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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组织领导的广西百色起义

一、秀丽文昌县 勤奋少年时

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组织领导的广西百色起义,至今已经五十二年了。这次起义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指引下,在毛泽东同志创造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推动下爆发的,它为祖国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历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深切怀念张云逸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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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海南岛东北部的文昌县三面临海,风光旖旎,被称为文化之乡、华侨之乡、将军之乡。无数优秀的文昌儿女投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革命的洪流中,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张云逸就是其中一个杰出的代表。

  一

  今年(2)8月10日,是我们敬爱的原红七军军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张云逸同志诞辰100周年。这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他以无比坚定的革命信念、丰富的军事阅历、杰出的指挥才能、百折不挠的刚强毅力、坚强的党性和表率作用,在红七军中树立了崇高的威望。他不仅在壮乡遐迩闻名,深受红七军指战员和广西各族人民的景仰、爱戴,而且在全国中也负有盛名!

百色起义,又叫右江暴动,是1929年12月11日,由邓小平、贺昌、陈豪人、张云逸、韦拔群等同志在广西百色组织领导的武装起义。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这是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影响和鼓舞下,中国共产党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一次光辉实践。

  1892年8月10日,张云逸出生于文昌县头苑区造福乡上僚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他幼时取名运镒,乳名益友,稍后用过张胜之的名字,参加革命后,改名张云逸。父亲张琚是个待人厚道、会干各种农活的农民。母亲邢氏勤劳俭朴、心地善良。由于他们饱尝了旧社会的辛酸,一心要供儿子多读点书。张云逸7岁时便被他们送进了本村长发小学学习。苦难的家史,贫困的生活,使他很早就懂得为大人分忧。他一面读书,一面利用课余时间参加劳动。在学校里,他学习认真刻苦,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赞扬。家里买不起笔墨纸砚,他就捡来树枝作笔,在地上练习写字。遇上不懂的问题,他总是要寻根问底,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方才罢休。功夫不负有心人,辛勤的汗水终于换来了优秀的学习成绩:每次考试,他的成绩都名列前茅。

  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榨之下,灾难深重,民不聊生。蒋介石、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已经背叛了孙中山先生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屠杀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如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广西的革命运动,这时也几乎被军阀摧残殆尽。但是广西的党组织和革命人民,并没有被征服、被杀绝,他们转入地下,继续着各种方式的斗争。

  岁月悠悠,往事历历。半个多世纪来,我有幸曾两段时间在张老身边工作。一段在他的麾下奔赴沙场,共“枕寒流”;另一段是打回广西时做他的助手共“育桑梓”。在共同的战斗和工作中,我们建立了深厚的、真挚的、难忘的上下级之间革命情谊,他给我教益匪浅。现在,我作为红七军的一名幸存者,在心头的屏幕上,总是浮现着他那戎马倥偬、驰骋疆场、指挥若定的雄姿丰采;在我记忆的长河中,总是扬起他那襟怀坦荡、肝胆照人的风帆……

背景

  高小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张云逸无法继续升学,只得到别人家里帮工。虽然他每天都从早忙到晚,但是一有空还是抓紧时间看书学习。1908年,广州陆军小学招生,经赵士槐动员,张云逸前往广州报考,结果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

  1929年初,爆发了蒋桂战争。桂系军阀在混战中失败。俞作柏、李明瑞分别担任了广西省政府主席和省绥靖司令。他们执掌广西军政大权后,要求与我党合作。党中央即派邓小平同志(当时名邓斌)为中央代表,前往广西负责党的领导工作,到了广西南宁,即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和俞作柏、李明瑞建立了较密切的合作关系。当时,俞作柏、李明瑞注意建立新军。新建的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即以党中央派去的共产党员张云逸、俞作豫同志为队长,张云逸同志还担任了训练干部的教导总队副主任。同时,经我党的要求,俞作柏、李明瑞释放了“清党”中被桂系军阀监禁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分子,并吸收他们到政府和军队中工作;俞、李还同意开放工农运动,恢复工会和农民协会组织,给韦拔群同志领导的右江农民自卫军发了一批武器装备。党的广西特委还抓紧恢复和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召开了广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决定武装农民,加强城市工人运动。

  (一)

1929年6月,新桂系军阀在蒋桂战争中失败。广西左派军人俞作柏、李明瑞分别担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广西编遣特派员,掌握广西军政大权。他们要求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党中央便利用这一机会,派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龚鹤村、李谦等一批共产党员到广西,以邓小平为中央代表,负责广西地区共产党的工作,陈豪人为广西军委负责人,具体负责起义的组织和领导工作。

  陆军小学的生活紧张而艰苦,但张云逸仍然专心致志,全力以赴。由于他学习刻苦,每次考试成绩他都遥遥领先,经常得到学校的奖励。当时正值满清丧权辱国,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期,他同进步学生一起暗中传阅革命进步书刊,抨击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逐步成长为一个关心国家命运和人民安危的青年爱国者。1909年10月,他同同班的几位爱国青年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从那一刻起,他决心为推翻腐朽的清政府贡献自己的一切。

  正当广西革命形势有了转机的时候,俞作柏、李明瑞公开宣布反蒋。结果不出十几日,由于蒋介石收买了他们手下两个师长倒戈,粤军入桂进逼南宁,俞、李反蒋遂告失败。俞作柏去了香港,李明瑞到了龙州。在此风疾云涌的关键时刻,经过中央批准,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决定按原计划把我党掌握的武装拉出南宁,到左右江地区,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开展武装斗争。去右江的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一部,携带辎重,在邓小平、张云逸同志率领下,到达百色。警备第五大队在俞作豫同志带领下开到了左江地区的龙州。

  张云逸同志是红七军主要缔造者之一,也是批准我加入革命武装行列的好首长和介绍我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的一位好导师。

同年9月,在南宁津头村召开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农民,加强城市工人运动,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正当广西革命形势好转的时候,俞、李急于公开宣布反蒋,结果不战而败。在此风云突变之时,邓小平和陈豪人当机立断,决定把共产党掌握的武装斗争拉到左右江地区,与韦拔群、黄治峰等领导的农民运动结合,开展武装斗争。

  二、投身革命潮 掌握领导权

  广西右江地区地处桂、滇、黔三省交界,原来就有我党的工作基础,特别是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同志,素孚众望,即使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时期,这里革命斗争也没有停止过。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到达后,根据当时当地情况,立即筹划武装起义。邓小平同志召开了党委会议,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宣传党的“六大”主张;改造和扩大部队,建立政治工作制度,组织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通过地方党组织,武装农民,开展打土豪劣绅的斗争。于是,右江地区的革命活动日益发展。至11月初,党中央批准了在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的计划,颁发了红七军、红八军的番号,任命了领导干部。邓小平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立即在百色和龙州筹划一切,具体部署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我第一次与张云逸同志相见是1929年10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晚上。

