松松垮垮,命令不服从,打起仗来“放羊”,军队就不成其为军队了。①会上,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争论十分激烈。叶群突然向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发起攻击。她捏造种种罪名,强加在萧华头上,要他当晚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接着,陈伯达摆出中央文革组长的架势,指责萧华是“绅士”,不是“战士”,“要把人民解放军变成资产阶级军队”。江青旁敲侧击,竭力帮腔,对萧华进行辱骂攻击。她指着萧华的鼻子问:今晚在工人体育馆召开10万人大会,你敢不敢去?

  他边把“七条”稿子装到徐帅口袋里,边说:已经通过了,你赶快回去吧!

  从1月8日到4月中旬,连续召开军委碰头会。他们在会上表示,上海带头掀起的夺权风,把许多单位搞乱了,不值得提倡。

  为了贯彻军委“八条命令”,叶剑英又和聂荣臻研究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即七项规定),进一步规定了稳定军队的具体措施,下发部队。叶剑英在军委碰头会上说:“本①叶剑英在军委碰头会上的发言,1967年2月6日。

  徐向前乘车离开住处后,周总理又亲自打电话,问徐向前的夫人黄杰:“徐帅走了没有?”黄杰听到总理亲切的声音,心情无比激动。大革命失败后,她在上海党中央机关,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周恩来忘我的工作精神,高尚的品德和作风,深深记忆在她心中。她向总理报告说:“已经走了……”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在讲话中说:会议“对‘二月逆流’进行了严肃地批判”,“二月逆流”是一次“严重的反党事件”。“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成绩。是想替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翻案,还要否定过去的延安整风,为王明翻案。他们的手段是在‘党的领导’、‘保护老干部’、‘保护高干子女’、‘稳定军队’、‘抓生产’等漂亮的口号下,实现反党反革命路线的目的。”

  叶剑英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保持清醒的头脑,旗帜鲜明,实事求是地与林彪、陈伯达进行斗争。

  所谓的一号号令——“紧急通知”,作为国家元帅和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的徐向前,事先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他于10月18日接到“疏散”通知,要他去河南开封,20日晚就离开了北京。到达郑州时,有关单位还没来得及安排住地,在一个招待所暂住一晚上。第二天才移到开封军分区一个师团干部休养所。徐向前到开封的第二天,《开封日报》上便披露出“二月逆流”

  我就根本不信。你们心里也要有个数,把他的身体照顾好。”有一次,陈伯达有意追问聂荣臻: 1948年敌机轰炸了城南庄,指挥敌机轰炸的特务就出在你的司令部,你必须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聂荣臻干脆地回答:这件事毛主席最清楚,你有本事去问毛主席好了。临到会议结束,江青还就此问题作了① 1968年7月5日,聂荣臻写给军委办事组的信。

  但是,林彪一伙并没有放弃对叶剑英等的迫害。1969年10月,他们借口所谓“紧急战备”需要,迫使叶剑英等许多老同志离开北京奔赴外地。年过七旬的叶剑英被“下放”到长沙,以后又辗转流徒于岳阳、湘潭、广州等地,含冤受屈,受尽林彪及其追随者们的冷遇、刁难和折磨。同时也受到许多领导人和基层工作人员及群众的关怀和爱戴。周恩来曾亲自打电话慰问。

  2月18日上午,江青带着王力去林彪处,向林彪汇报怀仁堂会议的情况和毛泽东的指示。林彪听后说:“徐向前不能代表解放军。”

  ① 1968年10月15日,聂荣臻为“刘少奇专案组”写的证明材料。

  然,不予理睬。过了一会儿,萧华来了,徐向前问他,昨晚到哪里去了。萧华躲躲闪闪。徐向前生气地对萧华说:“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吗?”他盛怒之下,拍了桌子,把茶杯盖子和碟子都摔了。这时,一直冷静沉默的叶剑英,面对江青的查问,也大声地说:“他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说话间接捺不住满腔怒火,猛拍桌子,伤及右掌。散会回家以后,端茶杯觉得右手无力,秘书陪他到军事科学院门诊部拍了片子,才发现右手掌骨远端骨折。

  全国性的大动乱继续发展。所谓的“二月逆流”黑干将,不断受到批判、声讨。1969年2月初,毛泽东提出,要让一些老同志到“六厂二校”去蹲点,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徐向前被指定去了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

  在这两次会议上,聂荣臻对林彪、江青一伙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诬蔑为“联动”①分子、保守反动分子,对他们进行打击迫害,不让他们上学,甚至还有被关押起来的情况,表示十分愤慨。聂荣臻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②碰头会议一结束,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便立即驱车钓鱼台,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向江看作了汇报。当晚,江青便安排张、王、姚带着会议记录去见毛泽东告状。

  他在诗和信中高度赞扬了陈毅的大将风度和高尚品德,表达了对老战友的深切关怀。陈毅辞世,他去悼念,特书《悼陈毅同志》诗:“鬼蜮含沙射,元良息仔肩。儿曹当鹤立,接力竞无前。”②赠给陈毅子女,对晚辈提出了殷切的慰藉和希望。他借用曹植《洛神赋》“竦轻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的诗句,勉励陈毅子女,当“鹤立”成才,挑起重担,继承父志,接力向前。

  在九日的会上,陈伯达诬陷被撤职的全军文革组长刘志坚是“叛徒”。

  在“文化大革命”中,聂荣臻不论自己的处境多么困难,自始至终坚持实事求是。“大闹怀仁堂”以后不久,有一次叶剑英对聂荣臻说:“康生指责我,说我曾讲过,中央文革对高干子弟‘不教而诛’。我记得没有说过这句话呀?”聂荣臻当即回答:“这句话是我说的。怎么扣到你的头上啦?!”

  ②范仲淹《岳阳楼记》。

  徐向前被“疏散”在开封一年半之久。当地冷淡他,北京也很少有人过问他,和许多被“疏散”的老革命家一样,他每日每时思虑的是:国家的前途,军队的命运,人民的生活。他期待着什么,又耽心着一切。孩子们受他的牵连,也遭厄运。女儿徐鲁溪在中科院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小女儿徐小涛才18岁,当兵没单位接收,去建设兵团也不要。后来走了“后门”,才当上内蒙生产建设兵团军垦战士。老人心里牵挂她们啊!1970年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徐向前上庐山参加会后,又回到开封。1971年4月8日,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军队中几位老帅,才陆续由外地被接回北京。徐向前是被“疏散”的人中最后一个回北京的。

  为了打倒这些老同志和其他老干部,林彪、“四人帮”制造了一个关键性的反革命谬论,说老干部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解放军是资产阶级军队,因此都应该打倒。??而我们则认为,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要看这个革命是谁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就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共产党领导下,就会走非资本主义的道路。如果被国民党蒋介石篡夺了领导权,就意味着革命的彻底失败。

  1970年7月6日,叶剑英突然被告知,由长沙乘机返回北京。刚到住地二号楼,周恩来即打来电话,表示欢迎和慰问。紧接着,到京西宾馆连日开会,为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作准备。

  但是,会后杨勇在排以上干部会上作了传达,总政副主任袁子钦的笔记本被“造反派”抢走。所以,晚上,战友文工团的“造反派”就抄了肖华的家,肖华被转移到西山才免遭揪斗。

  1969年4月1日至24日,聂荣臻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主席团的座次排列是经过精心安排的。主席台左侧,全是清一色的中央文革和中央碰头会议的成员,说明他们是左派。主席台右侧,是所谓“二月逆流”的成员。别看他们还保持着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的头衔,却是作为右的代表出席“九大”的。会上,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仍继续说“二月逆流”是党内最大的一次反党活动,是为刘邓翻案,是破坏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反党夺权阴谋等等。于是,在分组讨论政治报告时,又一次开始了对“二月逆流”的批判。

  中共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庐山住地同周恩来、叶剑英连日研究“批陈”问题,确定逐步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并把调查陈伯达反革命历史和政治面目的任务当面交给周、叶。11月,叶剑英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了参加调查小组的人员和中央办公厅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会上,他明确交代了任务,提出了要求,特别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重证据,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会后,他亲自带领工作组,奔赴陈伯达家乡福建惠安县陈安大厝和厦门鼓浪屿、集美等地调查。然后又去广东、广西等地找有关人员座谈,提审在押人员,查阅敌伪档案报刊,进行反复查证。为了弄清问题,他亲自我人谈话,掌握第一手材料,有时谈到深夜一、二点钟,在调查研究过程中,他及时与中央联系,亲自给中央写工作进展情况报告。①经过几个月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查清了陈伯达这个政治骗子的反动历史,比较系统地揭露了所谓“红色理论家”的真面目,为中央清除林彪与陈伯达等反革命集团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和工人、干部交谈时,总是鼓励大家要把生产搞好。一位老工人回忆起徐向前等人在那里“接受再教育”的情景时说:“他们以自己的行动,深深地教育了我们工人!”