过程

  1911年夏天,张云逸同十多名同盟会会员离开陆军小学投身辛亥革命。他从广州到达香港后,积极参加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他奉命培训一批准备参加起义的革命志士,教他们练习射击、投弹、刺杀以及利用地形、地物作战等基本军事知识。

  二

  当时,曾在北伐战争中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二十五师参谋长的中共党员张云逸同志,肩负着中共中央军委的重任,从上海来到广西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工作。他到南宁后,在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化名邓斌)同志领导下,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和统战工作,先后担任了广西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广西省政府警备第四大队长等职务。他依靠党的骨干,对这两支成分复杂、纪律涣散、旧气习和旧作风较严重的旧军队,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整顿、改造、教育工作,使部队面貌焕然一新,其领导权很快掌握在共产党员手里。正当广西革命形势有了新的转机时,主桂的国民党左派俞作柏、李明瑞(后参加革命牺牲)错误估计形势;不听中共劝告,于1929年10月初出兵参加反蒋战争,很快败回南宁。在广西政局将发生突变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和张云逸等按照事先准备的应变计划,当机立断,决定把中共在南宁掌握的部队及南宁军械库里的武器弹药,转移到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左、右江地区,准备举行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

1927年底,广州起义失败后,一些参加起义的工人转入广西右江地区,与农民结合进行游击战争。

  这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并迅速取得了胜利,革命的浪潮迅速席卷全国。10月中旬,张云逸所在的这支革命军队,同其它起义军一起,相继向广州进逼。他担任革命军炸弹队队长,负责为大部队的进攻扫清道路。11月9日,清政府两广总督张鸣歧被迫同意脱离清政府独立。湖南、陕西、云南等十多个省也先后宣告脱离清政府“独立”,反动的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1912年1月1日,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

  1929年12月11日,也是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百色城头高高升起了武装起义的红旗,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正式诞生。按照党中央的任命,张云逸同志为军长,邓小平同志为政委和前委书记。下辖三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李谦,政治部主任沈静斋;第二纵队司令胡斌,政治部主任袁任远;第三纵队司令韦拔群,政治部主任李朴。军部经理处长叶季壮。第二天,在平马召开了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右江苏维埃政府,雷经天同志任主席,韦拔群、陈洪涛等同志为委员。

  那时,我和五哥文骢及好友黄奇彦正在广西军校学习。邓小平和张云逸等同志率队撤离南宁前一天,恰是星期天。这一天,我与黄奇彦回到南宁近郊亭子村我家里,晚饭后,回校时已近黄昏。我们走到南宁洋关码头(即现在广西军区驻地),见那里有很多部队和满载军火的车辆。我们两人顿时一怔,不知其究竟。过一会,碰巧遇见俞作柏的少校秘书陈叔度同志,他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同我一起坐过牢的难友,他对我们的情况比较了解,当我们知道他们要撤往右江地区时,我俩迫切要求同他们一起到右江地区去。他考虑了一会,便写一条子给我们,要我们立即乘运军械的汽车到郊区找张云逸大队长。这样,我来不及告诉家人和在军校的五哥文骢,便同黄奇彦同志登上一辆开往市郊的卡车。半个多小时后,我们顺利地在西乡塘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部里找到了张云逸同志。

1929年5月蒋桂战争结束后,广西左派军人俞作柏、李明瑞分别担任了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军事特派员兼绥靖公署主任。中共中央先派龚楚、陈豪人、张云逸、李谦等一批共产党员到广西工作,同俞作柏、李明瑞建立了较密切的合作关系。是年6月,主政广西的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和广西省绥靖公署主任兼军事特派员李明瑞,愿意与共产党合作,以巩固其地位。同月成立了中共右江特委,领导右江沿岸各地群众的武装斗争。

  1912年,张云逸由革命政府派送到广州陆军速成学校学习。1915年,袁世凯称帝,张云逸不满袁世凯的复辟行为,积极参加反袁斗争。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所辖军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1926年7月,张云逸随军参加了北伐战争,由于他英勇善战,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25师参谋长。1926年10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张云逸毅然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转赴上海。

  翌年2月1日,左江英雄儿女聚集在边陲重镇龙州,宣布红八军和左江苏维埃政府成立。红八军军长俞作豫,政委邓小平(兼),下辖两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何家荣(后离队),政治部主任潘思文;第二纵队司令宛旦平。同时还宣布邓小平同志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政委,李明瑞同志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这时,左右江红色区域有20个县,100多万人口,成为当时全国瞩目的革命根据地之一。

  我们向他敬了一个军礼,说明来意。他看了我们是军官学校学生打扮,又看了陈叔度同志写的条子,便捻着山羊胡子,笑眯眯地操着浓重的海南口音,询问我们俩是否在大革命时期坐过牢、是否是军校学员、是否是共青团员等问题,我俩一一作了回答后,他高兴地站起来拍拍我们的肩膀说:“好吧,你们俩在大革命时期就加入共青团,坐过牢,经受了大革命的锻炼,很难得。欢迎你们加入第四大队,现在,我任命你们俩为中尉副官,具体工作由大队部副官处安排。”

是年8月,中共中央委员会派邓斌和龚饮冰为中央代表到广西,和原在广西的广西军委负责人陈豪人、中共党员张云逸、袁任远、龚鹤村、叶季壮、雷经天、俞作豫、韦拔群、陈洪涛等一起,共同开展广西的革命工作,邓小平为总负责人,陈豪人具体负责组织工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陈豪人、张云逸等为加强统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侥幸取胜,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为广西省绥靖司令。他们为巩固政权,请求共产党派干部来广西协助。中共中央为发展广西革命事业,便派邓小平、张云逸、叶季壮等几十名共产党员,由邓小平领导,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进入广西。张云逸经老朋友陈策(不知张为共产党员)的介绍,受到俞作柏、李明瑞的重用。

  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的革命风暴,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极大地鼓舞了南部边疆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使桂系军阀大为惊恐。敌人首先以四个团的兵力,袭击龙州。红八军由于内部尚不巩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尽管进行了英勇抵抗,但不得不放弃龙州。后来,红八军剩下的一部分,辗转进入右江地区,编入了红七军。

  我俩一听,真有说不出的高兴,立即到副官处报到。晚上,我激动得无法入眠,想不到张云逸同志这么快、这么干脆批准我们的请求,并立即委以重任。这是他对大革命时期广西遗留下来一批干部的厚爱和充分信任。正因为这样,当时先后共有几十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青年奔赴左右江地区,参加百色、龙州起义,后成为红七军、红八军中的一支骨干力量。

一战线,争取对军队的领导权,创造武装起义的条件,遂通过与俞作柏、李明瑞已建立的密切合作的关系,将一批共产党员安排在政府和军队中担任重要职务:张云逸任广西省警备第4大队大队长兼教导总队副主任,俞作豫任广西省警备第5大队大队长,陈豪人任省政府机要秘书,龚鹤村任省会南宁公安局局长等。9月,在南宁津头村召开中共广西省代表大会,决定准备武装暴动。

  张云逸到南宁后,地下党组织通过秘密党员俞作豫(俞作柏的胞弟,李明瑞的表弟)向李明瑞建议创办教导总队,经李明瑞同意,由张云逸担任总队长。教导总队有三个营九个连共千余人,张云逸首先在连队建立党的组织,发展党员,两个月便发展了300余名新党员。又通过党组织建议,一个多月后张云逸兼任警备部队第4大队的大队长。上任伊始,他从教导总队调来百余名党员改造这支旧军队。这样,这两支军队的领导权完全控制在我们党手中,百色起义便有两支武装力量了。通过党组织向俞作柏、李明瑞提议,张云逸被任命为南宁警备司令。

  这期间,为了发展右江革命根据地,红七军在隆安等地重创敌人后,一、二纵队即转向桂黔边界活动。邓小平同志在东兰县与率领第三纵队的韦拔群同志等一起,则着力开展根据地的土地革命。邓小平同志向干部们介绍了井冈山地区土地革命的情况和经验,阐述了土地革命对于扩大红军、巩固和发展工农民主政权的重要意义。韦拔群同志是广西著名的农民领袖,工作的开展至为顺利。1930年5月1日,右江苏维埃政府颁发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宣布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耕种。接着,红七军一、二纵队从贵州边境回师右江,进行整训,并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根据地建设工作。经过土地革命,有20多万群众参加了农会、工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地方赤卫队发展到数万人,各级党政机关举办的干部训练班、少数民族训练班、乡村宣传队,以及劳动小学、农村夜校等,遍布山寨村镇。整个右江地区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百色起义胜利举行和红七军建立后,张云逸同志担任红七军军长兼中共红七军前委委员,他的工作虽很繁忙,但没有忽视对干部政治上的关怀和培育。当时,我曾在起义前夕写一信给张云逸同志,向他汇报自己的思想工作情况,并大胆提出由团转党的要求。他接到信后,经与邓小平同志商量,决定由他和陈豪人(军政治部主任)、叶季壮(军司令部党支书)3人组成一个审查小组,负责审核我的历史。他们通过调查、了解,很快核实我在狱中参加绝食斗争、不暴露身份、不泄漏团的秘密等表现,又结合考察我到百色后各方面的表现,结果,党支部于1930年1月初正式通过我的转党申请。张云逸同志亲自担任我的转党介绍人。他曾找我谈话,对我进行党的性质、任务和纪律教育,并对我今后提出更严格的要求。那时我之所以成为该支部吸收的第一个新党员,(军司令部党员有邓斌,张云逸,龚楚,叶季壮,后又调来钟鼎。)这是与张云逸等同志的热情培育分不开的。

10月,在广西南宁警备第四大队工作的中共党员张云逸,策动部队开到右江地区百色。与韦拔群领导的右江地区农民武装相呼应。正当广西革命形势好转的时候,俞作柏、李明瑞不听共产党的劝告,公开宣布反蒋,不战而败,俞作柏出走香港。李明瑞撤至左江龙州。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陈豪人、雷经天等加紧了起义的准备工作,立即组织共产党掌握的武装部队,发动南宁兵变。

  三、风云突变 百色起义

  1930年9月间,红七军前委决定依托右江革命根据地向东发展。恰在这时,党中央又派来代表,指令红七军离开革命根据地,冒险去攻打柳州、桂林和广州,保证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后来发现这些大城市都有敌人重兵防守,我军处境不利,邓小平等同志力主放弃攻打大城市的计划,但是这种意见当时属于少数,没有通过。由于执行左倾路线,红七军遭受了重大的损失。

  我人党后不久,被调任司令部参谋处中尉机要参谋,与张军长同住在百色粤东会馆二楼上,同他一起在会馆的大厅里吃饭,接触机会也较多。他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同其他官兵一样,同领一样的薪饷(每月20块大洋),同穿同样衣服,同吃一样的饭菜,既不抽烟,也不喝酒,没有特别嗜好。他深知自古以来兵强第一和带兵贵在爱兵之道,经常深入士兵群众,尽力帮助士兵解决生活困难问题。有一次,他发现战士们理发的剃刀旧了,便拿出自己的薪饷,给战士们买了一把新的,现此刀存展在中国军事博物馆里。此事虽小事,但表露了他爱兵之心和他为这支劲旅的成长所倾注的心血!

1929年10月22日,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贺昌率领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携带南宁军械库的枪炮弹药等军用物资到百色,并立即筹划武装起义。起义任务有四个:一是张云逸出任右江督办,接管地方政权;二是继续加紧整顿和改造军队;三是打击地方豪绅反动势力,消灭反动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为起义扫清障碍;四是进一步宣传,发动群众,使右江地区的革命热潮更加高涨。11月上旬,党中央批准了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计划,批准建立前委,统一党和军队的领导。前委委员7人,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3人为常委,邓小平任前委书记。中央还规定,如果邓小平离开百色到中央汇报工作,前委书记由陈豪人担任。按照党中央的指示,邓小平立即召开前委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指示精神,然后到上海向中央汇报。

  俞作柏、李明瑞到南宁执政没多久,中央派干部协助他们才三个月,他们脚跟还未站稳,就不听劝阻而冒险反蒋,于1929年10月1日在南宁召开反蒋誓师大会,率仅有的三个师开赴广东攻打亲蒋军阀陈济棠。俞、李带领的部队刚到桂平,他们手下的几个师长、旅长吕焕炎、杨腾辉和黄权等即被蒋介石用重金收买叛变,把三个师全部带去投降了蒋介石。俞、李被免去职务,只得匆忙逃回南宁。俞、李失败的消息在教导总队中引起了一场大骚动,许多学员闹着要离开去投靠蒋介石。张云逸和其他负责人采取紧急措施,稳定学员情绪,消除他们的顾虑。结果,执意要走的学员只有一百人左右,教导总队得以稳定。