  ② 1979年2月8日,聂荣臻与《人民日报》记者谈“二月逆流”问题。

  六“二月逆流”实为“二月正流”

  1973年5月,徐向前受周总理委托,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使,出访斯里兰卡,出席中国援建的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落成典礼。把国际会议大厦的金钥匙,移交给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班达拉奈克夫人为此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国际会议大厦成为中斯友谊的象征,屹立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1973年7月10日,阿尔巴尼亚建军30周年。这时,中阿两党己出现分歧,但尚未公开。周总理从多做团结工作,维护中阿友谊的愿望出发,拟派一高级军事代表团前往地拉那参加庆祝活动。周总理提议徐向前为代表团团长。叶剑英也十分重视徐向前这次出访,并向徐帅开玩笑说:“我给你派一架最好的飞机。”徐向前肩负重任,飞赴阿尔巴尼亚,受到了热情欢迎。徐向前的阿尔巴尼亚之行,既坚持了原则,又注意了团结,圆满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从1972年到1975年,徐向前还先后参加接待了赞比亚副总统齐纳、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塞拉利昂总统史蒂文斯、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尼日利亚总统戈翁、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南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鲁巴伊、加蓬总统邦戈。徐向前一方面为国事忙碌,另一方面又为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担忧。他和夫人黄杰对江青一伙的胡作非为深恶痛绝,有时也和亲密的战友谈谈自己的忧虑。特别是在邓小平被第二次打倒,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毛泽东主席相继去世之后,徐向前的这种优虑日深,常常夜不能寐。“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顺应全国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及其同伙,终于被押上了审判台。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1981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他们还说,这些老同志是有计划、有纲领地进行反党活动的。

  八对国际新战略的建议

  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会议确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

  1967年2月初,为了及时处理“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各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主持,每两三天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出席。在这些连续召开的会议上,老一辈革命家们与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等“文革派”成员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在2月14日和16日,发生了所谓大闹“怀仁堂”的激烈斗争。

  2月16日下午,继续开碰头会。这次会议,斗争更加激烈。会上谭震林、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等继续对“文化大革命”错误做法提出批评。谭震林慷慨激昂,越说越气,大声指责张春桥等打倒老干部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说“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他站起来,夹起皮包要退出会常周恩来连忙劝阻。陈毅说:不要走,要留在这里斗争!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无立即向江青汇报,并于当晚拼凑了一份歪曲事实真相的所谓《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捏造罪名,诬陷老同志。江青定调说:“这是一场新的大的路线斗争”,当即亲自安排,由张春桥、姚文元等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听了他们的汇报后,对这些老同志否定“文化大革命”很不满意。

  后来陈伯达接见这批人,他们才离开。为此,陈伯达指责徐向前。徐向前生气他说:“那些战斗组织的人,他们不怕冻,要呆在那里,那就让他们呆在那里好了”。陈伯达还说:“我也是保你的。”徐向前即回他说:“我用不着你保。”那天,他们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20日上午,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的扩大碰头会仍在继续。江青在会上故作姿态怪声怪气地发问:“总政治部主任怎么没有来?他躲到哪里去了?”

  叶剑英身处逆境,犹念念不忘向党内外的一些知名人士、革命先烈及其亲属,给以爱心,送去温暖。他不但亲自写信表示慰藉,还派秘书和子女了解他们的处境和困难,尽力相助。当他得知宋庆龄变卖衣服和书籍时,特修书安慰,以后又设法接济5万元人民币,解决燃眉之急;对李立三、黄琪翔、蒋光鼐、司徒美堂、邹韬奋、赵世炎的夫人及子女等都曾给以亲切关怀。叶剑英遭难这一时期,广东和家乡以及外地来京的许多老战友、老部下、老乡亲、老朋友想方设法,冲破阻拦去看望他,他表现出十分乐观豁达的态度,告慰大家,再难也能挺得住,闯过这一关。同时非常关心老熟人和各地区的情况,问东问西,了解甚详,深切关注。①①访问李坚真、钱益民、柯平、杨资元、祁锋、寇庆延、罗湘林、杜襟南、曹冰、陈传照等谈话记录,1991—1993年。

  徐向前从来不哀叹,不流泪。他听了黄杰的这句话,不由得落泪。他不光是为黄杰受诬陷,而是想到了许许多多被诬陷的好共产党员,什么“内奸”,什么“六十一个叛徒集团”,都是莫须有的罪名。他一生讲究实事求是,最讨厌说谎,从不允许别人在他面前胡言乱语。他现在依然坚信:真理不能说成谬误,红的不能变成黑的。他默默不语,观望着事态的发展。在公开发表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上,又严厉指责了“二月逆流”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黄永胜在总参谋部亲自布置批判几位老帅,并发动老帅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组织揭发批判,要求和老帅划清界线。徐向前办公室的党支部写了报告,请示批判徐向前和他的夫人黄杰。周总理看到报告后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并当即转呈毛主席。1969年1月3日,毛泽东亲笔作了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和他们搞好关系。”林彪在毛泽东批示的一旁加批:“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希望徐向前同志搞好健康,不要制造新的障碍。”林彪批示的最后一句话,使徐向前完全明白了:是要他老老实实靠边站,不允许再提相反的意见。不然就是“制造新的障碍”,就要问罪。可是,这又怎么可能呢?

  2月11日,在西山召开的军委碰头会上,聂荣臻、叶剑英等又共同拟定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即“七项规定”,重申了军委“八条命令”的基本精神,进一步明确规定了稳定军队的有效措施。这份砥柱中流般的文件,表明了共和国的元帅们在党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

  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国际国内极其紧张的形势下召开。在这次大会上,由林彪作的政治报告中再次批判“二月逆流”。叶剑英在会上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珍宝岛事件,在发言中强调要保持军队的稳定,争取时间加强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准备打败敢于来犯的任何敌人。而林彪、江青一伙则鼓吹国际“中心转移论”,强调军队要“突出政治”,对叶剑英继续进行围攻。但是,德高望重的叶剑英,却受到大会绝大多数代表的拥护和爱戴。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周恩来等提议,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从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至庐山会议,在5年的大混乱中,徐向前经历了建国以来空前的一场灾难。他莫明其妙地被推进了全军文革小组,很快又陷入了受批判的大包围。先后3次被抄家,多次受围攻,又从“接受再教育”被迫“疏散”到河南。他和许多老革命家一样,精神、身体上受到了极大的压抑摧残。但是,他对革命事业始终怀着无限的希望。他光明磊落,“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

  聂荣臻说:“这么多下级和战友,都是从战争年代一起考验过来的,互相都比较了解,怎么都成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下子就被打倒了,或者成了有严重问题的人?无法理解嘛!这样乱下去,怎么行!”

  ①访问熊向晖谈话记录,1989年10月。

  会上充满了恫吓的气氛。然而,徐向前稳稳地静坐一旁。他最多回答一声:“有错误请大家批判,总要实事求是嘛!”他更没想到,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九天,突然发来会议“简报”。

  这场重大的原则斗争不是偶然的。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江青为了实现乱中夺权的阴谋,就唯恐天下不乱,今天要打倒某人,明天要打倒某人。他们以毛泽东关于党内有“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论点为借口,到处煽风点火,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以“批判”、“揪斗”、“造反”、“炮轰”、“火烧”、“打倒”等形式,冲击各级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致使许多地方的工厂停工,农村停产,学校停课。

  叶剑英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二里沟车公庄的新华印刷厂,同陈云、谭启龙一起学习、劳动。他在装订车间,一面参加学习、劳动,一面接触工人搞调查研究。在车间里,他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工人群众中间,和工人同吃同劳动,尽自己最大努力干些体力活,同时参加学习班的批判会、讨论会,虚心向工人学习。为了学到更多的东西,他还在厂里的安排下,到别的车间去参观访问,详细了解生产的每道工序,并同工人们座谈劳动经验体会,支持革新创造,关心群众疾苦。厂里的干部和工人知道他是军队元帅和中央领导人, 70多岁了,身体又不好,就主动照顾他,劝他多休息,单独开伙吃饭。但他一再表示,自己是来学习的,都婉言谢绝了,始终遵守工厂的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坚持同工人们一起作息,一起到大饭堂就餐。工人们很感动,亲切地叫他“老叶”,愿意同他说心里话。普遍反映,“老叶”平易近人,艰苦朴素,和咱们心连心。①这期间,叶剑英常给在自己身边的子女和侄儿选钧等谈自己在新华印刷厂劳动的情况和收获,说自己“每天向工人学习,受到教育很深”。周恩来对他十分关怀,特意派杨德中几次去看望他,并带话嘱咐千万注意身体。叶剑英给周恩来写报告,谈自己在工厂锻炼学习的体会。报告中赞扬工人的革命品质,谦虚地表示自己“落后了,要赶上去”。②①访问任常青谈话记录,1986年3月。

  2月11日下午的会上。叶剑英质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啊!”徐向前敲着桌子,激愤他说:“军队是革命的支柱嘛,你们还要不要军队?如果不要,我就不干了。”两位老帅据理力争,慷慨陈词,得到了一些同志的支持,使康生、陈伯达等人无言可对。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尤其对取消党的领导、怀疑和打倒一切老干部、军队开展“四大”等违背根本原则的做法,激起了许多老革命家的强烈不满。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成员,在中央军委会议和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进行了严厉的指责。他们同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作了坚决斗争。这是一场捍卫党的原则的伟大斗争,而林彪、江青一伙,却把它诬蔑为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二月逆流”。