  这时已进隆冬,行军途上雪花纷飞,寒风怒号。红七军指战员们还穿着单衣、草鞋。大家凭着坚强的革命意志和信心,翻山越岭,忍饥挨饿,且战且走。1931年2月初,红七军在粤北乐昌渡河时,遭敌截击,邓小平、李明瑞同志指挥主力渡过河去,向江西崇义前进;张云逸同志率领的另一部在坪石以北渡过小北江,进入湘赣根据地。4月,这两支部队在永新会合。旋即协同红二十军、独一师在安福打了一个胜仗,连克茶陵等五城,配合中央红军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二)

1929年10月28日,张云逸率领驻百色一带受中共影响的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大队1500余人向右江地区转移,迅速解除了驻奉议的警备第三大队及右江各县的反动武装。接着,消灭了进犯的地方武装和土匪,占领百色、恩隆、奉议、思林、果德、东兰、凤山、隆安、响都、镇结等右江流域各县,发展了革命武装。俞作豫率警备第5大队开赴左江地区,并与当地农民运动结合,准备武装起义。

  此时,张云逸果断地利用警备司令的职权,打开军械库,得步枪五六千枝,还有大炮、电台和大量弹药。邓小平令人早已备好十余艘汽轮和木船,从水路沿右江而上,运走军械和弹药。张云逸则率领教导总队与警备第4大队步行向百色撤退。

  红七军自1930年9月离开右江,至1931年7月到达兴国县桥头镇与中央红军会合,在长达10个多月的时间里,转战桂、湘、粤、赣四省,英勇地粉碎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各种困难,终于实现了“汇合朱毛红军”的殷切愿望。从此,红七军成为中央红军的一部分,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直接指挥下,转战南北。

  坎坷铸大志,险境砺将才。

1929年12月,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广西前敌委员会在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下,领导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队以及右江农民军,于百色、恩隆举行武装起义。

  部队到达百色后,党组织派人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与请示,党中央决定于1929年12月11日广州暴动两周年纪念日,在百色命名红7军,举行百色起义。起义当天,5千多人汇聚百色东门广场,举行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成立典礼。大会庄严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成立,公开了红7军及三个纵队领导人的名单。中央任命张云逸为红7军军长,邓小平为政治委员,陈豪人为政治部主任,龚鹤村为参谋长。这样,又一支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诞生了。

  三

  张云逸同志在关山征战的险恶情况下,勇于“负重”,临危不惧,泰然自若。这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1929年10月30日,经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建立了中共广西前委,邓小平任前委书记。11月初,龚饮冰和邓小平先后回上海汇报起义准备工作,前委书记由陈豪人担任。是年12月11日,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队和右江农军在陈豪人、龚鹤村、张云逸、韦拔群等率领下,在百色正式宣布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张云逸为军长,陈豪人任政治部主任,辖3个纵队,共2800余人。

  1930年2月1日,龙州起义举行,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8军和右江革命委员会,俞作豫任红8军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李明瑞任红7军、红8军总指挥。红7、红8军的诞生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开创了广西革命斗争的新局面。

  从百色起义到红七军进入中央苏区这一段时间里,许许多多党的忠诚战士,优秀的红军指挥员、战斗员,为了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事业,前仆后继,英勇战斗,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红七军北上后,韦拔群同志根据党的指示,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坚持了右江地区的革命斗争,与一万多名“进剿”的敌人进行周旋,给了他们沉重的打击。1932年10月20日,由于叛徒出卖,韦拔群同志壮烈牺牲。龙州起义失败后,红八军军长俞作豫同志到了香港,在找党的组织关系时,不幸误与叛徒接头,在深圳车站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在狱中,他拒绝敌人的引诱,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并留下绝笔诗:“十载英名宜自慰,一腔热血岂徒流!”1930年9月初,被害于广州红花冈。

  1930年11月,红七军主力在以李立三为首党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影响下,奉命北上。在转战桂、黔、粤、湘、赣五省七干里的悲壮征途中,几乎每天都是在同敌人的险战、恶战和与恶劣自然环境的斗争中度过。

1929年12月11日,正值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一面镶有斧头镰刀的红旗在百色城冉冉升起。这一天,秀丽的百色山城红旗漫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万众欢腾。大街小巷贴满纸写的革命标语,家家户户悬挂鲜艳的红旗或五色纸旗。数千各族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及市民集会在东门广场庆祝百色起义胜利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正式诞生。会议由龚鹤村主持,陈豪人代表前委发表重要讲话。宣布张云逸担任军长,陈豪人担任政治部主任。李谦、胡斌、韦拔群分别担任红七军第一、二、三纵队队长。军部设在百色粤东会馆,前委和政治部设在清风楼。以此同时,成立了右江苏维埃政府和百色县临时苏维埃政府。百色起义的胜利,标志着右江革命进入了新的阶段。

  四、严明红七军 横渡乐昌河

  这里,我们还要沉痛悼念党的英勇战士李明瑞烈士。

  1931年2月初,红七军在广东省乳原县梅花村(今属乐昌县)与敌进行一场惊心动魄的鏖战后,冒着纷飞大雪,来到杨溪附近强渡乐昌河(又名武水),当邓小平、李明瑞率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一部分先渡过河时,突然,枪声大作,炮弹横飞,广东军阀部队从韶关和乐昌乘汽车赶来,直扑渡口,用猛烈的炮火封锁河面,不久,敌人又控制了滩头阵地,我军继续渡河已不可能,红七军被截为两部分。张军长同五十八团大部分和特务连、后勤工作人员约六七百人留在河西岸,我是其中之一员(当时是二十师辎重队长)。接着,对岸敌人往我们这边打炮,特务连政治指导员吴西等同志被炸伤。面对这突而其来的情况,大家正茫然不知所措时,张军长骑着一匹高大黑马从渡口下游方向奔来了,大家都把眼光投到他的身上,他沉着、刚毅站在高地上对大家说:“同志们,敌人已封锁了渡口,我们暂时过不了河,但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我们铁打的红七军战士的前进道路!我们一定能渡过河去,一定能够会合朱毛红军。现在,我命令大家,立即从原路后退30里!”

1929年12月12日,右江维埃政府成立,雷经天为主席,右江地区开始分配土地。百色起义后,东兰、百色、恩阳、奉议、恩隆、思林、果德、隆安、向都、镇结、凤山、凌云、那马、都安、那地15个县相继成立了县和区乡苏维埃政权,各县农军亦改编为赤卫军。初步形成了右江革命根据地。

  张云逸和邓小平领导的红7军军纪严明,深受人民群众爱戴和称赞。1930年4月初,红7军攻下宜山县怀远镇时,军风甚好,被人民群众称为“好军队”。进入苗山时,红7军部队尊重苗胞的风俗习惯,不乱鸣枪,不拿群众东西,用银元同他们平等交易,受到了苗胞的热烈欢迎。红7军进抵广东连州城南门外,住不到祠堂或公房的连队便露宿于民房屋檐下,数九寒天也不进老百姓家去扰民。战士讨水喝也是站在门口等待主人端水出来。一天深夜,有位贫民小贩陈贤信看见哨兵冻得发抖,他便烧了堆柴火给哨兵取暖。政治部知道此事后便派人把钱送给他,他很感动地说:“自盘古开天地,从来未见过如此好的军队啊!”连州城内的反动派放火烧城外民房,想驱赶红7军,战士们冒火为民救出药材、布匹和火油等。群众感慨万千:“国民党杀人放火,共产党灭火救人!”红7军忍饥受寒也不犯群众秋毫,部队冒风雪向湖南江华进军中,由于饥寒交迫死了80多人。

  李明瑞同志早期参加北伐战争,是一位著名的勇将。1929年6月,他和俞作柏主政广西后,作了不少有益于革命事业的事情,对我党在广西能够公开或半公开地活动,提供了条件。反蒋失败后,他随俞作豫同志到龙州。不久,龙州被叛变部队占领,形势异常危急。李明瑞同志沉着冷静,和俞作豫同志一起指挥战斗,收复了龙州,稳定住了左江局面。11月间,邓小平同志到达龙州,部署武装起义。李明瑞同志毅然同意参加武装起义,并且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增补为红七军前委委员。在红七军开向中央苏区的艰险而漫长的征途中,李明瑞同志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他勇挑重担,指挥明智,忍受艰苦,临危不惧。李明瑞同志在指挥和维护部队方面是有重要贡献的。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同志亲切接见了他,党中央委任他为红七军军长。

  大家听了张军长简短有力的话,看到他如此沉着、冷静、果断、坚定、稳操胜券,一时像吃了定心丸似的,紧张而焦灼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

起义后建设工作

  1931年2月5日,张云逸军长率领红7军从梅花村到达杨溪渡口,准备从这里横渡乐昌河,然后去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经过观察,决定邓小平、李明瑞率第55团先过河,张云逸率第58团及军直属队作掩护。当时只有两只船,在第55团和第58团一部分部队过了河以后,大批敌军从韶关赶来,直扑乐昌河,过河的红军与敌军展开激战。由于敌军不断增加,第55团被迫北退,与未过河的部队失去联系。情况非常危急,张云逸当机立断另觅蹊径突围。他探路归来,沉着地与叶季壮等同志研究后,决定组织未过河的600余人后撤30余里,并当众表示一定会战胜困难。部队连夜赶了30多里路,在一个小山村宿营。又累又饿的战士们一倒头便睡熟了。张云逸也已经两三夜未合眼了,但为了部队的安全,他与叶季壮及共产党员和干部负责放哨巡逻,让大家睡个好觉。第二天,部队终于绕过乐昌城到达乐昌河上游的坪石一带,在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的帮助下,利用几只船顺利地渡过了乐昌河。

  1932年,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党中央,搞肃反扩大化。红七军一些受过血与火考验的好同志,都遭到了不应有的打击,李明瑞同志也在这次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中含冤而死!党对他们的冤屈业已昭雪。他们为人民事业而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纪念。

  在张军长的鼓舞、带领下,我们摸黑经过三四十里山路的急行军,便在一座高山附近的小山村停下宿营,很多战士因连续几天行军、打仗,疲劳至极,一倒头便入睡了。张军长虽然很困,但他没有睡,他为部队的前途命运而忧虑,深感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他慢步走出屋外,一边看望分散在各处休息的战士,一边思索着如何把眼下这支部队带到中央苏区去,还找经理处长叶季壮、五十八团团长黄子荣等同志商量、研究突围办法、路线等问题。那一夜,他又几乎整夜不入眠。

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经济建设

  五、黄挪潭歼敌 桥头镇会师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经过历史风雨的洗刷,百色起义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所领导的许多次武装起义中的一次起义,至今仍然光景如新。它是毛泽东同志“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在广西左右江地区的一次重要革命实践,是对中国革命的一个重大贡献。它的历史经验,丰富了我们关于建党、建军和建政的思想宝库,特别是它所表现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正是今天我们抚今追昔所要学习的主要内容。让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发扬共产党人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同心同德,排除万难,鼓足干劲,奋发图强,为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精神文明,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而奋勇前进!

  第二天早上,为加强部队战斗力,轻装前进,张军长集队宣布丢掉伙食担子、箩筐和扁担,把非战斗人员编入战斗部队。然后,他便带领这支部队,在当地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帮助下,经过几天急行军,神速绕过乐昌县城,转到乐昌河上游的坪石北面,乘着雨夜,悄悄地渡过了乐昌河,后来,经历种种艰难险阻,战胜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这支经过千锤百炼的红军队伍,终于到达湘赣苏区,在江西永新县与原分开的李明瑞等同志率领的五十五团会合后,于1931年7月,到达中央苏区,与中央红军会师,成为中央红军的组成部分。这里,突出表现张军长独撑危局的雄才大略和卓越指挥才能。

1.土地革命的宣传和试点——红七军成立后编印《土地革命》小册子,宣传土地革命,红七军颁布的《实施政纲》、创办的《右江日报》和散发的传单,都大力宣传土地革命。1930年4月,邓小平与韦拔群、雷经天一起,在东兰县武篆进行土地革命的试点工作,开办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的党员干部训练班,选择韦拔群的家乡东里屯试办共耕社。

  红7军58团横渡乐昌河后进入湘南,张云逸军长带领部队向江西苏区前进。1931年2月中旬,部队到达湖南酃县黄挪潭的平湖、上洞一带。不久,汝城土豪恶霸、民团团总胡凤璋带领1000多人的地主武装进犯黄挪潭。在张云逸军长的统一指挥下,红7军58团和酃县赤卫队、黄挪潭区赤卫队密切配合痛击敌人。红7军充分利用黄挪潭险要的地理条件,在当地人民的掩护下,隐藏在有利于伏击敌人的半山腰。当敌人进入山沟时,突然向敌人发起猛攻。当敌人退到下坪松田埂时,又遭到我军迂回部队的阻击。结果,敌人在红7军正面追击部队和迂回部队的夹击下,被打得溃不成军,落荒而逃。红7军打了个漂亮的歼灭战,这次战斗的胜利鼓舞了我军和黄挪潭人民的斗志。

  (三)