  叶剑英并没有被压倒,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继续想尽办法,稳定军队,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经过酝酿,2月26日他就召开军级干部会议一事向党中央、毛泽东作了专题报告。从2月下旬到3月下旬,他和几位元帅一起主持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这次会议虽然名义上着重讨论军队支援地方春耕生产以及军队对全国大中学校师生进行军训等问题,但真正的目的在于统一军队高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解决军队在“三支两军”(毛泽东要求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中遇到的困难,维护部队的团结稳定。参加会议的有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总部军以上干部100余人。叶剑英在预备会议上动员说,希望大家打消顾虑,反映部队的真实情况,包括正面教育、军事训练、“三支两军”、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以及机关被冲击和反冲击等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谈谈,有些典型事例可以在会上讲,也可以写成书面材料。叶剑英了解了部队各方面的情况以后,在大小会议上,有针对性地作了数次发言,就“文化大革命”应当怎样看,部队如何搞法,怎样处理军队与地方(包括“革委会”和“造反派”)的关系等一系列复杂棘手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作了明确指示。他还利用机会,同少数人座谈或个别交谈,使与会的多数同志心里有了底。①但这次会议进展并不顺利。林彪、江青等发觉这次会议“风向不对”,诬蔑叶剑英“抓军队反对中央文革”,“搜集黑材料反对文化大革命”。康生气势汹汹地到会上讲话,手里摇晃着叶剑英批准的军委致成都“造反派”的公开信,当众指责它充满了“国民党语言”,是“镇压群众”的文件。3月20日,林彪突然来到会上讲话,大放厥词,说什么“文化大革命”的“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要采取主动的进攻”,“要抓带枪的刘邓路线”!这次会议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还是取得了很大成果。有人反映这次会议对稳定军队起到了积极的潜在的作用。

  “九。一三”事件后的第一天,三座门会议室里充满了严肃的气氛。工作人员听说很久没有露面的老帅们都要来开会,觉得这个会非同寻常。黄永胜一反常态,早早地站在门口迎候老帅。徐向前走进来,黄永胜迎上去问好。

  这场关于“二月逆流”的批判,整整持续了4年,使这些老革命家的身心受到了极大摧残。

  四主持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

  参加会议的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成了受审的被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散会后,他们急忙跑到钓鱼台去向江青汇报。江青听了他们几个人夹叙夹议的报告,暴跳如雷,说:“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接着她亲自打电话给毛主席办公室,说张春桥、姚文元有要事报告,请求毛主席连夜接见。张春桥、姚文元到了毛主席那里讲时,毛主席却只是笑。他们摸不着头脑,弄不清主席的意思,当张春桥汇报到陈毅说延安整风的问题时,毛主席突然变色,说:“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

  秘书很快把萧华家被抄的情况报告给了聂荣臻。当说到萧华办公室的保险柜已被砸开,许多机密、绝密材料散失在地上的情况时,聂荣臻气愤他说:“这还了得,是谁干的,必须追查。”

  第二天上午,军委扩大的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继续进行,发生了“大闹京西”事件。会议开始,主持人徐向前知道了昨天夜里发生的情况即向秘书查问,昨天会议谁作的记录?谁走漏了会议消息?这时,会场上,江青、陈伯达、叶群、王力等人坐在前排,江青坐在叶剑英的左侧。她看到萧华没有来,阴阳怪气地故意发问:“总政治部主任失踪,到哪里去了?”叶剑英正气凛①中共中央军委碰头会议记录,1967年1月19日。

  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和其他一些莫须有的事情。徐向前只回答一句话:”总要实事求是嘛!“他的沉默和冷语是最好的回答。

  2月16日下午,由周恩来主持在怀仁堂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

  三“大闹怀仁堂”

  2月16日下午,继续开碰头会,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这次会上,斗争更加激烈了。开始,谭震林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春桥推托说回去和群众商量。谭震林恼怒了,他大声质问:“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嘛!你们就是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黑五类‘,有人讲话;高干子弟,怎么没人说话!高干子弟往往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的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谭老义愤填膺,越说越激动。他斥责清华大学蒯大富之流搞的“百丑图”,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又说:“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谭震林越说越气,拿起文件、衣服,要退出会场。并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周总理要他回来。陈毅也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接下去又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还讲了他和周总理在延安挨过整。余秋里也拍着桌子说:“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作为军委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这时实在坐不住了。1月24日晚,他和聂荣臻、叶剑英先后来到毛家湾林彪住地,向林彪陈述了军队不能再这样乱下去的理由,要求规定出一些条条,以稳住军队。当晚,经反复研究,拟定了一个军委命令初稿,林彪同意后,叫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三人拿着这个命令初稿去征求中央文革的意见。中央文革的讨论会一直开到夜里3点多钟,周恩来也参加了讨论。江青等人知道这已经经过林彪的同意,没有多说什么。第二天,就将命令初稿送请毛泽东审定。1月28日下午,毛泽东特地把林彪、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儿位老帅请到中南海,详细地进行了研究,并在命令初稿的基础上又加上了“要严格管教好高干子弟,不得任意抄家”的内容。

  林彪、江青一伙蓄意伺机报复,双方斗争日趋尖锐、白热化。

  自从批判“二月逆流”以来,老帅们难得相聚。这天相逢,格外高兴。

  在部署上,林彪、“四人帮”搞“二月逆流”,首先是从军队开始的??到二月上旬,双方多次在政治局或军委会议上,对要不要稳定军队,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与此同时,他们在外事口集中攻击陈毅,把外交部搞瘫痪,妄图先夺国防和外交大权??这几个方面的斗争,发展到二月怀仁堂碰头会议,进行全面摊牌??①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所谓“二月逆流”事件,至此有了正确的结论。

  叶剑英平生十分敬佩屈原的诗品和人品。他设身处地,想起屈原当年的放逐生活,以“行廉志洁”来鞭策自己。他默默地忍受着不公正的待遇,不提任何特殊要求,经常告诫身边人员,不能给人家添麻烦,不准搞特殊。他在岳阳招待所,亲自下厨房感谢炊事员陈炳生给他做的可口的饭菜。有一次,他与陈聊天,看到要把剩下的藕汁倒掉,便劝阻说:“陈师傅,这是好东西,丢了太可惜。替我留下来,下顿饭给我喝!”使在场的同志很受感动。①①访问胡家虎、赵宴宏、赵福和、萧振西、萧根如、王润泉、阳新明等谈话记录,1986—1993年。

  抗日战争中又在冀南同事。在冀南的一次战斗中,刘志坚受伤被俘。冀南部队负责人接到地下党的情报,立即组织部队,在敌军押送刘志坚的途中进行伏击,把刘志坚抢了出来。徐向前说明了当时的情况。语气肯定他说:“我们是带兵打仗的人,跟我们打过仗的人,难道还不了解吗?他不是叛徒!”陈伯达不让徐向前说下去,蛮横地从中打断说:“刘志坚叛徒的案已定了,再不能改变了。”徐向前很气愤地质问:“你凭什么给他定案?没有证据怎么定案!”徐向前和陈伯达公开争论,这是第二次了。在1月中旬的一天,总后的部分群众在三座门外静坐,全军文革派人做工作,没有做通。

  1969年1月3日,毛泽东在一份简报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这说明毛泽东、周恩来对老革命家采取了保护措施。可是,林彪、江青一伙仍然阳奉阴违。林彪在派黄永胜、吴法宪向聂荣臻传达毛泽东的批示时,同时也传达了他的批示:“希望(受批判的几位老同志)把身体搞好,注意不要引起新的障碍。”这分明是一种警告。林彪一伙还严密封锁毛泽东、周恩来的批示,不准外泄,以便他们在适当的时机,抓装二月逆流”再做文章。

  1967年2月23日,叶剑英亲自打电话向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询问“青海事件”发生过程,并向毛泽东作了报告。但林彪、江青却继续追查,把攻击矛头对准叶剑英。②此后,叶剑英又以中央军委名义给南京军区下达了关于军事院校恢复党委领导、停止搞“四大”等四点指示。他还受中央委托继续帮助解决新疆、内蒙、甘肃等地的问题。所有这些,都受到各军区的拥护和支持,保证了部队的稳定,但却招来了林彪、江青的更大怨恨,一条条罪状和种种迫害接踵而至。

  的口号。许多正直的革命者,反对打倒徐向前。

  出席这次会议的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等革命家,成了林彪、江青一伙的主要攻讦对象。于是,本来是为“九大”做准备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到分组讨论时,林彪、江青一伙却有计划地把老革命家们分别编在不同的小组里,并对他们发动了总攻。把讨论会变成了声势浩大的批判所谓“为刘少奇翻案”的“二月逆流”了。

  ①访问张廷栋、刘均、温喜民、陈海澄、马浩等谈话记录。1984—1987年。

  残酷的迫害,无情的打击,继续发展。1967年7月20日,武汉发生“七。二○”事件。一些“造反派”无中生有,说徐向前是武汉事件的“黑后台”,是陈再道的“黑后台”。于是北京城里和全国各地,到处是“打倒陈再道、钟汉华”、“打倒徐向前”的喇叭声和大幅标语。在首都所谓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批斗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挺的同时,大街上游行的人不断呼喊“打倒徐向前”

  他们很清楚,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对萧华的攻讦,矛头是冲着他们几位老帅来的。江青一伙的目的,就是要从总政打开一个缺口,搞乱军队。对此,聂荣臻非常愤慨,会议还没有结束,就和叶剑英提前退出了会场,以示抗议。