2.土地法的颁布和土地革命的开展——在进行土地革命试点工作取得经验的基础上,1930年5月,右江苏维埃政府颁布《土地法暂行条例》和《共耕条例》,随后在东兰、凤山、奉议、恩隆、思林、果德等县开展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反革命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在土地革命过程中,右江革命根据地采用“分耕”、“共耕”两种形式,“共耕”只搞试点,“分耕”普遍推广。

  1931年3月下旬,红7军58团和独立师第3团到达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永新城,同独立1师和红20军会合。中共湘赣省委决定成立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各路红军,由张云逸任总指挥,红20军政委曾炳春任政治委员。4月初,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革命“围剿”。张云逸等指挥红7军、独立1师和红20军进攻敌人盘踞的永阳镇。张云逸在前线指挥战斗,敌军向他的指挥所扑来时,他带领身边的一个排同他们展开激战,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后莫文骅带领战士与独立师一起配合打垮了敌军主力。永阳战斗后,张云逸带领红7军58团南下寻找横渡乐昌河时失散的55团。4月,红7军55团和58团在永新县的天河重新会合。随后,红7军、红20军和独立1师在张云逸、李明瑞人的领导下,攻打安福县,取得重大胜利。接着,红7军又与其他部队配合,接连攻克茶陵、安仁、酃县、遂川等县。

  张云逸同志功勋赫赫,德高望重,但他谦虚谨慎,严于律已,襟怀坦荡,光明磊落,肝胆照人,奋进不息。这又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3.工商政策的实施——在经济建设中,红七军前委实行正确的工商政策,恢复发展工商业,恢复发展手工业,开辟市场促进物资流通,取消苛捐杂税,实行累进税。

  1931年7月11日,红7军奉命从良口渡过赣江,进入中央苏区,22日,与中央红军在桥头镇会师。从此,红7军成为中央红军的一部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对红7军的战绩和革命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特授予“转战千里”的锦旗。

  1949年12月,张云逸同志满怀建设壮乡的豪情,带领一批干部回到满目疮痍的广西,先后建立了广西党、政、军的领导机构,他被任命为中共广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广西省政协主席等职。当时,我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十三兵团政治委员,司令程子华调走,由我率三个军参加解放广西的战斗。南宁解放后,我先后担任中共广西省委副书记、广西军区副政治委员、省政协副主席、南宁市军管会主任、市委书记和市长等职,这样,我又在张老直接领导下工作、战斗,心里感到无比高兴。

4.军工生产——红七军成立后,在根据地建立爱桑兵工厂和板勉兵工厂,开办平马被服厂和铸银厂,造枪弹,制被服,炼银锭,以解决部队的供给。同时,发动群众为红军制衣作鞋。

  六、路西反摩擦 组织大反攻

  张老主持广西工作期间,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继承和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紧密依靠广大各族干部和群众,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挥各族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精神和革命积极性,使解放初期广西各方面的工作取得较大的成绩。

1.劳动学校和文化夜校——右江革命根据地实行平民教育的方针,在苏维埃政府中设立文化委员管理教育工作,规定文化委员的职责,重视平民教育,许多县、区、乡都办起了劳动小学,个别县办起了劳动中学,不少乡村举办农民文化夜校或平民夜校,聘请教员对平民进行免费教育。同时,出版《工农兵识字课本》作为农民文化夜校的学习课本。

  1935年,由于党内左倾路线及李德的错误干扰,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被迫长征。红军主力长征后,张云逸奉命留在江南开展游击战争。

  因广西是桂系军阀经营多年的老巢,其反动基础比较深厚,加上国民党军阀逃离广西前夕,精心布置留下几万名正规部队,故解放初期,广西匪患极其严重,社会很混乱。至1950年上半年,在张云逸等同志领导下,我驻广西的部队虽然已歼灭了近10万名土匪,但匪势仍十分猖獗。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匪势的发展更为严重,给广西的革命和建设及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极大的危害和影响。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广西的剿匪工作十分关注,来电指示和批评我们的剿匪工作,要求广西必须在1951年5月前彻底肃清全省股匪。

2.创办报刊——1929年11月上旬,广西前委在百色创办《右江日报》和《士兵之友》刊物,公开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揭露国民党的罪行,大造革命舆论。《右江日报》为八开两版一张,是前委的机关报,1930年2月因敌人占领百色被迫停刊,1929年12月18日出版的第44期仍保存至今。

  1937年“七七事变”后,张云逸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朱德通电抗日的精神,发动广西各团体一致同意通电抗日,敦促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武汉正式成立,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1939年5月5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张云逸任总指挥。11月,在蒋介石的策划下,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张云逸在江北指挥部领导了我军反对桂系顽固派制造摩擦的斗争。

  张云逸同志接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后,立即召开干部紧急会议,研究、分析匪情,总结、检查过去的剿匪工作,制定新的计划,调兵遣将,决心以歼灭全省股匪的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他曾于1950年11月,连续三次以省委四位主要领导人(张云逸、陈温远、莫文骅、李天佑)的名义发电报或写信给毛主席,表示诚恳接受批评,虚心检查过去的工作,并汇报我们今后的部署,其中第一份电报的电文是我起草的。11月底,省委召开第三次高级干部会议,他在会上作了题为《为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在半年内肃清全省股匪的任务而斗争》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对过去剿匪工作出现的一些缺点、偏差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号召全体干部和党政军民一齐动员起来,布下天罗地网,打一场围歼股匪的人民战争。结果,经过半年的艰苦奋战,胜利完成了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剿匪任务。1951年5月16日,毛主席亲自致电嘉勉广西剿匪斗争工作。

3.社会宣传——右江革命根据地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山歌、戏剧等形式,采用文告、传单、标语、漫画等手段大力开展社会宣传,举办从东兰到恩隆的山歌宣传活动。一些脍炙人口的山歌流传至今,一些红军标语保存至今。

  当时,桂系的李品仙任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是积极反共的代表人物。他先是以“捉人”为名对我军寻衅,继而发展成对我新四军第4支队和江北指挥部的进攻。1940年1月,李品仙召开反共会议,然后接二连三地在皖东挑起了一系列反共摩擦和对我军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妄图把新四军江北部队完全消灭,切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张云逸临危不惧,沉着指挥,取得了定远、半塔集等反对桂系顽固派的重大胜利,还在定远建立了华中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

  随着革命的进程,我们的革命友情日益增深、发展。我在南宁患病开刀做手术时,他立即到家里看望我,我调离广西时,他在广州买了象牙笔筒、狮、象等3件礼物送给我留念。我和张老调到北京工作后,仍保持密切来往。1955年,国务院授军衔时,我们曾合影留念。我在撰写《回忆红七军》一书过程中,他不仅给予热情提供有关史料,而且亲自审阅书稿,并于1957年1月16日给我寄来亲笔信,对书稿提出不少宝贵修改意见,现此信此稿刊登在《将帅墨迹选》上。尤其令我感动的是:1974年5月,我心肌梗塞住院,张老也正在住院,他听到我病危消息时,心里很担念,坐卧不安,他的脚不能走路,便坐着手推车,在他夫人韩碧同志陪同下,来到病房看望我。真是:日月潭深千百尺,不及张老同志情!