  这一天,军委扩大的碰头会散会时,徐向前特意宣布:“会议的内容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这是条纪律。”但是,会后北京军区一位领导人在传达会议精神时不慎失密,走漏了消息,总政一位副主任的笔记本也被“造反派”劫走。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等单位的“造反派”连夜向萧华发起“突然袭击”,跑到景山东街抓他。萧华听到风声,立即从后门跑出,到傅钟家,然后坐上车子飞驰到西山叶剑英住所,躲了起来。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叶剑英说着说着举起右手,用力向桌子拍去。由于用力过猛,致使右手掌骨震开了一条裂缝。这就是以后被传扬开的“大闹京西宾馆”。

  七到新华印刷厂“蹲点”

  让刘、邓上台,我同林彪南下,再上井岗山打游击。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

  1979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二月正流》的文章。文章发表之前,编辑部来人征求了聂荣臻的意见。为此,聂荣臻专门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了一封信,详细阐述了这场斗争的实质和意义。信中写道:所谓“二月逆流”,是林彪、“四人帮”一伙蓄意陷害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的一桩大冤案。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双方就在如何掌握运动的问题上,发生了三点深刻的分歧,一直在针锋相对地斗争:一、要不要党的领导;二、对老干部应不应该都打倒;三、要不要稳定军队。

  心在边疆身在床。

  在“文化大革命”动乱的日子里,徐向前仍把心思放在国家的经济复兴和军队安定上,虽然被指责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一次次受到批判,但他始终认为,要稳定军队,要注意国家的经济建设,要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

  ① 1979年1月16日,聂荣臻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

  来八条一个文件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现在又搞了个七条,这些都是我们斗争来的!”

  2月18日深夜至19日拂晓,毛泽东召开会议,在会上大发雷霆,盛怒他说:“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

  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

  ②《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1969年7月11日。

  第三节历史是公正的审判官

  在以后几天的军委扩大碰头会上,聂荣臻等几位老帅坚决不同意江青等人要在军队搞大民主的主张,列举了大量的军队被冲击的事实,提出稳定军队,迫在眉睫。军队的情况越来越紧张,整了萧华,又整杨勇等高级领导干部,各地纷纷告急。

  “八条命令”规定,全军指战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不允许自由抓人、抄家、封门、体罚和变相体罚;一切外出串连的军人和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机关;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和串连;军、师、团、营、连等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教育子女。

  徐向前出席招待会虽然意味着毛主席是“保”他的,可是已经被诬为“二月逆流”的成员,仍然继续受批判。谢富治对“造反派”说:“上面保上面的,你们搞你们的。”一切重要的文件停发徐向前,会议不能参加。“文革组长”这个头衔,早已名不符实了。9月12日,徐向前经和叶剑英、聂荣臻商量,正式向毛主席写了报告,要求辞去全军文革组长的职务,请毛主席另选贤能。报告没有得到批复,徐向前继续挂着名。

  个书面发言,聂荣臻知道后仍然泰然处之。

  ②《邓小平文逊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03页。

  10月20日,中苏两党决定会谈,接着,两国总理在北京会晤。10月17日,林彪借口防止敌人搞突然袭击,要加强战备,快速疏散人日,遂发出反革命政变预演的第一号号令。借机将几位老帅、副总理等,从北京“疏散”到外地。

  当天晚上,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造反派得知会议情况,浩浩荡荡地由西山出发,直奔景山附近萧华的寓所。大概在半夜12点,聂荣臻家墨绿色的大门被擂得山响。有几个人正扒着铁门想往院子里翻。警卫战士一边大声喝①《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第2版,第864页。

  九“流放”湖南

  1967年1月24日晚上,徐向前毅然决定要直闯林彪的住地。他坐上汽车,才告诉秘书给“林办”电话通报一下。

  有些细节,大家不晓得,我也不知道,最近从简报上才看到那些情况。毛泽东的讲话,肯定了老革命家们行为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

  这“八条命令”的主旨在于稳定军队。由于它经过毛泽东批准,颁布后对稳定军队局势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

  他们翻墙破门而入,楼上楼下搜了又搜。徐帅自己平常看的书、文件和私人保存的几十年的资料、信件、作战日记被劫去。幸得叶剑英得悉有人要抄徐帅家的消息,在前一小时,打电话,以开一个小会的名义,请徐向前上了西山,徐帅才没有被揪斗。

  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我们走的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反对了陈独秀、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争取到了革命领导权,经受了长期的艰苦、复杂的斗争考验??在这样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干部和党员,他们不仅有民主革命的觉悟,而且绝大多数还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觉悟。怎么能说成是民主派呢?至于军队,那是我们党一手创建的,并且一直在党的领导下,经历了几十年革命战争考验,具有一系列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怎么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呢?

  一读骚经一肃然。

  的老帅分割开来,让到各个小组去受围攻、批斗,大搞逼、供、信。徐向前被编在第5组。在这个“西北小组”的会上,黄永胜、邱会作等人,带头攻击徐向前。有人阴阳怪气,有人大声质问。这个说:“你徐向前不老实,要叫红卫兵来!”那个说:“你不说话,送到大寨去向贫下中农说清楚。”还有人拿着“小红书”向徐向前念语录。

  从所谓“二月逆流”事件以后,聂荣臻的日子日益艰难起来,造反派的炮轰、批判接踵而来。1968年6月27日,国防科委有9个人贴出了大字报,说聂荣臻捏造“最高指示”,在政治上陷害毛主席。意思是指, 1967年6月,聂荣臻在向国防科委的领导人说起关于某干部历史上有过自首问题,后来经过长征考验,又重新入党一事时,他讲了一句“记得这是毛主席说的”话。(事实是, 1935年12月27日,聂荣臻曾接到毛泽东的电报,电报中指出,凡属经过长征考验的,应广泛吸收入党。①从此,国防科委机关造反派抓住这句话加以歪曲,掀起了炮轰聂荣臻的新高潮。国防科委系统的其他造反派与国防科委机关的造反派结合起来,闹得更是不可开交。在批评还是打倒聂荣臻的问题上,两派群众组织矛盾也日益尖锐,争论更加激烈。

  十揭穿陈伯达的真面目

  老帅面无表情,不予理睬。聂帅来了,黄永胜急忙迎上去,并解释说在北戴河没有去看老师。聂帅说:“划清界限嘛!”黄永胜十分尴尬、狼狈。会议由黄永胜传达中央第57号文件,通报林彪叛逃,机毁人亡。黄永胜作贼心虚,浑身颤抖,念文件语不成句,只好由别人代读。

  1月19日下午,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碰头会议。与会的有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共40余人。会议围绕着军队搞不搞“四大”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聂荣臻等几位老帅一致认为,军队不能开展“四大”。而江青、陈伯达一伙却顽固坚持军队不能特殊,必须开展“四大”。双方针锋相对,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这时,叶群突然跳了出来,捏造罪名攻击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江青、陈伯达也一唱一和。陈伯达胡说什么“萧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总政是“阎王殿”,“军队已经资产阶级化了”等等,硬逼萧华去群众大会上作检查。老帅们听了都非常气愤。

  ①《叶剑英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54页。

  75岁高龄的徐向前,又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他望着庆祝粉碎“四人帮”

  林彪、江青一伙唯恐天下乱得不够, 1967年1月初,操纵一些军事院校群众组织的头头,向叶剑英、陈毅发动进攻,策划要召开10万人大会,批判这两位老帅。与此同时,1月3日,江青、陈伯达在接见北航3名学生代表时说:“聂荣臻有缺点,可以烧一烧。学生可以与国防科委机关干部一起,把革命搞好。”在如此露骨的煽动下,北京航空学院一些受蒙蔽的学生,更是肆无忌惮地把炮轰聂荣臻的浪潮越掀越高。就是这些北航学生,1966年9月,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公然在国防部大院外安营扎寨,胡闹了28天,叫嚷什么要清算国防科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此,聂荣臻认为中央文革不了解情况,打电话给王力进行解释。同时,要国防科委对这些学生进行开导教育。而江青一伙却对国防科委的有关领导人说,“科委不要把聂帅推到第一线”,“不要硬跟错误领导,搞成敌我矛盾就不好了”。这把火一点,一时间,北京街头立时出现了花花绿绿的炮轰聂荣臻的大标语,其中,要数北京火车站的一幅最为“壮观”,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横过来竟遮不住其中的一个字。

  1967年2月14日和1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政治局碰头会(即怀仁堂会议)。桌子两旁一边有七位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余秋里、谷牧,一边有陈伯达、康生等“中央文革”成员,对阵分明。在这两次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月10日,中央文革在林彪的支持下,突然抛出“揪军内一小撮”的乱军口号。接着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大军区领导人的事件不断发生。有的军区作战室被封,一些领导人被挂黑牌,画鬼脸。一些军队“造反派”组织的人员,开车直接到徐向前往地,要求他回答问题,无理取闹。

  不一会儿,萧华来了。当会议主持人徐向前问明了情况,得知昨晚萧华的家被抄,非常气愤。这时早已按捺不住心头怒火的叶剑英突然厉声痛斥道:“萧华昨晚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

  一“大闹京西”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8月19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聂荣臻来到京西宾馆听取某工业部造反派代表的意见。当听到有人说搞两面派的人没有好下场时,聂荣臻立即义正词严地表示:“我几十年来是不搞阴谋的,两面派我绝对不会做,这一条是站得住的。”

  ①访问廖盖隆谈话记录,1986年6月。

  在西城区一个名叫毛家湾的深宅中,住着林彪和叶群。外表不起眼的大门和普通建筑,掩盖着住宅内部的奢侈豪华。林彪忌风又怕见水,后院内却专修了一座庞大的室内游泳池,四季温水不断。林彪为了坐在室内晒太阳,用进口的石英玻璃,安装了一个晒口。徐向前的突然到来,打断了林彪和陈伯达的密谋交谈,使他们有些不悦。不过,林彪还是以元帅对元帅的礼貌,接待了徐向前。徐向前开门见山向林彪讲了当前全军混乱的情况,提出:“军队不能允许建立战斗队,军队这样乱下去不行,要尽快搞个条条和规定。”

  1967年1月6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手制造的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在全国掀起了夺仅的高潮,形势越来越乱,并且波及军队各总部等领导机关。

  这时叶剑英虽然被迫离开军委领导工作岗位,但对“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这一重大事件极为关注。3月初,他根据毛泽东、周恩来指示,同其他几位在北京“六厂二校”蹲点的元帅一起讨论国际形势。3月18日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写了报告,提出了7条具体建议。3月下旬,他同其他几位老帅一起多次研究了珍宝岛反击作战问题,并根据研讨的意见由他负责整理了一份《从世界的森林看一棵珍宝岛树》的报告,呈报毛泽东主席。报告站在世界全局高度分析了苏联军队突然入侵珍宝岛的原因、目的及其发展趋势,进而揭示了美苏称霸全球的战略企图、与各国之间的矛盾斗争。报告最后对民兵建设、军事训练、军工生产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③“珍宝岛事件”以及由此加剧的中苏关系紧张局势,一直压在叶剑英的心头。在这一事件一周年之际,叶剑英身处外地,肺病复发,犹念及苏联百万大军压境的威胁,以《珍宝岛》为题赋诗一首:病阅聊斋事可伤,恒娘读罢又庚娘。

  在“蹲点”后期,周恩来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让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老帅成立一个“国际形势研究组”。组长陈毅虽然受到批判,还是以饱满的热情,每周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大家开一次讨论会。老帅们每次坐到一起,谈笑风生,忘却了对他们的种种指责。他们看材料,交换思想,以他们丰富的经验和高瞻远瞩的胸怀,分析研究世界局势。这种座谈会召开了许多次。经过认真讨论,最后写出了《对国际战争形势的分析》;针对苏军人侵珍宝岛事件,写出了《从世界森林中看一棵珍宝树》等报告,以精僻的见解,分析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及美苏之间的矛盾,提出国防建设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

  聂荣臻心里很清楚,在这次全会上是有“关”要过的。会议中他交了一份“检讨”,主要是关于“多中心论”的问题。1968年春,国防科委系统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选举代表的条件中,有一条是“坚决拥护以聂荣臻同志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聂荣臻和他的秘书事前都不知道有这么个条件。当毛泽东、周恩来批评后,聂荣臻专门写了检讨。但是,他没有想到,连日来小组的批判发言逐渐升级,最后,竟把自己划为“二月逆流”反党集团的成员。

  ①访问傅崇碧、李新民、李永悌、张延忠谈话记录,1986—1994年。

  全国掀起批判“二月逆流”的声势,从中央到地方闹得相当厉害。1968年3月24日,林彪、江青一伙又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杨、余、傅事件”。这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林彪亲自出面讲话,公开批判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这次大会,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中央碰头会议成员,全坐在主席台上,把所谓搞“二月逆流”的人,都安排坐在台下,接受批判。林彪讲话中影射攻击“二月逆流”;康生讲话中说,“杨、余、傅”的后台是“二月逆流”;陈伯达说,“二月逆流”是“文化大革命”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第五个回合。他们在抓杨成武时,居然把和杨成武为邻的徐帅家所有电话线掐断,还撤换了哨兵。在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原定讨论召开中共“九大”、修改党章。会议开到第三、四天,林彪一伙突然扭转会议方向,改为批判几位老帅。他们把“二月逆流”

  在“九大”极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中,聂荣臻等人本来是不可能被选进中央委员会的。在毛泽东的坚持下,林彪、江青一伙不得不同意把聂荣臻等人选进了中央委员会。但林彪、江青一伙又煞费苦心,安排谁投赞成票,谁投反对票,把票数控制在不超过半数太多的范围,既让你当选,又让你难堪,从心理上折磨你。

  行廉志洁泥无滓,

  事情正像他预想的那样,为出席“八一”招待会周恩来总理正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斗争。依照惯例,军队的老帅都应出席,林彪、江青一伙却持反对的态度,周总理只好去请示毛泽东主席最后决定。7月31日下午5时左右,叶剑英来到徐向前住处,说周总理打电话给他,请他通知徐向前,准备出席招待会。总理说,关于出席招待会的名单,讨论了一下午,争论不休,他准备报告毛主席,等请示主席后,正式电话通知。叶剑英还带来了一名理发员,要徐向前先理好发,等待通知。老战友的深情和周到安排,使徐向前深为感动。他刚刚理好发,周总理打来电话通知说:毛主席指示,今天的招待会,朱德要出席,徐向前要出席,韩先楚也要出席。为了避免发生意外,周总理还亲自布置有关部门,选定了徐向前从西山到人民大会堂的行车路线,并对沿线布置了警卫。

  1971年11月,毛泽东接见了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代表。当时剑英走进会场时,毛泽东对在场的人大声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的。那个王、关、戚和“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

  逼迫他到会上说清问题。萧华以沉默表示对抗。江青一伙转而向会议提出,由徐向前主管总政工作。会上没有人表态。很明显,“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江青、陈伯达一伙围攻萧华的险恶用心是妄图从总政打开缺口,搞乱军队,以便他们进而打倒叶剑英等元帅,夺取军权。叶剑英、聂荣臻对此看得非常明白,极为愤慨,未等会议结束,就退出会场,以示抗议。叶剑英回去后,立即将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周恩来,要求制止批斗萧华。周恩来回电话说:“没有我的命令,萧华不能去大会检查。”但,风波并未平息。

  20日上午,军委碰头会继续在京西宾馆召开。江青阴阳怪气地问道:“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肖华到会后,讲了头天晚上被抄家的经过。徐向前气得拍了桌子,茶杯盖子摔到地上。叶剑英气愤他说:肖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说着,也拍了桌子,伤着了手骨。接着“大闹京西宾馆”一说就传扬开了。

  2月18日晚上,听了一面之词的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碰头会议上提意见的一些老革命家,并决定召开批评会。聂荣臻和其他老革命家从2月25日起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参加了7次“政治生活会”,接受批判。康生是这次批判会的组织者和煽动者。他们对老革命家围攻批斗了20多天,把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扣到了老革命家头上。同时,林彪、江青一伙还借机掀起了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和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至此,中央政治局中大部分委员被打倒或不能正常进行工作,而由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林彪、江青一伙终于达到了目的,把肩负党、政、军重任的一大批老革命家整倒、搞臭、靠边站,或不能正常工作。这也使他们在篡党夺权的道路上越滑①“联动”,全称为联合行动委员会,是当时的一个群众组织。

  ①访问陈炳生、陶敬业、钟友情、方震等谈话记录,1986年。

  六、军队内部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凡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会上,谭震林严厉地指责江青的同伙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倒,把全国搞乱了。他越说越激动,越说越气愤,狠狠地拍了桌子。然后,谭震林站起身,收拾完文件,夹起公文包,拿了大衣,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②叶剑英写给周恩来的报告,1969年8月26日。

  1969年4月1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会议的议程,本来是讨论“修改党章、召开四届人大”等问题,但在这次大会上,林彪、江青一伙却借机批判“二月逆流”。在选举“九大”代表时,中央碰头会议成员作为当然代表,而与“二月逆流”有关的几位老共产党员,经毛泽东提名,下面非选不可,才当上了代表。上海的代表,专门带了材料来批陈毅。朱德在会上几次检讨过不了关,最后还是毛主席说了话才算罢休。

  叶剑英和陈毅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是肝胆相照、同声相应的知己和诗友。人们赞道:“叶陈二公,屹立青松,抵制错误,二月抗争。”①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宣布为”二月逆流”平反。1981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话时说:“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复斗争嘛。”②②毛泽东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人员谈话记录,1971年11月14日。

  谢富治插话辩解说,中央文革是保谭震林的。李先念说:“你不要和稀泥!”