4.改变陋习——红七军前委和各级苏维埃政府在右江革命根据地努力改变陋习,树立新风尚,采取禁烟策略,严禁妓娼、赌博行为,实行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实行婚姻制度改革,稳定社会秩序。

  张云逸在反对桂系顽固派制造的摩擦中,成功地运用了党中央所制定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得到毛主席的肯定与赞扬。毛主席在代表中共中央写给东南局的指示中说:“实行针锋相对的政策,我们是有理由的。凡一切有理之事,不但我党中央应该提出,我军的任何部分均应该提出。例如,张云逸对李品仙,李先念对李宗仁,均是下级向上级提出强硬的抗议,就是好例。”

  张老离开我们已18年了。或许因我们过去结下的情谊笃深、交往甚密的缘故,我总拂不尽心头的哀思和怀念。现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正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不断发展,蓬勃向前,一个光辉灿烂的前景展现在我们面前。我想,如果张老能活到今天,那该多好呀!

5.民族工作——右江革命根据地提倡各民族一律平等,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少数民族权利,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各族人民团结在党的旗帜下共同奋斗。右江苏维埃政府第一届委员11人中,有5人是壮族,1人是瑶族,右江地区各县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的首任主要领导人几乎全是少数民族干部。

  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日寇的力量逐渐削弱。1945年8月9日,毛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军队对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实行广泛的进攻。从8月9日到22日,华中军民在张云逸的部署和指挥下,解放县城17座,重要市镇200个,歼灭日伪军12000余人,取得了战略反攻的初步胜利。之后,张云逸根据中央指示,领导华中军民进一步展开了对日伪的进攻,从8月22日至9月2日,又解放了县城15座,重要市镇200余个,歼灭日、伪军12000余人,取得了战略反攻的决定性胜利。

  注释:

领导人

  在战略反攻中,华中军民在张云逸主持的新四军军部的领导下,坚决执行了党中央、延安总部的命令,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我军占领了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间的广大乡村和许多县城,并把苏中、苏北,淮南、淮北解放区连成一片。

  (1)莫文骅,曾参加百色起义。后曾任红七军直属政治处主任等。建国后,曾任广西省军区副政委兼南宁市市长等。

百色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利用蒋介石和桂系军阀俞作柏、李明瑞之间的矛盾,在广西百色发动的旨在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武装夺取政权的一次成功的军事暴动。起义是在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央代表邓斌的指导下,由陈豪人、张云逸和中共广西前委直接领导下举行的。百色起义举行时陈豪人是中共广西前委书记和中共广西军委负责人,是中共在广西右江地区和红七军的首要领导人,在起义中起着旁人无法取代的作用。在当时中央和广东省委文件中他的名字和邓斌是并提的,可是后来在大陆的一些出版物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陈豪人的名字和他在百色起义中的领导作用是经常有意或无意不被提及。张云逸是前委常委和右江督办主任,也是参加起义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的大队长。参加领导和策划起义工作的还包括南宁市公安局长龚鹤村、李立三的弟弟李谦、广西特委在右江的负责人雷经天、和东兰县农军总指挥韦拔群等中共党员。 参加起义的人员除了中共派来的骨干外,主要是由张云逸和李谦掌握的广西国民政府警备第四大队的三个营和南宁军官教导总队的一部分,加上来自恩隆、奉议、思林和凌云等县的农民自卫军,约3000人,以及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凤山农民自卫军,加上百色的农民自卫军,约1000多人。1929年12月11日,在广西西部的百色转变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简称红七军。张云逸为军长,陈豪人为政治部主任,龚鹤村为参谋长,下辖三个纵队,李谦为副军长兼第一纵队长,韦拔群任第二纵队长。中共广西前委也改名红七军前委,陈豪人任书记,张云逸、何世昌、李谦、韦拔群等任委员。第二天,在平马成立右江苏维埃政府。选雷经天为主席,实行了工农武装割据。

  七、支援解放战争 主持广西工作

  (2)[指1992年。]

陈豪人,他百色起义的领导人。

  在解放战争中,张云逸在领导解放区军民进行土改、整党、整军、巩固后方和支援战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他领导的山东支前工作做得相当出色,对于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张云逸和华东局、华东军区、山东省人民政府负责同志的共同领导下,山东人民在解放战争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47年,为解决我军转入外线作战部队的棉衣问题,他们全力以赴,发动群众日夜赶制,不到两个月便提前完成了任务。在淮海战役中,山东军民积极支援前线粮食,每天平均运出原粮300万斤,总数占各解放区支援总数的一半以上。1949年1月初,张云逸又及早做了支援我军渡江南下的准备工作,所以出现了山东人民“推着小车下江南”的热闹场面,为解放南京、上海等地作出了很大贡献。

真名陈昭礼(陈昭礼虽然是当年领导百色起义和创建红七军的一二号人物,但一直默默无闻,被历史“遗忘”),1907年生于福建福州南台大庙山。1923年负笈上海,考入复旦大学,1925年加入中共,带领同学参加五卅运动,成为复旦大学的学生领袖。

  随着人民解放军向华南大进军,广西即将解放,中央决定以张云逸为首组建广西的领导班子。1949年12月,张云逸带领一批干部由广州进入梧州,后到达南宁。1949年底至1950年2月,广西党政军领导机构正式建立,张云逸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西省军区司令员与政委、广西省政协主席。

1926年12月,北伐东路军入闽,陈昭礼受中共中央委派,回到福州,并于翌年1月任中共福州地委书记。1927年3月,陈昭礼代表福建党组织赴武汉参加中共五大,其谦和、诚恳的为人,出众的才能,受到总书记陈独秀的赏识,会后留中央机关工作,担任中央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秘书。

  当时,蒋介石配合美国侵略朝鲜,在广西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土匪暴乱,残杀人民解放军与革命干部,局势较为混乱。张云逸针锋相对,采用部队进剿与政治瓦解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派出部队进山剿匪,一方面组织工作队宣传党的政策,对土匪及其亲属进行政策攻心,于1951年5月1日以前,胜利完成了消灭广西全省股匪的任务。他还很重视统战工作,常到省委统战部招待所找民主党派领导人与民主人士谈话,民盟南方主委莫乃群就是被他的真诚所感动,负责起广西的民盟工作与省人民政府的行政工作的。