  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位开国元戎,受尽了屈辱和摧残,处于被打倒和“半打倒”的状态。贺龙被扣上“二月兵变”的罪名,首受其害。朱德被诬为“旧军阀”。彭德怀则“新老帐”一起算,再次被批斗。陈毅被打成“老机”、“老右”。聂荣臻主管的国防科委,被“九一五”、“九一六”两大群众组织纠缠得不可开交。徐向前领导全军“文化大革命”招来横祸,被迫靠边站,勒令检查。刘伯承身患重病,仍不免受刁难。叶剑英虽然受毛泽东一再保护,说他长征路上获取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的密电有功,但仍然处于被“半打倒”状态。有一段时间,黄永胜一伙不给他看文件,不准他打电话,不准与外界联系,甚至不准与子女联系,过着与世隔绝的孤寂生活,但他仍然保持乐观主义的态度,坚持斗争。他的亲属、子女十分担心他的生活和健康。他这个“逆流的老爸爸”以慈父之心关心爱护子女们,常常写信或面谕,告诫他们要“洁身自爱,奋发图强”,“挺起胸膛走路,夹着尾巴做人”。他曾书“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与女儿楚梅、女婿邹家华共赏警勉。他在给远在外地的文珊的回信中写道:“你信中问到二号楼(叶剑英在军事科学院的住地),且听吧:二号楼前果木多,一间古庙一头陀(和尚)。如有假日归来看,你的窝儿照样呵!”他在信中语重心长地嘱咐女儿说:“人要成才,就要千锤百炼,才能成为有益于人民的人。你要刻苦锻炼,‘马大哈’气味要大大压缩一点。”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人生是多么短促,宇宙是多么无限,人们以短暂的时光完成悠远的事业,只有代代相承,蝉联不断,愚公式地干下去。??亲爱的珊儿,勇敢地坚毅地准备好接起前一辈的班来吧!”①在极其艰难复杂的境况中,叶剑英表现非常沉着冷静,应付自如,他告诫办公室的同志:“大事多请示报告,小事要沉着思考,遇事与群众商量。”

  沉默了许久,徐向前自知难以胜任,便说:“我多年有病,对干部不熟悉,请转告毛主席,这个工作我担当不了。”杨代总参谋长说:“不行啊,这是江青提议,主席决定的。”

  ②访问张江林、刘思起谈话记录,1991年9月。

  过了几天,肖华给徐向前送去了讲话稿。徐帅看后,加了加强战备的话。

  7月23日,江青又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造成全国武斗升级、“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各地掀起了冲击军事机关的新高潮,“造反派”到处“揪斗陈再道式的人物”。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江青突然发难,诬陷叶剑英“要搞政变”。叶剑英当场予以反击。会后不久,江青一伙竟派人抄叶剑英在北长街81号的家,抄走了叶剑英大量手稿、记录稿、讲话稿和中央、军委机关的来往信件以及其他的机密文件。还挖开地板,检查有无武器、电台。北京街头贴出“打倒叶剑英”、“斩断叶剑英的黑手”等大标语。中央戏剧学院成立“揪叶联络站”,先后将叶剑英的几个子女、亲属,甚至保姆关进监狱,并成立“专案组”,搞逼供信,罗列罪状,栽赃陷害叶剑英,必欲打倒而后快。他的小女儿文珊被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保护起来,当电话守机员。江青知道了,说她“泄漏机密”,要把她抓起来,傅崇碧连夜通知她离开,后到福建去当兵。①他们不仅从政治上制造种种骇人听闻的什么“兵变”、“逆流”、“冲击事件”等谣言,恶毒攻击叶剑英等元帅和高级将领,而且从组织上改组最高统帅部,成立“军委办事组”,让黄永胜取代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1968年3月,又制造“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诬蔑几个老帅是“黑后台”。他们组织人员专门私整各位元帅的黑材料,造谣诬蔑叶剑英曾“被俘”、“企图投敌”,直到毛泽东亲自批示这是“老一套谣言”,下令禁止,并在天安门城楼上当面向叶剑英澄清此事,他们才被迫罢休。

  1月23日,徐向前开了一夜的会,早上7点才回到家。他接近古稀之年,疲惫不堪,正想休息一下,这时墙外传来“我们要见徐向前”,“我们要见徐向前”的吵闹声,徐帅闻声心烦,抓起大衣旋风般地冲出房门,身后留下“哐!”的一响关门声。他面对“造反派”,正襟坐下,气势凛然。“造反派”多是些娃娃兵,没想到徐帅真的坐到了他们面前,一时手足无措,愣了半天,才有一个头头要徐帅对杨勇的事表态。徐帅在前一天己听说上面有人说了话:杨勇要“烧而焦了”,此时徐帅仍然说:对杨勇同志要“烧而不焦”,有错误可以批判,但不能打倒。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毛泽东亲自找几位元帅谈话,并于1969年1月3日在一份简报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周恩来也为“二月逆流”的平反问题做了很多工作。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李大章、张国华等,当叶剑英走进会场时,毛泽东对到会的人员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接着他又对大家说:“‘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那个王、关、戚和’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

  接待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是徐向前复出后第一项工作。西哈努克亲王在1971年出国访问,国内发生了政变。在困境中,他来到中国,受到中国政府高规格的接待。周恩来总理亲自参加接待工作,并请德高望重的领导人陪同他。从1972年到1974年,徐向前承担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的任务。先是于1972年5月,陪同西哈努克亲王访问中国东北,到了丹东、沈阳、抚顺、大连、鞍山、长春、吉林、哈尔滨、大庆等地,历时近一个月。又于7月,访问了山东济南和青岛,所到之处,受到数十万群众的盛大欢迎。1973年11月2日,徐向前和夫人黄杰专程到广州,迎接西哈努克亲王的母亲哥沙曼王后。1974年10月8日徐向前又和黄杰一起参加了周总理为庆祝西哈努克亲王52岁生日举行的宴会。西哈努克亲王在为柬埔寨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斗争中,把中国政府和人民作为忠实的朋友,和徐向前结下了难忘的友谊。

  九大以后,叶剑英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几位元帅,接受周恩来总理交代的任务,从6月7日开始,多次在中南海武成殿聚会,在陈毅主持下,全面深入讨论国际形势和战略问题。在会上,叶剑英作了几次很有见地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强调要利用美国、苏联和欧洲各国之间的矛盾,尽快打开中美之间的僵持局面,恢复中美会谈。他说,现在美国不得不从南越逐步撤军,苏联在大力推动建立“亚洲安全体系”,尼克松访问亚洲五国,是怕苏联接管“真空”。美国国务院宣布“两个放宽”,步子虽然不大,但表明尼克松想拉中国的新动向。后来由参加会议作记录的熊向晖等根据元帅们讨论的情况,整理成一份书面报告《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于7月11日由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签署,上送周恩来总理转呈毛泽东主席。①在这份报告中,四位元帅对中、美、苏“大三角”的战略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全面地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③叶剑英:《从世界森林看一棵珍宝岛树》,1969年3月29日。

  尤其是空、海军,担负着保卫空海防的任务,战备任务比较频繁,指挥失灵了不好。机关干部成立战斗组织,形成几派就不好办了;第三,部队中哪些人是“牛鬼蛇神”,建议在适当范围讲一讲。北京军区抓廖汉生,又要抓杨勇、郑维山;空军今天又把王辉球、成钧和常乾坤带走了,这个问题要研究解决一下,否则大家没有底。这三条意见的意思很明确,要稳定军队,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乱揪乱斗。显然和林彪、江青一伙的想法格格不入,从而埋下了下一步徐向前被打倒的祸根。第二天,徐向前接到一个急件:全军文革小组名单已经“军委通过,中央批准”。就这样,徐向前被迫仓促上阵,担任全军文革组长。命令还未公布,消息已经传了出去。

  林彪同意,拟定了一个军委命令初稿,送中央文革讨论,又报请毛泽东批示。

  徐向前眼看军队各机关、院校一天比一天混乱,上任后,决定狠抓一下军队的稳定。他每天在电话机旁,像战争年代指挥作战一样,下达命令,回答各方面提出的种种问题。原有的两部电话机不够用了,又新增加上两部。他在电话里,不止一次作出这样回答:“军队一定要保持稳定!……”“军队不准大串联!……”

  ①《叶剑英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53页。

  这时,在“二七”厂参加“接受再教育”的还有王恩茂、廖志高、江渭清、江华、朱德海等,住在徐向前的楼下。大家看到徐向前瘦弱的身体,上下楼步履艰难,都暗暗为老帅的健康耽心。每天见了面,总要问候几句。徐向前笑笑说:“没什么,这样很好嘛,你们都要注意保重。”过普通工人的生活,大家看来,太委屈老人了。但是,徐向前过惯了艰苦朴素的生活,并不觉得有什么难熬。

  可见当时气恼之极,用力之猛!一向和蔼可亲的叶剑英发了这么大的脾气,江青等人一下子被震住了,不再质问了,也不提抓萧华了。陈伯达相当狡猾。

  11月29日,全军文革再次安排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几位老帅接见军队院校师生。会场上气氛有些紧张,贴满了批判几位老帅11月13日讲话的大标语,还有什么“炮轰”、“火烧”之类的话。叶帅和陈帅发了火,规劝大家正确对待路线斗争。徐向前因头疼加剧,没开完会议,就先退出了会场。

  从此,叶剑英结束了长达300天的“流放”生活。

  “疾风知劲草”。毛泽东主席在斗争中识别了林彪,也理解了包括徐向前在内的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他逐步起用一些老革命家,亲自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并为“二月逆流”平了反。特别是请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并在中南海接见了各位老帅。毛主席握着徐帅的手,满怀深情地连声说:“好人!

  斗争并未止息。林彪、江青一伙为了反军乱军、篡军夺权,伺机挑起新的更大的争端。

  1966年国庆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肖华向徐向前说,请老帅们接见一下军队院校来京的学生。徐向前说,你们准备个稿子,请叶帅代表大家讲一讲就行了。肖华说,还是请老帅们都讲一讲好。

  林彪、江青为了消除这个会议的影响,搞乱军队,刮起了“十二级台风”。

  黑干将到了开封的话。徐向前到开封,当地负责接待的单位是按照“不冷不热,偏重于冷”的规格对待的。在此期间,因为房子改装暖气,徐向前一度移居到一家银行的楼上。楼下,有一间阴暗的屋子,没人居住。徐向前后来才知道“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囚禁死在那里。

  着重地对苏美矛盾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并判定: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报告全面地勾画了国际战略新格局,为打开中美关系局面提供了依据,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制定重大战略决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②这一年9月,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逝世。叶剑英作为副团长陪同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于9月4日乘专机前往河内吊唁,并与越南领导人举行会谈。

  “八条”的中心思想是:军队要稳定。这是不合乎江青一伙人的思想的。

  他忍辱负重,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以极大的耐心和克制,同林彪、江青一伙周旋,机敏巧妙地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斗争。同时,想方设法保护几位元帅和老将军、老干部。他看望病中的聂荣臻元帅,两人谈到林彪、江青一伙把跟随毛主席多年的老帅和老同志列为“老机”,开会坐在右边或台下,动辄批斗,非常愤慨:“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徐向前元帅回忆当年的情景,对叶剑英曾作过这样一段评述:“他在自己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仍然关怀着军队的稳定,关心着其他受冲击的同志。一次他听到风声,造反派要抄我的家。他一面严令保护我的安全,一面亲自打电话给我,安排我转移到西山去祝这种患难与共的真挚感情,使我难以忘怀。1967年‘八一’建军节前夕,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捣乱,朱德同志和我们几个受冲击的老同志,能不能出席建军四十周年招待会,竟成了问题。在出不出席还没最后定时,剑英同志亲自带着一名战士理发员,来到了我的住处,要我先理个发,作好出席招待会的准备。当时他的意见十分明确:这次招待会,军委的一些老同志应该出席,这不是个人的事,它关系到军队的安定与团结,关系到国内外的影响,也是向‘四人帮’一伙的斗争。当毛泽东同志批示朱德同志和我们几位老同志都要出席的电话通知打来时,剑英同志喜形于色,十分高兴!”①①《萦思录——怀念叶剑英》,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259页。

  大会在选举中央委员时,林彪、江青一伙又践踏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玩弄阴谋诡计,对几位老革命家,采取各组分配票数,指定人投票,以达到控制不准超过得票半数太多的目的。1500名代表的大会,徐向前得票最少,只有808票。徐向前回家后苦笑着说:“我得了五个鸡蛋。”林彪的政治报告和“九大”结束的公报,又公开批判“二月逆流”是“党内最大的一次反党活动”,是“为刘邓翻案”,是“破坏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反党夺权阴谋”等等。“九大”闭幕后,全国各地传达“九大”会议精神时,都批判“二月逆流”的“错误”,点名批判陈毅、徐向前等人是“老右”、“老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黑干将。然而,错误的批判和咒骂无损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声誉。在共产党内和人民群众中正直的人们,都从心底热爱着这些老革命家。“九大”之后,徐向前又返回“二七”厂,继续“接受再教育”。

  ②1972年1月初,毛泽东又对周恩来、叶剑英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现在我有事,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为了慎重起见,周、叶当场核对了记录。1月6日16时20分,叶剑英匆匆赶到医院向重病的陈毅作传达。据当时在场的保健医生卞志强教授回忆,叶剑英泪流语塞,用颤抖的双手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抄着毛泽东为所谓“二月逆流”平反的一段话。他说:“毛主席、党中央要我来看你,你要安心养病,会好的。”他把纸条上的内容读了一遍,再交给守坐床头的陈毅女儿姗姗,让她再念给陈毅听。姗姗伏在床头轻声对陈毅说:“爸爸,刚才叶伯伯的话,如果你能听见,就闭一闭眼睛。”这时说话已经困难的陈毅闭了闭眼。当日深夜11时55分,陈毅与世长辞。叶剑英悲痛异常。在陈毅患病期间,叶剑英多次去医院看望他。“毅公卧病,诗以慰之”,他在《慰陈毅同志》诗中写道:“君子坦荡荡,于人曰浩然”。

  叶群公开出面,对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负责人说:“徐向前还有什么值得保的嘛!”于是,7月29日夜,清华大学蒯大富一派数十人,第三次抄了徐向前的家。他们翻墙进入院内,窜入卧室和办公室,把整个楼内翻腾得乱七八糟,又强行拿走了徐向前亲自保存文件的五展铁皮柜。书信、照片等物也被抄走。他们还在住处的墙壁上、走道的地板上、台历上、茶几上,到处写上“打倒徐向前”的口号和标语。

  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

  他语气坚定,态度明确,“造反派”不得不照办。后来他说话也不灵了,有些“造反派”公然在电话里和他争辩起来。

  ②《叶剑英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55页。

  老帅们的两次接见,都使江青恼火,她叫嚣军内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改组全军文革”。1967年1月初,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斥责为军队中“地地道道的典型的刘邓路线的代表”,被撤掉全军文革组长的职务。

  各大军区广大指战员热烈拥护,坚决执行这一项命令。有些军区派飞机广为散发。许多地区根据命令制止了一些反革命分子的活动。福州军区请示军委,要求把一些经常冲击军事机关的打砸抢分子集中管制,叶剑英考虑到福州地处前线,从战备需要出发,批准了他们的请示。但是,江青一伙对“八条命令”是一直反对的。“命令”下达没有多久,他们就四处活动,煽动各地“造反派”到处冲击军事机关,夺取武器弹药。

  文件以“军委八条命令”下达,具体内容是: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叶剑英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于8月20日飞上庐山,参加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会上,林彪、陈伯达一伙早有预谋,搞突然袭击,抛出“称天才”的材料,坚持设国家主席,迫不及待地进行抢班夺权。当即受到毛泽东、周恩来以及与会多数同志的揭发批判。

  全军文革小组18名成员,有些人在中央文革,有些人只是挂名兼职。有的成员刚开始工作,就被揪去“澄清问题”了。办公室经常没有人主持日常工作,最后只剩下徐立清一个人左右招架。每天来访人员多至200多批。五花八门的“造反组织”的头头,整天包围着三座门全军文革办公机关。静坐、绝食、哄叫,有时连电话机都被占领着,搅得办公机关无法工作。一些文革小组成员陆续被揪斗后,身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江青、全军文革小组成员的叶群,隐藏在幕后,连电话都不接。中央文革还经常下达一些与军队要求相反的指示。在这种情况下,徐向前几乎每天要接见“造反派”头头,常为一个人的问题,或者一句话不符合“造反派”的口味,被纠缠不休。徐向前常常恼怒发火,头疼症频繁发作。周恩来总理关怀徐向前,对他说:“和他们(指‘造反派’)打交道,你要掌握8个字,就是‘多听少说,多问少答’。”

  在2月14日下午的碰头会上,叶剑英站起来指着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拍着桌子,气愤地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发生的所有这些事件,使徐向前越来越难以理解。他忧心忡忡,不知道这场“大革命”会导致何方?

  叶剑英逆流而上,继续坚持斗争。就在怀仁堂会议的第二天, 1967年2月17日,他亲自修改批发中央军委致“成都革命造反兵团”等造反派组织的公开信。信中说:“你们不要把斗争锋芒指向人民解放军。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这封信先在成都地区后在全国用飞机散发开来。同一天,叶剑英还批准发出了《关于文艺团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的电报,严格制止一些“造反派”到各大军区打砸抢、扰乱部队正常秩序的错误行为,要求各单位限期把他们押回北京。

  周恩来总理带病支撑着困难的局面。他为老帅们能出来工作花费了许多心思。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徐向前参加了频繁的国务活动。

  4月6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布有关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十条”,否定了军委的“八条命令”、“七项规定”。4月中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等罪行,逼迫叶剑英等元帅作“检讨”。紧接着制造了一系列事件:首先,改组全军文革小组,宣布徐向前不再管全军文革的事,全军文革工作由萧华主持:然后,炮制“五一三事件”,打倒萧华,砸烂“总政阎王殿”,撵走“阎王”,赶跑“小鬼”;与此同时,重新挑起“青海事件”背后两派的矛盾,追查“罪魁祸首”赵永夫的“黑后台”叶剑英;随后在武汉制造“七二○反革命事件”,揪斗陈再道,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带枪的刘、邓路线不打倒,不带枪的就打不倒”等反动口号。

  四、一切外出串联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敌军压境魔侵肺。

  这帮“造反派”没有捞到什么,但他们总算见到了徐向前,于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呼啸而去。

  1月10日,江青派人送来了全军文革成员名单以及改组全军文革的通知。看来,中央文革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徐向前明白他这个全军文革小组长己成定局,看了“通知”,当即表示了三条意见:第一,新的全军文革未组成前,是否请中央文革出面先与各派群众座谈一下,交代一下政策;第二,要讲革命性、科学性、纪律性,军队搞“文化大革命”,不要党委领导不行。现在有的机关干部起来要求成立革命战斗组织,有这种苗头。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身着军装接见红卫兵。那一天,除了林彪之外,徐向前和其他各位元帅,都没有穿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临时得到通知说,接见完红卫兵之后,毛主席要和元帅们照相。元帅们的工作人员,都急忙返回住地取军装。贺龙元帅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衣服,帽子又太小,搞得很侷促。那张照片,是毛泽东和元帅们在一起的最后一张历史照片。