蒋介石集团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福建党组织遭到破坏。7月,陈昭礼和陈明临危受中央密派,分头回闽北、闽南,负责重建党团组织。不久,全省共产党员从300多人发展到1000余人。

  1949年底至1952年,张云逸在主持广西工作期间,同其他负责同志一起,坚决贯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取得了各方面工作的重大成就,使广西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29年3月间,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入闽,闽西、闽北武装暴动风云四起,全省出现空前有利形势。5月中旬,因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即后来大名鼎鼎的“罗明路线”中的罗明--笔者注)患病,经中央批准,陈昭礼任代理书记。

  由于他在长期革命战争中为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55年,张云逸被毛泽东授予大将军衔,并荣获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八一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29年上半年,蒋桂冯阎爆发大混战,桂系先胜后败。7月,蒋介石任命原桂系倒戈将领俞作柏、李明瑞主持广西军政,分任广西省政府主席、第四编遣区主任。俞、李回师南宁后,采取了一些同情中共的进步措施,受到蒋的猜忌和不满。俞、李与蒋的矛盾日趋尖锐,既要反桂又思反蒋,却担心入桂时间不长,立足不稳,孤掌难鸣,迫切希望与共产党合作,于是派人捎话给中共南方局,要求中共中央派得力干部到广西予以协助。

  长期的艰苦生活和紧张的工作,使张云逸积劳成疾。1952年,他的身体状况逐渐恶化。党中央和毛泽东十分关心张云逸的健康状况,毛泽东亲自写信要他安心养病。病情好转后,张云逸留在中央工作。此期间,他仍然关心广西的工作,常回南宁看看。张云逸于1974年11月19日,不幸因病在北京逝世。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致悼词,对他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

陈昭礼于是年7月被中共中央调离福建转赴南宁,化名陈豪人,通过粤系反蒋将领介绍给俞作柏和李明瑞。中央之所以派他先行赴桂,除了他在闽北起义中表现出来的领导能力,在国民党方面的人脉关系也是其中因素。陈一到广西,就积极争取李明瑞等人,赠送《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等书籍,推心置腹交谈,李表示了殊途同归之夙愿。

  作者点评

陈豪人的公开身份是广西省政府秘书长,实际身份是中共广西军委负责人。他一面在桂系反蒋上层人物中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一面深入国民党军队,秘密组织、发动兵运,争取武装力量,为举行武装起义做准备。中央通过各种渠道随后派来的40多名党员干部,绝大部分是通过他的职务方便和单线领导,向俞作柏、李明瑞推荐安排到南宁教导总队担任政治教官或连排军官。不久,他又推荐张云逸任广西警备大队长,李谦任副大队长,由教导总队抽数十名党员任连排长,由此使这支武装掌握在中共手里。他还积极策动俞、李,通令释放“四一二”政变以来桂系军阀逮捕、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张云逸,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将之一,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他自小从军,身经百战,为共和国的创建立下了赫赫功勋。他几十年如一日,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革命事业贡献了一生。正如毛泽东所称赞的:“数十年如一日奋斗不息,是模范的共产党员。”张云逸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艰苦奋斗,廉洁奉公,关心人民,爱护同志,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8月底或9月初,中央代表邓小平到广西,经中共广西特委负责人雷经天介绍,与陈豪人接上关系,并演出双簧:明的是邓小平在陈豪人的领导下任省政府秘书,暗中则由陈豪人掩护和协助邓小平领导广西党的全面工作。25岁的邓小平已表现出举重若轻、见解非凡的特质。小他3岁的陈豪人则细致谨慎,事必躬亲。中央指示的上传下达,以及党内党外的各种组织工作,大都通过他的单线联系来实现和推动。

  张云逸具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自青年时代起,他就立志从戎救国。辛亥革命时便自告奋勇担任炸弹队队长,初出茅庐便显露智勇锋芒。之后,历经北伐战争、百色起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得到进一步的提高。1938年9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再次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会议刚结束,毛泽东、王稼祥、刘少奇就联名致电项英:“现在安徽中部最便利我军活动,新四军可否派两个至三个营交张云逸同志率领过江?”中共中央直接点将,要张云逸过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主要就是因为他具有卓越的指挥才能,堪当重任。

  张云逸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有一次部队开会,他发现台下的战士捡起台上扔下的烟头来吸。他心里很不是滋味,淮南的烤烟都被日伪统治的南京、扬州客商低价买走了,而市面上销售的却是高价的外国烟。这样,战士们身在以烤烟闻名国内外的淮南却抽不起烟,怎么办呢?他想到了自己办烟厂,配合政府开展反对敌人经济封锁的斗争。于是,他批了42元的淮南票作为经费,后来成立了天源公司。该公司生产的“飞马牌”香烟一问世,不仅解决了战士吸烟的问题,而且还增加了税收,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毛主席曾这样评价:“‘飞马’为抗战服务,劳苦功高,胜之成‘烟草大王’了。”

  张云逸平易近人,爱护同志。在战争年代,他同干部、战士打成一片。他同战士同甘苦、共患难,时刻把战士的冷暖放在心上。行军中,他常常深入连队,询问有无掉队的战士和病员,询问大家是否疲劳。每到宿营地,都叮嘱战士用热水洗脚。发现病员,就将自己的战马让给他们骑,还关心他们的饮食。在和平建设时期,他虽然是功勋卓著的党的高级将领,但总是以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人民公仆的面貌出现。他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直保持着平等的同志关系,从不直呼其名。他不仅在思想上、学习上关心工作人员,在生活上也对他们关怀备至。

  张云逸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他常教育自己的亲属,不要有特权思想。1954年,张云逸来北京安家后,工作人员劝他让小儿子光东到条件较好的“八一”小学读书。张云逸却不以为然地说:“那么多干部子女在一起,有好处也有坏处;满清的八旗子弟,许多人只知吃喝玩乐。我们干部子女要自己去奋斗,可不能变为八旗子弟啊!”他的二孙子小强毕业时被分到农场去,他坚决支持。后来小强想参军,求他帮忙。他给孙子写信说:“你就是兵,是不穿军装的兵。”他没有给孙子参军提供任何方便。

  张云逸的晚年虽然健康状况很差,但他始终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把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就是这样一位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老将,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多少次率领他的将士们浴血奋战、出生入死,没有牺牲在枪林弹雨中,却终于在经年累月的奔波之后被病魔折磨得倒下去了。

  张云逸大将虽然离我们而去,但他的大将风度永为后人垂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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