  第二节在逆流中勇进

  1967年4月16日、17日,测绘学院的“造反派”两次抄了徐向前的家。

  林彪听了,连连点头。他主持军委工作,军队乱了他也交代不了。当即表示,同意徐向前的意见。于是口述了稳定军队的“九条”并请叶帅、聂帅到毛家湾来研究。陈伯达当即告退。上述九条,经军委讨论通过后,确定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去钓鱼台,请中央文革再加讨论。去前,徐帅特意打电话给陈帅,请他也到会助阵。

  她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总理说:“你和徐帅要保重啊!……”

  对一位老革命家来说,暂时禁止活动可以做到。但要他不思考,要他屈服不是真理的“真理”。永远做不到。

  徐向前和黄杰,面对这一突然打击,冷静而又伤感。两位老革命家,找谁去说,向什么人去讲呢?他和她只好闭门长叹。徐向前激怒而又不平地向黄杰说:“我们结婚这么多年,彼此都了解,他们说你是‘叛徒’,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在一期“简报”上,竞编造谎言,诬陷徐向前的夫人黄杰是“叛徒”,诬陷聂荣臻的夫人张瑞华也是“叛徒”。徐向前深深感到,斗争更加严重了。

  因为“八条”是林彪参与制定的,她不便反对,把嫉恨集中到徐向前头上。

  因为陈伯达知道九条的内容,所以,老帅们到钓鱼台时,中央文革的人都在,还把总理也请来了。经讨论改为七条。当时陈伯达正和林彪关系甚密。

  又说:“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还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的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串联,老干部统统打掉了。”谭震林说:“我看十月五日的紧急指示,消极面是主要的。”

js333金沙线路真人平台,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会议一结束,黄永胜的司机习惯地第一个把车子开到了门口。黄永胜急得大声叫喊:“开走,开走,让老帅们先走!”司机被弄得莫名其妙。

  的欢腾的群众队伍,仿佛觉得中国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看到了劫难后的新中国的光明前景。

  2月25日到3月18日,在怀仁堂断断续续开了七、八次会,名曰“政治局生活会”,实际上是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及其他人。林彪、江青一伙诬蔑老一辈革命家力挽狂澜的举动为“二月逆流”。而徐向前则成了所谓“二月逆流”的干将。

  徐向前因要作些准备,检查推迟到11日。他下午作了检查。到晚上,批判他的广播车、小报、漫画就涌上街头。

  全国性的大动乱继续发展,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工厂和机关的师生员工、干部大批涌到北京,要求澄清和解决问题。大批群众,大量问题,都压到全军文革来。

  刘志坚的情况徐向前是了解的。他是放牛娃出身,很小就当红军。红军长征路上,在川西一、四方面军会师时,徐向前就认识他。

  1967年1月6日,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向徐向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他出任全军文革组长。他毫无思想准备。

  徐向前即刻把通过的稿子送到“林办”,回到家已是早晨4点钟。后来,林彪把七条报到毛泽东主席那里,主席批示:“所定七条很好,照发。”又批示:“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问题”。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将修改后的八条交住在京西宾馆开会的各大军区领导人讨论。1月28日,徐向前陪同林彪到毛主席住处,毛主席同意照发。林彪很高兴,对毛主席说:“你批了八条,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

  第一节被推进历史的漩涡

  1967年的“八一”建军节,是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作为人民军队的一位元帅,这时心情是极度不平静的。他回顾军队40年走过的道路,越发感到责任重大,他坚信这支军队是无敌的,是经得起大风大浪的。他希望出席纪念建军节的招待盛会,看一看许多老战友。可是会不会要他这个“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二月逆流”中的一员到会呢?他不知道。

  正是历史长河中的一股逆流。徐向前和一些老革命家,迎着险恶的逆流,和林彪、江青一伙奋勇拼搏。

  就在讨论“九条”的那次中央文革会议上,江青板着脸说:“徐帅老了,不能工作了!”她原以为徐向前既老又多病,要他出任全军文革组长,他可能挂挂名,不会管多少事,没想到他和她们唱起了对台戏!可是,“八条”经过了毛泽东主席和林彪,她只有内心不平。“八条命令”起到了暂时稳定军队局势的作用。然而,在“八条”下达后不久,由于江青一伙捣乱破坏,军队混乱的局势,仍然不能阻止。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又连续发生。在徐向前等几位老帅努力下,2月8日,军委又发布了通知:明令外出串联的人员,限期返回本单位。明令设在各地的联络站一律撤销。各单位接待站,从2月21日起,一律停止接待。2月21日,军委又发出了《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强调军队肩负着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一定要保持军队的稳定。军(含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13个大军区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分期分批进行。接着,军委又发出一些指示和规定,但未能奏效。特别是对军队领导机关不宜成立战斗组织的指示,许多地方很有抵触。各大军区开会宣传军委“八条命令”时,“造反派”冲击会场,说这是“镇压群众”,“又一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毛泽东主席和老帅们一样,都在维护“八条”,1967年3月27日晚,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讲到“八条”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时说:“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现在看来,当时没有个‘八条’也是不行的。”

  又闻林彪自我爆炸,更是内心喜悦。一向豪爽的陈毅老总提议,就地摆宴,举杯相庆。这时,陈老总已身患重病,老帅们关心他的健康,纷纷劝说作罢。

  会客室里气氛沉寂。徐向前这位领兵几十年的老元帅,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对于党分配给他的工作,从不计较。他认为升迁和调动,对一个革命者、特别是一个军人来说,只有“服从”二字。由于他多年身体不好,患着严重的偏头痛和胸膜炎,这些年抱病参加一些工作,已是力不从心了。他的身体状况,党中央和毛泽东是了解的。真不明白,是什么人,在这个严酷的动乱之中,把他推了出来!是信任呢,还是其他的原因?

  这天,周总理亲自在大会堂门口迎接徐向前。在危难时刻,总理的关怀,使徐向前夫妇倍感温暖,经久不忘。

  徐向前的秘书,立即将上述情况报告总理值班室。总理指示:(一)所进人员全部撤走:(二)保证徐向前同志及其家属子女和工作人员的安全;(三)东西一律不准拿走,已抢走的文件柜和材料,责成卫戍区到清华大学全部追回。由于总理这三条指示,徐向前的家属和工作人员才从危难中得到解脱,被抄走的文件、资料和信件,才陆续找了回来。

  许许多多的电话,各种各样的问题,蜂涌而来。新的全军文革小组1月12日正式成立,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副组长肖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组员:王宏坤、余立金、刘华清、唐平铸、胡痴、叶群、王蜂、张涛、和谷岩。14日建立办公机构,在三座门开始办公。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在十年动乱中,徐向前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一样,历经风险和坎坷。从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被打倒。这一系列事件,徐向前都感到茫然。急风暴雨,许多事他来不及细想,更想不到会愈演愈烈,搞得不可收拾,一闹就是10年。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不理解,检查任全军文革组长以来犯的所谓的“方向路线错误”。怎么检查,怎么认识,他实在说不清楚啊!他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

  张春桥绷紧的脸才松弛下来。

  徐向前和叶剑英分在军队的一个组,两人轮番受批判。会上,有人公然指着徐向前说:“你态度不老实,我们要做你的喷气式。”逼着徐向前承认是“

  精神和一些人的建议,断然提出5个不准:不准随便抓人,不准任意抄家,不准戴高帽,不准挂黑牌,不准游街等。会上,周恩来总理表示赞同,但陈伯达、江青不表态,结果无法作出决定。

  徐向前难以制止事态的发展。在一次军委碰头会上,他根据“十六条”

  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怂恿、支持下,“造反派”把矛头指向几位老帅的讲话。有几个院校成立了“批资筹备处”,在大街上公开刷出“陈、叶讲话必须批判”的大标语。军队内的“造反派”开始冲击军事领导机关,揪斗军队的领导干部。

  1月中旬,陈伯达、江青蓄意整肖华。陈伯达在接见群众组织时说:“肖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在陈伯达的煽动下,总政机关大楼里贴满了打倒肖华的大字报。周总理得知后,很生气,站出来辟谣。消息传到了毛主席那里,江青很紧张,赶忙令人覆盖大字报。1月19日下午,军委碰头会上,围绕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问题,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老帅同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江青一伙叫嚷军队“不能特殊”。老帅们则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和地方应有所区别。争来争去,僵持不下。陈伯达、江青等人节外生枝,又对肖华进行突然袭击。江青说:“肖华是总政主任,发文件,把总政和军委并列,是什么意思?”叶群从口袋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稿子,说肖华反对林副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必须公开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等等。还有几个人发言批肖华,都有发言稿,说明他们是早有预谋的,只是老帅们都蒙在鼓里。散会时,徐向前郑重宣布:“会议的内容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这是条纪律。”

  好人!“

  听说是江青的提议,徐向前一时难以相信。他和江青从没一起共过事,也从来没有私人接触。徐向前心里划着问号,本来就不平静的心情,更加烦躁和不安。对这场“大革命”,他和许多人一样不能理解,他期望着毛主席能更改对他的委任。

  “不准成立战斗队,不准打砸抢,不准乱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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